潘太史驳李昌平
四月份以来，生意十分清淡，不论是长工还是短工，需求都格外得少。潘太史被迫离开了生产斗争的第一线，只好把宝贵而又有限的精力投入到三大革命运动中的另外两项——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去了。所以在八号这天，匆忙赶到了去听“著名”农业问题专家李昌平先生的讲座。李先生好象刚从台湾回来，对那里的农会制度和发达的农业金融体系赞不绝口，对台湾农民不论增产还是减产都能旱涝保收十分羡慕，并且对我国农民增产不增收的现象非常忧虑，认为在农村中建立某种组织才是当务之急。另外，他还对农民土地的产权不明晰表示了不满，潘太史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上对上述谬论进行了批驳。
一，农民增产不增收的现象，应该是党中央求仁得仁的结果。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旧制：民输税有三。一曰上供（国税），二曰送使（地税），三曰留州（县里提留）。杨炎之初定两税也，货重钱轻；是后货轻钱重，民所出已倍其初。其留州、送使者，所在又降省估就实估以重敛于民。
唐王朝自安史之乱以后，税户锐减，而宰相李泌却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反而大幅度地扩大了官员人数并增加其俸禄，理由是官员们所承担的事务要比动乱以前增加了好几倍。由于朝廷的支出日益庞大，而财政必须提供必要的支持，所以宰相杨炎一改过去量入为出的旧制，实行量出为入。为了减少改革的阻力，起初让农民尝到一些甜头也是必不可少的。随着改革的深入，政府就可以动用自己掌握货币发行权这一绝对优势，有步骤地实行通货紧缩。使农民在赋税不增加的情况下，为了交纳税款而必须更多地出卖自己的农产品。例如农民的赋税定为每亩地50元，起初的市价是一元一斤，那么农民的实际负担就是每亩50斤而已，对于农民来说也还可以接受。但是朝廷为了应付日益庞大的开支，就必须增加税收，如果贸然从每亩的50斤涨到100斤，势必引起农民的强烈不满，甚至激发民变。所以朝廷就运用财政手段，逐步实行通货紧缩，使粮价下跌至0.5元一斤，在赋税每亩一元不变的前提下，就可以迫使农民从每亩地中再多交出50斤粮食，为稳定大局提供必要的财政支持。而农民由于愚昧也只能怪自己走背运，行情不好，而决不会把责任推到政府身上。
建国以来，我党在农业问题是上走过一段弯路的，曾经出现过严重的缺粮时代。当时，为了迅速完成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不得不运用行政手段制造工农之间的剪刀差。农民出身的毛主席当然不会忘本，他虽然在农产品的收购价上不得不对不起农民，但是却一直想通过集体化劳动来提高农村的生产力水平，进而改变千百年来形成的小农经济模式。为了能够更加准确地制定农业政策，主席的几个大秘书经常奉命下乡调查，已经是政治局候补委员的陈伯达还干脆兼任农村工作部的副部长。但是由于在广大农村地区，小农意识根深蒂固，“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就是农民最高的人生追求。所以他们对于生产，只要做到略有盈余即可，这当然与党中央的既定方针是背道而驰的。
中央当时的战略意图是尽可能多地从农村收集到农产品来支援工业建设，不惜一时委屈农民。而农民的想法则是既然多产不能多吃，不如干脆少产少吃。在公社化期间，一度盛行食堂制，农民必须把所有的粮食交到集体吃大灶。但即使这样也丝毫未能培养起农民的集体主义精神，他们宁可选择吃光后大家挨饿，也不愿意大干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象陈永贵同志那样的好干部实在是凤毛麟角。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所说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还是有一定道理的，这个人祸当中应该既包括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的领导责任，尤其是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等人的浮夸风、瞎指挥等更是罪在不赦，但对群众的小农意识也不能完全不计。令人遗憾的是，刘少奇当时并没有公正地指出这一点。主席那时已然完全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在采取四清、文革等措施确保政治路线以外，毅然决定进口大批的成套化肥设备来解决农业产量问题。但其效果到了七十年代后期才显现出来，可以说是“前人栽树，后辈乘凉”。主席在对农民意识形态的改造上实际是吃了败仗，难怪在1975年，老人家无奈地引用列宁的话说：“小生产大量地自发地无时无刻地产生着资本主义”。
众所周知，邓公的上台并不顺利，加之执政时年事已高，根本就没有打持久战的资本与决心，凡事必须立竿见影，所以采取了许多急功近利的作法。在如何对待农民的问题上，他没有继续坚持主席那样苦口婆心式的正面教育方式，而是借鉴了历史上“诱之以拼而陷之以死”的成功经验。起初是利用生产承包制分光了集体的积累，也在客观上刺激了农民发家致富的原始冲动，结果正如李昌平在讲演中所说的那样，在82、83、84这三年中，农民实现了增产增收。但随后却是持续的增产不增收甚至是增产减收，在九十年代曾有一两年出现了反弹，原因是国际市场粮价高于国内，国家出口增加而加大了收购力度。邓公采取这样的行动是有其理论基础的，当年刘少奇就主张优先发展国家资本主义进行原始积累，然后采取国家政权的力量对资本家予以剥夺就可以实现社会主义了。主席对此明确反对，作为一个对人民和历史负责的领袖，他固然可以对旧社会的地主资本家采取革命的措施，但是怎么可以在取得政权之后先培养起一个新兴的地主资本家阶级再伺机加以铲除呢！
目前的形势与建国初期相比已有了很大的不同，但十三亿人民的吃饭问题却仍然是个不容轻视。虽然没有必要再通过行政手段来维持工农之间的剪刀差了，但吃商品粮的几亿人如果都以不低于国际市场的价格来保证口粮，成本未免太高。为了维持大局的稳定，为经济腾飞提供有力的保障，客观上仍然需要农民作出贡献，但可以通过市场这个杠杆来巧妙地加以调节，这也正是农民长期以来增产不增收的根本原因。既然农民对主席菩萨心肠无动于衷，那就只好让他们去领教邓公的霹雳手段了，广大农民说来也确实可怜，为了吃到一口被绳子栓在眼前的萝卜而拼命地拉磨，但归根结底也是他们的自私与狭隘造成的。毕竟中央政府的强势在于发行货币，适当的通货紧缩，可以巧妙地令农民乖乖地就范。反之，如果真的象李昌平所说的那样，农民通过自己的组织维护切身利益，即使减产仍可增收的话，也许就会天下大乱。从中国历史的经验来看，因为通货膨胀而导致王朝更替的事情数不胜数，蒋家的国民政府也在其中，却从来也没听说过有任何一个政权是因为通货紧缩而被推翻的。所以，以李昌平先生为代表的农家学派应该认真地反省一下，不要再浪费自己的笔墨去做无用之功了。
二，一个新政权建立以后，总要好好地总结胜利的经验，吸取前朝的经验教训。明朝的时候，有人自豪地说：我朝宦官不干政，外戚不掌权，大臣不专权，大将不握兵，命官不为多……。可以说对历朝历代的经验教训还是动过一番脑筋的，不料结果却是亡于流寇。清朝对明朝末年朝廷不加节制的加派加饷非常忌惮，便强行规定“永不加赋”，但满清灭亡的直接原因却是由于会党作乱。
我党之所以能够取得政权，主要是执行了毛主席当年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方针。由于中国历史上实行的是乡村自治，国家政权止于县城，因此农村才成了“反动势力最为薄弱的地方”。我党革命胜利之后，当然深知其中的利害，所以不惜豢养大批乡官，使国家政权深入基层。毛主席之所以在建国以后在经济上对党员干部管理得那样严厉，除了借鉴民国贪污成风的教训以外，也是出于财政要维持党政两套系统、负担过于沉重的原因。历史上虽然也有官员之间互相监督、牵制的机制，但大体上也只是限于督抚之间而已，从清朝的情况看，朝廷命官（军队除外）仅为27000名。一县之中，吃皇粮的人数极其有限，一般也就是十几个人。但是新中国的官制一开始就非常庞大，从行政一级到25级，比起明清时期的九品十八级还要烦琐。加之在县以上机关普遍设立党政两套机构，不久之后又增加了人大、政协，实际上财政要负担这四驾马车的一切开销，吃皇粮的人数至少要比过去增加五倍。所以毛主席不惜拿功臣刘青山、张子善开刀，对包括自己在内的高级干部在经济上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军长的工资仅是团长的一倍，团长的工资比连长高不了太多；只有这样，财政才能勉强维持运转。
老田同志指出：邓公上台之际，由于在政治上并非居于绝对优势，为了取悦广大老干部，只得采取赎买政策，利用大规模地提高经济待遇换取他们退出领导岗位，在新旧交替之际更是无限制地扩大干部队伍，从而在政府机关造成了大批冗员。目前，一个县的副县级以上领导至少也有30人之多。根据量出为入的原则，这笔开支最终还是要转嫁出去的。省级以上的机关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来创收，例如黑龙江省委组织部长韩桂芝同志仅仅卖官一项就捞取了千万巨款。地区级的机关则多少有些企业可以为他们埋单，问题还不是十分严重。问题是那些贫困县的官员们，他们除了农民之外就没有什么可以盘剥的了，这才是造成农民负担重的根本原因。
由于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农村经济在国民经济所占的比重日益下降。就全局而言，农村只要能够为全国人民提供充足的农产品就已经足够。所以农村中的基层组织的确没有存在的必要，事实上目前已有的机构除了领几个钱之外也根本起不到什么积极作用。例如1988年的时候，上海同济大学的一名女研究生被人贩子拐卖到了山东郓城。据说该村的党支部书记在解救该女生的时候还立了功，他好象还这样说，要是知道该女生的党员身份决不会让她受委屈云云。如果是潘太史执政的话，这样的村官早就枪毙了。因此，既然基层政权早已不在手里，农村的重要性日益降低，只要让农村维持现状就已经足够了，更没有建立农会这种组织的必要。我党对于会党和舆论历来控制得最为严厉，是根本不可能在农村破例的。非但如此，对农村已有的组织还要不断地加以弱化，只要让农民永远处于一盘散沙的境地，就不必担心他们会闹出什么大的乱子。即使真的在出现什么洪秀全、冯云山，他们也决无兴风作浪的可能。
李昌平先生在回答潘太史提问的时候，倒是也说出了一番令人佩服的见解。他说：“目前惟一可能造成动乱的源泉，很可能是失业大学生、下岗工人、破产农民和退伍军人的四结合。”他还断言即使存在这样的风险也必然是发生在城市之中。潘太史认为对此只能同意一半，那就是他们很可能在城市相识，但不太可能成就什么大事。如果一个组织起初就没有合法外衣作为掩护是很难有所作为的，不论是历史上的五斗米教还是近代的农民运动讲习所都是如此。当局之所以对傻轮功施以重手，对基督教的家庭教会也严格监管，倒不是在乎他们的教义是否荒诞不经，而是担心他们的聚众能力。因此，如果在农村中允许存在其他的基层组织，势必会成为城市中非法组织的庇护伞和落脚点，并且最终成为动乱的策源地。目前，工、青、妇的组织机能严重削弱，之所以不予以充实是由于财政无力负担，之所以不予以取缔或干脆允许其谋出路或采取承包的方法，是不想让别人披上这件合法的外衣去干令政府难堪的事情。说得更加明确一点，就是不指望他们拉屎但要占好这个茅坑。所以，当局对于农村中的基层组织，农会或农业基金会，不论其最初的动机如何，是断然不会允许的。
另外，李昌平先生还谈到了农民土地产权不明晰的问题，这就更加复杂化了。如果政府承认了农民对土地拥有明确的产权，那么对城市居民又该如何交代呢？福利分房取消以后，许多人为了解决住房问题不得不倾囊以赴甚至背上了几十年的还贷包袱。根据潘太史的经验之谈，目前的城市贫民也许比农村人的生活更加困难，一家三口挤在不足九平方米小屋内的大有其人，而且随时都有被停水、停电、停止供暖的可能。还有的人根本就没有属于自己的住房，随时都有被扫地出门的可能。所以解决城市的问题才是党和政府目前的当务之急，只要城市稳定发展，也会给农村带来很多的就业机会。至于广大农村地区，只要能够维持现状就已经是阿弥陀佛了。至于党和政府目前的农村政策究竟如何，听李昌平先生的意思似乎是不太高明，好象他另有高见。潘太史认为，农村发展的金光大道无疑是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走集体化道路，搞集约化经营。目前的中央农业方针虽然不能治本，但作为救时之策来说，还是非常正确的。
200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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