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讨会上，“秋石客”和许建康的发言颇具理论色彩，而研讨会的政治性质则突出地表现在对“新西山会议纪要”的批判，且有浓浓的火药味。自由派诸君不来这里争论，看来不无道理，然而，改造我们的研究，也改造我们的论战，其实真是蛮有必要的。
先从“秋石客”与许建康说起。
他们的特点是，对列宁指出的“通常历史顺序的变化”没有什么认识，对社会主义实际进程的分析看来难以深入。
现实社会主义制度，按列宁的说法，是一种“通常历史顺序变化”的产物，即先建立政权，再建设工商业文明（发展市场经济）。然而，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列宁身后的共产党人放弃了他的思想，以社会主义制度压抑市场经济。马克思学说认为，社会主义孕育于高度发展的市场经济，而现实中的“社会主义”是在市场经济远未发展的社会里以“试管婴儿”的方式降生，其“社会主义”观念成为非马克思学说的观念，似乎恢复为空想社会主义。
许建康认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应该是我们争取的方向”，应该说还算不错，比“秋石客”所谓“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短兵相接的较量过程”高明一些，但也仅止于此，因为他的矛盾分析以及所谓“依附性”分析，并非基于马克思经济学理论对市场经济大势所趋的分析与判断，只是简单照抄“列宁说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利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向发展”，却未能看到这种“利用”在列宁思想变化进程中的地位和意义。
在马克思的时代，资本主义为市场经济的最高阶段，将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自然关系不大，而在马克思身后，出现了非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可能，而市场经济在实践中证明无法跨越，则情况就复杂起来。
列宁当年显然已经开始意识到，通过实行“新经济政策”而进入市场经济是一种“退却”，然而引人注目的是，他以登山作比喻，指出这是一种“另找别的比较远但终究有可能爬到山顶的道路”的实践，这种实践有其危险，但是，“要按照原定的方向和路线继续前进不仅困难和危险，而且简直不可能”。这实际上已经相当精确地指出了后来实践中出现的状况。他毫不客气地警告说，不要玩花样，不要耍聪明，新经济政策作为“一种进步，因为它恰恰适合于最普通的农民的水平，它并没有向他们提出丝毫更高的要求”。后人无视列宁的警告，不断地对人民提出“高标准严要求”，结果，没有一个不栽跟斗的。
面对市场经济，面对马克思等人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已经生动地描述，而今更进一步发展的市场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我们应该高度重视列宁在其生命最后几年的思想探索与认识变化，象列宁那样不懈地研究马克思学说，使自己能够成熟起来。
象毛立言那样照搬官方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显示这位先生对马克思经济学理论根本隔膜，自然不足为训，但是，该研讨会的理论基调表现为将“市场化”等同于“私有化”，谈论所谓“社会主义马列主义的和市场经济的两套话语结构”，显示出对所谓“泛左”仍局限于“斯大林－毛泽东式社会主义”，对马克思学说本身缺乏真正的研究兴趣，就很成问题了。
老实说，这个研讨会上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的几位研究员、副研究员，其水平令人深深地失望，而更重要的问题是，自诩为左派的人们陶醉于所谓“泛左”，但是对“极左”之根深蒂固的影响缺乏批判性认识，他们究竟有何力量能够与“右”派抗衡，究竟有多少对于权力的独立性，大可令人怀疑。
现在可以谈谈所谓“新西山会议”了。
据说，这是“精英们搞秘密的阴谋式的宗派活动”，“有理由怀疑他们是美国的特务”，还把针对私人信件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按语也搬出来，谈论对手的所谓“反动嘴脸”，这样的论战，显示出当今“左派”们的水平，令人遗憾。
研讨会的共识中有一点，说是要把“新西山会议”的情况向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行说明。其实，公布那份纪要，已经是做了一件好事，让人们自己去看这份纪要，自己去分析判断，也就可以了。毕竟，这份纪要显示，那些人们是在分析现实情况，谈论自己的观点，而观点之间也尚有分歧，作为一份分析现实的思想材料，应该是难得的。要抡起“大批判”的棍子打过去当然也不难，而要真正分析它，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即以贺卫方那最具政治性的发言而言，也不过是讲了对于自由、民主以及多党制、军队国家化等的期望，左派们是否要对其一概否定，应该自己先考虑清楚。
重要的是，无论维护改革，或者反思改革，都无可避免地要面对一个现实：改革进程有其自身内在的矛盾。那份纪要，显示出那些精英们对于矛盾的种种分析，这些分析之间有矛盾，折射出现实中的矛盾，如此而已。要对这样的闭门研讨会施展政治手段，不客气地说，是表明自己缺乏真正的理论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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