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到现在为止，对所谓“新西山会议”的“大批判”中，一类是杀气腾腾的政治语言，一类则多少有些理论色彩，其中，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刘日新有特殊的表现。
国家发改委，可以说其前身是国家计委。据笔者印象，那里有两类人，一类人，对我国的计划体制与计划水平有较深刻的了解和理解，因而支持改革的市场化方向，另一类人，则无法摆脱对传统计划体制的依恋。刘先生显然属于后者。
刘先生对高尚全的尖锐批评，很典型地表现出他们这类人对改革的看法，是应该重视的。
刘先生认为，把匈牙利学者科尔奈所谓宏观控制下的“市场经济”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错误的，但高尚全等人将“市场经济”改译为“市场协调”，是“做手脚”，“以便蒙骗群众”。其实，要说蒙骗，也是蒙骗领导，而在当时，若直接把“市场经济”端到领导面前，那“巴山轮会议”对中国改革就很难产生影响了。都是在国家机构里工作过的人，刘先生如此小题大作，很不厚道。
问题的实质，是刘先生认为所谓“宏观控制下的市场经济”不能“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目标”。刘先生显然还不敢直接反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制”，但他所谓“社会主义改革”，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国家企业为主导”，这才是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否则即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刘先生显然认为赵紫阳、高尚全等人要的是后者而非前者。
这是改革的大是大非的问题，不可以不弄个清楚。
倘若还信仰马克思学说，对马克思学说的经济学理论还有一些了解和理解，那就应该知道，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其高级阶段或全盛阶段，原本是资本主义经济，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出现了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可能性，但那决非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马克思学说的理论很明确：高度发展的市场经济中孕育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将取代市场经济。
在马克思看来，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经济的第二大形态，其特征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到资本主义阶段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它的额头上写着的公式是，“生产过程支配人而人还没有支配生产过程”。马克思指出，“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社会主义当然不是凭空产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它在市场经济中孕育而生，在“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有相当的发展的环境中，才有可能“脱胎”而出。
社会主义不是人们良好愿望的产物，恰恰相反，是资本对剩余价值的疯狂追逐，是市场经济在资本主义阶段上表现得最为充分的所谓“创新式毁灭”，使得必要劳动比例下降到微不足道的程度，剩余劳动成为主导，人的劳动转向以创造性劳动为主，这样，剩余价值生产失去自身的现实基础而崩溃或消亡，为更高的形态所取代。剩余价值理论揭示的资本主义崩溃，乃“盛极而亡”，其过程究竟如何，当然视未来的具体情况而定。
社会经济在其矛盾运动中显现出社会化的趋势，股份制的发展使得资本的私人性质已徒具外壳，而当股份制也无法容纳生产力发展时，国有化会成为解决矛盾冲突的形式或线索──视“国家消亡”为社会主义特征的马克思学说创始人，对“国有化”的看法仅此而已。
中国的改革终于走到了为市场经济开辟道路这一步，是延续了当年列宁“新经济政策”的精神。“新经济政策”在苏俄中断，新民主主义在中国中断，使得社会主义实践走了一段弯路，遭遇了很大的挫折，更在思想意识形态方面形成了沉重的传统和束缚，以致于今天要重新认识和理解马克思的学说，都已是十分困难。
困难的根源就在于，计划体制尽管时间不长，其“黄金时代”更短，然而，国有体制一直在逐渐发展，先是压抑农民的私有经济积极性而以政治动员方式助长农民的合作积极性，迅速实现高级社普遍化，使得主要力量在轻工业的民族资本更为孤立无援，被迫接受公私合营，然后，在文革期间，借助于强大的政治压力，一夜之间将公私合营企业转为国有企业，将国有体制推到极致。
国有化在“社会主义”的光环下推进，其支配力已根深蒂固。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尚且有过关于“土地国有”的激烈争论，后来列宁的土地国有法令更被指责为照搬社会革命党的方案，而在中国，对土地国有化的实际趋势，对非农产业的国有化，则根本就缺乏理论上的警惕性，根本置马克思学说对于国有化的论述于不顾。这样，即使市场化在改革开放中展开，但国有体制仍然居于支配地位。
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向市场经济的探索经历了艰难、曲折，从“有计划调节的商品经济”一度退回到“有市场调节的计划经济”，到90年代初的中共十四大，才确立市场经济作为改革的目标模式。但是在现实中，“以公有制为主体，国家企业为主导”冠冕堂皇，国有体制与生产力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当今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以新的形式存在着、表现着，而官僚支配改革，权力扭曲改革，就成为很自然的过程。
矛盾，在市场化改革中仍在展开着。现实中，一边是权力在疯狂地玩弄各种戏法、变换各种花样，把转型中的重组、改制等等变化过程变成为权力的盛宴，一边是企业家在小心翼翼地顾忌着权力的脸色，得意时一般也不敢忘形，将自己的利益托荫于权力的庇护，另一边，则是劳动群众因为权利得不到保障，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权益在贬值、在流失而无能为力，一旦大着胆子有所动作又往往被视为不安定因素，即使遭受打击也难以讨得公平，连舆论支持都很有限。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自诩为“左派”的人们，胆怯于对权力控制市场的机制作现实的分析，专门攻击所谓“精英”，造成似乎是“精英”们控制着改革的普遍印象，无意中，就掩盖了现实中深层的矛盾。
刘日新之类的人们，死死地抱着“计划当局”的旧观念不放，无视中国的计划水平远逊于当年苏联水平的现实，无视计划水平以市场经济发展为基础的基本规律，事实上已经站在市场化改革的对面。贺卫方等人，其言论再怎样无所顾忌，也不过是一介文人，其“图穷匕见”云云，充其量也只是其见解激进性质的比喻，他们对其政治观点的隐讳，是现实政治状态使然，对此揪住不放，是不公道的。至于高尚全，他对改革的市场化方向的坚持是一贯的，值得肯定，而刘先生的批评，反而暴露出他自己对马克思学说的无知、改革理念上的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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