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政府转型与实现社会价值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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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6-5-1 17:32:42 来源：中国改革论坛 ：孙立平 阅读37次
——在中改院“政府转型与建设和谐社会”改革形势分析会上的发言整理
我讲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从单一中心时代向多中心时代的转变。和谐社会有这样概念的提出，可能不能仅仅从政策的层面去理解，它也涉及到结构的调整和制度的安排。从历史上来看，我觉得和谐社会这个概念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标志着我们这个社会开始从单一中心的时代逐步过渡到一个多中心的时代。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想一想这几十年的时间，我们这个社会可以说一直生活在单一中心的时代，改革前阶级斗争为中心，以政治为中心，这个时候整个社会都干这一件事。改革开放之后是经济建设为中心，整个社会也是干同一件事。原来是家庭街道居委会都得搞阶级斗争，现在是市长、书记、学校都得搞经济建设。所以我们这几十年可以说一直是生活在一个单一中心的社会当中。就是说一个社会只能做一件事情，所有别的事情都是为这件事情配套的。现在我们讲和谐社会，我觉得可能不是一个锦上添花的含义，就是说我们这个社会已经很和谐了我们要更和谐，其实是面对很多现实的问题，我们这个社会有诸多的不和谐，才提出建立和谐社会，而这个不和谐我觉得和整个社会只做一件事情是有关系的。
但是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不想把这事说得太绝对，中国可以说作为经济时代到现在为止没有被超越，但是我觉得就整个社会只做一件事情来说这个特点正在发生变化，正在被超越。这种超越我觉得最直接的可能意味着三点：第一，我叫结构多元化。第二，叫职能多元化。第三，叫价值多元化。如果说得稍微有逻辑点，叫分化的结构履行不同的职能，不同的职能体现不同的价值。我们看西方社会的时候，我们至少看到市场、国家、社会包括文化几个相对独立的结构，每个结构都有自己独特的价值，市场就是经济增长，这就是它的价值，创造财富。国家可能是秩序公正，这可能是它的价值。文化，多少要有点儿超越性，即使是在市场化和世俗化的社会中，教会也要强调超越性的价值。但是我们这个社会做什么？政府在当一个超级的企业家，而要求企业不但追求经济效益还要创造社会效益，包括门前三包，然后文化在相当的一段时间里，也是金钱崇拜，能挣会花。所以你看这样一个社会结构必然会是紊乱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提出和谐社会可能不仅仅是一个政策性的问题，而是说我们可能面临着一个转变，这样一个转变可能是相对于我们过去几十年甚至半个世纪的生活，甚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现在为止，是根本性的。我们谈政府职能的转变，我觉得其实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来说的，就是你这个社会要分化，不同的结构要承担不同的事情，不同的事情要体现不同的价值。你政府的位置是什么？谈政府转型我觉得可能需要有这样一个基本的背景。
第二个问题，当我们完成这个转变的时候需要正确处理和协调三个基本的关系。从社会的角度说，如果说我们现在的社会当中存在种种的失衡、种种的不和谐的现象的时候，和社会当中的几对最基本的关系是失衡的、是扭曲的。所以我们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我觉得需要理顺几个最基本的关系。第一，政府与资本的关系。第二，政府与民众的关系。第三，资本和劳动的关系，就是所谓的劳资关系。这三个主体形成了三对基本的关系。但是我们可以发现，这三种关系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处于一个扭曲、失调、失衡的状况。所以我觉得，我们建立和谐社会不是说仅仅有一些偏向穷人的政策，加强社会福利，穷人的孩子上学有点儿补贴，问题关键不在这儿，这都是现象，背后是几个最基本的关系失衡。
政府与资本的关系，这个平时大家讲得很多了，表现也涉及到很多的方面。比如说政府对于经济活动过多的卷入。在改革开放之初，政府不得已承担某些企业家的职能，这是由当时的环境和条件造成的。但在目前，我们已经有了二十多年的市场和民间经济发育过程，现在政府对于经济活动的这种直接介入已经变了味。就是政府本身成为利益主体，而且政府和资本之间成了分利联盟。在最近这几年人们谈论比较多的，像征地、拆迁、国有企业的改革等一系列的问题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自主性开始下降了，其实我们现在在日常生活就能看到，一些你看起来实在是没有道理的事情，几乎每个人都反对的，就是非常有力的就出台了。就北京出租车换型的角度来说，几乎没有一个方面不反对，就是说你换大车，学者反对说污染环境，政府反对说是挤占道路，消费者反对说是价格太高，但是就是谁也按不住。在这种情况下，凡是涉及到政府介入经济活动，它在当中成为利益主体的，政府作为社会公正维护者的作用必然会打折扣。凡是跟政府关系很紧密的，计划生育、征地、拆迁、国企改革，打官司都立不了案。还有先调解后立案，农民工讨用工资或者权益受到侵害，法律的过程都比别人长一倍。所以政府职能的重新定位，首先要重建政府的公共性，必须要以政府的公共性为基础，它是服务于社会的公共事务的，这一点必须是定义当中一个最基本的内涵。同时要规范企业或资本利益的表达方式。
最近这几年，特别是房地产，包括前年121文件，我们能够很明显的看得出来，企业或资本对政府政策制定的影响越来越大，也包括出租车。应当说在市场社会当中，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但是对于企业和资本利益的表达，现在需要有一个规范的方式。
第二，政府和民众的关系。这个关系可以说在我们这个社会原来基本上是一个缺项，政府和民众几乎是隔绝的，这两个关系基本上互动不上。但是我觉得从去年，包括银川的出租车的事件，也包括汉源事件的第二次处理，我们看到有一些良性的政府和民众之间的互动关系在开始逐步地形成，特别是在突发性事件的解决上，政府和民众的良性互动方式开始形成。像宁夏出租车事件和汉源这个事件。当中所体现的一些原则，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可以发现原来没有，而且具体的处理方法，我们稍微理想化看的话，和现在西方政府处理游行示威罢工已经有些相像，我觉得这是一个进步。
第三，劳资关系。这是我们这个社会当中的一对新关系，在我们的意识形态当中，在我们的法律框架当中，这过去几乎都是一个空白，因为我们过去没有劳资关系，但是现在劳资关系已经作为这个社会当中一个基本的关系存在了。问题是我们去规范这种关系的机制几乎完全是缺乏的。这样劳资关系就处于一个严重的失衡状态。情人节那天14号，辽宁特大矿难，一采访国家的有关部门还是在说，我们正在进行广泛国际技术合作，要防止矿难的发生，但矿难的发生仅仅是技术的问题、监督不到位的问题吗？背后实际上是失衡的劳资关系，是煤矿的矿主和政府的不正常的关系，这个问题不解决是不行的。所以怎么解决劳资关系也是我们社会当中面临的基本问题。
第三个大问题，我们转型期的国家自主性问题。讲这个问题，实际上是面临一个悖论，前些日子也讲了，大政府、小政府，强国家、弱国家，想来想去强也不行、弱也不行，大也不合适、小也不合适。为什么？一讲它强、一讲它大，按照极权的方式就回到旧体制了。要讲它小、讲它弱，它该在社会当中发挥的那个作用就发挥不了了，造成整个社会生活的失调。所以这里边我觉得可能有一个比这个更大的问题，就是这个国家的权力放在什么框架当中？原来讲民主，讲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原来更多的是理想，就和十五年前人们讲保护环境，讲空气污染一样，还多少有点儿浪漫的色彩，还多少是一些社会当中的精英分子先知先觉的感觉。但是最近这几年我们可以看出来，在北京讲环境污染、讲空气，这已经是涉及到每个老百姓切身利益的问题了。我觉得现在讲权力的制约监督和民主问题，已经和环境污染的问题差不多了，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了。
我们需要重新评价在目前阶段国家的作用。有一个学者它把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叫做侵蚀阶段，第二个阶段叫转型阶段。侵蚀阶段，是自下而上的，转型阶段是自上而下的，包括大规模的立法。建设和谐社会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我们的改革我们的转型，已经从初级的侵蚀阶段进入到转型阶段。这个阶段对于国家的作用的要求是比较强的。但是现在我们的国家或者是政府处在一种什么状况？我概括为是消极能力很强、积极能力很弱。消极能力就是禁止你做什么，这个能力很强。报纸说给你封了就封了，游行示威说镇压就镇压了，这个能力还很强。但是把一件事情做好的能力，比如说把社会保障做好，把什么做好，这个能力很弱。所以我们不能够简单的弱化政府的作用，小政府这个概念我觉得需要有一个更准确的描述。
但是强化这样一种能力，包括国家在社会福利上面，首先必须解决权力发挥作用的框架问题。否则就会南辕北辙。比如像税收和社会福利，在西方社会当中也是不同的派别争论的焦点，但是中国社会和西方不一样。到去年，整个国家的税收占GDP的比重可能是20％几，有人说和西方社会比我们这个比重还偏低，但是有一条，这个社会三分之二的人没有管，可是只管了三分之一的人。不像西方的社会，要么高税收高福利，要么低税收低福利，我们很可能形成高税收低福利。为什么？这就是政府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权力。这可能是我们政府转型当中面临的一个基本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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