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官员做完坏事，想踢给学者，现在学者又把球踢回来了。
从法理的角度，我支持学者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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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平：改革失败凭什么骂经济学家?
针对中国国企、医疗、教育改革的大量问题的讨论演变成一场事关改革方向的争论。质疑改革的舆论认为，上述改革导致工人下岗、上学贵、看病贵和住房贵，引起民众强烈不满，基本属于失败。而那些主张加快改革的经济学者在改革中与强势集团结成联盟，成为改革的既得利益者，因此他们也应对目前失业和贫富分化严重、甚至腐败盛行负责。
江平昨天在《中国新闻周刊》举办的“新闻中国月度论坛”上说，依照中国决策机制，执政党和政府的最高领导人才是最后的决策者。而现在的情况是，当改革出现争议后，“板子不是打在应该打的人身上，而是打在经济学家或其他人身上”，“因为学者是最好指责的、也是最好骂的。”也因为"没人敢骂政府"!
江平指出，事实上，经济学家只是提建议，决策者却是政治领导人。在中国现有政治体制下，政策决策人是永远正确的。那些对改革有意见的人不敢批评现任以及已经下台的领导人，却拿学者做“替罪羊”，这是“很不公正、很不应该的事情”。
去年以来，随着舆论不满看病、上学和住房难的声音逐渐增强，力主中国进行市场化改革的吴敬琏等经济学家频频遭到批评。一时间，主张改革的经济学家成为众矢之的，公众对经济学家的信任程度也降到最低。
在谈到目前改革遇到的问题时，江平说，改革必须让不同利益群体的人有充分发表意见的机会。但中国的现实是，往往只有代表权力和金钱的强势集团才能对改革发表意见，弱势群体的意见基本听不到。
以民众对改革意见最多的国企、教育、医疗和住房改革为例，国企改革很少听到普通职工的声音，教育改革很少听到学生的声音，医疗改革很少听到患者的声音，住房改革很少听到中低收入家庭的声音。
同时，弱势群体发表意见的渠道相当狭窄。中国的议政机构有政协和人大，但政协都是由企业家、学者等社会精英组成；人大代表中，农民、工人等弱势群体的比例也很低。另一个能代表不同利益阶层说话的应该是非政府组织，但由于中国特殊的政治原因，这些组织在中国都有很大缺陷。
中国没有代表农民利益的农会，工会也只是“政府说啥就说啥”的“御用工会”，下岗职工很难通过工会表达自己的意见，其他的非政府组织也很难去代表弱势阶层说话。
江平指出，在议政机构和非政府组织不能有效表达弱势阶层意见的情况下，学者或其他社会精英应该成为呼唤社会公正、保护不同利益集团的群体。尽管有些学者依靠同强势集团结盟来获利，但笼统指责学者和社会精英也是不公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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