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所谓《传阅文件》看梵蒂冈与天主教地下教会的窘境
：楚霖义峰
从所谓《传阅文件》看梵蒂冈和天主教地下教会的窘境
近几个月以来，在各地天主教会内部流传着一份据称是教廷驻港代办刘裕政签发的名为《致中国全体天主教教区正权主教有关本地教会内部修和与共融的几个基本问题》的文件，简称《传阅文件》。教廷代办具有外交使节和教务人员双重身份。也就是说，他既是主权国家梵蒂冈向所在国政府派驻的外交使节，同时又是在位教宗在所在国天主教会的私人代表。按照教宗保禄六世于1969年颁布的《关心普世教会》通谕的规定，教廷使节具有主教头衔，代表教宗在驻在国教会行使宗徒职责。1983颁布的《天主教法典》也规定，教廷使节得“以固定方式，驻在被派往之地区教会及国家政权，代表教宗处理事务”，以此“加强并促进圣座与地区教会之间的团结”。作为主权国家，梵蒂冈目前是欧洲唯一与台湾的“中华民国”建有外交关系的国家，虽然自1971年圣座大使葛锡迪离任后，教廷一直仅以“教廷临时代办”驻台，但双方的“外交关系”没有断绝，而在法理上，台湾现行的“中华民国宪法”规定“中华民国”的领土涵盖中国大陆和台、澎、金、马，所以，教廷在台湾的“驻华教廷代办”的教牧范围理论上也包括大陆地区的教会。现任教廷驻华代办是2003年上任的印度籍主教安博思。但是，由于驻台的教廷代办事实上无法干预大陆教务，教廷又在香港派驻宗座代表。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梵蒂冈没有外交关系，而按照《基本法》的规定，香港的外交事务由中央政府管理，因此，驻在香港的刘裕政身份并不是具有外交官性质的、由教廷国务院管理的教廷代办，而是由信理部管理的仅具教宗私人代表性质的宗座代表，宗座代表有权代表教宗，监督并参与所在国天主教会事务。因此，驻港的圣座代表对大陆教会发表牧函，也是常有的事。事实上，宗座代表确实多次插手大陆教会、特别是地下教会的事务。那么，这份“传阅文件”的意义如何呢？对此，不同立场的教众各执一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笔者拟对此进行了一些分析，作一简要陈述。另外，虽然明确了刘裕政的身份是圣座代表，但考虑到一般教众的接受习惯，本文还是以“教廷代办”称呼。
一、文件所表现出的地下教会的不安情绪及部分教众的焦虑心态
笔者无意从教会学和神学角度对这一所谓的“传阅文件”进行批驳，因为这一文件概念上的模糊和逻辑上的混乱与早期梵蒂冈炮制的其它文件可以说是一以贯之的，已经充分显示出它的在这两方面谈不上任何造诣。但是，对于这一“传阅文件”背后所隐藏的那些不太为人所重视的信息，笔者却是颇有兴趣。任何事物的产生都有其植根的土壤，是其内外部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也或多或少地反映出各类矛盾此消彼长的印迹。笔者认为，透过这一所谓的“传阅文件”，就很能看出梵蒂冈天主教地下教会对当前自身所处的窘迫境界的不安情绪及某些较极端的地下教会成员那种浮躁焦虑的心态。据称，此文件出台系地下教会掌握了刘裕政的一些把柄而迫其发出。
表现一：突出的情绪性表征
文件一反教廷对华教会指示的口气，在行文上对地下教会极尽偏向之能事，显示出极其明显的情绪化倾向。《八点指示》那种特定环境下的特定文件还没有否定地上教会教牧职权的有效性，这份隔了15年的所谓“传阅文件”却在实质上否定了地上教会的全部神权职能。它对地下教会的偏向是极其明显的，甚至自说自话地替教廷发言，说什么“圣父或圣座绝对不会逼迫忠贞/地下教会团体在原则问题上作出让步。”《八点指示》明确指爱国会为“政治性工具”，并不把爱国会当教会，事实上爱国会是教友的群众组织，也确实不是教会，但在“传阅文件”指示的第8点中却有“爱国会神父或执事”的称呼，这里很明显是把爱国会当作了教会，这一前后矛盾的表现也同时证明了该文件确系地下教会逼迫炮制出来的。
表现二：在合一问题上的狭隘心态
这一点是该文件最为突出的表现。文件全称叫《致中国全体天主教教区正权主教有关本地教会内部修和与共融的几个基本问题》，但通篇除了在开头部分虚应故事似的说了几句呼吁合一的话，其余都是以一种招降纳叛的心态要求地上教会归顺。文件虽然也说“圣父明显地要求在中国的教会寻求合一与修和的道路”，但对地上教会的神职和修生，文件使用了“接受”的称呼，同时设定了几乎是不可能的、侮辱性的条件。其条件之苛刻，堪与中世纪宗教裁判所对“异端”的勒令忏悔相比。按这些条件，是无法达到所谓合一共融的。笔者认为，该文件的用意原本就不在合一，反而是阻止目前的合一趋势，原因将在下文进行分析。
表现三：逼迫教廷表态的迫切心态
文件的炮制和地下教会对之不遗余力的传播，表明了地下教会急欲教会对自己的地位、合一主导权及合一后教会领导权归属等问题进行明确表态的迫切心情。无论教廷是追认或否认这一文件，都不可避免地要对上述问题阐明立场，这才是文件编造者的真正的主要意图。但据笔者分析，教廷对这份文件将会一如既往地保持既不承认也不否定的态度，对上述问题也将继续持现有的模糊立场，这是由中梵关系的大局和政治博弈中的力量均衡决定的。
二、文件产生的原因
笔者认为，这份文件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特别是政治原因，是地下教会内部和地下教会与地上教会及地下教会与教廷之间各种复杂矛盾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主要有以下几条：
1、地下教会自身生存环境的不断恶化
自全国天主教六大以来，地上教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傅铁山主教在中国天主教七大上的工作报告中指出，几年来，中国天主教“先后审批并协助有关教区祝圣了15位正权主教和8位助理主教，还根据教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和我国行政区域划分，审批了9省的教区合并和调整，使教区分布更加合理化。几年中，各地新建了700余所教堂，现全国共有教堂6000多所；新领洗人数达54万人，平均每年约有9万人接受基督的福音，现在全国教友总数约530万。全国12所大修院共培养祝圣了613名年轻神父，现全国共有神父1700多位。全国大小修院共有在校修生2000多人；345名修女誓发终身圣愿，发愿和初学修女共计3000多人。教会面貌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一个团体对其成员，尤其是新成员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的大小，取决于该团体本身是否充满活力和是否能与主流社会相融合。在这两方面，地下教会无法与地上教会相比，地下教会面临严重的青黄不接的局面。特别令地下教会不安的是，九十年代曾经有过的地上教会神职转入地下的情况如今已经不见，甚至许多地下教会的神职也渐渐浮出水面，虽然没有加入爱国会，但与加入爱国会的神职共祭却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甚至连被地下教会奉为“忠贞楷模”的温州教区林锡黎也住进了地上教会的教堂。这一切都在无形中压缩了地下教会的生存空间。在部分地下教会看来，现有的“地中教会”模式并不是地下教会和圣统制的胜利，因为与地上教会共融的“忠贞教会”成员虽然没有被要求加入爱国会，但与他们与之共融地上教会并没有放弃“三自原则”。“地中模式”的主动权在地上教会一方，地上教会作出的某些让步是“地中模式”之所以能够成立的主因。从某种角度而言，“地中模式”是地上教会对地下教会无意识的吸聚。这使得部分地下教会成员极为不安。
2、地上教会工作的持续改进
江泽民同志2001年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标志着执政党对宗教和宗教工作性质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2003年1月10日，国家宗教事务局叶小文局长在《红旗文稿》第一期发表《社会主义宗教论》一文，从而使执政党的宗教工作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在这个大环境之下，地上教会各方面的工作都得到了进一步的改进。主教团对全国教务的领导力大大增强，各教区各自为政的局面有了相当的改观，全国教务“大协调、各栽种”的局面正在逐步形成；教务委员会也发挥了在教务活动中的组织协调作用。除具有政治性的重大事务，政府大大减少了对教会自身事务和干预。这些措施，极大地提高了地上教会自主办教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都得以进一步提升，中国天主教的自治原则不论是对外还是对内都得到了进一步的贯彻。按目前的发展势头，地上教会的发展会越来越快，由于地上教会的传播条件是地下教会无法相比的，因此，地上教会的快速发展必然压缩地下教会的生存空间。
3、对教廷的疑虑和不信任
目前，地上教会的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和地下教会的所谓“中国大陆天主教主教团”都没得到教廷明确的承认或否认，代表中国天主教的是台湾的1998年由“天主教中国主教团”更名而来的“天主教台湾地区主教团”。教廷之所以这样做，有着方方面面的考虑，因此，在对华教会发表任何意见时，除了在具体事件如地下教会神职因事受到审查之类有明确表态外，在总体性的指示文件中总是力求避免明显的倾向性。只有一次例外，就是1988年上半年的《对华教会八点指示》。然而，该文件的产生有特定的时代背景。当时苏东各国政局不稳，教会势力大涨，这其中就有教廷的积极运作，当时教廷甚至通过波兰教会为瓦文萨的团结工会提供秘密政治资金并积极推动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鹅绒革命”。因此，当时发布这个文件，不排除教廷希望在中国也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的用心。但是，苏东变局后，东欧国家新上台的政权重新确立了政教分离的原则，特别是在现任教宗卡罗尔&S226;沃依蒂瓦的祖国波兰，自1989年正式确立政教分离原则后，教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发言权比起变革前不是更大了而是更小了。前政权的倒台没有给教会带来压倒性的胜利。在捷克，枢机主教托马谢克1988年带领各种信仰的60万人发起签名运动，启动了“天鹅绒革命”，但在变革后，除去神职独身问题的因素，地上教会的力量之强也使教廷在处理教会领导权问题时不得不同等考虑早先公开教会的领袖，从而引起了当地“忠贞教会”领袖的不满。同时，苏东变局后，中国共产党奉行“韬光晦迹”政策，坚持“不当头”的原则，一心一意谋发展，迅速稳定了国内的政局，并领导国家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期，执政地位不但没有象一些地下教会人士如范学淹所预测的那样很快崩溃，反而在受到考验后更加巩固，治国手段也愈加成熟。这使得教廷不得不对当时的对华教会政策进行了反思并作出了调整，力图避免刺激中国政府和地上教会。于是，当1993年地下教会的所谓“主教团”发布《中国主教团之建议》时，虽然在海内外引起不小的反响，但教廷没有作出任何回应。甚至在2000年大禧年时，教廷还试图通过各种渠道谋求与爱国会联系把教宗的禧年文告送到中国教会。因此，注意观察，待变而行是教廷对华政策的主流。然而，正是教廷这种不温不火的态度使地下教会感到不安。在教会历史上，教廷为了某些利益放弃一部分“忠贞教会”的事例时有发生，有“政治主教”之称的香港教区主教陈日君“逢中必反”，号召教友上街游行要“不惜仆街”，即使是他，也曾不止一次对人说过，若中国与梵蒂冈建交，他是第一个会被调开的主教。可见，教会内部对教廷也是心存疑虑的。目前，中国国力比之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又有极大增强，地下教会担心教廷对地上教会态度的不明朗在教众中造成“参加爱国会的神长也是与教宗共融的”的概念，进一步消解自己的立足根本，他们也担心教廷在与中国政府的谈判中作出太多的让步，在将来的“合一”中他们的利益成为一种交换。所以，他们试图用各种手段迫使教廷对他们有一个清楚的交待，这份文件就是这些手段的其中之一。
4、地下教会内部矛盾激化
近年来，地下教会的内部斗争愈演愈烈，某些地方甚至呈现出分崩离析的趋势。几个主要的“忠贞教区”的情况尤其严重。保定教区苏志民、安树新多年不能履职，10万教众群龙无首。温州教区原由王益骏掌教，林锡黎后来居上，虽然王益骏本人忍下了委屈，但部分教众不服，仍然拥王反林，与拥林派形成对峙局面。虽然去年因王益骏去世使矛盾暂时得以缓解，但两派的心结未解。福州教区杨树道年高恋栈，不肯让位，林运团仗着一纸真假莫辨的教廷代办任命他为署理主教的文件，逼杨树道和林佳善退位，而林佳善因为唇亡齿寒又帮着杨树道对抗林运团，指斥林运团的文件为伪造，并称教廷代办无权命令他们退休，只有教宗本人才有这个权力。事实上，就教会法而言，不管是作为常驻外交使节的教廷代办还是作为教宗私人代表的宗座代表都无权擅自任命驻在国教会的主教，只有享有“教宗第二”的特命圣座大使才有这项权力。但林运团还是于2004年5月2日自行祝圣。杨树道和林佳善遂于5月5日发表牧令，给予林运团停止施行各种圣事及停止教内一切职务的处罚，后更把地下教会用来指责地上教会的“裂教”罪名加在林运团身上。教众也随之分成两派互斗，其激烈程度比起温州有过之而无不及。前些时林运团涉嫌盗取国家机密被捕，福州地下教会非但没有表现出团结，反而有许多人抱着幸灾乐祸的态度，再一次加深了福州地下教会内部的裂痕。可以预见，林运团若被开释，拥林派肯定会以“为主受难”的名义，将其塑造成“殉道”典型，加快向杨树道一派夺权的节奏。福州地下教会情况与温州不同，温州王益骏为顾全地下教会大局，默认了林锡黎的地位，还亲自做过拥王派的工作，所以温州地下教会还能维持表面的统一。福州内争本身就是由三个地下主教争权而起，当事人的运作都十分积极，因此这场内耗对当地地下教会具有毁灭性意义。地上教会虽也存在这方面的问题，但由于有一套相对完整的制约机制和较地下教会有力的领导机构，这些问题总能得到化解，不会象地下教会那样演变为教会内部的激烈冲突。在这些被地下教会视为榜样的地方，由于近年来地下教会神职人员越来越显示出与其身份、年龄不符的权力欲望而频繁发生的内斗事件，使许多地下教会的教众看寒了心，也逐渐到相对平静的地上教会的教堂做圣事了。部分神职人员也逐渐地中化。温州林锡黎以80多岁的高龄住到地上教会的教堂，被一些“极端忠贞派”视为“晚节不保”，就不能不说与林王之争有关。
5、地下教会本身的政治化倾向
当前地下教会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把宗教不满情绪与政治不满情绪相混合，这是因为天主教积极入世的性质使它很容易成为一股政治力量。就象苏东变局时东欧各国天主教会表现出的巨大能量一样，中国的地下教会在他们看似宗教性的要求下面，掩盖着更为功利的政治经济要求。从范学淹图谋夺取地上教会的教堂，到1993年《建议》要求由地下主教占据政权主教职位，再到这次的“传阅文件”意图由地下教会掌控全部教权，无不显示出这些目的。被地下教会当作有力支援的香港教区主教陈日君更是因为提出的政治主张远多于宗教主张，成为实质上的政治异议者而饱受教众的非议。可以说，地下教会的政治成分至少与其宗教成分相等。然而，一来现在表达不同政见的渠道增多，许多意见无须借助宗教外衣来渲泻；二来国家政治的民主化和透明化的稳步推进，大大减少了政治异见的产生；三来部分地下教会的教众不满地下教会把政治与宗教混为一谈，因此，这种政治化的倾向没有如苏东变革时成为地下教会的招牌，反而逐渐成为地下教会的包袱。有鉴于此，近来部分地下教会成员已经在呼吁地下教会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教会本身事务上。但必须认识到，地下教会本身“宗教＋政治＋非主流”团体的本质是不会变的，不能指望地下教会通过自我改造成为一个纯宗教组织。
三、对文件产生、传播及其影响的几点看法
1、该文件表现出地下教会的虚弱
这一“传阅文件”的产生的主因，是地下教会清楚地认识到了自身各方面环境的岌岌可危，感受到了实际的生存压力。这一压力，不仅仅是国家行政机器的压力，更主要的是由其自身伦理危机造成的压力。因此，此时抛出这一文件，对地下教会来说，其实是出于无奈的救亡图存之举。一方面借此转移教众对地下教会内部各种尖锐矛盾的视线，另一方面逼迫教廷对地下教会有个明确的交待，同时也不排除有呼吁地下神职和衷共济的用意。但是，文件还是显示出地下教会前所未有的虚弱表现。首先是地下教会的焦灼心态在文件中溢于言表，许多措辞已经到了口不择言的地步。其次，通篇老调重弹，没有任何新意，只是把以往的主张又向偏激的方向推了一步。再次，色厉内茬，底气不足，文件虽然表面上进攻性十足，但从设置的条件看，它的编造者本身也不相信它有实现的可能。因此，可以设想，编造者是故意这样操作，以阻碍现在合一趋势的进一步发展。所以，文件其实是以攻为守，它的着意点不在挑战地上教会，而在收拾地下教会的教众人心，巩固地下教会的基本盘。
2、该文件与1993年《中国主教团之建议》有传承关系
通观这份文件，几乎对1993年版的《中国主教团之建议》作了全面的回应。《建议》中“由忠贞主教掌握教会领导权”、“对地上教会神职进行甄别”、“参加爱国会的神职要公开忏悔”等要求，在这份文件里几乎都能找到相应的回复。自1993年《建议》出台以来，教廷一直没有公开回复，而地下教会的处境日益艰难，迫切需要教廷给个说法。由此可见，这份所谓的“传阅文件”是地下教会给自己打气的产物，不过是挟教廷以威教众罢了。
3、该文件不能代表地下教会的整体思路
该文件虽然代表了地下教会的一些共同心态，但并不能由此就认为它代表了地下教会的整体思路。地下教会向来各自为政，没有一个统一的领导机构。虽然也有所谓“中国天主教大陆主教团”，但它不过是部分地下主教聊以自慰的工具，没有实质上的意义。近年来各地方地下教会内争激烈，地下主教团不能发挥半点协调作用就很说明了这一点。这份文件，很可能只是地下教会中某些极端分子炮制出来搅乱视线的，不能说它就代表了地下教会的民意。实际上，笔者在与几位地下教会的教徒交流时，他们也认为这份伪作，并对其中的内容表示不以为然。
4、该文件影响有限
由于该文件过于明显的狭隘性，其受众只能是部分具有极端倾向的地下教会分子。多数地下教会的教众也许会产生一些顾忌，但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这是当前社会和天主教会发展形势所决定的。
5、该文件具有较强的煽动性
该文件虽然观念陈旧，但文字煽动性相当强，多次用到了“裂教”、“无法容忍”等极端措辞，为所谓“接受爱国会的神职”设置的条件极具侮辱性。这都表明文件的制是个地下教会的极端分子，文件的抛出存在煽动地下教会教众闹事，破坏社会稳定，以求乱中渔利的可能。必须防止发生地下教会中一些具有天主教沙文主义倾向的分子和天主教原教旨主义者藉此煽动信教群众闹事的事件。
四、应对该文件的几点意见
1、细观察。该文件出台时间不长，受众人群、影响大小等都还没有全部显示出来。因此，当前还须作进一步观察，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拿出正确的应对措施。
2、冷处理。如前所述，该文件不太可能造成太大的影响，因此似宜采取冷处理的方法。只有当文件在教众中引起一定反响时，才揭穿其伪件的本来面目，一般不须先提起。
3、预设防。虽然该文件的影响大小现在还无法确定，但它可能对部分具有极端倾向的地下教会成员起到煽动作用这一点是肯定的，这部分人在宗教情绪和政治情绪的综合作用下，可能会铤而走险，危害社会稳定，为此要早做预案，防止临时无措。同时，该文件也存在制造者挑动信教群众闹事，自己火中取栗的可能，因此，在那些传统上地下教会势力较强的地方更要做好预防措施。
文件之提示：苏东各国的经验表明，天主教地下教会势力很容易与政治上的持不同政见者形成合作关系。多年来，海外的所谓民运分子以相当大的力度支持国内的“苦难教会”，香港主教陈日君为“六四受难者”奉献大礼弥撒，《中国主教团之建议》期盼“共产党没有说话的权利”，范学淹企望中国成为东欧多米诺骨牌的亚洲版等活生生的事例就表明这一规律在我国也同样适用。为了配合这种政治需要，地下教会对他们所声称的“教难”的态度是“我无法对我所说的话提出证据，这本身就说明中共对我们的迫害和言论压制有多么严重”；对那些“迫害”事件是“说得信，就得信，无凭无据也要信”，对于中国政府在宗教政策上进步的姿态和积极工作的成果是“说不信，就不信，证据确凿也不信”。地下教会这样做是不奇怪的，因为这是他们的政治目的所决定的。在这种情况下，地下教会十分自然地抛弃了“天主的归天主，凯撒的归凯撒”的教义而采用“天主是永恒的真理”。因此，地下教会的目的绝不仅仅限于把中国天主教会的管辖权交给教宗及其教廷。必须认识到，这只是地下教会在当前困难情况下的最低要求。一旦地下教会取得某种程度的胜利，它的政治欲望将不可避免地膨胀。即使是在当前，地下教会也可能制造某些突发性事件，对社会稳定造成威胁，而传统上势力较强的地下教会中一些领导人物的个人野心又使这种可能性大大增加，这一切都要求从讲政治的高度认识对天主教地下教会的工作，打牢基础，筑好堤坝。
2004年10月1－2日初稿，3－4日一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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