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追赶的本质和中国发展预期

经济追赶的本质和中国发展预期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百年太久，只争朝夕

陈正标

联系方法：[email protected]，13395717557,

    简介：198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生物系，曾在浙江大学生物系任教，现在企业工作，任杭州贝因美集团有限公司市场研究策划部经理，对中国经济问题比较关心，同时有感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与日韩比较不是有多快，而是太慢，有感于当前政府和经济学界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甚至还不如马来西亚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速度，于是用了半年的时间写了这篇文章。

摘  要

二十年来，我一直问自己一个问题：“中国可以有超越日本的经济发展速度和发展成就吗？”现在我可以肯定的说，只要中国政府愿意，中国就可以有超越当年日本的经济发展速度和发展成就，中国人均GDP可以在2025年前后赶上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2035年前后与美国并驾齐驱。远不需要一百年，三十年之内，一个儒家文明的现代发达国家就会在东方崛起。

当前的主流经济增长理论，基本上以要素投入来分析经济增长。这种从增量的角度分析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就陷入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误区。可以这样说，当前的经济学界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现象的解释，难脱“盲人摸象”之嫌。其实，只要跳出增量分析的误区，从要素资本存量、资本使用效率和国际贸易结构等三个方面去分析，发展中国家经济追赶的道路就可以如阳光下的高速公路，一目了然。

本文共八篇文章，分别就中国经济的若干问题和中国传统文化作不同于一般的分析和阐述，题目为：

第一篇，    一个特殊的中国经济现象和中国经济潜在增长速度

第二篇，    中国经济效率损失，兼论国家发改委的职能错位

第三篇，    国际贸易体系的本质和中国的选择

第四篇，    建设创新型国家，中国需要继续转变观念

第五篇，    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预期

第六篇，    国债可以扛起政府职能转型期的公共财政支出重担

第七篇，    中国应当担起新能源研发的世界领导责任暨资源问题求解

第八篇，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第一篇           一个特殊的中国经济现象和中国经济潜在增长速度

   摘要：比较中国、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经济高速增长期及增长末期的若干指标，2005年的中国大致处于日本1950年代，韩国和台湾地区1970年代的追赶位置，正是他们经济起飞的初期。中国经过了二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后，增长速度将下降至7-8%的结论，恐怕是一个有缺陷的理论模型的推断，是一个主观预设下的产物。

中国1996—2005年的平均投资率虽然高达38%，但真正属于生产性的设备投资占GDP的比重只有8%，远低于日本1955—1973年平均约12%的水平。中国设备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只有21%，远低于OECD国家平均33%的水平。适当降低非生产性投资的比重，提高设备投资比重，中国潜在经济增长速度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一、一个特殊的中国经济现象

  表一、中国、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经济高速增长期及增长末期的若干指标比较：

 *平均资本产出率= GDP年均增长率/平均投资率；

 *中国投资率参照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在国家统计局原数值基础上下调3%。

 *平均通货膨胀率部分，韩国是1962年—1978年的数据。台湾是剔除1973年特殊值的平均；

 *人均GDP与美国的比值按世界银行购买力平价（PPP）计算；

 *汇率/购买力是指按汇率计算的GDP（美元）与按购买力计算的GDP（国际元）之比，美国该比值为1/1。

   资料来源：《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研究与争论》，2005年，岳希明、张曙光、许宪春，中信出版社；《日本、台湾省、韩国与中国经济起飞时期储蓄率、利息率与通胀率之间的经验比较》（研究资料），1996年，徐长生（华中理工大学经济学院）；《现代日本经济》，林直道，包文译，1995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日本的起飞与选择》，1993年，郭炤烈，上海人民出版社；《韩国经济发展》，1997年，赵淳，中国发展出版社；国家统计局网站等。

 资料来源：同表一。

从表一、表二的数据，可以读出一个中国经济的特殊现象：中国在低收入时期，投资率就比其它经济体最高时期的投资率还高，但中国二、三产业吸收农业劳动力的能力却最低，与此相伴随的是中国的低资本产出率。

在人口增长速度相近的情况下，更高的投资率应该有更高的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中国却与此相反。透过这个反常的现象，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经济真实的另一面，即高投资率和低设备投资比率（如图一所示）。中国1996—2005年的平均投资率虽然高达38%，但真正属于生产性的设备投资占GDP的比重只有8%，设备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只有21%。

OECD国家1994—2002年平均设备投资占GDP6.9%（《全球科技投入要览》总第74期）,总投资率约21%，设备投资占总投资的1/3。日本1955—1973年民间企业设备投资占GDP20%以上，去除企业建筑安装支出（按中国财政部的测算，建筑安装约占企业投资的1/3），设备投资占GDP比重应该在12%以上。韩国1994—2002年的总投资率32%，设备投资率超过10%，设备投资占总投资的1/3左右。与日本、韩国等比较，中国的设备投资率是明显偏低的。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有最高的投资率，却有最低的农业就业下降速度，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的资本产出率是偏低的。

中国没有如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定期的产能利用率数据，但根据第三次工业普查和国家统计局2003年统计的制造业产能利用率数据，还是大致可以估算全社会固定资产的“产能”利用率水平（见表三）。第一产业的供给有土地约束，推定其产能利用率为95%；第三产业有特殊性，不同于制造业有产能利用率绝对值，可以肯定的是，在现有基础设施条件下，服务供给的增长空间还要大于制造业。考虑到服务业的社会需求增长与第二产业的增长存在一定的比例关系，因此，推定其产能利用率等同于产业A、B、C的加权平均。1995年和2003年是经济景气年份，接近制造业“九五”和“十五”时期中国最高的产能利用率水平。依据这两年产能利用率数据推算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有效率，虽然不够准确，但大体还是可以反映“九五”和“十五”时期产业结构失衡造成的资本产出的损失程度。

    表三、中国1996年—2005年产能利用率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有效率：

 *产业增加值/GDP参考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的数据，第二产业内的行业增加值之比用营业收入比代替；

 *固定资产有效率=实际产能利用率/理想状态利用率×100%。

  产业A：1、农、林、牧、渔；2、采掘业；3、电力、气、水；4、地质勘探、水利管理；5、铁路和管道运输；

6、   教育、科研和技术服务。

  产业B：制造业中的原材料工业，包括石油、炼焦、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黑色金

属    冶炼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加工业等。

  产业C：除产业B之外的其它制造业。

  产业D：除教育、科研和技术服务之外的第三产业。

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都会有失衡的时候，但中国的经济结构失衡是制度性的失衡，是长期的、严重的失衡。这种制度性的缺陷主要是三个方面： 1、公共财政支出架构没有建立，公共产品和服务提供不到位，以及城乡二元结构，造成居民储蓄过高或收入过低，国内消费不足；2、市场准入的限制和投资审批，造成铁路、电力工业及部分原材料工业投资不足；3、中国经济增长更多地由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拉动，更多地来自地方政府出于政绩追求的推动，存在“一放就乱，一抓就死”的怪圈。在上述三个条件存在情况下，以基础产品供给瓶颈和消费品产能过剩并存这样一个产业结构失衡为特征的“经济过热→控制信贷→通货紧缩”循环，就是难以克服的。如果能建立起社会保障体系和公共财政支出架构，能够放开市场准入，能够调整政府政绩考核指标，这个结构失衡造成的约10%的资本产出损失，则可以挽回。

二、公有投资的低效率造成全社会近20%的投资损失

公有投资（国有和集体）的低效率是公认的。国家发改委官员报告的数字：实行招投标的项目，建设成本普遍降低15%—20%，有的行业降低30%以上。国资委官员说：全国12万亿国有资本，约1/3正常经营，约1/3不清楚，约1/3闲置浪费。钢铁业某人士的话：民营企业投资钢铁，吨钢投资成本是国有企业的一半，建设周期是国有企业的一半。没有公有投资与民间投资效率的具体比较数据，但从媒体报道和政府部门透露的信息进行分析，公有投资的投入产出比民营投资低30%应该是相对保守的一个估计。1996年—2005年公有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60%，以此推算，1996年—2005年公有投资的低效率造成全社会近20%的投资损失。

民营企业不仅自营资本的投资效率高，通过市场竞争，还可以促进国有企业效率的提高。尽早出台落实“非公三十六条”的具体政策，拆除“玻璃门”应该是发改委的工作重点之一。

三、过度的、偏重于行政手段的宏观经济调控造成的经济增长损失

92、93年经济“过热”时采取的紧缩政策和“一刀切”的行政调控手段，造成两方面的损失。一是“过热”投资在两、三年后形成产能，供给增加正好赶上紧缩导致的需求不足，出现通货紧缩；二是银根紧缩造成一定比例的固定资产投资不能交付使用，企业效益下降，银行坏帐增加，造成投资损失和经济运行效率下降。长达六年的通货紧缩，需求不足导致投资下降，投资率低于储蓄率，经济陷入低水平循环。“九五”、“十五”时期GDP年均增长率，与中国非通货紧缩状态下的潜在经济增长率相比，减少了多少个百分点？实难以估计。发展中国家可以有通货膨胀，但千万不要有通货紧缩，通货紧缩之危害，以经济而论，恐怕超过全国所有贪官和政绩工程造成的损失之总和。

    中国经济学界判断通货膨胀还是通货紧缩，真有点“葫芦僧判葫芦案”的味道。有人把国家可能对部分资源性产品的价格调整作为非通货紧缩预期的依据之一，是十分错误的。其实，通货膨胀或物价上涨应该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政府对基础性产品，如土地、水、矿产资源、电等调价造成的物价上涨，以及粮食减产和矿产品国际价格上涨推动的国内物价上涨。第二部分是结构性通货膨胀，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这种由劳动生产率快速提高的制造业带动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的服务业价格上涨的结构性通货膨胀，是比较明显的。第三部分是一般的成本推动或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第一、二部分的通货膨胀基本与国内货币投放量无关，两者合计，可称之为“自然通货膨胀率”，类似于自然失业率的概念。对“自然通货膨胀率”，不可以用收缩银根来控制，相反，应该增加货币投放来满足市场在物价上涨后对货币流通量增加的需求。因此，判断中国是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不能看通货膨胀率是大于零或小于零，而是应该根据实际通货膨胀率是大于自然通货膨胀率，还是小于自然通货膨胀率。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和就业是第一位的，实际通货膨胀率高于自然通货膨胀率1-5个百分点，总需求略大于总供给，使实际经济增长率接近潜在经济增长率，应该是比较合理的。日本和台湾地区经济高增长期，平均通货膨胀率分别是5.2%、4.0%，可作参考（如图三、四所示）。

    收入分配结构决定需求结构，需求结构决定产业结构，产业结构决定就业结构。政府能做的是调节收入分配和供需总量平衡，中间环节应该交给市场自行调整。通过价格机制调节资源配置是市场最基本的功能。如果政府自认为比企业更了解需求，比市场配置资源更有效率，强行介入产业产量的调整，显然是打乱了市场自我运行，回到了计划经济的老路。而计划经济和行政干预，从来就没有比市场调节更有效率过。如果是机制尚不完善，市场自我调节能力不足，恰恰应该清除干扰市场运行的行政性障碍，完善机制，而不是由国家发改委代替地方政府或其它非市场力量干预市场。国家发改委把控制产能过剩列为2006年的工作重点之一，是一个很危险的倾向。理想状态应该是，发改委集中精力于清除障碍，完善市场机制，把产能调控交由市场通过价格机制自我调节，把供需总量平衡的宏观调控交还给中央银行和财政部。

   摘要：当前的国际贸易体系是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构成的二元结构体系，发达国家控制技术密集型产业，放开劳动密集型产业，通过价格剪刀差，获取占本国GDP15%以上的贸易收益。

   中国和美国的贸易是按汇率结算的，世界银行在比较中美两国的经济实力或国民收入水平的时候，则采用购买力平价方法（PPP）。按汇率结算，100元人民币现在是12.4美元，按购买力评价，100元人民币大约是50美元。也就是说，100元人民币兑换成美元是12.4美元，在美国可以购买12.4美元的商品或服务，而100元人民币在国内可以买到的商品或服务则相当于在美国花50美元才能买到的商品或服务。如果有人将人民币换成美元，到美国买了商品带回国内消费，那他肯定是脑子进水了。但是，现在中美贸易做的就是这个“脑子进水”的事情。难道是外贸部门的官员和商人都脑子进水了吗？当然不是，谁叫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呢，没办法。因为我们不会造波音747客机，也不会造intel芯片，国人要乘飞机，要购买电脑，只好用我们能生产的8亿件衬衫或4亿双皮鞋，去换美国的1架747飞机。美国国内，或美国与欧洲、日本，1架747客机大概只能换到2亿件衬衫或1亿双皮鞋，而跟中国，它可以换走4倍的产品。

   正是这样，发达国家通过控制技术密集型产业，放开劳动密集型产业，用自己的技术密集型产品去换取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来提高国内GDP水平。发达国家中，日本的进口额/GDP是最低的，约10%，5%从发达国家进口，5%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基本上是平等往来，只有分工收益，没有价格剪刀差收益。而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的GDP5%的商品，如果是国内生产的话，要价会是进口额的4倍，即GDP的20%。就是说，通过国际分工和贸易，日本净增了15%GDP，获得巨大的价格剪刀差收益。美国的进口额/GDP是15%，欧洲国家更高，所得也就更多。

   那中国或其它发展中国家商人不会提高售价，多赚点不好吗？自由竞争市场，同行相互压价，价格不跌到接近零利润是不会见底的。那国家不会提高币值，实现全国提价吗？就中国现在的形势，提高30%大概是可以的，高了大概就不行了，因为还有很多工资水平更低的发展中国家等着中国的这摊子买卖。只要世界上还存在工资/劳动生产率之比值更低的国家，跨国公司就会在比值更低，亦即“性价比”更高的国家培植起新生产基地，废弃在中国的生产基地。中国想要摆脱这种“受剥削”的命运，唯有升级出口商品结构，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

    把发展中国家出口的服装、玩具等称作劳动密集产品，其实是不准确的，它掩盖了国际产业分工的本质。如图五所示，一件衬衫的价值，并不是全部在服装加工环节产生，而是由整个价值链的贡献构成。服装加工环节可能只贡献了整个衬衫价值的30%，而且这个30%的价值，更多的还是由厂房、基础设施、设备、电力、供水等贡献，服装加工工人劳动力贡献的价值，可能只是这个30%的价值中的30%而已。整个价值链中的化工原料、机械、电力、基础设施能说是劳动密集产品吗？如果厂房、电力、供水等按美国的价格收费，仅仅是服装厂的工人按中国的工资支付，节省的成本恐怕支付运费都不够。所以说，发展中国家产品的低成本是由国家整体的低成本决定的，并不取决于这个产品本身是“资本、技术密集产品”，还是“劳动密集产品”。正是因为中国有“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进口依存度低，一个产品价值中，国内贡献比例远高于其它发展中国家，因此，中国产品比其它发展中国家有更低的成本。“中国卖什么，什么价格就跌”，其背后的本质是中国低成本的、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

    假设美国波音公司把飞机制造的整套技术，包括设备生产技术无偿转让给中国，不要保留什么核心或者关键零部件，估计中国五年之内就可以生产出波音747客机，成本是波音公司的1/4。如果英特尔公司把芯片制造技术转让给中国，大概一年之内中国就可以制造出同样质量和性能的芯片，售价可能只有英特尔公司的1/10。“资本、技术密集产品”还是“劳动密集产品”，其本质区别在于是垄断产品还是自由竞争产品。只有发达国家能够生产的产品，其成本和价格必然居高不下，而发展中国家都能生产的产品，其售价必然难以提高，跟产品本身是资本密集或劳动密集没有关系。

    发达国家凭借2-3%GDP的R&D投入，就维持着15%GDP以上的收益，还有比这收益更好的投资吗？但是，世界上人口1000万以上的国家中，只有日本实现了出口商品结构升级，韩国则还在升级过程中。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来说，劳动密集型产业虽然利润比较薄，却是一个风险低、收益稳定的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虽然利润丰厚，却是基础差、风险高的产业。资本趋利避害的特性，决定了资本很难自己推动出口商品结构升级。深圳华为公司实现了这样一个升级，但那是企业家个人意志的产物，而不是资本意愿的结果。中国目前又有多少这样的企业家呢？一个国家要在整体上实现出口商品结构升级，只能是国家意志和国家行为。正如上面描述的，一个产品的价值是由整个价值链贡献的，发展中国家单个厂家的某项技术突破，其成本降低是有限的。只有在国家整体实现技术提升的基础上，上下游一起升级，发展中国家单个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才可以实现绝对的提升，创新和经营风险才可以切实下降，出口产品结构升级才可以进入一个良性循环。

    拉美国家是实行进口替代战略的，没有实现出口商品结构升级。东南亚国家是实行出口导向和对外开发政策的，也没实现出口商品结构升级。只有日本实现了出口商品结构升级，用了约20年的时间（见表四）。关于日本成功之道的研究已经汗牛充栋，但鉴于中国当前的状况，再提四点认识大概还是有必要的：1、政府对R&D投入实在不必斤斤计较的，何必囿于发展中国家这样一个概念的藩篱，只计划GDP2.0%的投入，一定要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R&D投入占GDP3%或5%又怎样？以GDP15%以上的贸易收益预期，再加上国内产业技术提高带来的更大产出的收益，R&D投入成本不是需要考虑的问题，时间才是最重要的。2、对国内技术密集型的幼稚产业，切不可以规模经济为名实施对民营企业的准入限制，以免培植起依赖于保护的食利集团。也不可以过度对外资开放，丧失了国内企业边干边学的时间和空间。放开内资，限制外资应该是合理的选择。3、实行有管理的人民币升值和温和的通货膨胀联动，在迫使国内资本逐步实现产品结构升级的同时，又防止国际资本投机炒作。4、复兴儒家文化，培养中国特色的企业家精神。

    拉美的“中心—外围”论者对国际贸易的不公平有所揭示，提倡进口替代。但他们没有认识到技术的资本性质，没有认识到技术可以创造价值，没有认识到国际贸易的不平等，根源在于发达国家对技术的垄断。没有国内技术的自我进步，没有自主创新，进口替代不过是用机器和零部件进口代替成品进口。进口技术密集产品，出口初级产品的格局并没有改变，进口GDP1%（按PPP计算）的产品，还是要出口GDP4%的初级产品来平衡。但是，初级产品的扩大生产总是有限的，进口替代发展到一定规模必然会难以为继。因此，一个国家没有国内技术的自我进步，没有自主创新，无论是实行进口替代政策，还是出口导向，结局是一样的，人均GDP5000美元大概就是增长的天花板了。

   国内有不少学者还在大谈中国的比较优势，鼓吹低工资和不要劳动保护，以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扩大就业。假设，美国突然地震，4/5的基础设施和工厂、设备被毁坏，一夜之间美国也变成了一个资本短缺，劳动力过剩的国家。试问，美国应该去组装玩具，出口服装、鞋和来料加工以扩大就业吗？

   以劳动密集型产品换汇，与低工资的发展中国家比成本优势，只能是把国内工人工资压到全世界最低。以低工资和低要素成本参与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竞争，只能是一个国家发展初期不得不为的暂时政策，是以牺牲国民福利为代价的。政府官员和学者应该常怀戚戚之情看待本国劳动密集产品的出口，忧心珠三角的民工十年只涨了68元的工资，而不是沾沾自喜于出口额的上升。政府应该把换来的外汇用在刀刃上，尽可能多的用在引进人才、技术和购买研发设备上，争取在最短的时间里提升出口商品结构。切不可沉溺在“比较优势”里，把外汇以低息借给美国人去开发更新的技术和产品，强化这样一个二元结构的国际贸易体系。

   国内“比较优势”的鼓吹者，其实犯了刻舟求剑的错误，他们没有看到发达国家已经把绝大部分的劳动密集产业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中国生产劳动密集产品，是在跟其它发展中国家竞争，而不是和发达国家竞争。因此，中国出口劳动密集产品并不具有劳动力成本优势。相反，只有生产技术和资本密集产品，与发达国家竞争，中国才可以发挥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

   如果说中国“比较优势”的鼓吹者犯了刻舟求剑的错误，那么鼓吹低工资和不要劳动保护，出口劳动密集产品以增加就业，可以称得上是祸国殃民了。假设一个十口之家，十个人都出去工作，一人一天挣10块美金。或者只有3个人出去工作，3人一天各挣100美金，其他7个人留在家里洗衣、做饭、打扫卫生、栽花种草。作为家长，应该选择哪一种？选择“扩大就业”吗？增加就业完全可以通过扩大国内经济循环来实现，这是经济学的基本常识。网上有篇文章，篇名大概是“涮盘子还是读书”，讽刺的大概就是发展中国家里这些比较优势理论的信奉者吧。

    中国的投资率已经超过40%，还有7.5万亿元的存差躺在银行里。中国不是一个普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一直就是一个投资过度，消费不足的国家。如上所述，利用外资，与借高利贷并无区别，对于资本充足的中国，何需借这个高利贷？外资的一个好处是技术外溢带给东道国的外部性利益。过去可能还存在这种外部性利益，但就当前中国的现实而言，还有多少外资能产生技术外溢呢？外资的引入只会产生对国内资本的挤出效应，于中国经济增长实无帮助。但何以现在统一内外资税率还如此困难？ 对地方政府而言，能拉到资金就能给地方创造税收和增加就业，但地方利益合在一起不等于就是国家利益，这是一种“合成谬误”，中央政府应该有责任终结对外招商引资的时代了。

    国有银行是否贱卖问题，曾吵的沸沸洋洋。如果从汇率和购买力平价的角度看，国有银行当然是100%的贱卖。当然，国际资本投资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也是冒风险的。什么风险呢？如果中国的发展如日本，则外资将享有世界最高的银行投资收益，并且还有4倍的货币升值收益。如果中国的发展如马来西亚，则外资将享有世界中上等的银行投资收益，另加2倍的货币升值收益。如果中国不幸掉入拉美陷阱，则入股资本就只能是长期的帐面资本了。问题是，中国是一个儒家文明的东亚国家，会掉入拉美陷阱吗？请一个咨询公司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何必非卖股份不可呢？如果给银行职工一次100万元的举报悬赏，国有银行不变成一个清水银行才怪，何须“莫须有”的外资监督？

   政府官员或企业负责人，在引进外资前，最好能思索一下两件事情。第一件，是一个交易，当年俄罗斯以720万美元把阿拉斯加卖给美国的交易。第二件，是一个假设，如果2006年中美两国以股份交换合并成一个经济体，中国将拥有这个经济体20%的股份，美国拥有80%的股份。如果是30年后，中美两国以股份交换合并成一个经济体，中国将拥有这个经济体80%的股份，而美国拥有20%的股份。

   摘要：分析、比较固定建筑资本、设备资本、技术资本和人力资本等四个要素资本存量的相对追赶位置，在相对理想但可以达成的假设条件下，提出一个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预期。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追赶其实就是一个资本存量的累积过程，当人均资本存量赶上欧美国家，资本使用效率不低于欧美国家的时候，属于资本产出的人均GDP自然也就赶上了欧美国家。如图六所示，根据参与经济的要素性质不同，总资本被分成四个要素资本：固定建筑资本、设备资本、技术资本和人力资本。下面就这四个要素资本存量与日本和韩国追赶时期做一个比较，看看中国现在处在一个怎样的追赶位置。

    1、固定建筑资本，包括公路、铁路、港口等基础设施，城市道路、管网系统、绿地等市政设施，厂房、办公楼、商业用房、住宅等建筑物。所以把住宅也当作资本，是因为住宅与其它建筑物资本有共同的特征：（1）住宅实际上是经济活动的必需品，没有一个社会可以只有经济增长而没有住宅的发展；（2）住宅与其它建筑物资本一样有一个饱和点，当人均住宅建筑面积达到40平方米的时候，基本上就不再与GDP同步增长了；（3）都是经济活动的基础，但都不直接产生GDP，不象设备资本与GDP存在一定的比例关系。

   固定建筑资本存量大致可以用水泥和钢材人均累积消费量来衡量。当人均水泥累积消费量达到20—22吨，人均钢材累积消费量达到15吨左右，也就到达饱和点，固定建筑资本存量基本就赶上了发达国家的水平。中国当前的人均累积消费量，水泥8.5吨，钢材2.1吨，与1960年的日本和1980年的韩国相近。中国在这四个要素资本中，固定建筑资本存量是最超前的，以中国高于日本和韩国的投资率，如果政府经济政策得当，估计再用15年左右的时间，就可以赶上发达国家。

    2、设备资本，设备资本存量的增长，有三个方向：（1）外延扩张，表现为就业人数的增加；（2）性能提高和结构升级，表现为单位投入产出增加和产品品种增加；（3）资本深化，即机器代替人力。设备资本存量的相对大小，可以用非农就业率，以及人均GDP或劳动生产率（按PPP计算）与最发达大国美国的比值两个指标来衡量。如果非农就业高而劳动生产率低，说明外延扩张多而结构升级和资本深化低。如果非农就业低而劳动生产率高，说明资本深化超前。以非农就业率和人均GDP与美国的比值这两个指标衡量，当前中国的设备资本存量与1950年的日本和1973年的韩国相近。

   设备资本也可以理解为是技术资本的物化，如果国内技术资本存量不足，国内不能制造而依赖于进口，设备资本的增长将会是缓慢的，并且始终赶不上发达国家的水平。表八是国内能生产的设备与性能相近的进口设备的价格之比，正如第三篇文章论述的汇率与购买力之差别，国内价格是进口价格的1/4左右。如果国内技术资本的增长跟不上，设备全部依赖进口，中国要象OECD国家那样设备投资占总投资的1/3，以36%的投资率，设备投资要占GDP的12%（按PPP计算，因为建筑安装成本基本上是国内价格），那就要出口近50% GDP的商品才能满足设备进口用汇，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设备资本存量的增长速度更多取决于技术资本存量的增长速度，在追赶时间上，先有技术资本存量赶上发达国家，才有设备资本存量赶上发达国家。

   3、技术资本存量，技术资本不象固定建筑资本和设备资本可以用货币衡量，但是，还是可以用四个指标相对客观地衡量一个国家技术资本存量的大小：（1）技术贸易逆差或技术依存度，（2）进口设备占总设备投资的比率，（3）总体研究水平与国际领先水平的差距，（4）历史上R&D投入占GDP的比重。

   没有日本、韩国工业化时期的技术依存度和设备进口比重数据，从历史上R&D投入占GDP的比重比较（见图七），2005年的中国与领先国家的距离，应该略超前1980年的韩国，与1960年的日本大致同一位置。《技术预测与国家关键技术选择》和《中国技术前瞻报告2004》两份研究报告数据，中国研发水平落后领先国家5—10年，落后领先国家5年左右的项目占89%，落后6—10年的项目占11%，76%的项目可在5年内形成自主知识产权，24%的项目可在6—10年内形成自主知识产权。从数据看，中国的研究能力就同中国的固定建筑资本存量一样，是比较超前的。但中国的产学研结合较弱，企业消化吸收和开发应用技术的能力相对落后，要补上企业这块短板，恐怕需要3、5年的时间。因此，综合比较，中国的相对技术资本存量大概相当于1955年的日本和1980年的韩国。

   4、人力资本存量，人力资本存量一个比较客观的衡量指标就是人均受教育年限和大学入学率。中国2005年的人均受教育年限是8.5年，美国是13.4年，是美国的63%。日本1950年的人均受教育年限是美国的81%。在人力资本存量的相对位置上，中国远远落后于1950年的日本，与1980年的韩国大致相近。

   从上述四个要素资本存量分析，与日本经济追赶时期比较，在相对追赶位置上，中国人力资本存量落后最多，其次是设备资本存量，而技术资本存量和固定建筑资本存量相对领先。如何补上短板，利用长板，就是今后中国经济规划和政策制定需要考虑的问题。如果政策、措施得当，中国有超越日本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经济发展速度和发展成就，在2025年前后人均GDP赶上OECD国家平均水平，应该不是多么困难的事情。

   在相对理想但可行的假设条件下，提出一个中国2006年—2035年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预期：

    1、2006年—2010年，假设条件：（1）电力和铁路等投资领域全面对国际、民营资本开放，国家发改委放弃对行业产能的行政调控，供求由市场通过价格机制自行调整，供给瓶颈约束解除；（2）国家公共财政体系初步建立，覆盖全国城乡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网基本建立，国家财政承担全部的义务教育费用和50%以上的医疗费用，大学教育收费和商品房价格控制在国民可以承受的合理范围内，消费需求得以启动，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趋于一致；（3）非公有投资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由“十五”的平均60%降到“十一五”的30%以下。在上述三个假设条件下，供给结构不均衡造成的10%的资本产出损失基本挽回，公有投资的低效率造成的资本产出率损失由20%降到10%以下，设备投资率从2005年的9%上升到11%，资本产出率估计为25%。另外，在新的倾销式投资平衡下，“十五”期末因短板存在而未能利用的占总额10%的固定资产得以有效利用，保守估计可以额外（新投资产生的GDP外）增加5%的GDP。因此，如果“十一五”前期投融资体制和公共财政体制改革有足够的力度和深度，“十一五”潜在GDP增长率可以到达年均11%以上。

   2、2011年—2015年，假设条件：“十一五”期间，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取的突破性进展，“十二五”时期，政府职能越位、缺位和错位问题基本解决，公共投资普遍推行公开、透明的招投标制和代建制，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的治理结构及奖励、约束机制基本建立，市场体系较为完善，造成资本产出损失和投资损失的障碍消除。2011年—2015年的资本产出率至少可以达到韩国和台湾地区70年代或日本60年代的水平，即30%以上。

   3、2016年—2025年，假设条件：从2005年开始，国家真正投入财政资金实施科教兴国和自主创新战略，用十年左右的时间初步建成创新型国家，产业技术水平和自主创新能力总体上接近、部分超过当时发达国家水平，人力资源能够满足产业升级需要。这一阶段中国的资本产出率应该略高于日本和韩国相应时期的资本产出率水平，维持在30%左右。

   4、2026年—2035年，到2025年左右中国农业过剩人口转移完毕，其后时间，经济增长将主要来自人均资本增加，以及劳动人口由低端产业向高端产业转移。此一时期，资本产出率迅速下降，中国的资本产出率估计可能与韩国20世纪90年代时期相近，即20%左右。

   与日本、韩国、台湾地区比较，中国大陆具有大国优势，如果“十一五”期间体制改革能取得突破性进展，如果能如胡锦涛总书记所说的，真正把人力资源当作第一资源，真正投入资金实施科教兴国和自主创新战略，中国发展速度和发展成就高于日本和韩国是可以预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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