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大势总体论
黎阳
第一部 关于是与非
“精英”们这么着急“豁免原罪”，说明了什么？
第一证明“作贼心虚”，对未来毫无信心。否则何必如此迫不及待？
第二证明假改革碰到了不可克服的障碍，有人开始急着安排后事了。
假改革最致命的问题是对付不了这个因“假”字而带来的道义危机和伦理矛盾，无法从理论上证明既得利益者们既得利益的合法性。
假改革说到底是让少数人以种种冠冕堂皇的借口把属于全体人民的财产据为己有。这个过程如此迅速，如此明目张胆，如此数额惊人，以至于无论如何无法证明这些既得利益者的财富来路正当，也就无法证明这些人保持这些财富合法，更得不到社会的承认。如果是公有制，私人拥有如此庞大的财富就不合法。要霸住这些不义之财，就必须承认私有制合法。但如果承认私有制本来就合法，就等于承认毛泽东领导的土地改革、公私合营、社会主义改造等等全错了，就得承认原来的地主、资本家才是自己盗来的公有财产的原始合法主人，就没有理由拒绝人家的后代要求物归原主。这样一来到手的鸭子还得拱手让人，还是保不住那些不义之财，白辛苦一场。总之，不承认私有制就无法保住自己的不义之财，彻底承认了私有制同样还是无法保住那些不义之财。真是进亦难，退亦难。“精英”们只好拼命先证明当初搞土地革命、公有化没错，因此不准当年的地主资本家及其后代再来索赔；然后再证明现在实行的私有化是“新公有制”，因此窃国大盗把公有财产据为己有是“与时俱进”的合法之举。然而这么折腾来折腾去越折腾逻辑越混乱。窃国大盗们既无法利用封建主义的伦理道德证明自己是“奉天承运”、“命系于天”、“血统高贵”、“祖上积德”，所以应该把公有财产据为己有；又无法利用资本主义的伦理道德证明自己是通过“优胜劣败”、“自由竞争”、“祖传遗产”而合法拥有这些原来属于公有的财富；更无法利用社会主义的伦理道德证明自己是出于“为人民服务”的需要，所以要合法占有大家的公有财产。结果无论用哪一种主义的伦理道德都无法证明窃国大盗拥有这些不义之财合法合理，于是只好来了个“原罪豁免”，干脆不讲理了。《水浒》中“没毛大虫牛二” 的逻辑是“我没钱，但我偏要你的刀”；大喊“不争论”的“改革牛二”们的逻辑是“我没理，但我偏要这么着”。而这样一来实际结果是既不能理直气壮全面恢复私有制，又不肯当真坚持公有制，而是来了个不伦不类的“新公有制”，说是私有制吧它留了个尾巴，不敢承认土地不动产的所有权永久私有，免得私有制时代的主人的继承人登门索赔；说是公有制吧它又主张不管是不是赃款，谁捞到手的东西就是谁的，免得公有制时代的主人的代表将来查帐追赃。但这一来实际引发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更多。它实际运行的结果是谁有权谁就保得住赃款，谁没权谁就“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这等于确立了把财产跟权力直接挂钩的原则。但不义之财能因权力来而来，就能因权力去而去。“世袭罔替”的封建社会尚且“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现实世界权力场中的权力变化更快。当能轻易换成钱的国有资源如土地、现金、资产等已经被基本瓜分完毕时，当权力场的后起之秀们无法象其前辈那样轻易发财时，很自然会把目光转向捷足先登、油水捞足又失去权力保护的既得利益者的身上，要求重新瓜分，来个“黑吃黑”。既然一切都是权力说了算，失去权力保护的不义之财就成了猪身上的肉--为它人而长。跟“精英”们的鼓吹“豁免原罪”的预言恰恰相反，先富起来的人尤其靠腐败才得以敛财的一伙最积极的事不是如何投资，而是如何转移财产。既然根本没能耐靠真本领从事良性竞争，那离开了腐败就立刻寸步难行，就不可能有长远打算，就只能得了手就赶紧溜。否则如果当真在国内投资，那老板该如何要求雇员？廉洁奉公？他自己就是偷盗起家的，这样的要求别人谁会当真？学他的样也照偷照拿？那他的买卖还怎么维持得下去？总之，假改革即便得了手也解不开因假而来的伦理道德死结，而只能依靠腐败和权力来维持既得利益。越腐败，权力买卖越广泛普遍，经济利益跟权力的勾结越紧密，权力的不稳定对经济活动的干扰越直接，就越难以建立起一种稳定的生产关系以转入良性竞争。所以假改革的既得利益者们才如此惶惶不安，如此急着闹“原罪豁免”。
另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提出“原罪豁免”的“精英”们是以什么身份来说话的？以“经济学家”的身份？他本人就是暴发户、当事人。以“负有原罪”的身份？贼有资格当自己的判官吗？这又暴露出“精英”们的另一个伎俩：以双重身分搞诈骗。
“经济学家”的责任是为整个社会的利益最大化服务。“企业董事”的责任是为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服务。“经济学家”兼“企业董事”则是“挂羊头，卖狗肉”，打着“为整个社会的利益最大化服务”的招牌，利用社会对学者的信任为自己利益最大化服务。同样在电视台说一个企业形势大好，股票看涨，如果是以企业董事身份这样说，那就会被认为是商业宣传；如果是以“经济学家”身份这样说，那就会被认为是“专家意见”，“学术研究”，效果截然不同。如果实际以董事的身份却以“经济专家”的名义如此说，那就是利用双重身份误导诈骗。企业发行股票，社会利益的最大化要求公众能了解企业的方方面面，企业利益最大化要求只让公众了解企业光明的那一面。经济学家兼任企业“董事”，为企业利益就不应该说对企业不利的消息，为社会利益就不应该隐瞒对企业不利的消息。顾了这头就顾不了那头，无论如何休想两全其美。这绝非用“经济学家的良心”之类就能糊弄过去。同时具有利益矛盾的双方身份，即双重身份，在美国被称为“利益冲突”（conflicting interests），属于非法。美国法律规定竞选公职人员必须先公开个人财产，当选总统及内阁成员上任前必须卖掉手中股票，在职期间必须通过专职的投资公司而不准直接参与投资项目，不准在私人公司兼职等等，目的就是防止公职人员因持有某公司的股票而在决策时故意作出对该公司有利的决定，为了避免双重身分，为了避免“利益冲突”，为了确保公正客观，为了确保社会利益最大化。这跟当事人的人品良心之类主观愿望上的东西毫不相干，因为这是商场的客观规律。“精英”们不是要“与国际接轨”吗？为什么碰上这种防止利益冲突、让公职人员社会精英一心一意为社会利益最大化服务的“国际轨道”就顾左右而言它呢？
俗话说：“医不自医”。为什么？因为客观规律是“关心则乱”，“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一旦自己的生死利害牵涉在内，谁都不敢保证自己的专业判断能保持客观，能力能正常发挥。所以只要条件允许，自己或最亲近的人要看病都尽量请其他医生，实行自我回避。这是常识，也是既对自己负责也对专业负责的职业道德。司法领域有回避原则，规定凡是涉及工作人员个人利益或亲属成员的案例必须回避，同样是为了保证其公正客观，确保办事人员的自信力与公信力。商场里亦是如此。处在旨在企业利益最大化的位置，就不可能同时真正再去旨在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处于旨在社会利益最大化的位置，就必须回避个人利益跟任何企业挂钩的局面。用“经济学家的良心”之类来搪塞更是笑话。商场里“是朋友就不做生意，做生意就不是朋友”。中国人传统的为友之道是不占朋友的便宜，而经商之道是必须赚钱。遵朋友之道不赚钱就算不得经商，遵经商之道赚了钱就算不得为友。有取必有舍，有得必有失。一入商场无情可讲。主观愿望代替不了客观规律，口头保证更代替不了客观制约。“经济学家”们不会不知道这些常识吧？知道还要兼职“董事”捞外快，还要用“经济学家的良心”来赌咒发誓保证不误导公众，不影响自己为社会利益服务。这是真演戏还是假天真？一身而二任，实际是董事的身份，学者的名义，利用人们对立场超然的专家的尊重信任偷天换日，蓄意误导。这本身就是没良心的事，还恬不知耻谈什么“经济学家的良心”，实在令人作呕。
另一种双重身分的例子是一方面当中国经济决策的“智囊”，一方面长期领取外国“基金会”的资助津贴，充当人家的特别雇员。一面以中国“经济学者”的身份参与中国经济的决策活动，一面以外国经济利益代理人的身份悄悄让制定的政策有利于外国企业而不利于中国企业。这是一种变相的“学术汉奸”、“学术卖国”。
原罪豁免”之类论调充分暴露出假改革的虚伪和无法克服的内在困境，也顺便撕开了改革“精英”们以双重身分招摇撞骗的面具。
“精英”们闹“原罪豁免”既没能让普通老百姓认可窃国大盗们的不义之财从此合法，也没能让窃国大盗们就此安心把赃款留在国内，反而不打自招承认“先富起来”的人们许多确有“原罪”，还自我暴露了自己利用双重身分招摇撞骗的伎俩。总之是“割驴XX敬神—驴也整死了，神也得罪了”。
“中国落后的原因是闭关自守。只有开放才能进步。”“闭关自守产品几十年一贯制，必须‘用市场换技术’，用‘合资换技术’才能引进先进技术”。
新中国并没有闭关自守。不是中国不开放，而是别人不准中国开放，对中国实行了几十年的封锁禁运，连中国出口的酱油对虾运输过境都不准，使中国想开放也开放不成。实际上中国在被封锁的情况下仍然竭力打破封锁，尽可能对外开放，否则早就收回香港了。中国的自力更生是别人逼出来的，现在“精英”们却来了个倒打一耙。这是不折不扣的歪曲历史。其实中国历史上也并非从没有开放过，否则鸦片、梅毒、棉花红铃虫、小麦黑穗病以及后来的乙肝、艾滋病等等还传不进中国来。真正的问题并不是开放不开放，而是不知道该如何开放，该开的不开，不该开的乱开。封建制度下的中国解决不了开放引发的种种社会问题，只好干脆来了个因噎废食，闭关锁国。现在中国对外开放，仍然必须解决好该如何开放的问题，有所为有所不为，否则必然会在全盘开放和闭关自守两个极端之间来回跳。比如现在说是对中国的封锁禁运撤消了，但中国要引进有利于强国的东西一定限制重重，而要引进有利于“全力建小康”、提高消费水平的东西则必定毫无困难，一帆风顺。中国人自己对此难道不应该引起警惕吗？难道不应该想想该如何开放吗？难道不应该对人家主动塞过来的东西和死活不肯给的东西认真思考，分析原因吗？
上海大众“桑塔那”合资了二十年照样一贯制，中国市场倒占了不少。也不知道这么大市场换到了人家什么技术，靠合资又引进了多少技术：发动机技术？底盘技术？铸造技术？零部件制造技术？装配技术？更不知道这些技术在中国什么地方发挥过什么作用？除了帮助德国大众公司赚钱之外增强了中国多少国际竞争实力？合资来合资去，中国道路上的小轿车满眼都是外国名牌，独缺中国自己的。韩国“现代”汽车没搞合资，坚持自己干，即使开始产品问题不断、被西方讥为“垃圾车”也仍坚持不懈。不过十几年工夫，现在“现代”汽车已被美国人评价为质量改进最快的汽车，去年销售额已直逼日本“本田”（HONDA）。对这样鲜明的对比，当初大声疾呼 “市场换技术”、“合资换技术”的“精英”们个个装聋做哑，那副知识渊博、忧国忧民、慷慨激昂、拍着胸脯担保的劲头不知哪里去了。同是亚洲“发展中国家”，同是儒家文化圈，同是对外开放，同是“市场经济”，韩国人能办到的事为什么中国人办不到？是中国人劣等吗？不是中国人劣等，而是谋私利的假改革致使中国的“肉食者鄙”，致使主管的官僚劣等，相关的“精英”劣等。劣等得整天吃人饭，不说人话，不干人事，不拉人屎，所以“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难怪拿破仑要说“狮子统率的绵羊军队强过绵羊统率的狮子军队”。
有些合资独资项目从中华崛起的角度来看很蠢，甚至简直有害无益。比如牙膏、洗涤剂、可口可乐饮料之类软饮料产品等，既非国内无同类产品，又无要害核心技术，还只能内销。每合资一项，中国同类企业就被打垮一批；每增加一个合资机构的工作机会，就意味着一大堆中国工人在下岗。用如此大的社会代价换来了什么样的“先进技术”？增加了中国多大的竞争能力？增加了中国多少出口？不象中国的产品利润全归中国，合资的产品利润大头都让外国人拿走了，从中国人整体的角度来说是肥人亏己，得不偿失。有些合资项目用人家的技术每收入一元，就相当于向人家奉献了不知多少元。人家可以拿了这钱去开发更先进的技术，仍然比你先进。于是形成一个引进、开发、再引进、再开发的无限循环怪圈。绕来绕去绕得一些中国人自己都弄不明白到底在干什么，“引进先进技术”引到什么时候才算完。如此合资，如此“引进先进技术”对中华崛起有何价值，有何意义？但事实是这样的合资企业不但存在，而且十分兴隆。对此可能的解释只能是：1．主管的官员被收买了，故意吃里扒外；2．国有企业已经被家贼偷得奄奄一息，亏损又亏损，成了烧钱的无底洞。国家投资全打了水漂，根本不敢再往里扔钱。企业连简单再生产都维持不下去，更无力开发新产品，不得不通过合资借助洋人的开发成果维持局面。3．窃国大盗们需要利用“合资”的招牌营私。贼偷了东西就要销赃。窃国大盗们把靠坑蒙拐骗到手的国家利益卖给外国客户最合算。第一人家财大气粗，能出高价；第二弄成个国际项目一旦事发想推翻都不容易；第三可以让对方不声不响把不义之财让直接存在国外，人不知鬼不觉地彻底逃避国内监督；第四可以“以物易物、补偿贸易”，让对方用安排自己子女亲属出国定居来代替直接的“现钱交易”，来个“曲线受贿”；第五可以“放长线、钓大鱼”，跟国外直接挂上钩，为自己将来脚底抹油叛国外逃多留一条路。一个“引进先进技术”的口号，一个“开放合资”的名义便能带来这许多个人利益。如此合资表面上似乎很蠢，其实那只是蠢在国家利益，而对个人利益而言非但不蠢，而且是处心积虑、深谋远虑的精明打算。从谋求中华崛起的真改革角度看无论如何不能理解东西，从谋私利的假改革角度看一目了然。两种改革目的不同，立场方法结论完全针锋相对。
什么叫“先进技术”？先进只是相对于落后而言。即便在今天，相对于大刀长矛，“三八大盖”也够得上先进资格。但如果改革的目的是中华崛起，避免挨打，则“先进技术”必须相对于对手先进才有意义。中国最需要什么样的“先进技术”？使中国人不落后不挨打的关键技术，能提高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能力的核心技术，让中国人比别人更先进的要害技术。这样的“先进技术”引得进来吗？合资也罢，购买也罢，最多引进别人比自己先进、但比人家落后的技术。“教会徒弟，饿死师傅”，谁的看家本领肯倾囊相授？比别人更先进的技术别说人家不给，就是想给，人家自己都还没有的东西怎么给得出来？现在世界各国都搞“全球化”，搞“与国际接轨”，搞合资企业，搞“引进先进技术”。搞来搞去，现在世界上生产CPU的有几家？生产大型飞机的有几家？生产高级路由器的有几家？生产核装备的有几家？生产电子战装备的有几家？生产高级合成材料的有几家？搞高能微波、激光武器等新一代战略武器的有几家？世界上有几个国家曾用市场或合资换到过这样的技术？合资也罢，市场换技术也罢不是不能搞，不是不能引进一些相对于自己的目前先进的技术。但必须心中有数：现在引进是为了将来不引进。只有学学韩国的“现代”，坚持创造自己的铭牌，自己开发先进技术，才能“肥水不流外人田”，避免替别人开发先进技术付帐单。这才是要害工业要害产品的发展方向。现代技术发展得那么快，如果按常规引进，还没来得及消化吸收完就已经落伍了。美国人流行一句话：“如果是家具，百年以上的是古董。如果是汽车，十年以上的是古董。如果是时装，一年以上的是古董。如果是电子产品，市场上卖的已经是古董。”越是尖端技术越要靠自己开发才有可能最终赶上，只靠引进必将永远落后于人。为了最终超越对手，只得到相对于自己的过去的先进技术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真正的核心技术最终要靠自己独立开发，要靠建立独立开发核心技术的能力，要靠自己创新。归根结底还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具有战略意义的核心技术绝不能用常规经济法则来判断合算与否。必需不惜代价，不计成本，独立自主全力开发。1960年经济最困难的时候坚持“两弹一星”似乎违背了“经济规律”。如果当年主张按“经济规律”办事的“精英”们当家，一刀砍掉了这些“不合算”、“力不从心”、“风险太大”的项目，那今日中国有何“镇山之宝”？中国的和平有何保障？那些玩弄“经济规律”的专家们又能到哪里去卖弄？“运十”等大型客机项目下马时再困难，比得上1960年困难吗？几十年过去了，中国花了几百亿美元买客机，自己大型飞机的研制队伍今何在？生产能力今又何在？要搞战略空军，战略轰炸机何来？国外买得到吗？即便买得到，多少钱？第几代？有多大威慑力？要搞快速反应部队，大型运输机何来？国外买能买得起多少？一旦战损能及时补充吗？当年的一念之差，代价是上百亿的资金，几十年的辛勤，以及历史的机遇。鲁迅说：“孩子初学步的第一步，在成人看来，的确是幼稚，危险，不成样子，或者简直是可笑的。但无论怎样的愚妇人，却总以恳切的希望的心，看他跨出这第一步去，决不会因为他的走法幼稚，怕要阻碍阔人的路线而‘逼死’他；也决不至于将他禁在床上，使他躺着研究到能够飞跑时再下地。因为她知道：假如这么办，即使长到一百岁也还是不会走路的。”中国能造自己导弹卫星，造不了小汽车，能造核潜艇，造不了大型飞机。为什么？一个是“以恳切的希望的心，看他跨出这第一步去”；一个是“将他禁在床上，使他躺着研究到能够飞跑时再下地”。两种态度，两样结果。
如果中国只打算“建设小康社会”，那靠“引进先进技术”就够了；如果中国要“全面现代化”、赶超世界先进水平，那在要害的核心技术上就只有依靠自己。归根到底取决于是哪种改革：真改革还是假改革。
“建设小康社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行了，为什么一定要赶上超过别人呢？”
中国历史上不仅曾经是小康水平，而且是世界先进水平。但落后了，挨打了，一切辉煌都打没了。如今不实现现代化，不赶上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建成了小康社会也保不住。要根本解决问题，就必须不再挨打，就必须赶超。首先在精神上不能甘于人后。落后不可怕，可怕的是自甘落后。自甘落后意味着精神上垮了，承认自己天生低人一等。这等于自我否定，自甘下贱，甘当劣等。
种族主义者鼓吹人有“优等民族”与“劣等民族”之分。不管其“理由”如何，要达到的效果是“优等种族”任意支配“劣等种族”，“劣等种族”甘愿被“优等种族”任意支配。人们谴责种族主义时往往只注意自称“优等种族”的一方，却忽视被称为“劣等种族”的一方，想不到世界上有的民族里真会有人自认劣等，甘愿任人支配。这听起来似乎不可思议，但的的确确是现实存在。
何谓“优等”？就是高人一等，支配别人。何谓“劣等”？就是低人一等，任人支配。如果一个民族处于任人支配的地位，就会被认为是低人一等，即劣等；而如果处于支配别人的地位，就会被认为是高人一等，即优等。处于低人一等、任人支配的地位就是处于劣等地位。但处于劣等地位的民族并不意味着就是劣等民族。只有处于劣等地位而又心甘情愿永远处于劣等地位、不思反抗的民族才真正算得上劣等民族。因为种族主义者的种族“理论”要达到的效果正是如此：让被说成是劣等种族的人心甘情愿地处在任人支配的地位，接受被说成是优等种族的人的统治。甘心处于劣等地位的民族等于在精神上彻底接受了种族主义者的结论，自然怨不得别人称之为劣等民族。这跟虽处劣等地位却不忘反抗的民族完全不同。人可以抓住老虎，可以把老虎关起来展览，甚至可以训练老虎登台表演，但人决不敢对老虎象对牛马那样任意役使，毫无防范。这就是处于劣等与属于劣等的区别。换句话说，一个民族如果心甘情愿处于任人支配的地位，那就是自愿当“劣等”。只要自己愿意当“劣等”，那就真是“劣等”。“劣等”不“劣等”取决于自己的选择。别人强加于的“劣等”不算数，自己心甘情愿选择的“劣等”才算数。
云杉女士在其充满悲壮的作品《追我魂魄》中引用了一句话充满悲壮的话：“人可以落魄，但不能失魂。一个失魂的人就会成为被人摆布的木偶，他的命运会比死亡更悲惨。”这正道出了处于劣等与属于劣等的区别。
拒绝当劣等、拒绝任人支配的人可能失败。但只要不甘心失败，就没有丧失摆脱劣等的希望。“兵家胜败寻常事，忍辱负重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即便奋斗失败不幸身亡仍然可歌可泣，因为这是以英雄而非劣种的身份载入史册；“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一个民族只要不甘任人支配，只要不放弃改变命运的努力，哪怕处于被支配的劣等地位也仍然不是劣等。即便国土被占领，但只要还有人在反抗，哪怕只是试图反抗，征服者就不得不重兵防范，就不能毫无顾忌放心开发。这个民族就跟象牛马那样无须防范、可以随便支配的劣等民族不同，就不是劣等。
中国近代因落后而挨打，而处于任人支配的劣等地位。中国人于是分化为两类：“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和“甘愿做奴隶的人们”。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不甘心中国任人支配，任人宰割，一再反抗，不懈努力，力图改变中国的劣等地位，使中国急起直追，迎头赶上，摆脱落后。这样的中国人永远不是劣等，而是“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甘愿做奴隶的人们” 不承认落后会挨打，一口咬定中国人天生落后，永远先进不起来。中国过去挨打并非因为落后，而是因为中国人自己欠揍。鸦片战争是中国人禁烟惹来的。甲午战争是中国多管朝鲜的闲事招来的。八国联军是中国闹义和团闹出来的。抗日战争是中国反日情绪失控引起来的。台湾问题是中国抗美援朝带来的（尽管美国干涉台湾在先，中国出兵朝鲜在后）。只要中国人有足够的“智慧”和“新思维”，逆来顺受、委曲求全就不会挨打。中国每次挨了打都换得“先进西方文明”的进一步传入，得到了“先进生产力”，于是才进步。只有彻底熔入人家的世界才能真正紧跟“新潮流”。中国没有殖民地的经历实在缺一课，迟早应该补上。总之落后不要紧，傍上洋大款就立刻先进了。挨打是好事，挨了打就老实了，不敢再招惹是非，从天下太平，有了“和平发展的大环境”。中国想赶上超过世界先进水平是痴心妄想，白费力气，应该老老实实“全力建小康”。这样的中国人举止言谈从头到脚充满了标准的任人支配的奴隶风范，是不折不扣的劣等。
“甘愿做奴隶的人们”是不是犯傻，没事干了想当劣等？恰恰相反，是聪明过头了。人家的心思是整个民族当奴隶有什么要紧，只要自己能当上奴隶总管就行了。虽然在主人面前是劣等，但在奴隶面前却好歹高一等。依靠外国势力对付同胞比冒险辛劳对付外国势力既方便安全又有利可图，完全符合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一切原则。这样的小聪明还挺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当年欧洲殖民主义者跑到美洲时，不少美洲的印地安人部落酋长们也是这样想的：这些外来户武器精良，能征惯战，何不请他们帮我对付其他的印地安部落来扩大我的统治呢？于是竞相合作。然而到头来那些“算盘精”的印地安人酋长们一个个下场如何？他们的部落今又安在？现在整个美洲竟是谁人之天下？小说《辛德勒的名单》里有这么个情节：一个犹太玻璃工人心甘情愿替纳粹当警察头目，组织犹太警察配合纳粹搜捕自己的同胞送进集中营，并跟纳粹党卫军痛饮狂欢共叙“友谊”。然而等自己的犹太同胞都抓完之后这些犹太警察们立刻被党卫军全部枪决，所谓“友谊”全成了笑柄。这样的情节并非虚构。当年纳粹德国统治区和死亡营里都有犹太人自愿或被迫跟纳粹合作对付自己的同胞，其最终下场也都一样。面对处于支配地位的强者想耍小聪明“迎外以安内”，即便得意一时，最终又能如何？终究逃不脱身为劣等的命运。
甘当劣等就得心甘情愿承受劣等待遇，从“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到“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到“南京大屠杀”这样成龙配套的待遇。新中国刚成立时中国人对当劣等挨打的滋味记忆犹新，在“奔小康”与“中华崛起”之间毫不犹豫选择了“中华崛起”。现在一些中国人对当劣等挨打的滋味没什么感性认识，也不屑学习历史，因此对“奔小康”兴趣盎然，对“中华崛起”不以为然，变成了“甘愿做奴隶的人们”。如果这些人有南京大屠杀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挨打经历，立场定不相同。换句话说，“甘愿做奴隶的人们”之所以“甘愿做奴隶”往往是因为欠揍，缺少当劣等挨打的感性经验，缺少反面教员来上课。
总之一个民族是不是“劣等”别人说了不算，自己说了才算。劣等不劣等不是别人强加的，而是自己选择的；不是先天的，而是后天的；不取决于外因，而取决于内因；不取决于物质条件，而取决于精神因素。同一个民族内自甘劣等的就是劣等，不甘劣等的就不是劣等。甘愿永远处于任人支配的劣等地位、不思改变的人就是自甘劣等，因而就是劣等；不甘处于任人支配的劣等地位、力图改变赶超的人就是不甘劣等，因而就不是劣等。这叫咎由自取，各得其所。
近代中国任人宰割、任人支配的劣等地位是毛泽东结束的。中国人在没有毛泽东之前是任人支配，被当成是“劣等民族”，有了毛泽东之后就不是了。中华文化在没有毛泽东思想之前被认为是“弱势文化”，也就是“劣等文化”，有了毛泽东思想之后就不是了。世界上那么多思想，唯独毛泽东思想告诉中国人可以依靠自己的努力从任人支配的劣等地位中挣脱出来。毛泽东思想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从来绝不消极被动任人支配，绝不投降认输，而且绝不靠匹夫之勇乱碰乱撞。中国人想不当劣等人，除了毛泽东思想外无可倚仗。否定毛泽东的中国人，必然否定中国人民，必然得不到中国人民的拥护，必然不得不依靠外国力量维护自己的地位，必然走向甘愿任人支配的道路，必然最终不由自主滑向“劣等人”。否定毛泽东思想的中国人，必然丧失主动进取的精神力量，必然看不到中国文化中国人的希望，必然在西方的强势文化前毫无抵御能力，必然对西方的一切顶礼膜拜，必然只会继承中华文化的一切糟粕，必然最后自我否定，承认中华文化是“劣等文化”，甘心情愿当“劣等”，必然同样不由自主滑向“劣等人”。这是一条客观规律。商场有商场的客观规律，官场有官场的客观规律，战场有战场的客观规律。既然是客观规律，那就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人在商场身不由己。人在官场身不由己。人在战场身不由己。中国人在优等劣等和毛泽东思想的关系规律上同样身不由己。总之，否定毛泽东的中国人，只能迟早会变成“劣等人”；在排斥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继承的中国文化，只能是充满糟粕的“劣等文化”。中国一切“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或迟或早都会认识到这条规律，在毛泽东的旗帜下找到共同目标。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不愧优秀，敢于想象实现中国全面现代化，敢于赶上超过世界先进水平，敢于从根本上让中国永远摆脱落后挨打的劣等地位。“甘愿做奴隶的人们”甘当劣等，但求小康足矣，安敢妄想其他？
“九．一一”后美国掀起了国旗热。美国电视台报道说美国人买的美国国旗是中国造，出口价1美元。而当时美国市场零售价是十几二十美元。就是说在这样的经济格局中国人创造的财富90%以上被别人拿走了。这就是经济领域内的落后挨打。你靠廉价劳动力竞争，就只能接受这样的结果。这就是经济上受制于人的劣等地位必然的结果。甘心永远处于这样的地位就是甘心劣等。不甘心就必须穷则思变，在承认目前这个劣势现实的同时想办法走靠高技术、高附加产值产品过日子的路。一句话，是心满意足于那10%、靠它“奔小康”，还是不甘心那90%而发愤“中华崛起”；是情愿继续这样的经济领域的落后挨打，还是不甘落后、不甘挨打，这就是“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和“甘愿做奴隶的人们”的区别，是中国人中优秀与劣等的区别。经济领域如此，其他领域亦然。
从现在的国际环境的演变趋向来看，如果中国在赶超国际先进水平这个战略决策上措施不力，沾沾自喜于“奔小康”，甘愿在技术经济领域当“劣等”任人支配，很快就会面临生死存亡紧要关头，那时就悔之晚矣。
第二部：关于进与退
“中国正处于从来没有过的和平环境中，应该抓住这个历史机遇”。“苏联是被军备竞赛压垮的。中国应该吸取苏联解体的教训，不搞军备竞赛，安心经济建设，不应该把资金浪费在军备竞赛上。”
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并非“军备竞赛”，而是内部“精英”们的假改革、真破坏，外部“超限战” 的蓄意误导，自身领导长期脱离群众、丧失人心，加上一系列的决策失误等诸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精英”们一口咬定“军备竞赛压垮苏联”，无非是想吓得中国把国防现代化扔一边去，放松开发跟国防密切相关的尖端技术，从此只引进不开发，永远受制于人。这也算新一轮的对付中国的“超限战”。中国的确正面临一个“从来没有过的历史机遇”，但并非“精英”们所断言的那种“从来没有过的和平建设”的历史机遇。
苏联解体，冷战以美国的全胜而结束。两个超级大国争霸世界的格局被美国一家独大的局面所取代。整个世界由那以来开始经历着两大调整：美国战略目标的重新调整，以及国际关系准则的重新调整。
美国的战略目标一直在不断调整。当美国以德国日本为主要战略目标时，便毫不犹豫地跟意识形态的敌人苏联结为盟国对付德日。一旦战胜德日，美国又毫不犹豫地把战略目标转向了苏联，跟昔日的死敌德日结盟对付昔日的盟国苏联。美苏关系迅速恶化，短短几年便演变成“冷战”。为了对付苏联这个战略目标，美国毫不犹豫地放下了朝鲜战争的旧仇跟中国接近。苏联刚刚解体，美国立刻批准向台湾出售F-16先进战斗机，毫不犹豫地把战略目标转向了中国。美中关系气氛顿时开始变味。当美国认为国际恐怖主义对美国的安全威胁更直接时，又立刻毫不犹豫地放松了对中国的压力，联合中国共同反恐。与此同时，美国一方面推行“阿拉伯民主改造”计划，一方面紧锣密鼓加紧NMD（国家导弹防御系统），毫不犹豫地为有朝一日彻底废掉中国的核反击能力而快马加鞭。美国的战略目标的转换就是如此娴熟老练，一气呵成，毫不犹豫，毫不留情。美国公开宣布其21世纪的战略目标是确保美国世界独一无二的超强地位。换句话说，谁被认为过分强大而可能危及美国的超强地位，谁就会变成美国的战略目标。
“公认”的国际关系准也一直在“与时俱进”。鸦片战争时代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没有什么“国家无论大小一律平等”、“国家主权神圣不可侵犯”之类。实力就是一切，没实力就活该倒霉。弱国无外交，也无主权。对弱国什么国际关系准则都不存在。否则人家也不会公开向中国贩了毒还倒打一耙，打上门来要中国赔偿毒品损失了。第二次世界大期间美国主张战后“非殖民化”，让殖民地国家尽量都独立。这一是可以把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如英国的海外殖民地几乎剥个精光，大大有利于美国资本的全球扩张。二是可以利用“民族自决”的名义为日后瓦解苏联及其它不喜欢的多民族国家打下伏笔。英国国力已衰，再也无力维持“日不落帝国”的统治，不得不同意，甘心从“大英帝国”沦为“小英格兰”。苏联想借机跟美国争夺中间地带，顺水推舟同意了美国的主张。于是有了战后民族独立运动的蓬勃发展。与此相对应的“国家无论大小一律平等”、“国家主权神圣不可侵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类国际关系准则很是时兴了一阵。“冷战”时期美苏两大阵营对抗，都需要争取中间力量，因此在不涉及自己战略要冲的地方也大致认可了这些准则。但也不是没有条件。随着“冷战”局面的演变，美国要求的条件越来越高。首先是不许站错队：倒向苏联阵营的就是敌人，倒向自家阵营的就是哥们，中立的就是不仗义，非打即压，给点小鞋穿。慢慢地光站队还不够，又陆续划了好些圈子：人权，自由，民主，经济自由化，贸易自由化，知识产权……等等等等。好些原先被认为是主权范围内的东西不知不觉间就变成了国际问题，国家主权的概念悄悄地被一点一点地架空了。到后来国内抓罪犯一不小心就会变成“迫害人权”，闹出个国际事端来。等苏联解体，美国成了世界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一些原先“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吃不开了， “人权高于主权”、“先发制人”等理论陆续付诸实践。如今美国是说打谁就打谁，别人谁也管不了。联合国管不了，美国的西欧盟国也管不了。法国反对美国攻占伊拉克，美国火冒三丈，硬打下来再来个“惩罚法国”，不准法国公司参与伊拉克战后重建；顺便还来了点“去法国化”，将国内传统的“法式炸薯条”(French Fries)“正名”为“自由炸薯条”(Freedom Fries)。如今能对美国政府有所制约的只有美国选民。但只要美国没有陷入越南战争那样的旷日持久、代价沉重的泥潭，美国选民对美国政府的海外政策并没有多大实际约束作用。现在“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其实已经变了，变得颇有点鸦片战争时代强国说了算的味道了。
当中国已被美国调整为其战略目标的时候，当“人权高于主权”、“先发制人”“单边主义”已经变成国际关系的现实的时候，心醉神迷于“中国有了从来没有过的和平环境”、一心一意“埋头搞建设、全力建小康”，好笑不好笑？讽刺不讽刺？人家用温水煮青蛙，让你不知不觉“软刀子割头不觉死”；面临灭顶之灾的大嘴蛤蟆“精英”们却还当是在洗温泉浴，美滋滋泡在锅里悠然自得，还自鸣得意地说：“我这是在‘蹈光养晦’呢！”
中国希望“和平崛起”，虽说是“和平”，但终究是“崛起”。很难说美国能否对此网开一面。如果人家不肯高抬贵手，就得小心人家“先发制人”到自己这个“战略目标”头上来。能遏制这种情况发生的最关键因素是什么？第一是毛泽东时代抗美援朝打出的国威军威，使世界认识到中国人不再是一盘散沙；第二是毛泽东时代的“两弹一星”及由此发展起来的战略威慑力量。这一切使美国选民认定跟中国冲突会代价惨重，由此制约了美国政府。至于中国的常规武装力量，既然中国自己的作家中将、空军副政委都公开不屑一顾而宁愿当“美国迷”，美国人即便原来很顾忌，现在也会大打折扣。一旦人家认定中国人又回到鸦片战争时代的一盘散沙状态；一旦人家的NMD部署成功，有所顾忌的情况必然起变化。一盘散沙自然不堪一击，NMD成功就意味着把中国的战略核武器缴了械，那时人家就可以毫无顾忌地“先发制人”了。由此可见，中国崛起的唯一历史机遇一是必须避免重新变成一盘散沙，二是必须赶在美国NMD及下一代新战略武器研制成功之前抢先拿出自己新一代的战略“杀手锏”武器，使之不敢轻举妄动。也就是说中国必须跟美国的NMD及其下一代新战略武器抢时间赛跑。这个历史机遇有多少年不好讲，也许几年，也许十几年，反正不是无限期。
据一些学者推测，现在世界石油供应只够维持几十年。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头几名的石油进口大国。一旦石油供应断绝，结果不言自明。除非中国能获得长期可靠的新石油来源，否则必须在几十年内开发出大规模使用替代石油能源的技术。也就是说，由于石油问题，中国崛起的历史机遇被限制在这几十年内。
当美国战略目标开始转向中国时，当国际关系准则开始变化时，当中国最多只有几年到几十年的崛起历史机遇时，中国的那些“出过洋”、“凭理论搞战略”的“精英”们都在干什么？欢呼冷战结束、欢呼天下太平、欢呼中国有了“从来没有过的和平大环境”、断言“中国应该吸取教训苏联的教训，让国防建设为经济建设让路”、“全力建小康”、“军队经商”、“军转民”、“先富起来”、“行政创收”、“全球化”、“与国际接轨”、“战略伙伴关系”（对付谁？）、抱着人家粗腿高唱“我的太阳”、“消气外交”……
从苏联解体到使馆挨炸猛醒之间足足八年。这么长时间内，“精英”们面对中国时间有限的崛起历史机遇及战略方向硬是找不着北。虽然成批生产了一大堆“精英”、“院士”，但学术界的腐败越来越凶，许多要害科技领域的真实水平跟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大。一些关系重大的项目，如预警机项目，俄罗斯输油管项目等则一拖再拖，人家急时自己不急，等自己急时人家不干了。如果是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早就完蛋了。
再看看“只游过江、没出过海”、据说只是“凭直觉搞战略”、“先天不足”、“有局限性”的毛泽东又是如何面对历史机遇的？
虽然阿拉伯国家不断有人试图重新统一阿拉伯世界，但无一成功。不仅因为阿拉伯国家分裂已久，更因为其他大国根本不愿意世界上出现一个统一的、强大的、控制了世界石油命脉和战略要冲的阿拉伯国家，因此费尽心机利用矛盾让阿拉伯国家不断你争我夺，征战不休。所以虽然阿拉伯国家号称同文同种同根生，但实际根本统一不起来。换句话说，阿拉伯世界重新统一的历史机遇已经永远失掉了。而中国如果不是毛泽东战胜了“蒋委员长”，“蒋委员长”统治下的向美国“一边倒”的中国必将让美国势力直接紧逼苏联，必将使苏联感到“卧塌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苏联必将不会容忍美国势力如此逼近苏联腹地边境；必将会死死霸住其从雅尔塔协议中捞到的旅顺基地及中长铁路等中国主权，必将采取一切手段来平衡美国在华势力。中国必将变成美苏直接争夺的前沿阵地，必将四分五裂，必将“军阀混战，天下大乱”。有超级大国的干预，谁也不敢保证中国一旦被分裂会不会步阿拉伯世界的后尘，从此再也统一不起来。而分裂的中国的必将战祸连年，局面决不会比炮火连天的中东地区更和平，那还谈得上什么“和平崛起”。毛泽东领导中国人仅凭着一穷二白的底子统一了中国大陆，使中国避免了阿拉伯世界那样的分崩离析的命运，收回了雅尔塔协议强迫中国丧失掉的、除蒋介石公开放弃的外蒙古之外的一切主权，完全凭自己的努力，让军阀混战、四分五裂、衰败危亡中的中国大陆重新统一，重新崛起。这就是毛泽东抓住的历史机遇，打破雅尔塔协议的格局、从两大超级大国的夹缝中硬抢出来的、极其罕有的统一中国大陆的的历史机遇。
如果不是中国出兵抗美援朝把美军赶到三八线，美国大兵压境，中国还没开始搞和平建设就不得不把东北工业全面内迁；一旦稍有风吹草动就不得不根据“中苏同盟条约”的规定允许苏联出兵东北。一旦苏军常驻东北，中国的东北同样会变成美苏较量的前沿阵地，中国的主权完整势必然难保。毛泽东决策抗美援朝，既把美国势力驱除到三八线之南，又避免了苏联军队进入中国领土，还使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以一个无人胆敢小看的强国姿态出现在世界上，从此真正得以独立自主，奠定了中国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持续至今的和平的大环境。这就是毛泽东立国之初便抓住的一个历史机遇，让中国人百年来头一次享受到强国滋味、树立起强国信心、受惠迄今、维护了中国根本利益的极其宝贵的历史机遇。
美国进攻伊拉克的主要借口是伊拉克要搞“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尤其是核武器。美国如今的战略是“先发制人”，想打谁就打谁，特别要打私自搞核武器的。现在谁要是没得到美国允许搞核武器，美国就要干预，从经济制裁到“先发制人”无所不用其极。换句话说，非核国家能够自主发展核武器而不招致外来强力干涉的历史机遇已经过去了。中国抢到了这个历史机遇，发展了自己的核打击力量，有了“镇山之宝”，因此谁也不敢轻易对中国搞“先发制人”。 但如果不是毛泽东、周恩来等在1960年经济最困难的时候仍能顶住一切压力，力排众议，坚持“两弹一星”项目，中国能抢到这个历史机遇吗？要是当时也象“运十”下马那样拼命算表面经济帐，强调经济效果、风险、困难、把握等等，然后得出结论让“两弹一星”“先行下马，将来再说”，中国现在将是如何，历史将会如何？毛泽东、周恩来等在新中国最艰难的时刻硬是挺了过来，把中国变成了核大国。这就是毛泽东、周恩来等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情况下抓住的历史机遇，使中国人迄今赖以免除核讹诈的、重新崛起必不可少的历史机遇。
（“精英”们很喜欢说“由于现代技术的发展，毛泽东的人民战争已经过时”。然而即便假定这样的“理论”成立，却岂不是等于同时又承认了毛泽东抓住了人民战争“过时”前的“历史机遇”，利用人民战争统一了中国，取得抗美援朝、援越抗美的成功吗？岂不是反而从反面肯定了毛泽东善于抓住历史的机遇吗？）
毛泽东、周恩来手下那些从没“游过江”、更没“出过洋”的“土八路”们同样善于抓住转瞬即逝的历史的机遇，改变历史进程。
1950年4月，四野12兵团副司令兼40军军长的韩先楚执意要在谷雨前发起海南岛登陆作战。他指出：因为我军渡海工具基本上是没有动力的风帆船，必须依靠谷雨前的季风才能过海。如果在谷雨前的五天内(4月20日前)再不发动海南岛登陆作战，攻打海南岛就要往后再拖整整一年。1950年4月16日，韩先楚置个人生死和军事荣誉于度外，在没有海空军配合的情况下，在金门失利的阴影的重重围绕中，冒着丧师琼州海峡的极大风险亲率40军、43军四个师数万人乘坐风帆船跨海进击海南岛。仅仅几天，国民党名将薛岳率12万之众苦心经营的“伯陵防线”土崩瓦解，被侵华日军惧称为“长沙之虎”的黄埔高材生薛岳被经常写错别字的韩先楚将军撵出了海南岛。海南战役之后仅仅一个多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台湾战役被迫无限期推迟。如果不是一代名将韩先楚力排众议，用自己的一切做抵押，利用最后可以利用的五天时间打下海南，中国就将有两个台湾，而失去最后一个出海口。这就是韩先楚将军透过扑朔迷离的团团迷雾抓住的、奠定了中国收复整个南海主权基础的历史机遇，仅仅五天的历史机遇。
1950年11月志愿军发动的第二次战役把麦克阿瑟的“圣诞节总攻势”变成“圣诞节总溃退”，使美军从此在朝鲜由战略进攻变成战略防御，被称为“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战役”。据双石著作《开国第一战》记载，此役西线战场成败的关键在于38军及时穿插到位，断敌退路，一连抓住了三个至关重要的五分钟：先敌五分钟抢占三所里；在上级的命令电文中把“龙源里”误译为“龙泉里”的情况下仍能根据实际情况准确判断出上级的真实意图、先敌五分钟抢占龙源里；先敌五分钟抢占松骨峰（书堂站）；然后以顽强的防御守主了阵地，确保了战役的胜利。由此不仅打出个“万岁军”，而且改变了历史。这就是“万岁军”在一连几天几夜不吃不睡、连续行军、连续作战、极度疲劳的情况下用“小米加步枪”从飞机大炮坦克堆里硬抓出来的历史机遇，一个由缺一不可的三个历史性五分种组合而成的历史机遇。
看看屡屡眼明手快抓住了转瞬即逝的历史机遇的毛泽东及其精兵良将，再看看在历史机遇面前团团转了好几年还在乱碰乱撞、“摸着石头过河”的“精英”，英明愚蠢，高明低劣，不言而喻。
允许中国崛起的历史机遇剩下的时间本来就不多，又被“精英”们浪费了好几年。如果还不猛省急追，任其继续瞎折腾，那中国崛起的历史机遇必然是“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谋私利的假改革尽管乍一看似乎闪闪发光，也可以风光一时，但给中国实际带来的尽是长远的致命内伤，任其发展必将导致中国崩溃。它诱迫中国人只顾自己，不择手段，不计后果，不管将来。中国有十几亿人口，既不可能象一些气候炎热、到处有可以充饥的“面包树”的非洲国家那样，可以“吃饭一棵树，穿衣一块布，发展靠援助”；也不可能象地广人稀的俄罗斯那样，光靠卖资源卖军火就饿不死人；更不可能象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那样，靠对外侵略扩张、大规模对外移民来解决“优胜劣汰”下来的“剩余人口”和“弱势群体”问题。在中国如果不搞统筹兼顾、均衡安排而胡搞什么“优胜劣汰”、牺牲“弱势群体”、任其自生自灭，那动不动就是上千万上亿人的生死存亡问题，稍有差池就要出人命、要出大乱子。“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水能载舟，亦能复舟”。这是中国多少代的历史教训，凡头脑稍微清醒的人都不敢对此掉以轻心。但腐败中人则根本顾不上这一套。假改革导致腐败。腐败自有其腐败的客观规律，一旦腐败起来什么也限制不住。指望一边腐败一边自我克制无异于指望木头一边燃烧一边冒冷气变空调。历史上中国每个朝代开国之初无不绞尽脑汁制定出各种防止社会矛盾失控激化的规定，但所有这些规定无不随着社会逐代加深的腐败而变成一堆废纸，直到腐败得无以复加的王朝末日来临。腐败猖獗的地方一切是非黑白全部颠倒，人们完全被私利私欲驱使支配，丧失了一切责任感和自我克制能力，如同癌细胞一样毫无节制地疯狂吞噬周围的一切，直到整个赖以生存的承载肌体承受不住这种疯狂破坏而死亡。尽管假改革的“精英”们个个说得娓娓动听，其实全是借口和欺骗。正如鲁迅所说：“我看中国有许多知识分子，嘴里用各种学说和道理，来粉饰自己的行为，其实却只顾自己一个便利和舒服，凡有被他遇见的，却用作生活的材料，一路吃过去，像白蚁一样，而遗留下来的，却只是一条排泄的粪。社会上这样的东西一多，社会是要糟的。”这个“糟”就是“中国崩溃”。假改革承认个人私利高于一切，造成人人身不由己只能顾自己眼前私利、顾不了长远共同利益的大环境。没有了长远的共同利益就没有共同目标，没有共同目标就必然离心离德。离心导致分裂，分裂导致崩溃。现在中央说话还有多灵？“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国企拍卖”之类的话倒是一说就通，执行得飞快，效率出奇的高；而“不准拖欠民工工资”、“不准搞‘政绩工程’”、“不准铺张浪费”、“不准搞‘小金库’”、“不准造假帐”、“不准随便征占农田”等等三令五申收效如何？以前还只是阳奉阴违软磨抵制，现在干脆明火执仗公开对抗。你说“经济过热”“宏观调控”，我偏公开宣布我这里不热，还需要大干快上，反过来要追究“宏观调控失误的责任”。如果不是假改革谋私利造成的利欲熏心压倒一切，哪来这么大的胆子，这么大的劲头？这难道不是分裂的前兆，崩溃的警报？假改革的真后果改革“精英”们不敢讲，但李登辉及一些心怀叵测的外国人则毫无顾忌，直言不讳来为自己人打气。李登辉最大的战略赌注就是假改革必将导致中国崩溃，而他们真正的战略目标正是中国崩溃。所以即使中国同意台湾“独立”，他们也决不会就此罢休，一定会进一步要求肢解中国，因为只有中国崩溃了“台独”才能放心。人家心中有数，知道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一旦中国走上谋私利的假改革之路，便犹如被挂上了人家精心设计好的传送带，接下来的事就由不得你，一切都会自动发生。正因为李登辉嗅出了中国假改革真腐败的气味，所以才会如此死硬猖狂，才敢宣扬“中国七块论”，才敢公开议论如何肢解中国。李登辉之流和其他一些心怀叵测的国家几年来的软硬兼施，轮番表演，核心目标无非是想方设法让中国别忽然回过味来从假改革的死亡传送带上跑了，跑到真改革的道路上去，那就前功尽弃，功亏一篑。
中国不粉碎改革骗子们的假改革就无法避免崩溃命运，更无从崛起。为此中国人必须：
1．真正明确改革的根本目标：求中华崛起，还是只谋私利？目标不同，立场、方法、路线、前途截然不同。
2．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决不盲目相信未经实践反复检验过的理论，尤其不能迷信只有理论而无大量成功实践的“经济学家”，更不能让这种人掌握改革决策大权。手握大权的纯“理论家”往往最可怕，因为他们最关心的不是让自己的理论去接受实践的检验，而是让整个世界来适应自己的理论。即使明明不切实际也死死抱着自己的教条不放。象王明博古那样的“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明明已经碰得头破血流，老本都快输光了，却仍然一意孤行。总之历史早有明训：只知理论、不懂实践的“拗相公”一旦大权在握则天下必危。
3．杜绝利用双重身份误导诈骗。最简单的办法是在一切场合补足具有双重身份的“精英”们的一切身分，而且要标明其谋私利的主身份。就是说，亦学亦商者，按商人看待；亦中亦外者，按外方代理人看待。比如，不再简单提“经济学家XXX”，而要说“XX公司名誉董事XXX（兼XX大学教授）”。同样，不再简单提“XX专家”，而要说“X国XX基金长期收益人XXX（兼XXX政策研究室研究员）”。这样人们就不容易被误导。
4．认真看待反诈骗的战略重要性，严厉打击假改革的学术骗子和行政骗子，建立有效的反诈骗体系。
诈骗是和平时期最广泛、最频繁、最致命、危害最大、最防不胜防的破坏行为。小至破家，大至灭国，没有任何一种其他的破坏活动能有这样大的威力，对社会的一切都能造成这样严重的后果。没有足够的重视，没有一整套严密的反诈骗系统，单凭当事人的直觉、本能和经验，只靠少数人匹马单枪、单打独斗根本对付不了已经发展成集团性犯罪的国家级诈骗行为。对付诈骗的最有效措施是建立全面的问责制，用周密严格的责任系统来对付各种诈骗。
电视片《复活的军团》介绍了《吕氏春秋》上阐述的秦朝兵器制造的管理原则：“物勒工名”，意思是：器物的制造者要把自己的名字刻在上面，以便追查责任。这套办法使两千多年后的我们仍可以从一件具体的出土秦代青铜兵器上得知当时出了问题该找谁负责：全国总负责人：相邦--“吕不韦”；工厂厂长：工师--“蕺”；车间主任：丞--“义”；制造工匠：工--“成”。两千多年前的老祖宗就发明了如此严格严密有效的责任制，使人不敢不负责任，不敢偷工减料。这种 “物勒工名”、责任到人头的基本原则同样适用于今天的反诈骗体系。具体的物质性的“硬”产品要“物勒工名”，抽象的非物质性的“软”产品同样要“物勒工名”。制订政策法规要有决策问责制，执行政策法规要有行政问责制。要问责首先得知道具体谁负责，名字都没有出了事找谁去？有了问题现再查名册一是来不及，二是便于推卸责任。现在颁布一个具体管理条例、立功受奖办法之类都登个头版头条，而象企业改制，国有企业拍卖，“国退民进”等等涉及上千万人生计、上万亿国有资产归属的大问题，早已超出 “摸着石头过河”的局部试验范围、已经属于全面铺开推广的大改大动等这么大的事却既不见人大立法，也不见大张旗鼓公告天下，几个“红头文件”一发不声不响悄悄就给办了。这一切到底是谁负责？根据谁的理论？哪条理论？谁提议？谁审议？谁拟稿？谁会签？谁批准？有没有人从中捞取好处？一切有关人员的个人财产跟所办事项之间有没有对应变化关系？出了问题该谁负责？怎么负责？对那么多当事老百姓而言这一切都是糊涂帐。别说等两千年后再查帐，两年后的帐就查不清了。堂堂十几亿人口的大国这种管理法如何称得上“现代化”？要是真想把中国的事情办好、不给假改革的诈骗犯以可乘之机，就必须学学老祖宗秦朝的办法，决策时就来个“物勒工名”，把一切参与决策的人的具体姓名一个不漏地记录在案，张榜公布，让全国全社会都来监督决策人和执行者在全过程中个人财产变动情况，判断这些人是否从中牟利，是否有诈骗行为。如果有营私舞弊行为则属于诈骗无疑，必须依法查处，再冠以骗子之名，重要岗位永不录用，谁用就按骗子同谋论处谁。就拿京沪高铁工程项目为例，有主张自制为主的，有主张买法国技术的，有主张买日本技术的。不管将来怎么决策，只要坚持“物勒工名”这一条就容易使最后决策比较符合中国最大利益。所有参与决策和谈判的人的姓名情况都要一一记录在案供全社会监督，并要求其保证其决定符合中国最大利益，保证个人没有从中捞取私利。如果最后决定是买日本技术，则参与决策的人要立下“军令状”，保证日本决不会因台湾和领海问题跟中国战争、更不会拿高铁项目从中国赚的利润制成武器反过来打中国，否则甘愿被以叛国资敌罪论处。有这套办法，敢以身试法的骗子数量必然大大减少，即便侥幸得手也容易秋后算帐，以警效尤，有效防范未来可能的诈骗犯罪。“物勒工名”的原则是事先录以备考，出了事对号入座追查责任，决不允许事后临时抱佛脚敷衍。除非一开始就居心不良、处心积虑有意识地准备将来逃避责任，否则没有任何理由拒绝在决策、行政领域内实行“物勒工名”的人头责任制。
图强国的真改革和谋私利的假改革分别代表了两条道路，两种命运，两个前途。中国人正在这两种改革的斗争中探索思索。分不清这两种改革的本质，就只能在两种命运之间摇摆颠簸。只有认清谋私利的假改革的真正危害并坚决摈弃之，中国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全面现代化，真正不再挨打，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真正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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