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信息中心的官员2001年说，中国将有2亿人口进入“中产阶级”消费群。萧灼基最近说：10年后中国将有五类人能进入中产阶层，萧老的预言，给给向上爬的人打打气，给他一个大枣吃。本人想提三个问题：中国的新阶级、新权贵和新精英。
三问萧灼基·南雁·
新阶级
故事一：
狗熊带兔子玩，上厕所时没带手纸，狗熊问，你怕脏吗？兔子说不怕，狗熊用兔子毛当手纸了。狗熊的块头那么大，兔子没法子只好拿自己的衣服给狗熊当“手纸”了。中产阶级象只兔子，跟富人玩好了就变成手纸，玩不好……
中产阶级——难以界定，文学家形容他们象一块没有冻好的冰，艺术家编了一套老板丽人伪幸福的梦，经济学家说他们是中国稳定的核心，社会学家说是公民社会的基础，政治家怕他们长得太快胃口太大，行政官员吃拿卡要想捏死他，民工们恨不得宰了他，再来一次均贫富。
一提中产阶级，人人都特敏感，弄得我好生尴尬。不是我存心找不痛快。在我们这个貌似平等的社会中，一谈中产阶级，人们就老大不自在，心中暗想：我算老几？老大、老二、老三，还是个零蛋……有人私下里对我说，其实我是格格。我心说您甭提满清这一壶。路边的小饭馆变成了宫庭宴，电线杆上的小纸条儿变成宫庭秘方，街上的小妞也全都变成了格格。经济学家管这叫“预期紊乱”。关于中产阶级争议和对中国公民社会的企盼，象是学术界吐出一串好看的泡沫。人们不否认他的重要性，鲜有人进行分析、量化和实证。我一接这题就发觉不妙，看不见摸不着找不到着力点。中产阶级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方的园的还是三角的，他的政治理念、社会意识、生活预期全然不清楚。
中产阶级这一概念，原本是个舶来品，欧洲是经过了 300 年工业原始积累，再加上战后持续 50 年的高工资、高福利的保护才出现了中产阶级。解放后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消灭了有产者，改革 20 年，中国出现了一个新阶层，他们有很强的购买力，他们办公司、投资、信贷、交易和纳税，在这一奇迹中，他们很有特色。所谓中产阶层，是以知识份子、职业专家为代表的主流精英的群体，有院士、研究员、教授、律师、医生、作家、专家、艺术家、自由职业者、高级职员等，包括文官、学人和企业家。他们成长周期才10年还很不成熟，我们缺乏训练有素的文官来操作民主，又缺少公益的学人来坚实公民社会基础，更缺乏讲信用的企业家来完善产权制度，从而使经济和民主同时陷入僵局。
早在 1997 年刘吉曾说过，中国很有可能产生新阶级。中层消费者怎么形成的？大约是在 1992 年后，要素市场（资本、信贷、土地、劳动力、技术、信息资源中介服务等）开放后，形成的所谓的“第四代富人”。大批政府、企事业机构的干部、知识分子下海后，利用他们过去的资源和社会网络，中层才迅速扩大。据中国社科院历时 10 年的一份全国性调查，民营中小企业家中干部下海的占 31％。是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化过程中才形成了广大的中层。也正是 90 年代中期，一大批中层的金融资产早已超过实物资产。中层消费者其实就是潜在的中产阶级，他的生活预期要远远超过其它预期。知识、财富、地位等资源的分配本身就倾向于官员，或接近官员的人，文官和学人本出自同一条根，却走上不同的路。如何保持官僚制度廉洁，又不脱离民众？他既保持充分的权限，又不损害地方、企业的利益，引导国家经济发展。这些问题曾折磨过历代国家决策人。改革开放后，最大的受益群体是知识分子，由于市场稀缺资源的知识、权力和资本三大资源首先向他们倾斜，他们走上快速上升通道。在富人和中产者流行的个体排它法，你不富说明你没路子，你费物。
新阶级一起步就象走上了钢丝绳，没招他惹他，他都害怕自已一不小心栽下来。极度渴望别人尊重，又怕受人忽视的痛苦，是中产阶级一大特色。天大的事，莫过于他们自已的地位下降，他们不自信，虚荣势利活得很累。中产阶级最担心的是社会地位，中产阶级社交网络是它化解生存危机的有效工具。二极分化！贫富悬殊的分化中，迅速分化出来一个获利的少数和失落的多数。任社会学家大喊大叫，富人离散倾向和不满情绪，穷人的反社会和暴力倾向，都是极难对付的。
在改革大潮中，晃晃悠悠的中产阶级象一条船，经济变量越大，人们越是经历着角色和预期紊乱的过程。穷人多以富人为蓝本或参照物，中产阶级更信奉权威和官员，垂涎更高的社会地位。对于名声、地位和舆论都惊若寒蝉。象叔本华所说：所有的痛苦来自欲望。中产阶级的多重性，即得一些利益，又常常牺牲受挫，寄望于小胜即安，又常常失算。人人自危，即便目前还好，可担心未来的情绪正在蔓延，人们预期不定，社会角色不确定会对社会造成紊乱。精英离权贵资本很近，离穷人却越远。中产者们憎恨比他更富更黑的贪官和富人，可他们也并不喜欢穷人，中产阶级好于同类相聚，远离那些越发好斗的穷人。他们常把自已的不满发泄出去：一个为富不仁的高层，一个充斥暴民的社会！“官不象官傍大款，商不象商勾黑帮，学不象学向官场。”富人在中国近乎无形阶层，神龙见首不见尾，一年中只在国家级春节团拜会中露露面，他们生活在一个特殊圈子，他们害怕穷人的敌视，也讨厌中产阶级的巴结。客观上中国出现了大分化，可谁也不愿给穷人贴标签，这让穷人更抬不起头，中产阶级处在积累期，他们的收入、消费、投资的理念正在形成。过剩经济下，商品市场对他们已失去吸引力，要素市场上他们已成为主体消费群，金融、证券、信息、信贷、劳动力资源等，中产阶级已占主导地位。一旦他们预期不稳，市场必然有反应。预期紊乱会增加了不稳定因素和动荡。
中产阶级总得有个标准吧，有人说有房有车，有人说年收入 20 万，有人说不得少于 50 万。有钱就能提高社会地位吗？那只是给向上爬的穷人打打气而已。实在绕不开钱的话题，清华李强在 2000 年初《经济展望》的统计，全国 3.9 亿户家庭，利益群体分为四层，社会底层、利益受损群体、普遍受益集团、特殊获利集团。社会底层全国大约在1.48亿户，户均存款不足2000元，占总人口43%，利益受损群体全国约1.6亿户，户均存款不足2万元占总数47.6%。两者相加共3亿户，涵盖人口近11亿人口。普遍受益2513万户，户均不足10万元,占7.4%.中国富人是特殊获利集团,441万户，户均54万元，占1.3%。普遍受益加上特殊获利集团总共不到3000万户涵盖人口1.2亿。（天元数据）这是我们迄今看到最全最近的统计数据了。我们常说的 2：8 规律是错的，现在是 8.7％的人拥有 60％以上的居民存款。全国 7万亿元居民存款中，他们起码占了 3.72 万亿元。在基尼系数达到 0.468，中产阶级是不能保持稳定的。
不单单有钱就可以小小不然的挤身中层，还有职业、社会地位、公众评价。综合因素很多，你受的教育，你所从事的职业，你的爱好、品味，你穿什么，用什么，住的如何，开什么车，说什么话，你一张嘴，你的语音就暴露了你的身份。深入研究中产阶级的生活形态、心理预期，对宏观、微观经济相当有用。中产者想什么，他们怎么消费，怎么投资，他们的责、权、利是什么？分析他们的生活预期，这就是个大市场。中层的生活预期，需要有一个长期稳定、信用良好的社会界面，以保护他们的收益和地位。迅速扩大的中层，将成为中国社会稳定的核心。世界金融业认为，中国如果没有自已的中产阶级，中国经济要想和世界经济真正接轨，几乎是不可能的。社会意识是建立在公众意志之上，民主政治强调的则是诚实、公正和效率。公平正义不是市场问题，道德沦丧也不市场化的结果，恰恰是制度工具出了问题。人大舆论研究所对社会地位评价，90年代初排在前 10 位的是教师、军官、科技人员、工人、农民、大学生、医生、作家、记者、警察。90 年代未排序则变为科学家、官员、教师、医生、律师、厂长、经理、军官、私营业主、演员、外企雇员。随着经济发展，社会地位也在重新排队。经济变量越快，人们自身命运的不确定性也就越增大了。
有人担心中产阶级生成得太快太大，急需扩大他们对社会舆论、决策上的影响力。富裕起来的新阶级，急需与经济地位相适应的政治实力。人们一般高估了他们的政治预期，低估了他们生活预期，有专家指出：中产阶级是中国社会稳定的核心，其政治人格在向经济人格的转变。中产者有政治理念吗？他们只在小圈子里发发高论，敢到大街上说说吗，马上就灭了你。学者们想得挺好，富裕的人越多，中产阶级是一个扩大的平民化“中层”，当中产阶级融汇了平民阶级，形成扩大的公民社会时，那么民主社会的确立也就为期不远了。此话当真？不是说无产阶级要取得最后的胜利吗。老大哥都快变成了小阿弟了，海外学者还在那空谈工人变成中产阶级，开什么国际玩笑啊。老大哥早都被失业吓破了胆。
新阶级正在稳固阵脚，一有风吹草动就会瓦解。中产阶级走的三部曲，通过市场活动达到他们的生活预期，通过生产实践来达到他们的社会预期，通过专业、学术或院外社会活动，最终将达到他们的政治预期。其中任何一条路走通了，都会达到一石三鸟的目的。影响决策不灵，走市场挣钱再受挫，那只有一条不归之路——社会参预。预期紊乱是会影响稳定的。建国以来的政治运动留下的最大遗产，就是对政治的恐惧。中国人很少有政治预期，学人的为权贵赏识，暴民的招安，那是升官发财的梦，升官发财绝不是政治预期。价值观的改变，要比汽车、豪宅的普及慢得多。
亚洲模式都一样，要想出人头地无非是两条路，一靠家族，二靠官僚。第三条路社会参与可能性极小，所谓民间组织 NGO、某某论坛、那仅仅是精英走穴瞎起哄，圈子里竖竖小山头充大个。受文化这种非正式制度的限制，知识分子自已行使主权后，更加摆脱不了集权和专制。缺少公民意识的认同、组织化和程序化，缺少公开的制度化，人与人之间就缺乏一种稳定的关系，随机性行为不断扩大，在个人、家族、利益集团垄断的社会里，腐败才最为猖獗。亚洲价值观被刘军宁概括为： 其一，亚洲价值的核心就是安定与和谐高于个人的权利与自由。国家的权利绝对优先于个人的权利；国家的安定绝对高于每个人的尊严。在亚洲价值中，最重要的不是个人的权利和自由，而是国家的安定。其二，亚洲价值的支持者认为亚洲价值的意义在有利于经济发展，但亚洲价值在经济方面也种下了不少恶果，如官商勾结、金权交易、贪污腐败、操纵市场、垄断经营、与民争利等等。使得腐败几乎成为东亚政治的固疾。其三，亚洲价值观还特别强调生存权和发展权。亚洲的民情和文化的特殊性，也给发达国家带来借口关于人性人权的的问题攻击，并最终防碍了亚洲社会生活的民主化进程。
真佛只说家常话，中国最大的问题：市场经济就是信用经济，首先是尊重他人的产权。通缩、二极分化、暴富群体、贪官、暴民大凡都与此有关。流动人口、新移民削弱了原有的社会的纽带、宗法和家庭的控制，两极分化会造成冷漠反常的群体偏见，冲突与混乱就在所难免。不稳定并非是因为他们穷，而是他们都想致富，暴富的期望值超过其满足希望的能力。只要预期紊乱，社会就不会稳定。“只要发展经济，就能保证社会稳定。”那只是人们的一厢情愿。暴富群体是特殊获利的富人，即使破产，他不是中产者，也不是穷人。于祖尧曾指出，暴富群体的崛起，是深化改革的主要危险之一。不能用占有财富多少来划分是否暴富。只能从牟取利润或租金的途径和手段来判断。暴富者侵吞劳动者成果，掠夺公共财产，挥金如土，败坏改革声誉。解决暴富和解决腐败问题，关键要从整顿分配秩序、理顺分配关系、加强法制，从政治体制改革上找出路。国家的政策，货币、财政、税收、利率、汇率等政策，不应成为富人的天堂，应当成为穷人的饭碗。首先是任何资源也不会向他们倾斜，我们一些低级决策（货币、财政和税收），没有给穷人以上升通道。结构性失业把他们最后一条生路也给堵死了。这种群体性排它法，使弱势群体变成危险的边缘人。
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在卸任前说：“我们这个星球正处于两种强大的、相互矛盾的力量所左右——全球化与边缘化，自由化与极权，民主化与专制，富裕与贫困在齐头并进。二极分化到什么程度，政策是对富人倾斜还是对穷人让渡。政府能否利用税收再分配政策来调控危机。处于变革中的人们，只有极少数才懂得这场变革的终极意义”。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的大旗下,给了富人和想当富人的机会和预期,也给了穷人和绝望者以反抗的手段，发展中国家也找着一个理由，以专制集权方式来推进民主化和现代化。象家长打孩子：是为了孩子好。
我们针对社会稳定的研究，处在一个低水平上。不应忽视中产阶级是中国社会稳定的作用。中产阶级不再是穷人，可远远不是富人，不能让他们惶惶不安像只兔子。
新权贵
故事二：
狗熊带兔子出门，看一群民工干活扛木头，狗熊问兔子，你选择干什么，兔子说，扛木头太累了，我当喊号子的。狗熊的机智在于，一下就趴在木头上，让穷人抬着走。于是狗熊座轿子，聪明兔子为穷人喊号子。
英国有句名言是：“三代陪养一个贵族”，中国有句俗话说：“富不过三代”，反差挺大不是？年青时我在英国，参观过伊顿公学和皇家海军学院，25 年来我一直在想：为什么英国的贵族不腐败。我们的文化、物质传承到底是什么呢？教育的目的是：“做什么人，干什么事？”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专家、律师、会计师、工程师等，这种偶象崇拜是英雄崇拜的继续，对年青人是一种精神感召，使人们走向成功的信条和行为保持一致。中产阶级如何保住现有的地位，并提取高现有的生存状态。在社会的急剧变革期，人们的道德行为和价值观很容易走样，潜在的东西已跟不上经济生活的发展，从经济变量上看中产阶级，绕不开钱，也绕不开教养这道门槛，油是油水是水。我理解的文明就是教养，当代中国人即不会教，也不会养。
教育的作用，在于阐述一个中产阶级的梦想：在受教育的一生中，接受的是中产阶级价值观和技能的训练。相信艰苦奋斗、公平竞争，尊重首创精神，进取和个人奋斗，最后取得社会地位、财富和成功。中产阶级对名利的想往，对政治权力的渴望。他的精神支柱是未来预期上。中产阶级的原则：走过艰难时世，战胜挫折和恐惧，必然迎来美好生活。我们重申勤劳致富的原则，富裕是通过刻苦工作、生活节俭，建立新文明、新道德的一个长期过程。中产阶级强调的是诚实、公平和效率，而不是屈从于个人和利益集团的动机。教育的目的也防止预期紊乱，防止穷人过度不满意，富人过度不知足。梦想一夜暴富，不择手段，投机取巧、作伪构陷、铤而走险， “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不贪白不贪，贪了也白贪”，那是流氓无赖的投机理念，劫财犯罪，走私偷税，秘密拆分流失国有资产，那叫黑帮大盗理念。
穷人与富人，高等教育与亚文化群在道德操守上并不占有任何优势。良知是靠人文教育代代相传的。象教育家费罗培尔说过：国民的命运与其说掌握在政治家手中，倒不如说在母亲手中。教育从广意上也是社会控制的一种重要手段，教育的两大功能：一是防止贫穷。二是防止犯罪。我们的教育制度与其说是治学，还不如说教人怎么当官。教育成了脱贫致富的唯一手段，那会造成文明的退化。50－60 年代对人文、教育的破坏，当初是一代人受害，现在是几代人品尝苦果。文明的传承是由基层的精英来承担的，当这些精英受压制和被消灭后，文化就只剩下糟粕了，从而也使得传统文明的恢复变得极为艰难。中国人在追求幸福预期上，是传统“福、禄、寿”，手段是非正式的、不规范的，有时甚至是迷狂而凶暴的。英雄观变成江湖大侠，生活观充斥着严重的痞子化和虚无主义。低级庸俗下流的寻乐主义、东方神秘主义不一而足。现代化的主要四个方面是工业化、城市化、平民化和民主化。现代化最终要涉及价值观、心态和期望值的转变，是人的根本转变。把忠诚、认同感从家族、集团的小圈子扩展到世界上来。家庭暴力、校园暴力、社会暴力、及腐败现象骤起，这都是个人主义发展极致的恶果，从某种程度上是社会教育的失控。中产阶级在物质生活正处在上升通道，他们的社会意识却在退化，对罪与非罪，守法和违法，公与私之间的混淆，价值观和预期的紊乱，使社会出现了无序。“精神文明”并没有随着经济发展而增长，反而出现了萎缩，而新文明恰恰是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核心。中产阶级在完成了积累期后，有两种趋势，一是投资成为法人，一是脱离机构成为自由人。其资产为防止风险，也有两个出处，一是扩大内需投资，一是抽逃境外，无论从何而论，都应避免后一种情况发生。大量的资金外逃会导致一个国家破产。
权力犯罪会使一切传统犯罪相形见绌，会引发一连串下层的暴力犯罪。劣币趋逐良币，贪官趋逐良绅，刁民趋逐良民。当良币、良民、良绅统统退出交易后，结果就是黑吃黑。民谣说，“官员不坏，提拔不快，官员不贪，就地罢官,官员不黑，立刻升天。”一些官员背离为国家服务的宗旨，也背离中产阶级的价值标准。官员和学人同出一源，同样素质的一群人，在一定条件下，犯着同样的罪。他们都受到过良好的教育，案发前，他们都是好官、好家长、好父亲、好党员、人大代表、政协代表、劳动模范，这种双重人格，根子是否在教育上。公开场合和私下里是“双面人”。贪污、腐败、犯罪到如此严重地步，居然没有遇到文化上的反抗。使人不得不思索，我们培养些什么样的人？法制、国家、社会、机构、学校、社区、家庭这每一个辉煌名词后面，都有一个极其强大的规范制度，强制每个人去遵循。如果中产阶级都变成了盗贼，这些辉煌大词都变了味，那小人物也会哭泣，也会流血，也会趴下的……一些学者所言，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通过“边际渗透”使贫民受益。这完全象狗熊气功师侃山。
一个时代的道德本质，应该是一种中产阶级的意识，国家的制度、法律应当保护公民及国家利益不受侵害。腐败和暴力，性质上都是非法，只不过手段不同。恰恰是缺少政治意识的组织化和程序化，缺少这种公开的制度模式，社团和个人就缺少稳定的关系，腐败才会高度泛滥。当公民容忍腐败时，腐败就最猖獗，高度腐败就会引发高度暴力。如任其发展，社会就会变成仁者的地狱，无良者的天堂。我们不能想象，一个没有道德自律，没有价值观的中产阶级会使国家富强。当价值观约束减弱，道德自律又不起作用时，社会角色的演变就会产生混乱。在不安定、无效的社会里，公民之间就会缺乏信任感，会使大批人对政治疏远，以至不择手段地追求短期效益，毫不顾及公众利益。当两极分化贫富差距拉大到一定程度时，也会把中产阶级拖下水，连基本的安全感都难以应付。
中国的大分化正在引起全世界的关注，维护稳定将是压倒一切的话题。中国积累期发生的许多正人君子的故事，连资本主义世界也要为之惊诧。中国的危机来自三个方面：金融层面，社会层面和权力层面。防止内生性危机的关键，首先要防止社会信用失常，它的危害是毫无游戏规则可言，交易成本提高，合同失效，三角债越滚越大，银行坏账居高不下，假冒伪劣泛滥，欺诈四处发生，资金不断抽逃；要防止利益集团的矛盾激化，协调地方、部委与企业之间利益格局的矛盾，生产要素和资本，城乡与地域经济，不同领域的资本。
维护稳定与和平的原则要通过公平、正义而建立的，减少对家族、阶级或意识形态的绝对忠诚，培养人们对正义、公理的认同。公民社会最终要涉及价值观、心态和期望值的根本转变，力主社会公平，人们之间的相互信任尊重，对国家事业忠诚才是社会和平的基础。要求人们把忠诚、认同感从家庭、集团等小圈子扩大到国家与世界上来。是人的根本转变。
中国稳定的要素系于三方面：富人、穷人、中产阶级。中国经济稳定，从金融层面防止危机动荡的关键，明确产权制度，防止信用失常。中产阶级、公民社会和民营经济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中国的政治稳定取决于政治家、官僚、舆论代表三方的相互妥协的结果。防止利益集团的矛盾激化，协调地方、部委与企业高度协作显得愈发重要，化解利益格局的矛盾：生产要素和资本，城乡与地域经济，不同领域的资本。中国社会稳定的要件是，经济增长，预期稳定、社会角色相对稳定。把个人预期、价值观与公众利益相统一，才能减少动乱的因素。防止内生性危机的权力资本扩张、黑社会抬头和流民犯罪。中国动荡的根源是权力资本扩张、黑社会抬头和流民犯罪。
中国社会稳定，取决于精英和决策层如何调和三大势力的冲突：激进的政治势力，温和世俗势力，和下层的极端势力之间矛盾。制度是否有能力和空间培养出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来避免动荡，不能让新阶级惶惶不安，担心自已不久就要倒大霉。
新阶级要对中国的稳定有所作为,不要只喊喊号子。
2001 年 12 月
新精英
故事三：
狗熊病了躺在床上，兔子给他看病，狗熊问他：“谁派你来的”。兔子说：“我是大夫啊。”狗熊说：“你有执照吗？” 兔子只好打道回府。狗熊快死了。兔子又自作多情来了，“上帝派我来作祷告，我是神父。”狗熊不信：你有圣经和十字架吗，严防假冒！”
90年代发生了最大的社会变迁。小人、狂人、穷光蛋，在逃犯，投机家、封疆大吏、社会名流都极尽表演。
十几年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掌握权力资本、经济资本与知识资本的总体性精英集团。10多年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来迎合权力资本的扩张。精英傍上权力资本，傍上国际资本，俨然成为垄断资本和买办资本的代言人。社会地位迅速分化，体制不变，仅产权制度松动，意识形态、文化思想、体制层面则基本不动，一些社会控制工具跟不上社会形势的飞速发展，信仰、宗教、文化、教育，这些社会控制工具，退化到可有可无的地步，不同的利益冲突、协调、合作、制衡就很难完成。一元化意识形态控制不了多元化社会发展。精英靠什么？权力加资本。尚若精英无视“草根”生存状态，其结果是整个社会呈现无序脆化状态，中国已具备导致社会无序的诸多要素，不稳定因素最后聚焦在--腐败与暴力上。闹得连富人和高官也缺乏安全感。
爆炸、沉船、翻车、塌楼、跨坝、断桥、火灾、抢劫、绑架，接二连三，“特大事故”隔三差五。哈佛大学魏尚进曾论述：高度腐败导致高度暴力和高发事故。腐败使政府科层组织优势丧失，产生负效率加大社会成本，恶性事故濒濒不断，恐怖活动开始抬头。假如中国腐败程度降低到新加坡和香港的程度，中国的事故及犯罪率会降低93%。
经济学家说寻租说了多少年，啥是“寻租”？草民也不知道。克鲁格在《寻租社会经济学》认为：利用资源通过政治特权构成对他人的损害大于租金获得者收益的行为定为--寻租。塔洛克在《福利成本》干粹就把垄断与偷窃类比，形成垄断的活动是非法的，反托拉斯法对垄断的指控，面临庞大的律师和法律程序。持续谈判的花费非常大，因为稀缺资源的独特性质，官僚管理都千方百计挤入垄断活动中。成功的垄断者明白：赢家有所得，输家有所失。收入转移不是直接带来的福利损失，收入转移是引发人们竭力获取或阻止这种转移。我们预见：为争夺这种转移的“浪费”性投入也非常大，以至无法测算垄断的社会成本。偷窃本身是一种转移，没有福利成本。偷窃的社会成本是防盗私人保护和警察保护的公共投资之合。只要存在偷窃活动，就会有大量资源被转移到实际相互抵消的活动。 每一次成功的银行劫案将激发盗贼加倍努力，银行增大保安及警力的投入，以至造成的社会成本非常之大。
精英和媒体不顾一切的给富人脸上贴金，“中国有多少亿万富豪，中国多少富人的排行榜。” 学人放弃社会的责任后，最终恶果就会降临。谁为穷人说话？中国精英已演变成什么东西？清末民初中国知识分子眼睛还向下瞅，20世末，知识分子眼睛全冲上了，中国精英自1900年一百年来背离民众最远的时期，假如中国精英全都找一个富爸爸，或自已就想当富爸，那么穷人也会把权贵精英们都搞得惶惶不安的。
布尔迪厄说，知识分子是控制了“文化资本”这样一个稀缺资源。也就产生了福柯所说的话语霸权，话语本身成为一种权力。精英处在大分化时代，知识分子和工农大众相比，他们善于表演，容易动摇，受名利诱惑，更容易被收买。留美学者程晓农（方国良）先生在《当今社会四派“精英”》一文中剖析了中国知识精英“商务派”、“清流派”、“平民派”、“保守派”，就是根据知识精英与各种利益集团相结合状态划分的。在精英的观念明显分化的情况下，精英们很可能分别倾向或认同于某一知识精英群体的观念，这是部分知识精英“智囊情结”越来越重的原因所在。韩晓萱说：中国知识分子常做的三件事情：1.坐而论道。2.争论伪问题，3.为当权者献策。北大陈平说：经济和学术多元化的发展对社会有利。多元社会的特点是存在不同的利益集团，所以需要制衡和妥协。学者可以公开地为利益集团发言而无须掩饰。精英在极力妖魔化草根并仇视工农大众，一些精英及主流媒体，怀着对文革的恐惧仇视工农大众，建国后及文革中知识分子曾被妖魔化多年，精英对亚文化的总体判断，认为亚文化的破坏性远大于建设性，并没超出自古的“暴民、贼匪”之说。改革开放长期忽视牺牲工农利益，在决策上向利益集团靠拢。精英“通往被奴役之路”是哈耶克的警句，却变成知识分子的一个理论怪圈和眼睁睁的陷阱，他们常依附于某一个阶级，常被权贵所利用，“御用”或“帮闲”。他们还不构成经济实体，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他们以知识为中介交换，从而获得自身的价值。一些精英扮成民主斗士，却吸着外国资本的奶，摇身一变好象自已就成了高官权贵一样。精英们为利益集团献身服务同时，招致非议也就愈来愈多，精英的声誉也就越混愈低。
腐败与暴力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总是时机已逝，人们才想起“改革”了。制度改革愈迟，所付出的社会成本越大。反腐败最终要靠制度改革，反贪杀一儆百已失去威慑力，加大财政负担和社会成本，（纪检、监察、纠风办、政法委、中央特别稽查），反腐败已变成权力斗争的一种武器。小打小闹不起作用，大干会使体制面临综合风险。近10年来决策者几乎陷入两难境地，决策者徘徊在推行高风险的全国改革和无所作为两个极端之间。完全可以搞一搞特区试点，特区的成功也将为进一步的改革奠定基础。1、减少政治风险；2、减少社会成本和财政压力；3、为政治制度改革扫清空间。费正清50年前说过，共产党遇到的最大麻烦是如何保持他庞大的文官糸统的廉洁。中国遇到了腐败最疯狂的内部进攻和外部挑战。
哈贝马斯访华时，感到中国精英有为利益集团辩护的倾向。中国知识分子经常对无良现象、不法行为进行猛烈抨击同时，一有机会，他们马上就可取而代之，精英比官僚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做不成“御用”，也干不了“帮闲”的精英，晧首穷经在忙啊在写啊，我偶尔看到梁漱溟在民国36年在河北定州所做的“乡治”实验报告，与1997年以来民政部大搞的村民直选别无二致，何清涟女士在《历史的鬼弔》中说，民国33年的安徽教育厅档案中有些关宪政的论文，跟90年代精英们大谈民主威权何其相似，几乎没有历史空间的阻隔，旦历史的链条生生中断了50年--------
知识、财富、地位等资源本身就倾向于官员，或接近官员的人，文官和学人本出自同一条根，走同一条道，方向略有不同。双方的符号糸统也很相似，信息传播学上叫 “准文官糸统”。中国教育功能为学人当官做了长期的准备，自古有“学而优则仕”之说。清华教授孙立平说：“中国政治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三者之间可转换性有重要影响，……在对中国社会资本转换类型研究中，我们发现一种和撒列尼的转换类型相当不同的资本转换类型。对于这种资本转换类型，我们可以称之为‘圈内转换’。十几年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掌握文化资本、政治资本与经济资本的总体性资本精英集团。在社会的每一次资本转换和资源占有的风潮中，都没有落下他们。总体性资本过多地垄断了社会资源，因而它侵犯了众多社会阶层的利益。
信仰是一种终极需求，也是人类最基本需求。５０－６０年代对人文教育的破坏， 20年来被颠覆的最彻底最体无完肤的就是价值观，一个国家20多年没有信仰，构成价值观的幸福观、英雄观和生活观全面向传统回归，幸福观变成了福禄寿，英雄观变成江湖大侠，生活观充斥着严重的痞子化和虚无主义。低级庸俗下流的寻乐主义、东方神秘主义不一而足。人类历史上对精神追求--古希腊求真、求美，古希伯莱坚持信仰，中国自古以来的仁爱精神，都变得越发遥远。没有信仰，社会就失去规范，不规范导致不均衡，不均衡导致冲突不断。人们失去信仰，制度就失去了它广泛的支持度，制度合法性就面临十分尴尬的局面。公安大学靳高风认为：失去信仰，建设法制社会可谓“蜀道之难”。罪与非罪，守法和违法，公与私的混淆，价值观预期的紊乱，使社会无序和文明衰退。当官场腐败发展到狰狞的地步，学人作伪肆无忌惮（评职称、出书），高考做弊（买文凭）。从某种程度上讲是教育和法律和双重失控。教育的目的是防止预期紊乱，防止穷人不满意和富人的不知足。教育从广意上讲，是社会控制的一种方式。教育功能：一是防止贫穷，二是防止犯罪。而现在的教育成了脱贫致富的唯一手段。
精英的大分化早已发生，80年代的精英以虚幻的忧患意识、理想主义，从人文关怀、忧患意识、启蒙主义进入主流社会，90年代精英先是利益格局的分化，寻找最低成本进入主流社会，否则即被边缘化。经过10多年，他们的符号已经完全不同，语境也支离破碎，迅速分化成各种专家圈子，圈子内，他们象白痴一样吵吵嚷嚷，圈子外，追逐权力、追逐资本，傍大款、傍大官，利益格局的分化，很酷，很无耐。精英傍上权力加资本，俨然成为垄断资本或国际资本的代言人。在精英的论战中，利益背景影响削弱了所有的建设性，凡牵涉到利益背景，就非学术争论。中国精英与利益集团、资本有千丝万缕联系。利益的纠葛使争论流于感性阶段，精力全被消耗在对弦外之音的测度上，以致发展到人身攻讦。理论的胜负不重要，要紧是赢得决策层，最终谁占上风，还架不住实践的检验。精英追求名利，为官、经商、再不济也得跟着媒体瞎起哄，充当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要么接近权力，要么接近资本，接近“草根”能捞到屁！知识精英在争夺话语权之战中，昔日的同道可能会成为宿敌。
精英拿人民币、拿美元、拿卢布，那口气绝对不一样的。精英全面放弃社会责任以后，将是全社会的腐败与彻底堕落。古人云：士大夫无耻，谓之国耻。
凡是自栩为时代精神领袖的家伙，不是卖假药，就是歪理邪说。
（2002年1月）
资料及信息来源：除单注外，中经网、中新社、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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