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避免“五重危机的共振”？
蒋铁刚
2006年7月7日
（注：为便于阅读，文章采用问答形式，并参考了近日与网友的对话。----）
问：最近一段时间，在网络空间内，有两件事闹得沸沸扬扬：一件事是3月4日，H先生在北京西山举办的一个座谈会上的发言，他在这次发言中提到了多党制、新闻自由、军队国家化等一些现在看来还比较“敏感”、比较“扎耳”的话题，引发了很多的议论；另一件事是5月11日，Y先生等人去美国白宫，面见了美国总统小布什，也引发了很多的议论。你对这两件事怎么看？
答：这要先看对这两件事究竟怎么定性。如果H先生只是随意发表一通议论，Y先生等人去见小布什只是纯粹的基督教信徒之间的交流，那我们就用不着关注，因为与H先生的话类似的私下议论、网上议论很多，比H先生说得还严重的也多得是，而基督教信徒之间的交流则是个人的私事，别人无权说三道四。但是，如果事情不像表面上这么简单，那就要另当别论了。当然，这里的“另当别论”并不是特意针对H先生、Y先生等人本人（所以，在这里我们没有指名道姓，而是用H、Y这样的字母符号代替），对他们本人的真实动机妄加揣测、上纲上线，而只是要针对一种现象，针对在野者究竟能不能和在朝者实现良性互动这一关系到中国前途命运的大背景。
问：怎么讲？
答：去年我们在《中国最大的危险是“五重危机的共振”》一文中曾经谈到过，中国最大的危险是类似印度尼西亚那样，在经济危机“突然”发生后，出现经济大幅度滑坡、社会长期动荡、政局混乱不堪、台湾趁机独立等一连串后续反应，也就是出现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政党危机、国家分裂危机等“五重危机的共振”。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能经得起这种“共振”的折腾？印度尼西亚经不起，其它国家也都经不起。每个人都希望国家好，每个阶层都希望国家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往前发展，这没有问题。然而，就像一个人免不了会有个头疼脑热，甚至生场大病一样，一个国家的发展也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虽然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的国情不同，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面临的问题也不同，但我们还是要注意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没有危机时尽量避免危机的发生，有危机后尽量避免危机造成的损害，特别是致命的损害。
问：从这些年领导人的表现来看，他们还是有很强的危机意识的。
答：确实如此，最为明显的表现就是温家宝在担任国务院总理之后在历年的人大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2003年刚当上总理的时候，他说：“我总记着一句古训：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要居安思危，有备无患。” 2004年的时候，他说：“我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安不忘危，治不忘乱，要有忧患意识，看到前进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2005年的时候，他说：“我们这个民族在历史上灾难太深重了，这就培育了我们的忧患意识、生存意志和追求和平与发展的愿望”，还说“我们面前的道路是不平坦的，要保持头脑的冷静”，“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2006年的时候，他更是开场白便说：“要准备应对各种困难和风险。困难和风险有些是可以预料到的，有些是难以预见的”，还说“思所以危则安，思所以乱则治，思所以亡则存”。四年的记者招待会，四年说的都是些大同小异的话语，可见他内心的危机意识之深。
其实，不仅仅是温家宝，这些年其它人也都说过类似的话，甚至不同的人引用的是完全相同的话。比如，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大家都知道是朱镕基刚当选总理后说的，其实江泽民当选中央军委主席后也对邓小平说过；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大家都知道是温家宝刚当选总理后说的，其实当年素有“帝师”之称的汪道涵也对即将就任总书记之职的江泽民说过，当年就任总理时的朱镕基也对就任国务院秘书长时的王忠禹说过。
问：在6月5日的中国“两院”院士大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也发表了类似的讲话，他说“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要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分析和应对可能影响我国当前和长远发展的各种挑战上，把着力点更多地放在把握和解决可能影响我国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上”，并引用古人的话说：“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
答：对目前的中国来说，要说挑战，最大的挑战应该就是“五重危机的共振”的挑战；要说“谋万世”、“谋全局”，首先就是要“谋”如何应对“五重危机的共振”。如何应对呢？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要通过在朝者和在野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将一些领域可能会发生的危机提前引爆。
问：你指的主要是政治领域吧？
答：我们都知道经济危机造成的损害大，但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经济危机往往是防不胜防的，因为你把这边的窟窿刚刚堵上，那边的窟窿可能就又冒出来了，在很多的时候，你甚至可能都搞不清楚窟窿具体会在什么地方，或者说即便知道了，你也无能为力。举个例子说，如果中东哪个石油生产大国有个三长两短，或者马六甲海峡出了什么意外，可能就够我们受的。因此，我们在注意预防经济危机发生的同时，更要注意预防经济危机发生后的后续冲击，从中国目前的情况来说，主要就是对政治领域的冲击。
通常来说，政治领域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一个是政治领导人层次，一个是政党层次，一个是政治体制层次。万一将来有一天发生了经济危机，从对经济危机负责的角度来讲，政治领导人层次产生的麻烦最小，干不好下台就是了，但政党层次和政治体制层次产生的麻烦就大多了。就拿台湾目前的政局来说，陈水扁的家属和亲信涉嫌多起重大弊案，在野党号召罢免他，这只是政治领导人层次的危机；并没有涉及到政党层次——民进党虽然内讧不断，但最起码从目前来说还看不到任何分裂或解散的迹象；更没有涉及到政治体制层次——无论是民进党还是在野党，都没有说要推翻现在的政治体制。即便如此，台湾的政局就已经是乱成“一锅粥”了，假使再加上更麻烦的政党和政治体制的剧烈变动，你想想究竟会乱成怎样的一幅模样？
问：如何最大限度地避免政党危机的发生，我们在去年的对话中已经详细地讨论过了。对于这个问题，确实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这几年左派的重新复兴，以及知识界从去年开始的关于中国改革方向的大辩论，都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本来，在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之后，左派的影响已经越来越小了，要不然也不会出现中共十五大时的地下万言书的事情，他们是在地上没地方说话的情况下才被迫转入地下的，而且还没有公开署名，联想1980年代的情况，尤其是1992年前的三年回光返照时期的风光场面，简直没法类比。但此后执政党意识形态建设的滞后、改革的走偏、腐败的蔓延、对弱势人群利益的过度漠视，使得这一过程后来发生了逆转，以致出现了今天这样的被动局面。
答：H先生在西山会议的发言中“明确地说希望共产党形成两派”，他的动机是希望民主，但这种做法很可能人为地酿成政党危机。实际上，现在的共产党不是没有派，并且还不是两派，而是多派——这一点在2003年的非典中看得特别明显，按领导人的出场顺序，就明显地分为三派，而且同时出场的还不能说就一定是一派。目前共产党的体制实质上就是派系共治、一派独大，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三个职位放到一个人身上必然导致一派独大。不过，我想H先生真正想说的可能是共产党派系的公开化，也就是明确地划分为两派、甚至分裂为两个政党，以前顾准曾经说过两个共产党的话题，现在有人寄希望于党内民主，不知是不是也是这个意思。然而，先有派、后有党（如日本自民党、台湾民进党）与先有党、后分派所产生的社会效果是不同的，前者可能天天吵吵闹闹，但问题不大；但后者就不一样了，想一想，许多原本和睦的两兄弟分家都会闹得不可开交，更不用说一个政党分家了，这样势必导致政党大乱从而导致国家大乱，代价太大了。事情的发展是多岔口的，并不是按照我们的良好愿望顺着单一逻辑发展。当然，有朝一日，在国家实现民主化之后，你就是不想让共产党分派它也会分派，比如真诚信仰共产主义的人出走，就像台湾当年真诚信仰一个中国的新党从国民党中出走一样，只要这种出走不是伤筋动骨，就无大碍。
那么，不以党内分派为旨归的党内民主又如何呢？这个意义上的党内民主确实有很多事情可做，但这主要不是指什么党代表常任制之类，因为一年召开一次党代会，如果套用H先生的比喻，就是要在一年一度的人大、政协两个“全世界最大的Party”之外，再加一个党的“全世界最大的Party”——当然，说Party只是一个形象化的说法，人大、政协的作用现在是越来越大了，但要说这种作用已经大到非要再添加一个Party不可的地步，恐怕也是不符合事实。不是党代表常任制，究竟是什么呢？那就是党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这些年在党的建设方面确实进步比较大，但问题依然存在，在一些方面甚至还跟不上越南，比如连总书记的任期都不能固定，政治局常委多少人、政治局委员多少人都不能固定，军委主席的任职资格存在着缺陷，决策中的多数决定与三项权力集中于一人的矛盾容易产生隐患，最高权力交接过程不固定、在交接过程中容易出现二元权力格局，等等，这些都不是什么好事。
问：这样说来，用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的路子是行不通了，因为不以党内分派为旨归的党内民主，就是搞多少年，与国家的民主化也没有多大关系。就像不能过分看重村民自治、居民自治的作用一样，即便这种民主是真的（况且很多地方还不是真的）也不能抱希望，因为依靠从基层一级一级往上搞，就是等到猴年马月国家也民主不了。
答：剩下的一条路径，也是最可行、最稳妥的一条路径，就是争取时间，创造条件，通过在朝者和在野者之间的良性互动，赶在经济危机爆发之前，实现中国民主化进程（以放开报禁和党禁为标志）的“非危机启动”。为此，首先就要先明确一点，那就是在国家政治体制的选择问题上，我们没有那么多的“中国特色”，没有那么多的“特殊国情”，没有那么多的“丰富多彩”。因为中国要想真正实现崛起、在世界舞台上受人尊重而不是成为其中的另类需要民主，与台湾的统一需要民主，国家的长治久安、人民的安居乐业更是需要民主。如果借用邓小平在十几年前的那场悲剧后说的那段著名的话，就是“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既然民主化是个板上钉钉的事情，那早做准备总比晚做准备要好，主动启动总比被动启动要好，从容启动总比仓促启动要好，稳中启动总比乱中启动要好。
问：你反复提到良性互动。
答：所谓良性互动，简单地说，就是你的性子不要太慢，我的性子也不要太急，你向前动一步，我也向前动一步，步步为营，环环相扣，积量变为质变，最后实现国家民主化的目标。从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在朝野双方关于民主化的共识已经形成的前提下，能够实现怎样的良性互动，关键就是取决于在野者力量的大小。有小力量的时候就会有小的互动，有中等力量的时候就会有中等水平的互动，有大力量的时候就会有大的互动。那么，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在去年的谈话中，我曾说过这样一段话，照录如下：
“如果说在朝者需要一种理想主义的精神，那在野者就更加需要这种精神，否则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根本就无从谈起。所谓理想主义，就是发扬中国传统士大夫的牺牲精神，以国家兴亡为己任，把国家和百姓的事情当成自己的事情，不计较个人的成败得失、是非荣辱。因为仅靠个人或小圈子的利益动机驱使的人是走不出多远的，是成不了什么大器的。在许多国家转型的过程中都出现过充满浓厚个人魅力的‘圣人’式的人物，中国的成功转型也不应该例外。除了理想主义之外，在野者还应该具有民族主义的精神，或者说忠诚于自己的民族，因为连自己出身的民族都不忠诚的人是不可能获得人民拥护的，外国人从心里也是不会真正看得起你的。还有，就是要研究国情，真正把国家看明白，摸清社会发展的脉搏，在此基础上，好好考虑一下方法和策略，要追求有理、有利、有节，到什么时候说什么时候的话，有多大的力量说多大口气的话，不要图一时的口舌之快，不要整天想着去揭对方历史上的疮疤，因为这样除了能‘恶心’对方一下，又能起到什么样的实质性作用呢？同样一个组织，随着代际的更迭，变化也会很大，要注意到国家出现的进步，不要总是求全责备，不要总是戴着不变的有色眼镜作情绪性的反应。”
问：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你对H先生和Y先生的言行有自己的看法。
答：Y先生在去见小布什的时候说：“里根总统因为埋葬了苏联东欧的共产制度而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帮助中国发生这种变化，也许是上帝给总统先生的历史使命。” 无论从哪个角度说，Y先生这样说话可能都是不妥当的。我觉得小布什回答得倒是非常巧妙：“啊，要是现在我能够将美国的油价降下来，我就成为美国的伟大总统了。”别的方面姑且不论，单就对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影响来说，外国政府、外国领导人的作用，仅限于要求释放几个人，搞一些不痛不痒的人权对话，这点功能还是有的，剩下的就几乎没有了。台湾也是一样，现任中国国民党主席的马英九前一段时间出访答问时的表态，似乎是想在大陆民主化进程中发挥一些作用。实际上，要说一点作用不起那是假的，如果要说作用有多大那也是假的，特别是在他当权后如果想把大陆民主化与两岸关系挂钩那就搞歪了。实际上，不用说他们了，就是那些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也知道自己在中国民主化进程中使不上多大劲了，于是才会有那句“成功不必在我，功成我在其中”的感叹。
Y先生还在国外骂毛泽东，毛的是非功过我们在这里不做评论，就我们现在讨论的话题来讲，毛至少在两个方面做得非常出色：一是他的理想主义精神。为了追求理想，他在大革命失败后，婉言谢绝了瞿秋白让他去上海中央工作的建议，他“不愿去大城市住高楼大厦”，而是主动钻进穷山沟闹起了农民革命。在此后二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殚精竭虑，呕心沥血，九死一生，尝尽了人间常人难以忍受的苦痛（特别是在长征的“万里大逃亡”过程中）。建国后，他对自己建立的国家不满意，到了70多岁这样一个别人都颐养天年的年龄，他还不惜和长期跟随自己的众多部下翻脸，毅然发动了“文革”。到了80多岁，在他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快见阎王的时候念叨的还是他的理想，也就是1975年2月传达的他的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以及1976年2月传达的《毛主席重要指示》，胡乔木评价说这两份文件“相当带乌托邦色彩”，带乌托邦色彩就是追求理想。当然，对这种理想的对错我们姑且不做评论，只是针对毛追求理想的精神本身而言。
二是他的方法和策略。毛的方法和策略的高明，淋漓尽致地表现在建国前的延安整风运动、建国后的“文革”发动过程中，与这两件事相比，1957年引蛇出洞的反右（更像是毛向党内同僚交代的自圆其说）、1970年庐山会议后整林彪的那三招（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角）就是小儿科了。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稳扎稳打、步步进逼，逐渐改变了自己与王明的力量对比，逼得王明只有招架之功、无还手之力，最后只能乖乖投降。要知道，王明也并非等闲之辈，从照片上看也是一表人才。顺便提一下，前几年出版的王明回忆录《中共五十年》，他胡编乱造，引用的毛的谈话，大多站不住脚，如果毛真像他说的那么弱智，那在1937年底王明回国后开始的毛、王权力之争中胜利的就应该是王明，而不会是毛，因为在当时许多人看好的是王明，连一向老谋深算的周恩来都是跟着王明走的，否则周也不会在后来的整风中那么挨整。“文革”的发动过程也值得人们好好琢磨，毛固然有威望，但要想把大部分老干部统统打倒、把刘少奇彻底搞掉并且还要人们接受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他是在连哄带骗、步步深入的过程中逐渐达到他的最终目的的，而不是一开始就将文革的计划和盘托出。
至于H先生，有人说他有野心（无贬义）。我说凡是能这样说话的人，只能说是有理想，不能说是有野心，因为只有像毛那样，理想与方法和策略兼备的人，才能叫有野心，并且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成大器。
问：所以，要了解党史，了解党文化，注意倾听官话、套话背后的弦外之音，知己知彼。
答：中国的民主化，对我们来说确实是个“大坎”，涉及到的因素很多，不可预知的因素也很多，但拖一天算一天、得过且过、自欺欺人毕竟不是负责任的态度，唯一的办法，就是事先周密筹划，做出多种预案，以应付可能出现的复杂局面。在这里，我们之所以特别关注在野者的问题，就是因为仅仅依靠在朝者，是根本不可能完成中国民主化的任务的——在朝者背负的历史负担太重，需要在野者施加外力来减压，需要在野者予以默契的配合，就像前几年经济体制改革步履维艰时，需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借助外力推动国内的改革一样。但是，我们又不能指望只要在野者喊几嗓子，国家就会真的实现民主。政治是最讲究现实的，是最讲究力量对比的，如果在野者没有力量，那么在朝者就是心里想搞民主他也没有理由。从过去的经验来看，胡赵都不是主动出局的，而是在特定时机下被在野者“拽”出来的，假使将来时机成熟时，在野者有了力量，懂得妥协，那“拽”出来的就可能不再是个别开明人物，而是整个决策层，这就是大的良性互动，这就是有利于国家长远发展的朝野双赢的局面。如果将来真有这么一天，那就是国家之大幸，人民之大幸！
问：最后，说一下我们讨论问题的背景和环境，或者说点一下题，关键就是两个字——江湖。
答：什么是江湖呢？读过武侠小说的人都知道，江湖就是拉帮结派，山头林立，打打杀杀，党同伐异，尤其是没有规则——当然，这里的“没有规则”指的是没有好规则、明规则，有的只是坏规则、潜规则，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四句话“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从此路过，留下买路财”，你不能说它不是规则，但却是上不得台面的规则。
也许许多人都觉得奇怪，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还会有江湖吗？当然有，依我看，陈水扁就是一个典型的江湖人物。他为了个人和小圈子的利益可以牺牲民进党的利益，为了民进党的利益可以牺牲台湾和整个中国的利益，这不是江湖作派是什么？陈水扁属小人得志，小聪明、小伎俩太多，大智慧、大气度太少，自己得意洋洋、浑然不觉，岂不知摆到桌面上非常难看。这里说的还不是他搞台独，因为台独属于信仰问题，就像对于一些左派人士的言论，虽然不认同，但自己仍对这些抱有真诚信仰的人心存敬意一样。陈水扁就不同了，你看不出他有什么信仰，有的只是利益上的算计。于是乎，陈水扁山大王的旗帜一树，图官的、图财的、图名的众喽罗纷纷聚集在其麾下，以致今天弊案连连，几乎无人能脱得了干系，这真是应了中国那句老话——“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也可谓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问：“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女婿犯了案子，老丈人公然派御用律师出手相救，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这样做，即便你没问题，别人也会以为你有问题——当然，陈水扁肯定是真有问题，因为凭借陈水扁的脑袋瓜，这么点的小账他还是会算的很清楚、很明白的，况且算小账本来一直就是他的长项。
答：陈水扁是如此，我们周围就一定没有吗？答案恐怕也是否定的，官场上的人互拜把兄弟，黑白不分，遇事只问忠诚、不问是非，官员内部的庇护网络使得权力运作失去规则，上海师范大学的萧功秦教授把这种现象称作“苏丹化”，我看不如称作“江湖化”来得确切和形象。不只是官界，商界划分地盘的地方保护主义，学界一个个数不清的小圈子、土围子不也是同样的性质吗？至于海外民运那就更是典型的江湖了，这些年他们不是 “大联合”，而是相互掐架，掐得不可开交、一塌糊涂，直至现在个个都是遍体鳞伤、奄奄一息。
问：所以，你提出来要“光荣孤立”，要“走江湖”——当然，这里“走”的意思不是“行走”，而是“出走”。
答：这几年，我总是喜欢引用古人说过的这样三句话——“处非常之时，干非常之事，需非常之人”。引用这三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人，最起码也要有“一小撮”人把这个国家支撑起来，架着这个国家顺利地完成民主化的过渡，顺利地实现执政党和国家的“软着陆”。这不是不知深浅，而是出于对国家处于非常时期的清醒自觉；这不是小题大做，而是出于对国家可能陷入的致命危机的深深忧虑；这不是自负狂妄，而是出于对时代压给我们的历史责任的主动担当。宋代文学大家苏东坡说：“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于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杰之士，为能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愿以此与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同仁们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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