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请假在华师大听了甘阳的演讲,研讨会的主题是“全球化文化生产条件下的中国文学研究”,开幕的甘阳演讲题目却是“超越西方文化左派”。打个比方说,这就好比你结婚的当口,请来的嘉宾一张口就讲的是“没有什么婚姻能够天长地久,要做好分手的准备”。
甘阳的演讲分两部分。前面是一个开场白,大约十分钟,主要是热场,这从他每隔一分钟就要故意咳嗽一下就能看得出来。接下来的第一部分讲他对西方文化左派的基本看法,第二部分是西方文化左派与全球资本主义文化生产体系的关系。
照例先从一个很小的事情开始,这一次他选择的开场话题是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的概念翻译问题。甘阳问,这个概念是谁最先翻译成这样的?霸权是跟霸道关联的,而霸道是相对于王道而言的。但如果我们去看葛兰西原来的概念,这个单词恰恰不是霸权的意思,而是接近于我们所谓的王道。霸权是需要通过强制来实现的,而全球资本主义文化体系却并没有拿着鞭子强制你。比如说,全球资本主义文化生产体系会给你发PH.D学位,会给你到国外的大学做访问学者的机会。这样的机会你是争着要去的,并没有人逼着你去。这是王道,而不是霸道。如果更准确一点来翻译,应该是甜蜜的、有吸引力的权力。
但甘阳特别强调,他这么讲并不意味着他很喜欢葛兰西,恰恰相反,他是不喜欢葛兰西的。他接着发挥说,现在搞出来了很多稀奇古怪的学术名词,其实完全没必要。那些理论本来就是很简单的事情,没必要弄得这么复杂。
接下来是第二部分,他的结论,全球资本主义文化生产体系与西方文化左派的关系不是批判与被批判的关系,即使说不上是全部,也可以说主要的是由西方文化左派们制造出了资本主义文化生产体系。他又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芭比娃娃。刚一开始生产出来的芭比娃娃都是白人模型。但西方文化左派批评说,为什么只有白人芭比娃娃?这是种族歧视。于是资本主义文化生产体系就开始生产黑人、黄种人的芭比娃娃了,它的市场更大了,受众更多了。
这让我想起小时候看的传统评书小说《秦英征西》里的故事。秦英抓着李道宗准备打,程咬金在一边喊,可不能打脸啊,于是秦英一拳打到了李道宗脸上;程咬金喊,不能拔胡子啊,秦英就一把拔掉了李道宗的胡子。
甘阳继续讲,主要是讲西方文化左派在不同的历史境遇中所面临的不同问题,主要是一个历史性的重现。这属于专业问题,我知道得不多,就不多说了。只记得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他讲,文化研究在五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批判对象是恰恰相反的。在五十年代,文化研究的三大创始人、威廉牟斯、霍加特和汤普森的论战对象在中国一直很少被提及,而这恰恰是重要的,他们的论战对象不是别人,正好是现代社会学的几大宗师帕森斯、贝尔等人。在那时,文化研究的几位宗师的批评对象主要是大众文化,也就是入侵到英国工人阶级的美国流行文化。而他们的论战对象则反唇相讥,是的,我们美国没有文化,你们欧洲有文化,但你们欧洲的文化孕育出了法西斯主义。到了八十年代,情况完全颠倒过来了,文化研究学者们成了大众文化的捍卫者,而保守主义者则成了大众文化的敌人,他们高扬起了精英主义的旗帜。
甘阳说,威廉姆斯这些人并不是文化研究的真正创始人,如果要说文化研究的创始人,那么应该是30年代英国的工人教育。威廉姆斯是威尔斯人,父母都是地道的工人阶级,而他在写作成名作《文化与社会》的时期,也恰好是在牛津大学相当于成人教育部门教书,他的教育对象恰好是工人。也就是说,在当时的文化研究者们看来,工人阶级也是需要“有文化”的,他们不光想要面包,也一样有精神追求,也希望能读莎士比亚。五十年代,他们突然发现,英国的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突然消失了,所以他们的问题是,为什么会这样?
甘阳当然没忘记推销他的保守主义。他说,据他所知,目前中国大学校园里的女同性恋数字是呈上升趋势的,而最奇怪的是,中国居然没有人反对同性恋,好象所有人对此都能很采取很宽容的态度。这言下之意当然是说,在中国这样历史悠久传统深厚的国家,居然没有保守主义者,这才是真正让人无法理解的事情。
那个让无数英雄竞折腰的甘阳也没忘了显山露水。甘阳说,他希望中国的文化研究能够同时向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是目前的方向,面向当代研究,另一个是能够回头去重新整理我们自己的传统和历史。脑子清楚的人都明白,做惯了文化行动总指挥的甘阳说的不止是什么所谓的希望,而是一个意图明确的战术安排。不仅做总指挥,而且他这次选择在这里讲《文化与社会》差不多就是亲力亲为,干脆连基本方法都要传授了。
只可惜,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甘阳虽然还是昔日的甘阳,而如今中国的文化战场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可以仅凭甘阳的振臂一呼就能应者云集的八十年代了。比如说,甘阳一上来就批评说,我们今天已经习惯了的术语全球化文化生产体系其实不是自来就有的东西,而是近十五年以来的事情,是冷战结束以后才出现的新情况。这话就不仅不是政治正确与否的问题了,而是他去国太久,已经离开了这个语境,对这里所发生的事情的脉搏已经抓得不是那么准了。全球化固然是冷战结束产生的结果之一,但对中国来说,加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就不仅是冷战以后的事情了,而是从更早就开始了的。冷战之于中国,并不是历史终结点,甚至都不是一个具有可以作为转折点的时间点,意义实在小得可怜。与其以此来分析中国与全球化的关系,倒不如以1994年实行分税制作为关键点,这样或许更切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除此之外,还有的一些问题,大概都可以归于甘阳已经习惯了美国明左实右的文化环境的结果,不提也罢。
当然,即使如此,任别人觉得这个演讲平淡无奇,凭直觉,我依然认为很有意思。效果虽然难以预料,只要能明知不可为仍然勉强为之,就能称得上君子直行了。不由得让人感叹,毕竟是甘阳。至于别的事情,还是尽人事听天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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