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自由主义者的思想变迁
：钟加勇
——经济学家赵晓谈房地产掠夺式发展模式与有道德的市场经济
有人说中国人一恨日本帝国主义，二恨开发商。构建合理的规则，有利于改善开发商的形象，有利于扭转他们已经被妖魔化的形象增长的导向，效率的导向，市场化的导向，成了中国房地产发展唯一的方向；民生导向被忽视了，公平导向被忽视了。房地产变成了瓜分全国土地资产和掠夺居民储蓄存款的道具，整个房地产的发展模式就是“你发财、我发展，成本社会掏”——房地产商发财，地方政府发展，但成本是社会的制度是显性的文化，文化是隐性的制度，不了解文化实际上压根是不了解制度的。一个社会如果只相信经济理性，那么这个社会将永远找不到北在整个中国经济转轨中，我们原来反对计划，现在我们为什么又反对“市场”？因为市场现在被权力利用了。表面上我们好像是在反对市场，其实我们真正的用意是维护市场；表面上我们好像主张政府干预，其实我们是在维护真正的自由中国的转轨就像是一个大熔炉，喧闹而跳跃。短短20多年来，经济急速单兵突进，社会面貌瞬息万变，今天提出政策赖以存在的基础，明天可能就不复存在。一切都处于尚未定型的过渡形态之中，充满着变幻和跳动的音符。
1998年的赵晓，还是一个刚刚毕业的博士生。那个时候中国刚刚开始显露通货紧缩的迹象，赵晓就和现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的导师易纲写下了当时第一篇关于防止通货紧缩的学术论文，随后中国进入了拉动内需的阶段。
那时的赵晓只是一位研究宏观经济的青年学者，考虑更多的是如何拉动中国经济的增长，因此他认为当时发展房地产业就是拉动内需的“支柱产业”，并积极推动房地产的市场化。有人说那个时候的赵晓，是个凯恩斯主义者。
随后的赵晓则被认为是自由主义阵营里的一分子，他自己也这么认为，并积极地捍卫和坚守中国市场化的进程。
不过，事情的转变发生在2002年的美国之行。赵晓发现，自己原来猜想的中美市场经济的不同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同，他反而发现中美其实最大的差别是教堂。因此他写下了《有教堂的市场经济与无教堂的市场经济》这篇自己认为是个里程碑的文章。
这样的视角让赵晓逐渐窥见了一个西方经济学伦理学派的全貌，而不仅仅只有作为一种工程的经济学，他认为，这种误读主要是国内在引进西方经济学时急功近利而导致的片面。
现在的赵晓，已经开始寻找从自由和伦理的角度重新诠释中国市场化道路的方法。很多人说这位曾被称为“自由经济原教旨主义者”的经济学家思想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但他说：“我反对权贵资本主义，绝不是要回到过去的计划经济，绝不是要回到专制，而是要维护真正的市场经济。”
以“市场化”为名 瓜分土地资产的运动必须停止
《商务周刊》：您最近在多篇文章中批评了房地产的畸形增长模式——“你发财、我发展，成本社会掏”，认为以往的争论，譬如房价是否太高、有没有泡沫、房地产有没有暴利、房地产是否面临拐点、空置率到底高不高等等问题，只是技术性和局部性的价值，容易落入诡辩的陷阱，掩盖真正重要和实质性的问题。您提出现在该是结束旧游戏规则，建立新游戏规则的时候了。这一系列关于房地产的文章出来后，有没有遭到原来一些自由主义盟友的非议，争论很大吧？
赵晓：还好，包括我给房地产商讲课也没有引起非议。因为，第一，我讲的是实话；第二，我是用爱心来讲。我认为构造一个好的规则，不仅对普通百姓、弱势群体的保护有好处，在更高的程度上也保护了中国房地产长远发展，也保护了开发商。我跟开发商说要“富而安，富而贵，富而乐”。一个人快乐是跟别人的快乐联系在一起的，如果别人都不快乐，你也很难真正的快乐。所以构建合理的规则，是有利于改善开发商的形象，有利于扭转他们已经被妖魔化的形象。有人说中国人一恨日本帝国主义，二恨开发商。有的开发商就告诉我说，虽然自己也盖了不少好的房子，但突然觉得自己在别人眼里都是坏人，连自己的女儿谈恋爱人家都说她爸爸是个奸商。所以我最近的观点是以伦理看待发展，过去我们发展的指标里是没有伦理的，但其实伦理是经济发展很重要的内容。我们假设两个单位工资待遇一样，但一个人际关系简单，人和人之间充满友爱，另一个单位人际关系复杂，人际关系敌对，你肯定愿意去那个有爱的单位。这说明你所看到的不仅仅是金钱，还包含伦理的东西。我们的社会要真正的发展，不仅要求经济的增长，还要求伦理的同步增长。如果经济的增长是以伦理的退步作为代价，贪污腐败越来越厉害，离婚率越来越高，犯罪率越来越高，你说这是快乐还是不快乐？经济学到最后是研究快乐的，研究整个社会福利的，所以我写文章提倡以伦理和自由看待发展。
《商务周刊》：过去在扩大内需阶段，您很强调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对经济的拉动，现在则更倾向于从民生和福利的角度来看房地产，这中间您的思路发生了什么变化？为什么说房地产开发模式是一场土地资产的瓜分运动？
赵晓：那个时候我基本上是一个宏观的经济学者，1998年第一篇发表在《经济研究》上的通货紧缩的论文，就是我跟易纲教授写的，这直接促成了中国经济从原来的从紧走向宽松。这过程中我们当时就想各种各样的办法，使中国避免像美国上世纪30年代那样的大萧条。林毅夫教授当时也在想，所以“新农村建设”就是他那个时候提出来的。任志强那个时候就跟我们一起讨论，然后大家认为中国要拉动内需就要发展住房，推出消费信贷，让大家可以把未来的钱提前花。那个时候主要基于这样的想法，但是那时我们对住房本身的性质、特点了解不多，主要是从宏观经济角度去关注的，而且我们知道，国外很多国家也都是住房市场化，所以我们这个建议也没错。
当时因为我们只是从宏观经济和经济增长的导向来提出建议的，所以我们并没有提出一个住房本身应该怎么发展的方案。但是后来我们就发现出问题了。因为这样下来的一个结果就是，住房变成了一个把老百姓口袋掏空的工具。增长的导向，效率的导向，市场化的导向，成了中国房地产发展唯一的方向。然后福利分房被取消了，可是住房保障体系没有相应地建立起来；民生导向被忽视了，公平导向被忽视了。
到了地方，就变得变本加厉强调住房是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因为地方政府本身就急着找钱，他发现卖地是来钱最快的，更何况有一个“住房市场化”的口号来支撑。所以现在我们看到，住房逐渐变成了地方政府瓜分中国土地资产的一个道具，就是把农民的土地收益拿掉。农民本来是最穷的人，恰恰还要压榨他们，劫贫济富，然后又把所有人赶到市场上去买房。而且政府说了，我不管你的房子，这样给人带来的预期就是要靠自己买房，于是晚买就不如早买，大家就蜂拥而来，这边就开始掠夺全国人民的储蓄存款。
我们知道，中国最大的一批资产在哪里？就是土地资产。中国所有的国有工业企业资产，在搞MBO之前不到10万亿元人民币，到现在也就刚刚超过这个数；股票市场在圈钱，2005年整个市场一年融资也不过300亿元；而全国的土地资产，2002年时建设部就说至少有25万亿元，但实际上地价是在涨的。中国还有一笔巨资，就是全国人民20多年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17万亿元储蓄存款。现在借助房地产逼着你买房，祖宗三代的钱拿出来首付，然后你挣的工资拿出来月供，变成房奴。
所以我说，房地产变成了瓜分全国土地资产和掠夺居民储蓄存款的道具。这就是中国的游戏规则，而且整个房地产的发展模式就是“你发财、我发展，成本社会掏”——房地产商发财，地方政府发展，但成本是社会的——失地成本农民掏，房价高了成本是消费者掏，金融风险银行掏，偷税漏税国家掏，宏观调控搞不成中央掏。然后你发现，2000年之前没有几个亿万富翁是房地产商，突然这几年整个财富榜上一大半都是房地产老板。他凭什么？有什么贡献？他是发明了一个操作系统，还是搞了一个新的商业模式？啥也没有。
反观香港，它也是高地价，但是政府回过头来补贴那些低收入人群。香港有一半以上的人是住在政府补贴的房子里，或者是政府建的廉租房，换句话说人家是劫富济贫。同时它还创造了一个全世界低税收的城市，它用高地价换来了低税收的环境。而中国大陆是反过来的，劫贫济富，本来那些到北京打工的人就没多少收入，还逼着他们把祖宗三代的钱拿出来。而中国人又特别爱孩子，只要孩子要买房结婚，就把一辈子积蓄都给他。小孩子的消费方式是西方的，他接受消费信贷，而中国父母爱孩子的方式是东方式的，不像美国人，你小孩有本事自己买去，这就造成今天这个局面，许多人被掠夺，然后成就少数人。
“不买房运动”实质是 对公共政策的不满
《商务周刊》：现在中国房地产开发模式的确难以为继，有人就提出了“不买房运动”，您认为这背后有什么样的内涵？对于这一点，您和一些持市场至上主义观点的朋友有什么不同？
赵晓：很多人认为提出“不买房运动”的这个人是傻瓜，说你不买以后房价会更高。在我看来其实说这话的人才是真正的傻瓜。为什么？因为不买房不是一个人的消费决定，而是一个公共政策的行动。他是表示对公共政策的不满，不是表示他要不要买房这个个人的商业决定。今天这个声音还很微弱，但是表达出了社会民众强烈的不满。而这样的不满如果我们听不见，不改变游戏规则，不改变房地产发展模式，那么总有一天，他会用“9·11”那样的爆炸声让全世界都听得到。
所幸的是，这次政府很快就推出了“国六条”，然后又很快提出了“国六条细则”，所以我写了篇文章叫《庶民的胜利》。我认为这是房地产1998年以来最重要的一个拨乱反正的政策，它带来了三个核心的变化：第一是房地产发展方向和理念的转变，过去的发展方向就是市场化，就是效率导向，就是增长导向，现在不能只有这样的导向，你还得考虑房地产公共保障体系的建设，考虑民生，考虑公平；第二是发展模式的变化，它分清了哪些是政府要做的，哪些是交给市场做的；第三是收益分配的变化，可能还是高地价，但是它必须拿出部分钱来补贴低收入人群，而不是过去那种掠夺式的，把房子变成抢钱的工具。这样大家就可以共享经济增长，这才回归到正规的道路上。
我很早就说过，老百姓买不起房，可能是房价太高了，也可能是老百姓收入太低。上海的房价回到理性的地步，老百姓还是买不起。这意味着不可能靠买房来解决老百姓的住房问题，政府必须承担起它的公共职能。全世界有8个市场经济国家在《宪法》里写到，政府必须承担住房的责任。这是政府的公共职能，一个社会的住房保障跟医疗和教育都是一样的，都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当基本人权碰到有的人没有钱买不起房，这时候政府要发挥它的公共职能，因为这是构建整个全社会和谐的基础。而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过去好像是说全部由市场化来解决，那就完全错了。全世界都没有一个国家是全部由市场化解决的。
所以今天有很多市场主义者，他们以市场化角度说《国六条》不是市场而是行政，以此来批判它，殊不知他们根本没有搞清楚房地产市场的性质。首先，房地产市场根本就不存在完全的市场化，即使在西方成熟的市场，房地产也是一个区域垄断的市场。比如这个矿泉水大家都很喜欢，价格很高，长远看矿泉水的供应是无限的，所以它的价格能降下来。但是房子不一样，比尔·盖茨现在跑过来就可以把北京大学这块土地买下来，问题是可不可以让他买呢？剩下的人住哪里去？土地资源是有限的，所以不可能完全交给市场。
这种区域垄断性在国外是管得很严的，因为这会造成垄断性，对消费者不公平。所以美国政府在维护市场秩序方面不遗余力，房地产商如果有虚假信息，就罚得他倾家荡产。而我们，短斤少两是普遍的，更严重的是地方政府和地产商联合操纵地产。呼和浩特就是最近的例子，他们请北京专业的中介公司去指导，想办法把该市的房子和土地炒起来。当权力和资本联合起来操纵市场，哪里还有老百姓的活路？
这叫什么市场？然后那些人还在以“市场”的名义捍卫它。我不谴责那些人的良心，他可能很真诚的相信市场经济，只是还看不到问题的本质。实际上，通过土地的供应和房子的供应把房价降下来，这只是出路之一，市场化只是其中的一个轮子，它还有另外一个轮子——住房保障体系，所以那些人对真正的市场经济也没搞清楚。“两个轮子”才是真正市场经济合理的秩序，这样人们就不会急着去买房了，就像很多香港的年轻人住着廉租房一样——只要你结婚，政府一定给你提供至少一间廉租房，这是基本人权，然后回过头来你有实力再去买属于自己的房子。
从伦理的角度还原经济学
《商务周刊》：过去经济学界流行一句行话说：“经济学家在讨论问题的时候总是把说不清楚的东西都归入文化。”这句话在你今天从伦理的角度做了很多的研究后有什么新的诠释吗？
赵晓：原来我跟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宋国青教授讨论时，我们就极为鄙视讨论文化的经济学家，因为我们总希望用一种确定性的东西来讨论。可以说在2002年以前，我就是这个态度。但是后来我发现，现实并不完全如我所想，比如我们知道马克思·韦伯已经建立了一个非常强有力的分析框架，在此之后，我们发现其实经济学资源库里是包含两部分，一部分是工程学派，就是我们中国大陆接触得比较多的那部分，另外一部分则是经济学的伦理学派。这个划分不是我划分的，而是1998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阿马蒂亚·森划分的。他也写了一本书叫《经济学与伦理学》，在这本书里他提到，其实亚当·斯密等早年的经济学鼻祖都很关心伦理问题，亚当·斯密除了《国富论》之外还有一部重要著作《道德情操论》。阿马蒂亚·森认为，经济学光有一个工程学派的方向，会使得经济学在一定程度上越来越贫困，所以他提出经济学需要在伦理方向上有所建树。
此外，我们还看到一些实证方面的研究，比如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巴罗，他曾经用80个国家的经验数据来分析经济增长和信仰的关系。这个实证分析的结果非常有意思，他发现信仰程度跟经济增长是成正比的。
还有中国已故非常优秀的经济学家杨小凯。他早年也是一个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换句话说他也是只相信市场，估计那个时候他也不谈文化的。后来到了美国之后他发现，美国之所以市场经济搞得好，它背后有宪政框架来维护市场经济的成果。后来他再研究就发现，所有的宪政国家都是基督教国家，或者是被基督教改造过的国家，比如日本、亚洲四小龙。而且杨小凯发现，我们过去经常用基尼系数来解释社会，这是不够的，当年英国的基尼系数比法国还大，但法国出现了血流成河的大革命，而英国基本上没有使用暴力就完成了政权转移。他认为英国是基督教国家，而当时有约翰·卫斯理的布道运动，布道者号召人们信仰上帝，说要和平，反对一切暴力。也就是说，收入差距不能完全解释一个国家的动乱，而是收入差距还要加上这个国家的信仰，或者它的理念、偏好，用这些因素综合起来解释。所以杨小凯后来很大程度是在研究信仰、伦理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当然，很多人能够接受一个市场经济的杨小凯，相对少一部分的人能接受宪政主义的杨小凯，但是却很少有人接受一个伦理学的杨小凯。其实杨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我还要提到一个经济学家，邹恒甫。他专门写文章谈中国的文化，尤其是中国人特别爱节俭，说节俭是有利于储蓄，而储蓄率高投资率才高，因此这个节俭实际上支撑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同时他很早就主张学生要读四书五经，这也是很有远见的。因为文化是制度的冰山，制度是文化的冰尖，你所看到的制度只是冰山显性的一角。换句话说，制度是显性的文化，文化是隐性的制度。你不了解文化实际上压根是不了解制度的。经济学上的制度跟我们平时公文上谈的制度不同，它是导引人们行为的规则，而这样的规则不仅存在于你所看到的法律、法规、条文，也存在于人们所有的观念、风俗、习惯，即文化里。所以，一个经济学家对文化不了解，那么这个经济学家对制度的理解就是片面的。一个社会如果只相信经济理性，那么这个社会将永远找不到北。
因此我们发现，一方面经济学家越来越感到经济学思想的贫困，另一方面也看到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大家，他们实际上在伦理这个方向上花了很多精力。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为什么国内经济学家过去这么长时间没去讨论伦理和文化？或者为什么中国在整个市场经济转型中都没有去关心这个问题？我想这跟我们中国引进和学习西方经济学比较急功近利的态度有关。我们通常为了搞市场经济，就为“私利”证明，为投机倒把证明，认为这是在引进“看不见的手”——每个人追求私利最大化就能达到最优，就把这个东西搬过来了，并没有很好的注意到亚当·斯密说这个话的文化背景和时代背景。我们要做股票，发展证券市场，书店里就全是介绍资本市场的书，过两天加入WTO，书店里又全是介绍WTO的书。因此我们这种学习是急功近利的，是片面性的，并没有完整的去理解。
2004年我参加央视的“绝对挑战”，有几个高校MBA在竞技，我发现所有的这些学生在商业伦理上几乎不合格。于是我就去找他们的课程，发现里面从来没有商业伦理这样的课程，而这样的课程在国外是非常重要的，后来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叫《中国MBA的绝对挑战》。幸运的是，现在很多高校都设置了商业伦理的课程。
《商务周刊》：从您自身角度来看，您是如何从一个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慢慢变得越来越关注市场伦理、商业伦理，越来越关注民生和社会福利？
赵晓：这有一个过程。这跟我去市场经济最发达的美国有关系。2002年我去美国考察，题目是美国的市场经济和我们的市场经济到底有什么不同。我相信这肯定是我们都关心的。结果我发现，原来我猜想的不同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同。比如我猜想美国的科技很发达，市场经济很完善，金融很发达。后来我发现其实最大的差别是美国到处是教堂。这个差别不是数量的差别，而是有和无的差别。学经济的人是不能说别人是傻瓜的，因为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就是人都是理性的，如果我看到教堂就说这是因为美国人物质文明昌盛，精神文明空虚，这等于说美国人是傻瓜，这样的假设对一个经济学人来说是不可信的。所以对我来说很自然就提出这样的问题——这么多教堂到底给美国带来什么？对美国市场经济有什么样的影响？这就促使我回过头来思考市场经济。
当时我很直接的想法就是马上想到市场经济到底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那么，市场经济很简单，第一，它是一个配置资源的方式，它靠的是价格信号；第二，市场经济是一个激励的制度，它有一个竞争机制，你干好了市场就奖赏你，干不好就淘汰你。这是市场经济的两个主要特点。但是我们说市场经济激励制度的问题在于，市场可以激励你很勤奋，不偷懒，但却无法保证你不撒谎，不害人。而只要市场里有委托代理的风险，有囚徒困境，有大量的非重复性博弈，他就有可能撒谎和害人。进一步说，这个市场有可能会出现一种坏的情况，就是教你勤奋的去撒谎，勤奋的去害人。这时候我们就看到了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什么“杀人奶粉”、假药、坑蒙拐骗、“三角债”全都出来了。
我后来进一步发现，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的市场经济教你不要偷懒，教堂教你不要撒谎和害人，法律也给你撒谎和害人加大了成本，整个是一个闭合的环。回过头来看我们国家，我们的经济改革单兵突进，法治严重滞后，然后整个文化和伦理的变革还没开始，它是一根板长一根板短，严重的不匹配。那么这样的一个经济，运行成本会很高。所以我当时就写了《有教堂的市场经济与无教堂的市场经济》，这篇文章我个人认为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是中国20多年改革开放中第一次从市场伦理的角度比较了不同的市场经济，并且反思了中国市场经济转型的问题，还提出了相应对策。
“政府之手”和“胸中信仰”
《商务周刊》：现在中国社会出现的许多不协调以及公共产品的缺失，跟政府的不作为是有关系的，那么假设在这个多元闭合的系统里面，中国的政府“有形之手”跟美国政府一样都能把保障和公共产品做到位，是不是中国的市场经济就会好很多？换句话说，没有教堂也会好很多？
赵晓：我是从教堂里看出伦理的重要，但是伦理是不是一定从教堂里导引出来很难说。我知道日本是从传统文化中导引出来的，日本商业的精神来自于武士对将军的精神纽带，日本企业的员工就是一个“武士”，企业的领导就是“将军”，它把传统的武士对将军的忠诚转变成对企业的忠诚。所以有人说日本企业是“花岗岩”文化，整个是一块石头。而美国是一个“网”，每个点似乎是独立的，但又和其他点联系在一起。我们中国则恰恰是一盘散沙。因此你看到美国企业可以做得很大，它基督教文明讲究博爱，鼓励大家不要去撒谎，不要去害人，合作的成本很低，我们看到委托代理关系、股份制在美国可以发展得很好。但是牵扯到委托代理的，中国人一定做得一塌糊涂。你看中国证券市场，就是OPM（other people money）市场，玩别人的钱。就是一家人最后都没办法合作，做餐饮连锁的“九头鸟”最后还要分出“九头鹰”、“九头凤”。中国人就相信“生意场上不分兄弟，赌博场上不分父子”，因此，中国人合作的成本很高，收益很低，总是偏向于单干。反观日本，它的企业虽然也可以做得很大，但日本的问题是这个“花岗岩”没有办法跟别的物质粘在一起，所以日本到美国去收购企业就一塌糊涂。
尽管道德伦理很重要，但政府的作用就是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不应该用纳税人的钱去倡导和支持某种道德，也不可以用纳税人的钱去搞一个世界佛教论坛，那是妨碍公平竞争的。就像我们产品和服务的繁荣来自竞争一样，信仰、伦理和道德的繁荣同样来自公平竞争。所以我说，中国伦理现在确实是一块短板，导致经济运行成本提高。但是这块短板怎么补上，我开出的药方是经济学家的药方，就是来自竞争的道德繁荣。至于将来哪种伦理观占主流，我不知道，我所知道的是政府绝对不可以提倡某一种，这不是公权领域，而是私权领域。
《商务周刊》：您一直强调“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那么，中国如果缺失“福利”或“公平”这个轮子，是否就会滑向所谓“权贵资本主义”的道路？
赵晓：在整个中国经济转轨中，我们原来反对计划，现在我们为什么又反对“市场”？因为市场现在被权力利用了。表面上我们好像是在反对市场，其实我们真正的用意是维护市场；表面上我们好像主张政府干预，其实我们是在维护真正的自由。
中国今天只是把人挣钱的动机像潘多拉的盒子一样释放出来了，但这个动机释放出来后用什么商业伦理去怎么导引，这样的考虑还没有。我们看到，很多中国文化的精华和糟粕一起裹挟而出，今天中国的企业家也深陷在这种泥潭和沼泽之中，他们搞不清楚，挣钱的目的是什么，怎么来支配这些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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