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在知音虽少，总还是有的。“苏力说，我们都是五十岁的人了，我们还有什么好怕的呢，我们不为别的，只为对这个国家的责任，我们愿意做力所能及的事情。为我们文明的复兴尽过一点力，想想心里就很满足了。我们有过理想，到现在也还在追求理想，我们没有放弃，不会放弃。可能七十年代的人不大懂我们，八十年代以后的青年更会觉得陌生，但我们就是这样过来的。我们做不了别的什么，只希望自己做学问能对国家、对民族有用，这是我们的心愿。”当是意会之言。甘阳说，今天正当30岁左右的学者们已经开始这样做了。清华大学法学院赵晓力说：无论是霍布斯的“丛林”还是康德的“天堂”，或者对外霍布斯对内康德的“双重标准”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新共识，那都是西方文明看待世界的方法，中国人应该也可以深入考虑自己对待这个世界的符合中国文明的看法。其实正是对甘阳这种意见的回应。
如此看来，对向中国介绍、阐释施特劳斯立有大功的甘阳实实在在是中国的古典保守主义教父。 按照古典保守主义的理念，既然“人民”总是愚昧的，那么要唤起他们的激情，就得有个图腾。而中国的新保守主义为民众找到的图腾就是毛泽东。因为，鸦片战争以降，再没有哪个时期象毛泽东那个时代那样，整个民族都充满了乐观与自信，准备改天换地。所以，对毛泽东的改造是从两个方向展开的，一方面是将毛泽东放在儒家传统内部来处理，将之解释为“圣王”；另一方面则是极力地夸大毛泽东领导的革命的民族主义因素。
对毛泽东的儒化处理并不是新鲜事，还在文化热那阵子，无聊的文人学士们就“发现”，毛泽东的传统文化修养是很深的。这当然包括了毛泽东终其一生都没有废置的诗词创作、书法、传统文化典籍阅读等。坊间在毛泽东与权谋术、诗词等“传统”文化之间拉关系的人也不少见，甚至大有发展为一门专门的学问之势。但真正将毛泽东与儒家的关系放在思想史的角度处理的，刘小枫可谓是第一个。刘小枫在《儒家革命源流考》中直接将毛泽东与“左派儒学”挂钩，使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谱系拉回到儒家思想传统之中。如果考虑到刘小枫的这篇长文是为了反驳德国汉学家顾彬所谓的基督教传统在中国引起了革命的观点，那么可以认为，刘小枫此举更大的意义不在于使毛泽东脱欧入亚，而在于将中国革命的责任推回到儒家身上去。
据几位听众的总结，甘阳在这次演讲中提了一个让他们感到很新奇的观点，即毛泽东时代与改革开放之间的关系不是断裂的，而是连续的。换句话说，如果真的要回答甘阳在演讲中提到的那些难以回答的问题，那么，毛泽东时代是不能忽略的。尤其重要的是，不能用简单的、意识形态化的人身攻击来打发了事。
一首广为传唱的歌是这样唱的：“我们唱着东方红，当家做主站起来；我们讲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这样的唱法背后的意思是，毛泽东时代的最大功绩被总结为“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而中国人的物质生活条件改善，则一概要将功劳记给改革开放。甘阳将毛泽东时代留给中国的遗产评估为“平民主义”。说毛泽东时代把平民主义留给了中国人，这当然是正确的。1949年革命沉重的打击了保守、反动的势力，人生来平等的观念深入到每个中国人的内心。并且，为了打击顽强地滋生蔓延着的新的精英阶层的生长与形成，毛泽东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虽然毛泽东对新精英阶层的打击使他得罪了知识分子并使得他的历史名声在一段时间内遭到歪曲，但这是所有中国人凤凰涅磐的伟大过程。所幸的是，今天的人们正在重新意识到这一点。
但是，如果要用“平民主义”来涵盖整个毛泽东时代的遗产，则未免太过狭隘。事实上，甘阳并不是第一个发现改革开放与毛泽东时代之间存在着无法割裂的联系的人。早在1994年，还在美国的崔直元就开始鼓吹“鞍钢经验”、“社办企业”。汪晖也在不同的地方表达过同样的意思。站在今天，回头去看1949年以来的中国历史，我们无法设想，如果不是朝鲜战争，中国会得到第三世界国家的友谊；如果不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友谊，中国就无法取得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如果没有这个席位与毛泽东晚年做出的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重大决策，就不会有后来的“对外开放”——因为中国的开放首先是对美国、日本、欧洲开放；而没有“对外开放”，“改革开放富起来”也就不大可能——这一点只要看看率先富裕起来的沿海省份那些出口导向型的企业在那里的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就可以得到确认。可以这样说，没有毛泽东时代，就没有后来的改革开发，更不会有今天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
但是，毛泽东时代的伟大成绩还不止于此。如果说这些都可以被一句“无心插柳柳成荫”轻描淡写的掩盖过去的话，那么那个年代里取得的技术与基础设施建设成就则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铁的事实。在1949年到1976年之间，中国绝大多数年份的GDP增长率都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名列世界前茅。至于毛泽东时代建成的铁路、水利、国防工业体系、重工业基础等等，则是我们至今仍然在享用其成果的客观现实。正是在那个年代里，中国的现代化得到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人均寿命大幅增长，婴儿死亡率则大幅度下降，杜绝了嫖娼卖淫等色情活动，灭绝了疟疾、血吸虫病等流行病症，建立起了一个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乡村医疗体系。所有这一切，都是改革开放能够在经济建设上取得成绩的最重要前提。
然而，在“现代化史观”主导下的1980年代的中国历史学界竟然无视这一切，将这30年的历史描写得一团漆黑。在过去的近30年里，毛泽东时代越来越脸谱化、符号化，被几乎被描述成了一团漆黑：闭关锁国、大跃进劳民伤财、文革全国大乱等等。伤痕文学之后，知识分子经历的历史被放大成了整个民族的整体历史。人们对那个时代的伟大成就提得越来越少，而对一些以讹传讹的流言则越来越相信。这种趋势的严重几乎可以用“妖魔化”来描述。对于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来说，这似乎已经成了不能也不应该反驳的“事实与常识”，将毛泽东等同于封建暴君也成了所谓的“事实与常识”。人们相信，1956年之后，中国再次进入正常时期是在1978年的“拨乱反正”之后，夹在当中的这23年之间的中国总是摇摆在正确路线与“极左”路线之间。成绩都归正确路线，而错误与挫折则都算到“极左路线”头上，或者说干脆算在毛泽东头上。
与此相对应的是，甘阳将1978年以来的历史概括为“市场自由”传统。但是这不是事实。市场自由传统无法涵盖1978年以来日益蔓延的官员腐败、官商勾结、贫富分化等事实，也无法解释1990年代以来越来越严重的“三农问题”、工人下岗、国有企业、环境污染、基础设施被破坏被贱卖等问题。1978年以来的改革建立在对生态环境的巨大破坏的基础上，也建立在对毛泽东时代积累起来的大量财富的重新分配的基础上，更建立在对毛泽东时代建设的基础设施的利用的基础上。
甘阳曾在关于《江村经济》的书中说，中国农村在近代以来的迅速凋敝是因为大量的农村手工业的破产。这首先是对中国农村几千年的生存状态的误解，因为男耕女织从来都是儒家所描述的理想状态。农村手工业与农业在儒家传统中的经济思想中几乎占有同样大的比重。1990年代初期，乡镇企业陡然兴起，人们百思不得其解。但这决不是传统农村手工业的再度兴起，而是完全不同的制度的产物。最后的研究结果却表明，相当一部分乡镇企业的技术、人力、基本设施都来自于毛泽东时代的积累，而且，正是这些企业的发展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1980年代曾经有过短暂的缩小。进入1990年代中期后，随着私有化的展开，乡镇企业先前的制度优势丧失了，乡镇企业也随之衰落了。——顺便说一句，在我的家乡，1980年代几乎每个村子都有自己的工厂，而且效益都不错，在厂里务工的都是本村的农民，他们的生活水平正是因此而得到了改善。1990年代中期以后，这些企业纷纷倒闭、破产了。至今仍然有许多人在使用着那个时期买来的电视机、洗衣机等现代工业产品。
用市场来概括1978年以来的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这是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自由主义的基本理论之一。在这一理论的支持下，计划经济、公有制等历史存在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污蔑与诋毁，而私有制、把一切东西都当成商品的理念则深入人心。几乎一切在改革中发现的问题最后都要由计划经济与公有制负责，解决的办法则无一例外的是私有化与市场化。他们完全忘记了公有制、计划经济对中国现代化过程所做出的贡献，如果不是计划经济时代的物质与技术积累，就没有商品经济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至于所有制问题，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事实则是，最先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安徽凤阳小岗村的生产、生活条件在20多年后并没有大的改善，倒是一直坚持实行公有制的河南南街村、江苏华西村等地几乎家家有轿车、孩子读书不出钱。
对于当下的中国来说，更重要的问题似乎是，今天中国市场经济最发达的地方都面临着技术瓶颈。包括广东、浙江、江苏南部等地的民营企业在内的全国大多数民营企业都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自己开发品牌的成本远远高于帖牌生产而收益却要低，因此从长期来看毫无前途，只能甘当跨国企业的加工车间。即使那些号称高技术产业的行业，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除了简单技术之外，几乎所有的核心技术与核心配件都必须有国外企业提供。如果这个关口过不了，那么只能有一个结果，即中国永远只能是“世界工厂”，为国际资本打工，在对外贸易中所能提供的永远都只能是劳动密集型产品或粗加工产品、原材料。
曾有人说过：“为别人打工是永远挣不到钱的，要想真正的挣钱，就得让别人为你打工。”难道中国会是一个例外吗？难道改革开放以来的传统就是为国际资本打工吗？靠为国际资本打工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吗？ 如果有人说1980年代的知识分子是集体性的狂热，而没有一点点理想，那就完全错了。1980年代的知识分子们同样是有理想的，而是是有着深厚的历史责任感的。文化热兴起的一个前提就是，他们承认官方所设定的现代化方向，文化热是为了使中国文化能够有利于中国的现代化过程。近年来的新保守主义趋势同样如此，不是没有社会、历史责任感，而是这种责任感太强烈了，以致于他们愿意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任何事情。被自由主义者所完全否定的毛泽东能够被新保守主义者接受，原因也在于此。在他们看来，毛泽东时代以来中国的文化自信是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上所没有的。
1978年来的脱亚入欧过程使崇洋媚外在一切号称发达的地方成了一种广泛存在的市民意识形态。凡是与中国有关的东西都成了落后的、愚昧的、闭塞的，而西方的一切则都被当成是先进的、文明的、开放的。即使是那些做有文化状将中国传统挖掘出来欣赏的人也不过都是叶公好龙，是东方主义的后殖民时代的产物。但是，30年来的经济改革成就唤起了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责任感。在这些自命精英的人看来，民众是愚蠢的，需要一种图腾来使他们认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项新的历史使命。而在当代中国的最大多数沉默着的人中间，毛泽东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资源。毛泽东时代使他们体验到了做国家的主人公的美妙感觉，是毛泽东时代打败了几乎所有对中国领土的外来侵略，最重要的是，落后了100多年的中国人第一次赶上了世界潮流，而且充当了一回举足轻重的角色。还有什么比这项资源更现成的呢，还有什么资源比毛泽东时代更容易刺激人们产生自豪感？
当然，光有毛泽东是不行的，恢复毛泽东时代的平民主义传统也是不可能的。除了现成的图腾，还必须将民众组织进一个历史传统之中去，用他们的祖先的辉煌唤起他们当下的自豪感。2004年，正当文化保守主义一时甚嚣尘上的时候，一部电视连续剧引起了几乎所有中国人的兴趣，这就是《汉武大帝》。中国的历史上，历代之强，莫过于汉；汉之强，莫若武帝。那是中国历史上对“外夷”最强硬的时代，也是对外战争取得胜利最多的时代。虽然《汉武大帝》象以往所有的帝王剧一样，纰漏百出，但是它的春药功能还是让已经衰弱了许多年的中国人重新振奋起来了。在那之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成了最流行的口头禅之一。
毛泽东与历史，这两项资源都成了新保守主义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来重新整合中国人的共同体认同感的春药之一。换句话说，甘阳所谓的三种传统其实都是这个民族的春药，为的只是重新唤起这个民族的阳刚之气。从策略上讲，这是将中国从世界重新拉回到中国，让中国再度成为“中国”。因此，“中国人应该也可以深入考虑自己对待这个世界的符合中国文明的看法”这样的说法毫不奇怪。正是在让中国重新成为中国的过程，使保守主义获得了比自由主义更多的现实可操作性，或者换句话说，获得了更多的“政治领导权”。
甘阳说，20世纪中国的历史使命是从一个传统的帝国下降到一个民族国家，而21世纪的中国则要超越民族国家传统，使中国成为一个“文明国家”。请注意，甘阳在这里没有使用1980年代的“文化中国”概念，而是“文明国家”。因为，1980年代的“文化中国”确实是文化的，而且仅仅是文化的，没有政治功能；而今天的文明国家则不同，它不仅是文化的，更是政治的，甚至是一种国际秩序的框架。作为一个文明国家的中国，在历史上从来都是帝国；它理所当然地包括着帝国边缘的小国家对帝国文明的承认与崇拜，在国际关系上的臣服。在当代世界体系之中，以文明作为一个国家的内核而不是民族，就意味着这个国家是一个新帝国，它的必然结果就是军国主义、纳粹。二战中的日本与德国正是以文明而非民族作为自己的边界的，这也是“大东亚共荣”的内在逻辑。
但是，春药的功效是有时间限制的，它无法解决人身体本来的虚弱，无法使一个原本衰弱的人变得真正的强壮起来。今天的中国也一样。新保守主义固然可以提出一整套对外政策方略来，但它却无法解决中国内部的问题。甘阳曾在1997年义正词严的责问中国大陆的自由主义者们，所谓自由到底是谁的自由，是资本的自由还是人的自由？是一部分人的自由，还是所有人的自由？同样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固然是任何一个有“中国人感”的中国人所希望的，但这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复兴是谁的复兴，复兴是怎样的复兴？尤其是在中国今天贫富分化极度严重、改革利益分配严重不均的时候。
1997年那场争论最后的回答是，所谓的自由只是资本的自由、一部分人的自由，而不是所有人的自由。那么同样的，今天的所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不是所有中国人的复兴，只是“中华民族”这个共同体中一部分人的复兴。对处于严重危机之中的农民来说，复兴是遥不可及的事情；对下岗工人来说，复兴无法为自己带来工作机会；对无法就业的大学生来说，复兴无法提供任何生活必需品。那么，所谓的复兴究竟是谁的复兴呢？在今天的中国，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是新精英阶层的复兴。只有他们才迫不及待地想要与国际大资本平起平坐；只有他们才希望中国也能够拥有资本主义的外围，而不仅仅是发达国家为中心的世界体系的边缘；只有他们才梦想着“让中国人主宰世界”，而这里的中国人其实不过是改革的既得利益者，而不是所有中国人。
还在二战刚一的时候，马克思主义者就指出，这次战争是资本主义内部危机向外部的扩大和转移，是为了缓和国内的阶级矛盾。同样，当今天的中国连自身的问题都还没有解决的时候，就梦想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导致的结果只有一个，即中国的帝国主义化。即使有所谓的“王道”、“和平崛起”，也仍然不能无视历史的前车之鉴。
2005年5月27日成稿于沪西寓所 宪政 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宪政
进入1990年代以后，中国由官方主导在经济上进行了较1980年代更为激进的市场导向的改革。大量的公有制企业以各种合法或不合法的渠道转换为私人财产，大量的工人下岗。与此同时，对外开放也进一步加速，在经过14年的努力之后，中国终于加入了WTO。在这样的背景下，资本流通环境得到了相当大程度的改善，变得越来越畅通无阻了。由此，全球化在1990年代后期成为中国人使用最频繁的词汇之一。同时，继一度让中国人心仪无比的法治被正式的写入宪法之后，宪政改革也正在或已经成为一个新的流行词汇，以至于每逢重大的政治事件——比如十六大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发生时，一些公共媒体也敢于公开的讨论宪政话题，一些各种学者、专家也组织召开宪政研讨会。甚至可以说，在今天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全球化与宪政已经成了中国人最宠爱的两个词汇。
当然，毫无疑问，全球化与宪政之间存在某种内在的联系。但可惜的是，迄今为止，对两者之间的关系的梳理尚不多见。本文拟就这方面的问题进行一些讨论，在梳理两者之间的关系的同时，也对一些相关的问题进行分析和讨论。因为宪政与全球化独立开来都是相当大的问题，所以，本文的讨论不一定全面，也不可能对某一个方面进行过于详尽的讨论，只能就与论题相关的问题做一些简单的分析与探讨。
二战结束后，世界进入冷战时期。以苏联为核心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华约集团和以美国为核心的资本主义阵营——北约集团。此后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两个集团之间的相互争斗构成了这一时期主要的世界历史，双方的势力虽然互有消长，但基本上处于均衡状态。为了豁达自己阵营的力量并打击对手，双方都在积极发展军事实力的同时向世界其他地区进行了渗透。因为双方势力大体均衡，任何一方都必须在行动的时候考虑到对手的可能反应，因此，世界仍然保持了表面的和平。虽然在局部地区发生了一些冲突，因为双方都在忌惮对手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默契，尽量减少正面冲突。
伴随着柏林墙的倒塌，社会主义阵营加速崩解。1980年代后期，苏联在政治制度上进行了一些修改，对东欧国家的管制也开始放松，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倒戈”，通过各种方式打破原来已经僵化了的官僚制国家资本主义体制，开放党禁，扩大公民自由权利。大多数人已对现行的社会主义制度感到绝望，希望能另找出路。到苏联解体时，它已经是最后一个“想资本主义投降”的华约集团成员了。几乎所有的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都已实行了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政治上开放党禁，实行民主竞选；经济上大规模急剧私有化，实行休克疗法，鼓励私营经济发展。因此当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上空黯然落下时，人们有理由认为：社会主义已经历史性的失败了，人类历史已经进入了全球资本主义的时代了，资本主义成了人类的共同俗命。有人把这称为“历史的终结”。
然而，历史一终结了吗？资本主义的全面胜利给人类带来的是永久和平与共同幸福的福音吗？不，事实证明，人类大同的时代远未到来。长期不间断的中东冲突，9？11事件给人带来的巨大震撼，伊拉克上空尚未散尽的硝烟，恐怖主义仍然在四处蔓延，南北差距正在变得越来越大……这一切都提示出：人类共同的资本主义制度并未带来共同的富裕、和平与幸福。历史还没有结束，人类的道路还漫长，更多的挑战仍然摆在面前。
从1992年开始，原来的关于市场经济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被强制性的搁置，计划经济体制被宣布为历史性的错误并受到深入而严厉的批判，市场经济在意识形态话语中取得主流性的话语权势，所有市场中出现的问题都被官方与经济学家们解释为计划经济时代的参与影响。每当这样的时候，市场本身总被当成是无辜的，责任则被推给了“社会转型期”这一含义不明的话语。市场经济在官方的保护与大部分知识分子的期待中隆重出场，导致的结果是市场成了一个政治正确衡准，任何对市场本身的批判都受到人们“保守”的嘲笑。这种语境中的市场像一个备受宠爱的孩子一样，渐渐变得跋扈起来，“市场能否接受”在一段时间里成为衡量一切东西的价值的衡准。中国的市场经济制度一旦确立下来，中国社会中除了政治的所有方面都开始了较1989年以前更加剧烈的变革，市场社会在中国逐步浮出水面，渐具雏形。市场社会的形成则进一步引起了中国更深层次的变化，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也成为理所当然的事——在1990年代的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社会各个层面向外国资本开放的清晰轨迹。1996年，中国入关的呼声空前的响亮起来，20世纪最后一年，中国终于如愿以偿的加入了WTO，成为国际市场体系的一部分。与此相应，全球化先从学术讨论开始，再由官方认可，最后为普通社会公众所接受，成为公众视野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
到今天，中国人已经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西方发达国家的畅销图书可以被以最快的速度翻译为中文出现在中国的书店里；九一一事件时，成亿中国人与美国人一起感受了这震撼性的时刻；伊拉克战争中的一个战斗场面也被全世界同步转播，中国人观看的热情一点不比看世界杯比赛低；中国新的社会精英对美国大城市甚至比对中国内陆城市更熟悉；进入中国的大型跨国企业也已适应了中国的水土环境。民族认同，国籍身份这些概念正在日益失去其固有的意义。全球化时代的生活已经开始。甚至连反全球化的运动也以全球化的方式进行，谁还能阻止全球化的全面展开？
“历史终结”以后，使全球化时代的降临；全球化的降临，表明“历史终结”已是“已经”，成为一个完成时态的事情。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中，宪政成为另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
宪政之于中国，并不是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是个新鲜事物。恰恰相反，差不多正好一个世纪以前，中国就曾出现过类似的诉求，并获得了比它在今天所能取得的话语空间更大的空间。半个世纪前，中国几代知识分子就曾鼓吹这一政治—社会制度。由于历史性的原因，这一血脉中断了半个世纪。半个世纪后，20世纪末的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延续这一血脉的声音。
从理论渊源上讲，宪政话语的复活当追溯至1980年代末期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从1980年代后期盛洪等人向中国翻译介绍制度经济学开始，到1990年代，制度经济学已成为中国经济学界主要的学术流派。制度经济学成为经济学主流之后，经济学向其他学科大面积入侵，形成“经济学帝国主义”，其它学科为因应时势，也开始多少接受了制度经济学的部分方法与假设，尤其以法学为甚。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经济学火速窜红，从“庸俗经济学”一跃而成为显学，而法学也借着“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的东风成为热门学科。经济学与法学的窜红最后汇聚成社会理论的兴起，哈耶克理论顺理成章的成为1990年代后期的学术焦点。借用哈耶克理论，中国学术思想界对中国20世纪的历史做了全面而严厉的清算，最后形成的共识则是只有宪政才能保证中国社会的稳步发展。
宪政话语复活时，中国正处在一个复杂的话语场之中。在全球化这个大的背景下，主要的话语形态包括：
1、 意识形态话语
进入1990年代以后，官方意识形态之于原先僵硬的立场而言，已有了很大的撤退和调整。首先，放弃了教条的计划经济体制。从1992年开始起认可并提倡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逐步形成，1997年中共十五大上邓小平理论的提出则标志着这一过程的完成。其次，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也有所退缩，在新近的“三个代表”理论提出后，民营企业家被允许入党并可取得相应的参与政治的机会。再次，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坚持和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的一再强调并没有妨碍其他声音的出现。毫无疑问，官方意识形态话语仍然是中国最强势的声音，但这种意识形态经过调整后在许多领域都放弃了主导权，尤其是在学术领域。因为占有着中国最丰富的宣传资源，意识形态话语仍然占有相当大范围内的话语空间，任何一种声音的出现都不得不正视它的存在。
2、 自由主义
在1990年代中国的话语场中，自由主义几乎带有政治正确的味道。自由主义至少应该包括两个分支：理性自由主义与保守自由主义。到目前为止，因为经济学的强势，占主流的仍然是哈耶克一路的保守自由主义。但是，中国的自由主义旗帜下似乎站着一群并不相同的人，包括权威主义、民主主义、保守主义、激进自由主义的各种思想流派都对自由主义表示了认同。而在这些自由主义者中，为数最多的则是具有经济学专业背景的知识分子。因此，今天中国的自由主义多少呈现出“经济学自由主义”的特点：按照经济学的假设解释历史，以经济学方法论证政治制度的演进轨迹，对市场自发调节的能力表现出一种索罗斯所谓的“原教旨市场主义”的迷信态度。更需要注意的是，宪政在今天的语境中，许多时候都被表述为“自由主义宪政”，论证宪政的历史与现实的正当性时，自由主义政治——社会理论是最主要的资源。而且，这种自由主义又往往被表述为“英美自由主义”，宪政模式中最为人们所称道的也是“英美宪政”。因此，宪政被许多人当成自由主义话语的一种，谈到宪政，总要多少涉及到自由主义理论。在相当多的自由主义批评者那里，宪政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批判，甚至是否弃，而认同宪政的人往往同时也认同了作为主流的保守自由主义。
3、新左翼
与自由主义一样，新左翼是一个并不准确的命名。在被称为新左翼的人中，包括了民族主义者、激进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毛主义者，甚至还有部分的后现代主义者，以及国家主义者。这些立场十分不同甚至对立的人之所以被命名为新左派或新左翼，主要是因为他们都对自由主义持强烈的批判态度。从1997年开始，主要在1998年进行的“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中，一部分不负责任的自由主义者把对自由主义持批评态度的人统称为新左派，并谬种流传，造成了一个1990年代后期中国思想史上的重大事件，使中国知识分子以对自由主义是否认同为标准而划分为两个相互对立的阵营。1998年被称人总结为“自由主义浮出水面”的一年，但事实上，这一年更应该被总结为“新左派浮出水面”的一年。自由主义在潜在层面上为事实上充当了改革开放的论证理论，一直都相当活跃，而在“现在主要仍然是防左”的官方意识形态之下，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长期垄断在官方手中，因此左翼传统才真正出现了中断。作为一种对现实社会强有力的批判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在1970年代后期以来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一直处于缺席的状态中。在知识分子内部，马克思主义长期被抛弃，或者被当成一种已经被历史证明为错误的理论。在“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中，马克思主义自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以批判的姿态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但是，被命名为“新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事实上仅仅是一种知识分子立场，主要指知识分子坚守自己的立场，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对现实进行批判。更多的情况下，“新马克思主义”只是表现为“下放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机械复制与教条化的运用，因而往往不被重视。但是，即使如此，作为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非意识形态的解释与运用，新左翼的出现对中国而言，仍然有着甚为重要的的意义。
4、激进西化论
由于1980年代西化论最终酿成了一次政治风波，所以一度最为强势的知识分子话语在官方宣传政策的扼制下，被迫转入地下状态，一部分西化者选择出国留学或滞留不归，自动流亡，另一部分在国内则受到政治清算。因此，西化论在1990年代相当长的时期内都处于被压抑的状态，很少出现在公众视野内，大部分西化论言论只见于海外刊行的刊物和后来兴起的互联网上。但是，随着自由主义在中国的苏醒，西化论者中的大部分人策略性的选择了认同自由主义，在部分自由主义话语方式背后，时常可以见到西化论的流风遗韵。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1980年代后期政治文化的受众开始成为社会中坚力量，因此西化论重新得到了市场。应该说，1990年代的自由主义得到了很大发展，理论体系已经渐趋完整，而许多自由主义者本身就具有西化论者的背景，因此，西化论已经不能成为一个理论话语了。在今天，西化论的主要表现形式是鼓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的全面资本主义化，更多的只是一些口号式的要求，而缺乏令人信服的论证。
当然，以上四种话语远非1990年代后期中国社会中的全部话语形态。但是，这四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交织成了中国这一时期的主要语境。简单说，自由主义话语反映为对意识形态话语的强烈批判和解构，但在“改革开放”的大方向上则大致相近。新左翼主要强调对“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社会不公正问题的批评，并归因于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泛滥；在话语构成的基本元素上与官方意识形态有相似之处，但对支持“改革开放”的实质意识形态则保持强烈的批判姿态。新左翼与自由主义都主要强调对现实社会和官方意识形态的批判，但因为双方对现实的认识与判断截然相反，立场也相互对立，最后的结论相互对立：一方着意建设的正是另一方所批评的。激进西化论对新左翼持强烈的、情绪化的立场，自觉的把自身设定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对立面；自由主义对西化论积极吸收，新左翼因主要集中于“理论批判”所以不大理会西化论；官方意识形态则一直持压抑态度。这四者之间的关系是犬牙交错的，相关的梳理至今阙如，但它们所交织成的语境仍然是今天中国的主要思想语境。甚至可以说，过去的这五年里发生的只是一个序曲，争夺话语权势的斗争才刚刚开始，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都将处于这一语境中。可以预见的是，各方的分化重组不久就会继续扩大。 大体来说，虽然上一节中的四种话语之间的关系相当复杂，但在对全球化的态度上，自由主义与西化论都与官方保持了一致的方向，只有新左翼持强烈的批评态度。但是，左右分野的出现、相互之间的斗争却恰好是一种相当国际化的现象，几乎所有国家中都存在着当新左派对全球化表现出强烈的批判意识时，戏剧化的正好是它本身却在以全球化的一种现象，从而构成了“与国际接轨”的一部分。在这一背景中，“全球同此热凉”，宪政与动在中国的鼓吹者的主要诉求表现为：
1、私产如宪
1978年以来的经济体制改革使中国的私营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在此基础上上出现了大量的私人财产。私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在东南部分地区，私营经济的总量甚至已超过国有经济。显然，这一现象与传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相互冲突的。为了因应时势，官方对意识形态理论做了逐步的修改没，使私营经济在事实上已取得相当的权利。到2002年底《物权法》的出台标志着私营经济已经在法律上取得合法地位，并得到保障。同时，国有资产的比重逐渐下降，事实上也在通过各种隐形渠道转化为私有财产，在权利上与私有财产已经没有多大分别，有时甚至还不如私有财产。但是，相当多的人仍然坚持认为，私有财产神圣不能侵犯必须以宪法的形式得到保证，进而要求修宪，把“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写入宪法。并且，这种诉微已经以立法提案的形式多次进入国家政治领域。更多的人相信，保护私有财产是实行法治的第一步。1998年以后，宪政在中国的讨论逐渐升温，私有财产入宪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几乎每次全国人大会议都会出现类似的提案，并在国家默许的情况下在各种公共媒体上展开大规模的讨论。并非夸张的说，只有保护私有财产才能开始宪政已成为相当多人的共识。值得注意的是，由少数知识分子参与的讨论因为媒体的热捧，今天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强大的“民意”，如果联系到中国的舆论环境与相关国家政策，国家对此的默许就更为值得深思。
2、宪法司法化
由于1990年代中国思想界存在唯英美是崇的现象，英美宪政模式也受到许多人的推崇。在这一背景下，部分法学界人士及大多数“公共知识分子”无视英美与中国的不同法律传统，主张宪法进入司法程序。虽然类似的讨论在1990年代后半期已在法学界内展开，但这一讨论浮现到公众视野并成为话题则是2001年的事。是年，山东一考生考上大学后却被人冒名顶替。诉至法院后，法院在无法可援的情况下援引宪法中有关公民姓名权的条款进行判决。这样明显有悖常情的事实实质上与法律关系并非太大，但在“以法律为准绳”的中国司法语境中，法院只好援引了一条宪法条款。这一带有极大偶然性的判例引发了一场大讨论，参与者包括法学家与其他法律专业人士，甚至还有一些报纸专栏也参与了。因为大多数人对法学的隔膜，加之某些不正常的社会心理作用，讨论的结果明显有利于赞成宪法进入司法程序一方。因此，此案被一部分人称为“2001年中国司法第一案”。其实，由于法律传统的不同，典型的宪政主义国家美国、英国本身是判例法国家，对宪法本身远不如对某一领域中出现的第一个判例感兴趣。而中国部分人却认为宪法只有进入司法程序才能使宪法成为真正的“法律”，也只有宪法司法化才能推进宪政。国家司法部门作为法律的权威解释机关对这一现象的暧昧态度使公众的这种诉求更加情绪化。
3、政治改革
比起经济上连续的、大幅度的制度改革来，1990年代政治方面的改革相对低调，且一向被认为进展不大，更多的时候只是政府机构的改革。相当多的人相信的一个流行的看法是政治改革落后于经济改革。到20世纪末时，大多数人已认为，中国所有的问题的根本症结在于经济与政治发展速度的不一致。加上“英美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广泛流布，英美的政治制度差不多经历了一个被神化的过程。因此，政治改革的呼声特别强烈。中共十六大上，官方在物质、精神文明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一个政治文明的提法。随后引起的讨论使这一问题进一步突显出来。更有人用自由主义理论证明宪政是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事实上，在有些人看来，进行政治改革是主要诉求，至于改向何方，更多的人只是以英美国家政治结构为蓝图的。甚至可以说，宪政是为了实行政治改革而采用的一个话语策略；即先有了政治改革的诉求，然后才找了一个宪政的目标。换句话说，在相当多的人的潜意识里，政治上求变已经成为一种带有盲目性的冲动。即使反对宪法司法化、私产入宪一类诉求的人也没有对“政治改革”这一话语表示过丝毫的置疑。一种曾经相当流行的看法是，稳定压倒一切，政治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前提。这种流行的意识形态直接导致了政治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的现实。直到今天，上举的一种论证宪政优越性的说法即是“宪政是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好途径”。也就是说，目标仍然是经济发展，在逻辑上，仍然是传统的“发展是中心”的思维，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在思维逻辑不变的情况下，即使实行政治改革，可能也不会有太大成效。
理性一点说，这三种话语形态背后的诉求仍然是一致的。包括其他一些这里未提到话语形态，主要的动机都是求变，而宪政更多的是为了“目的合法”而找到的一种话语外衣。而在伊拉克战争中，目的合法得到了最好的证明，即只要目的合法，手段上的不合法是可以容忍的。其实，如果抛开动机不谈，只是谈问题，而不是辩论主义，私产入宪、宪法司法化一类问题仍然有很大置疑空间。从大的背景上看，持论者多好言某外国在同样的方面如何如何。而更直接的说法就是“第三波”全球民主化浪潮。所谓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实质上指的正好是“历史的终结”，即全球的资本主义化。这是一种全球化焦虑，是一种“顺应时代潮流”的焦躁心态的产物。
应该说，2000年左右中国出现的全球化热风更多的是围绕着中国加入WTO展开的，而不是别的意义上的。经济专家们分析的是对中国经济利益的损益，法律专家们则忙于讨论加入WTO后中国某些涉外法规与“国际标准”的接轨，政治上的期望则在于试图把中国放进一个大的范围内，使中国服从这些规则，因此用“国家压力”来制约中国政治生活中习见的人为因素。由于官方对中国加入WTO持积极态度，对于全球化也持相当程度上的肯定态度，所以对于全球化的批贫民感并未引起太多人的关注，最引人注目的不过就是“给民营企业平等待遇”一类，更深入的分析则一般集中体现为新左翼人士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情绪化表达。在一个较小，且封闭的知识分子圈子里，批评的声音主要来自于这些新左翼人士与某些文化研究领域的知识分子，多集中于一些抽象而玄虚的问题。
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看法，资本本身是没有边界意识的，它只以追逐利润为第一目的，只要能够带来利润且具有现实可行性，资本就会毫不犹豫的以各种方式约过界限，从利益稀薄的地区流向更为丰厚的地方。因此，在资本眼里，人类所有的种族、文化、肤色的差异都是不存在的，它认定人都是趋向自私的，认为可以征服所有人，可以抹平所有差异与瘴碍。因此，资本的本性就是流动的，不受限制的，总是试图扩张，寻求利润。资本扩张带来的后果之一便是资本主义全球市场。如果说二战前的资本主义全球市场尚须多少顾及到民族国家的边界的话，以二战为契机，世界力量进行了重组，战后建立的两极对立体系中，在两个阵营各自的内部，资本的流动更加自由了，也更有利于更大范围内的市场的形成。在此背景下，在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发皮的跨国公司。到今天，许多跨国公司的资产已经超过了规模较小的民族国家，所涉及的范围也非常大，计划成了一种新的帝国形式。与传统的帝国不同的地方仅仅在于，这些新帝国是以行业为国界的，而传统的帝国则是以地理疆界为边界的。很多情况下，这些帝国的帝王将相们——CEO、区域市场经理等——在实际上比民主国家的总统所拥有的权势要大得多，对世界的影响也更大。而且，这种权力完全是私人性的，是不受任何制约的。
跨国公司新帝国的兴起需要两方面的技术支持，即交通手段和信息传播速度。电脑技术的出现和飞快的进步有力的支持了这两方面的技术进步，也就为跨国公司的兴起提供了技术服务，不仅为更加细密的分工做好了准备，而且，信息制造与传播的提速使一种“全球生活”想象成为可能，也饿人们制造了更多的消费需求。更加需要的是，一种“全球如此”的生活想象可以迅速从一个地方蔓延开来，形成一个新的市场。因此，电脑及其后的互连网技术的出现和进步使人们对生活空间的想象大幅度的缩小了，把全世界所有人放在了一个共同的空间里。在这个空间里，人们的生活是大致相同的，无差异的，国籍、种族、肤色、文化等差异全部被一种“同质化”的生活抹平了。民族国家意识历史性的刷落恰好与文化差异的被抹平过程同步。
然而，分析的看，全球化事实上是经济全球化，甚至连经济全球化都还说不上。在生产要素中，除了资本的另外两项都是不能跨国流动的，非但如此，对于移民的限制还有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而加强的趋势。政治上则仍然受到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影响，一种“全球民主”的构想仍然被人们视为知识分子的呓语。随着后冷战时代的深入展开，文化之间的冲突也呈突出趋势。与全球化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是全球化？还是美国化？“历史的终结”带来的后果之一便是美国模式不证自明的成为人类唯一正确的选择，或者说是最不坏的选择。甚至包括欧洲也动辄以美国为比较对象和赶超目标。由此导致的便是整个世界的美国化，仿佛美国成了人类历史的终点。
套用一句时下正流行的术语来说，全球化的实现是靠“自由秩序的扩展”完成的。这个“自发秩序”的形成基于两个前提，即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冷战时期美国为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提供了军事保护。在这两个主干的支撑下，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体系形成了，美国按照自己的设想建立了资本主义体系。当对立的阵营消失时，这一中心——边缘体系已经被固定下来了，后面加入这一体系的国家除了遵守已经形成的规定和秩序之外，别无选择。一旦加入这一体系，边缘位置的国家就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受到了某种无形但强有力的制约，不能随意的按照自己的意志决定自己的选择。因此，全球化体系中，美国处于绝对的领导位置，但它却甚少受到监督和制约。
在中心——边缘的国际秩序下，资源和利润有效的向中心自发流动，由此引发了穷国越来越穷、富国越来越富的结果。边缘位置上的穷国改变自己处境的办法主要有两个：一是努力向中心移动，另一个是扩大自己的外围，以中心对待自己的方式对待比自己更加外围的国家，从而把自身所承受的压力转移出去。除了这个秩序体系崩溃，没有别的办法。在所谓的自由市场的基础上，资本、技术、人才都自发地流向中心位置上的美国，穷国的精英们是这一体系中最大的受益者。
全球市场形成后，一种生活模式想象的生产机制也遵守这个规则，先由美国创造，然后媒体卖力的宣传。在普通民众意见的表达渠道并不健全的情况下，媒体往往被认为是能够代表民意的。在中国，这一情况更为严重，媒体甚至被当成民众喉舌，而不是受到资本控制的信息传播渠道。媒体先努力寻找可能吸引人们注意力的话题，然后进行炒做，给不明就里的民众造成一种“本该如此”的误导，最后受到支持。因为信息的不对称，媒体过滤和加工过的声音经过包装，最后形成的意见引导人们的话语和思维方式的同时，也影响到公共政策。前述宪政话语的产生即是如此，一些本该严肃、认真的话题在媒体的平台上出现时被民众当成官方风箱，而官方却当作民意来对待。在这个过程中，媒体自身是否有利益诉求这个问题，像人们从前遗忘了国家是否有利益诉求一样，被遗忘了。
全球化的出现使媒体拥有了一种很难受到控制的权利，但它却在深刻的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包括宪政的前途。 在对全球化时代的宪政语境和宪政话语的生产方式做过一些简单的梳理和分析之后，我们关于宪政的讨论才能正式开始。首先必须问的问题是；什么是宪政？
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宪政就是民主，只有宪政了，才有民主。这是一个很大的误会。显证首先保证的是社会秩序，而秩序即意味着对“积极自由”的限制。积极自由即人民主权，人民意志至上。宪法相当于一个社会契约，规定各种阶级经过斗争后达成妥协基础上的权利和义务，及国家的建立原则、方式和权限范围。法国大革命表现出来的就是积极自由主导下的人民意志至上，人民可以随意推翻一个被认为不合格的政府，并且使用暴力，而无需任何法律程序。主权在民的观念深入人心，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国家的主人，而公务员则是自己的仆人，理应受到自己的支配，在缺乏法律秩序的情况下，雇主方可以仆人推上断头台来炫示自己的权利。作为公共机构，当政府连自己的权利都无法保证时，自然不可能有更大的作为。因此，宪政即意味着对人民的主权限制和对政府的保护，同时，也限制政府的权利，使之不致造成对人民利益的损害。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群众”可以冲进政府机关，将受到宪法保护的国家主席揪出来批斗而不用担心法律程序。所以，宪政首先意味着尊重宪法，并尊重现存的社会——政治秩序，而不能无限制的使用自己的主权来为所欲为。即使人民对政府的能力感到怀疑和不满，也必须通过法律程序来实现自己的权利，而不是以群众运动或暴力革命的方式来推翻它。
英国是最典型的宪政主义国家，但英国的法律文献与思想家的言述中，从来没有承认过“主权在民”这一启蒙产物。柏克，这位今天被奉为自由主义先驱的人物，他甚至连主权这个概念都不承认。他认为国王的权力与人民无关，而是天然合法的，无需任何证明。法国大革命中的国家主人人民，在他看来只不过是一群暴徒。直到今天，皇室作为国家主权的象征仍然存在，且英国民众对王室保持着最大的敬意。在英国思想传统里，从洛克开始，就始终都只关心自由，而不关心民主。自由只可能是有限制的，只有有了秩序才能有自由，民主是对秩序的最大威胁，因此，英国始终是一个自由压倒民主的国家。正因为如此，才有英国自由主义的名言：专制统治下的人民是最自由的。因为专制以最强有力的手段保证了秩序，有了秩序，就会有自由。在哈耶克的自由主义思想谱系里，几乎没有一位关注民主的思想家，那些长期被认为是自由主义阶段性标志人物的人物，全部因为关注民主而被革出自由主义教门。所以，宪政只与自由有关，而与民主并不必然联系，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自由主义才成为自由主义而不是民主主义，宪政也才成为自由主义宪政。
宪政本质上只是一种国家的社会——政治秩序，及国家智能的权限分工。所谓秩序，即意味着每个人都必须在合法的范围内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因为分工不同，不同工作的收益与享有的权力也大不相同。因此，有秩序的社会必然是一个有着等级差序的社会，每个人只享有与自己的社会等级地位相应的权利，而且必须尊重这个现实，不能以法律以外的方式来改变这种状态。对于一个有较稳定的历史文化传统的民主来说，这种等级秩序往往尤其严重，是否尊重居于较高地位的社会等级决定着宪政秩序是否能够形成。英国在这一点上表现得最为明显，而美国则因没有先天的政治特权等级秩序，因此更为平等。但这不意味着美国就不尊重传统，因为美国的传统就是平等，所有人在社会中都享有大致相等的权利和机会。因此，宪政并不关心平等，即使规定了带有明显歧视性的条款，也必须尊重，不能因此而否认宪法宪法对自己的效力。
从最简单的字面意思看，宪政即意味着“宪法政治”。奇怪的是，最典型的宪政国家英国和美国都缺乏像中国宪法那样明确而详尽的宪法文本，有的只是零碎的按理和一个简单的文本，以及烦琐的司法解释。正因如此，美国的宪政特点便是“它没宪法”。但这不意味着美国就真的没有宪法，而是宪法存在于每个生活于其中的人的头脑里，因为它是一些抽象的，公认的原则。它的真正的宪法即过去的传统，即人们在长期的生活经验中积累起来的共同遵守的习惯。比如两党制，美国没有任何一个文件规定美国只允许民主党与共和党参加竞选，也没有禁止结社，但人们依然墨守这一成规。因此，尊重已经存在的习惯传统是宪政秩序的最大特点。而人们尊重的前提是，这种习惯与以前的习惯有某种连续性，且要合理。
宪政为人们提供的是一套公共秩序，在这个架构下，人们享有的是被允许了的权利和自由，而不是民主和平等。宪政为社会提供的是一个稳定而有序的公共秩序平台，实行宪政的国家本身不担负民族国家的现代化、经济发展或其它的义务。所以，是否实行宪政与经济发展没有必然联系，实行宪政并不一定繁荣，不实行也不一定贫困。现实中提供的例子即是如此，许多宪政国家有着贫困的自由，而另一些国家却有着专制下的繁荣。在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历史经验里，甚至恰恰是专制国家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基础。
尤其应当注意的是，宪政常常被当成一种简单的政治制度方案。事实上，如本节所讨论的那样，宪政是一种政治——社会制度，而不仅关涉政治层面。宪政保证一种秩序，秩序进一步保证了人们有限的自由，防止了暴力革命，为各个阶层之间的冲突解决提供了一个平台。任何阶层、群体倘有某种诉求，都可以放到宪法这一框架里来讨论。但讨论的前提条件是与现存秩序保持连续性，与现存的宪法也保持连续性，不能试图废除现行的宪法来实现自己的诉求，而只能以温和的改良主义方式对宪法进行修正。因为宪政与习惯密切相关，所以现实中出现的第一件事总是深刻的影响着后来的历史轨迹。法国的第一部宪法被人民革命否定后，法国的宪法对人民的主权总是缺乏限制；美国的宪法则从大体上看200年未变，但事实上因为有许多的宪法解释与修正案，宪法早已发生了巨大的百年化，没变的只是瓶子和标签而已，里面的酒早已昨是今非。 1840年以后，中国的老大帝国迷梦被惊醒，开始了步履蹒跚的现代化旅程。此后的一个半世纪中，中国的政治始终处于以变求寸的状态之下。“变则寸，不变则亡；大变则寸，小变仍亡。”求变，求大变，快变的思维定式支配着人们。从器物，到制度，到文化，中国真的进入了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已成现代化的标准版本，一切唯西是从，唯新是举，激进主义思路认为中国的所有东西都已毫无用处，只有破除中国的旧，立现代的新，甚至连宗教也要事物破中立西。传统被极大的破坏了。从五四时“打倒孔家店”到文革时的“破四旧”，20世纪中国的传统就是求变，大变，快变，“以今天之我否定昨天之我”。而这一切无不是为了现代化。直到今天，仍然有许多人在为现代化鼓吹。
从话语谱系来讲，早期的西化与后来现代化直到今天流行的全球化，这三个概念在标志着三个不同的“现代化”阶段的同时，也存在着内在的连续和继承。西化的话语方式是“西方如何，我们也该如何”，现代化是“现代如何，我们也该如何”，全球化则是“世界都在如何，我们也该如何”。在话语逻辑上，这种话语没有太大的不同，都是“西方的就是比中国的好，西方是新中国是旧，西方是现代中国是传统”，而心态则是“世界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现代化发展到全球化阶段后，则是“世界都在实行宪政，我们也该这样”。其实，西化、现代化与全球化背后都有一种潜在的全球化焦虑。时时、事事、处处都想与别人相同，进入别人的世界。更进一步而言，则是基于文化自信被摧毁后的自卑心理在起主导作用。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与西方相同才是真正的目标，其他的一切都是工具，西化也罢，自由主义也好，马克思主义亦然，人们操着不同的理论话语，所追求的都是同一个目标，宪政也不例外。
因为宪政在本质上吁求秩序，要求尊重既成事实，所以倾向于保守主义。也因此，最容易被用来对付政治危机。清末新政中的宪政运动就是如此。面对风起云涌的民众反抗运动和革命暴动风潮，晚清政府就试图用立宪来平息。张之洞与慈禧太后的对话最能说明问题。慈禧太后问如何平息留学生的排满运动，张回答的就是“只需立宪，此等风潮自然平息”。北南对立时期，北洋政府指责南方反政府，是违反宪法的；南方则指责北洋政府实行独裁统治，违反宪法。南方甚至还发动了一次护法运动，而筹安会六君子支持袁世凯称帝的理由之一就是实行君主立宪。双方相互对立，却又在口头上都表示要建设宪政。抗战结束后，国共相争，国民党政府又祭起；了立宪的杏黄旗。可是，一次又一次立宪求寸的结果都是在朝一方利用权利之便，行保存自己之实。这样的宪法不是像晚清那样弄出一个皇族内阁，就是像1947年一样制订者到头来第一个不承认宪法。而宪政就是在这样一次又一次的立宪、预备立宪、护法运动中被遗忘。甚至到了作为当代宪政话语之一种的宪法司法化，持论者也是左一个英美、右一个中国现实，而不肯从宪法中寻求支持。要求实行宪政与无视宪法，这在中国已成了一个世纪的奇怪现象。
在“历史已经终结”的今天，一个世纪以来的宪政奇怪现象却仍然顽强的存在着。许多宪政的热心鼓吹者在讨论宪政时往往拉开一副重立宪法的架势，要么就是硬要和宪法对立。这种态度在中国今天特定的舆论环境中往往十分受欢迎，而它背后却是一种“革命心态，即彻底颠覆现实，然后照搬西方制度模式。正如倡言“告别革命”的人摆出的却是一副革命者姿态一样，宪政主义者在今天又试图以革命的方式来为中国建立宪政秩序。这难道不象历史和中国开的一个玩笑？ 显然，全球化在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含义十分多面的词了，不同的人都有不同的理解。但是，它的基本指向已如前述，这是大致不差的。中国的开放正在越来越快，大门也越来越大，中国正在融入“世界”，“世界”也已开始逐步理解和接受中国。全球化对中国的现实影响将随着中国加入全球化的逐步深入而显现，负面影响也将出现，尤其是对各社会阶层之间的影响将出现巨大的差异。这必然引起诉求上的冲突。因而，宪政杂全球化时代之于中国愈显迫切。
然而，即使如此，仍然需要重复指出的是：首先中国宪政旅程要打破的就是全球化焦虑。宪政有其自身的价值，它不是任何现实价值的实现工具。更不是因为别人如此，我们也要如此，而是因为它是中国现实中最理性的选择。其次是必须尊重中国本身的现实与传统。英国险症之所以是这样，是因为英国有其独特的传统；中国有自己的传统，所以不能复制别人的模式。再次，宪政从尊重现在的宪法开始。无视现存的宪法而另行设计方案本身是革命，而不是宪政。换句话说，宪政只能由宪法实现。
2003年5月17日于杭州
5月27日再改成 宪政 反抗革命：晚清宪政改革再认识 引言
引言
从1905年开始，晚清政府为谋求继续生存所采取的改革进入第二阶段，在这个阶段里，戊戌维新中由维新派提出但遭到反对的改革呼声重新受到重视，由政府官员再次向中央提出。从此开始，到辛亥革命结束的这几年里的社会变革被历史学家们称为”宪政改革“。宪政改革不同于以往的改革之处在于，这次的改革明确了立宪的近期目的，并许诺给人们相当于现代国家的权利，它不仅超过了洋务派们所提出的方案，也超出了当权的保守派的预料。对于这段历史，我们的历史教科书曾经仅仅以极其轻描淡写的笔调简单提到，并且批评其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倾向。20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历史重新被人们翻检出来，并加以粉红色的描述，对于民族资产阶级也不再坚持以往的马克思主义评价，做出和以前的评价的完全相反的结论。九十年代后期，法治作为一种话语得到官方的认可，正式提上中国建设日程，这引起了国内学界的广泛呼应。作为法学界的反应之一便是宪政被重新提出，由此引起历史上的各种朝这方面的努力都被从历史的垃圾堆里翻检出来，做更加细致的研究和评价。这可以被理解为中国法学界在为建立宪政政治时寻求“本土资源”①的一种努力。
在此，笔者希望通过重新检讨这段历史发生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从而提出自己对于这段历史的评价，重新认识历史当事人当时所面临的窘境，检讨这次改革最终并未能有效化解革命的危险的内在和深层原因。必须首先声明的是，本文并非专业的历史论文，所以，在某些细节性的历史问题上不会做过多讨论，而是仅仅拣取笔者本人熟悉的一些历史学家的观点。
1840年在中国历史上的划阶段性意义自不待言，它不仅标志了中西文明碰撞的开始，也拉开了中国向西方单向度学习的序幕。自1860年代开始，由开明的地方政府大员主导的洋务运动先后经历了求富与求强两个阶段，以学习西方文化、引进西方技术和操练西式海军为主要这一阶段的社会变革的主要内容。经过三十年的努力，中国已经拥有了一支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六“的舰队，足见其功效的不容否认。然而，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海军舰队——北洋水师——全军覆没，随后签订1840年以来最不平等，赔款数额最为巨大的《马关条约》，几乎连满洲贵族的老家东北都没保住。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证明器物变革终究不是根本的解决办法。痛定思痛，时人逐渐在比较中形成一致意见，认为日本作为一个小国而能战胜中国这样的世界大国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上的优越性。洋务运动健将们也迅速认同社会一般意见，认为洋务所能发挥的潜力已尽，继续深入实在已不可能。甲午战后，深入改革的呼声不仅发自维新派，张之洞、刘坤一、王文韶、盛宣怀等洋务人士也提出了变法要求。②“推动变革的政治精英已经认识到，由于传统政治体制本身的僵直和专制、文化的强大惰性，局部政策调整远不足以解决民族生存危机问题，推动更打规模的制度创新是摆脱危机和实现富国强兵的必由之路”。①连洋务派中稳健派代表李鸿章也认为“至于根本大计，尤在于变法自强”②。在此之前，王韬、郑观应、马建忠等早期维新派任务的言论也在社会上广为流布，使社会公众和舆论能够在遭受《马关条约》忽然德国强占胶洲湾这样的挫折之后很快达成共识。年轻的光绪皇帝在众口一词的云论影响下被维新派的真诚呼吁所激动，于1898年6月11日“根据御史杨深秀和侍讲徐致靖的奏章下诏定国是，宣布变法”③。随后的103天里，政府总共颁布了三十多道诏书发布改革政令，在军事、经济、政治、文化各个方面发动了维新运动。但是，这次轰轰烈烈而又短暂的政治革命仅仅存在了103天就匆忙结束。103天的时间太短，历史没有给维新派太多时间去实践他们的政治方案。
在戊戌维新中，维新派中的左翼人物以谭嗣同和梁启超为代表，主张激进的全面变革，要求”张民权“，“设议院”，在中国的传统社会结构上嫁接一个现代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从主张上看，这可以算是宪政政治作为一种政治改革方案在中国第一次被提出并要求当局实行。在梁启超‘大变”、“全变”的功利心态主导下，维新派促使光绪皇帝采取了一系列过于急噪的政治措施，但宪政始终未能打动他。所以，不能把这场“变法运动”视为一次宪政运动。从策略上看，这种心态成为维新派的主导言论并不利于改革的顺利推进，过早的斩断了与保守集团中同情变法但反对激进的人的感情联系，，使这些人成为改革的反对力量，也使一些地方大员阳奉阴违，不能真心实意的推行新法，从而导致变法未能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上起到应有的作用。改革的诏令到了地方，往往变成一纸空文。但是，从整个变法的过程来看，这次变法值得人们吸取的教训应该包括以下方面：1、尽量争取社会同情的同时也应该尽可能的在对立阵营中寻求可能的支持，尤其是某些地方上的实权派人物；2、在言论上应当适度低调，避免“打草惊蛇”，引起太多人的反对甚至反抗；3、缓慢渐进的调整地方人事安排，让中央制定的改革措施能得到切实的执行；4，中国是一个农民始终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任何改革如果不能取得农民的支持和参与便不能得到真正的深化，而农民最为关注的土地问题却没有适当的解决就造成了农民对这次改革态度的冷漠。所以，要尽可能的照顾到农民的利益要求，鼓励和发动农民的支持和参与。
戊戌变法结束以后，由于各方面因素的互动和交错，义和团运动从地下的秘密组织成为受到官方默许甚至鼓励的社会组织，发动了大规模的排外运动，包括火车铁路和电线杆在内东西都被当成反对对象，一概加以排除。官方的纵容态度和西方国家在废立皇帝的事情上向慈禧太后施加压力引发义和团和官兵相互配合攻击外国使馆的挑衅性行为，引起八国联军侵华，北京遭到洗劫，最后以又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收场。在慈禧太后被八国联军赶出北京“西狩”途中，她以皇帝的名义下罪己诏，同时命令各省督抚及政府大员议奏改革的具体办法。“清末新政”在一片慌乱中匆忙出场。
清政府在1901年的上谕中称，“此次内讧外侮，仓猝交乘，频年所全力经营者毁于一旦。是知祸患之伏于隐微，为朕所不察者多矣。惩前毖后，能不寒心？自今以往，凡有奏事之责者，于朕躬之过误、政事阙失、民生之休戚，务当随时献替，直陈无隐。当此创巨痛深之后，如犹恶闻诤论，喜近谗险，朕德虽薄，自问当不至此。”这道上谕表明，清政府再次在危机存亡的关头想到了改革。随后的一系列谕旨中，朝廷明令全国各地大员及政府要员“备就现在情弊，参酌中西政治’提出改革办法。是年4月25日，北洋大臣袁世凯率先上呈变法奏折。同年7到8月间，两江总督刘坤一与湖广总督张之洞联衔上呈著名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其中，袁世凯的10条建议中有，”定律例“一条，”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中先后有”整顿中法‘与“定矿律、商律、路律、交涉、刑律”，这可视为真正变“法”的开始，也是1904年驻法公使孙宝琦上述“吁恳圣明仿英德日本之定制为立宪整体之国”的前奏。应当说，没有这些言论的外围清扫，孙宝琦的“吁恳”就不会奏效。这些言论中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几个方面：1、相对于戊戌变法发自下层而言，这次的改革呼声首先出现在国家权力中心；2、这次改革得到了地方大员们的支持，甚至，他们在某些特定时期还是主要的推动者；3这次改革与戊戌变法相同的地方在于他们都是以危机应对手段出现。
就在国内出现这些改革呼声的同时，日俄战争的结果再次加强了人们“宪政救国‘的信心，并且让人们意识到改革的迫切性，按照当时人的理解，日本是因为实行了宪政在在战争中打败了强大的俄国。正处于深刻民族危难中的中国人对于宪政的功效有了更加浪漫的想象，甚至有些立杆见影的味道。此后，地方大员中的重要人物如两江总督周馥、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岑春煊等纷纷上奏请求实行宪政以求自强。宪政终于在中国成为庙堂上的讨论话题，而不再是知识分子们的呼号了。 就在维新派人士康有为、梁启超们正在四处奔走呼号，倡扬维新变法的同时，一个具有反清因素的政治团体——香港辅仁文社由商人杨衢云发起，随后与孙中山会合成立兴中会总部，并立即着手策划1895年的广州起义。此前，孙中山在1994上书李鸿章遭到冷遇之后，赴欧洲旅行归来，也在檀香山与华侨资本家何宽成立爱国团体兴中会，并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确立反清革命宗旨。虽然此时国内人士正陶醉于康梁所提倡的保守主义变革方案之中、这样的反清革命活动也并未在国外华侨中取得太多支持，但这一事实至少表明，在危机面前，革命的火种已经点燃。面对甲午战争的惨败与《马关条约》的奇耻大辱，背景相近的人士却选择了截然不同的道路，虽然他们同样想救民族于危难之间，所依靠的政治力量却大不相同，康梁们所依靠的是有名无实的皇帝，而革命者却自觉地与一般民众站到了一起。
1895年，革命派在广州筹划第一次起义，但在准备中就已经流产。随后，孙中山流亡英美，并写成《伦敦蒙难记》，该书使孙中山的革命领袖地位确立起来。孙中山在1897年与该书的俄文译者谈话时针对国内方兴未艾的维新变法活动表示，“目前中国的制度以及现今的政府绝不可能有什么改善，也决不会搞什么改革，只能加以推翻，无法进行改良。”同年内，孙中山还在《伦敦蒙难记》及相关文章和谈话中明确宣布了革命的目的是建立“一个负责任的、有代表性的整体”，“对立宪政府和文明国民意义的认识和感受愈见坚定”。可见他认为革命是建立立宪政府的唯一途径。进一步而言，孙中山事实上认为宪政是中国走出危机的唯一选择，与国内的立宪派所不同的仅仅是道路选择上分歧，在近期目标上都是通过立宪政治挽救民族危亡。上书遭冷遇使他对温和的道路最终绝望，太平天国残部的反清力量大量的分散于广东及香港形成的帮会势力的的壮大也使他认为自己反清的路途上并不孤单。
为争取革命力量，孙中山在国外大倡激进革命的同时，也暗地里与康梁派交好，共同探讨救国方略和讨论时事。但其时正值康梁在国内走红之时，康有为认为与孙中山这样的在逃钦犯交往不利于自己的声名，便拒绝与孙中山通好。变法失败以后，康有为率梁启超和大批维新变法的信徒流亡日本。孙中山再次伸出橄榄枝，托人转告康有为“非革命，国家必无转机”，劝他改弦易辙，共商革命大计。康有为却不领情，大谈“无论如何，不能忘记今上”，先后流亡日本、英国、加拿大，成立保皇会，并自任会长。梁启超作为康有为的得意弟子、维新派的第二号人物，取向却与乃师大不相同，主动接近孙中山，同情革命，并且以《清议报》为阵地，为革命派大做政治宣传直到1903年。在这段时期，梁启超与康有为处于事实上的分裂和对立状态，不但很少为康有为的保皇主张奔走，反而连续在《清议报》上发表《俄公使论中国瓜分之易》、《爱国论》、《中国积弱溯源论》、《自由书？国权与民权》、《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等文章，驳斥专制主义、阐发民权与宪政等思想。1900年，孙中山一面争取李鸿章在广东割据独立，一面通过梁启超的弟子唐才常等人在国内发动自立军起义。虽然这次起义又和以往的所有起义一样失败了，但却使原本拥护康有为的保皇主张的一部分人分化到革命派阵营中来，其中，秦力山在分化过来之后为革命做了许多工作，成为著名的革命人士。梁启超也用自己丰富的舆论宣传经验和畅快淋漓的文字鼓舞了许多留日学生，使他们成为20初期革命的骨干力量。
1900年，孙中山策划了惠州起义。同时，国内不同于孙中山的革命力量也渐次出现，并且出现规模较大的。比如，1902年4月蔡元培在上海发起成立的中国教育会，名位编写教材，实则另有所图；1903年，黄兴在内地长沙发起成立华兴会。这些革命团体在声势浩大的拒俄运动遭到镇压之后漂流日本，和留学于日本的革命者们一起，在1905年合并为同盟会。此后的几年里，由孙中山以同盟会的名义发动了几次比较大的起义，震动了清政府的统治。清政府对对待爱国青年发动的拒俄运动的态度也让更多人在血的教训里看穿了清政府的本质，使他们失去了以前对政府所抱有的幻想，放弃对官方主导的改革的同情和支持，转变为革命者。直到保路运动、黄花冈起义、武昌起义，革命者的行动从未间断过，革命的意志也没有们因为失败而消沉。
受到新政政策的影响，从内地东渡日本留学的中国留学生人数在20世纪开始的几年里激增，而且呈逐年上升趋势。这些人在日本受到革命宣传的鼓舞的同时，又亲眼目睹了清政府每况愈下的政治现状，也开始自办刊物，讨论时政和革命思想。《湖北学生界》在东京在1903年初问世之后，其他省的留学生也纷纷效法，《直说》、《江苏》、《浙江潮》、陆续创刊以后，有些刊物的影响甚至远及国内。同时，《革命军》、《猛回头》、《警世钟》和《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也出版刊行，在国外悄悄流传到国内。《苏报》在上海出版，为国内影响最大的反清革命宣传刊物，创刊仅仅37天就遭到封杀，由章太炎与政府在租界的法庭上公开辩论，“清廷虽讼胜，而章不过仅得囚禁两年而已。于是民气为之打壮”。《苏报》被封后，原《苏报》另一主要人物章士钊又创办《国民日报》，继承《苏报》宗旨，继续进行革命宣传。同盟会成立以后，创立《民报》作为机关刊物和舆论阵地，随后立即由汪精卫、胡汉民、陈天华、朱执信等人主笔，与重新回到康有为门下的梁启超主笔的保皇派刊物《新民丛报》展开辩论，澄清了革命的主张和可能的后果，也驳斥了保皇派的无谓担心——他们担心中国革命会遭到列强干涉，并由此印发中国被瓜分的浪潮。
恰恰是在清政府公开声称要实行宪政的时候，中国同盟会成立了；当国内的立宪派人士正在为绅商的参政议政权与清政府讨价还价时，革命已经在撼动清政府统治的大厦了；当海外的立宪派们担心国外势力趁革命混乱之机瓜分中国和怀疑中国人民是否具备共和宪政的能力时，革命的宣传正在鼓荡着越来越多的人心。革命从来就不曾停止，即便是某些政治举措的时候，革命却在大张旗鼓的进行着。这或许可以被理解为历史的巧合，但是，这也正好说明了革命正在到来的时候，反抗是必然要出现的。 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对光绪皇帝感到失望，她没想到这个自己培养起来的皇帝居然如此大胆，受了一帮穷酸书生的蛊惑，就想企图架空她的权力，从而改变祖宗定制，并且谋求自己掌握权力。这实在让操纵中国最高权力达四十年之久的老妇人大为恼怒。她立即决定废掉光绪皇帝，从皇族中另选一个人代替他。为了早好早期准备和缓解舆论压力，她先立溥隽为大阿哥，以等待实际成熟实现她的决定。消息传出以后，地方大员们纷纷向朝廷上奏反对，外国舆论也表示不支持，国内舆论也大多反对。上海商人经元善以上海全体商人的名义上奏极力反对，是为资产阶级第一次自发干预政治的行动。这一行动表明，商人的社会地位已经上升，不再甘于被忽视，他们要求参与政治决策过程，而这正是宪政成熟的基础。
1904年，驻法公使孙宝琦率先上书政务处反应舆论趋势，他声称：“日闻民族危论，椎心疾首，无地自容”，“吁请圣明仿英德日本之定制为立宪政体之国”。随后，比较开明的地方实力派人物也都受到民间舆论的影响，上书请求实行宪政。1905年，早在1901年就被梁启超提出的“派重臣三人游历欧洲各国及美国日本，考其宪法之异同得失……以一年差满回国”的建议被朝廷大臣瞿鸿玑等人重新提出，得到朝廷首肯。随后，朝廷派镇国公载泽等五位大臣远涉重洋考察宪政。1906年，清廷向国内外宣布“预备仿行立宪”。同时，张謇在上海发起成立由郑孝胥任会长的预备立宪公会；1907年，梁启超在日本听到消息后，也成立政闻社，研究各国宪政模式，为以后的参与做准备；杨度在东京组织以拥护朝廷的人为主要成员的宪政讲习会。“除上述三个为君主立宪做准备的研究团体之外，比较有影响的地方性君宪团体还有广东的粤尚自治会、湖北的宪政筹备会、贵州的宪政预备会和自治学社等”。从民间反应来看，这些以地方绅商为主体的新兴政治干预群体的积极性是相当可观的，对政府提出的“预备立宪”的的宣示的回应也是及时的，态度是积极的、认可的，也是认真的。
1905年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归来以后，清政府确定宪政方案可行，但他们认为正式的君主立宪整体更为可行，对日本的立宪君主制表示出很大兴趣，于是再派达寿等人到日本专程考察。考察的结果是1906年9月1日清廷发布“预备立宪”的上谕，诏示天下，表明对宪政的态度。第二天宣布改革官制，派载泽等14人编纂改革方案，由奕匡、瞿鸿玑、孙家鼐总司核定。同月6日，编制馆成立，开始准备从政府机构上开始改革。11月6日，发布厘定官制上谕，正式改革官制。在公布的13名内阁成员中，满人占7人、蒙古人1人、汉人5人，比原先规定的满汉对等原则下的官制倒退了一点。1907年秋，宪政讲习会向政府呈递请愿书，要求速开国会。各省闻风响应，政府迫于舆论压力，1908年8月，一面以“明图煽动，扰乱治安”为罪名查禁政闻社，一面公布由宪政编查馆编写的《宪法大纲》，并宣布以9年为预备期限，承诺在“光绪四十二年”实行君主立宪政体。同时宣布，在第一年内各省成立咨议局，为资政院的成立做准备。1909 年12月，奉天、吉林、直隶、江苏、湖南等16省的咨议局代表在上海聚会，以直隶咨议局骨干孙洪伊为代表第二次进京请援，要求速开国会。1910年1月，清政府收到请愿书，1月13日发布上谕称“筹备既未完全，国民知识程度又未划一”为由拒绝请求。6月16日，请援团第二次上述请求，清廷仍然拒绝松口。10月，参加请愿的人数急剧增加，规模扩大，不少省份出现游行请愿行动，蜻蜓迫于压力，应承于“宣统五年”开国会。一部分请愿者对这个结果仍然不满意，继续扩大活动，要求立即开国会，政府恼羞成怒，强行镇压了这次的请愿行动。之后，政府在1911年5月抛出“皇族内阁”，政治形势恶化。9月，四川暴发“保路运动”，遭到镇压后，9月25日，荣县宣布独立。10月，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倒台，宪政无疾而终。
在这几年的改革过程中，中国的政治现实至少在以下方面取得一定程度上的进步，值得肯定。首先，相比于以前来说，各省咨议局的设立至少扩大了政治参与渠道，之新兴的社会精英能以合法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权利诉求，这种政治体制使政府的行为不再像以前那样专断，可以在受到监督和情形下变得更加理性。其次，1905年宪政改革开始以后，一些民间自发组织起来的声音浮出水面，地方社会精英能够享受到部分的集会、结社、言论自由，可以在合理的限度内对政府的行为进行批评，还可以游行示威、请求朝廷速开国会，也可以直接向政府呈递请愿书，这些在以前的中国都是不可想象的。这是法定政治权利的扩大，有助于培养社会公众的参与意识和民主意识。再次，奕匡说：”宪法一立，全国人民皆受制于法，无有差别“，虽然这种冠冕堂皇的说辞并未表现在实际行动、没有实质性意义，但是，这几年由沈家本主持的修律通过对西方法律的平行移植，使中国的法律体系中出现了以前缺少的部分，使之得到完善和发展。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建设现代法律体系的尝试，它对后来的法律制定的影响是明显存在的。第四，地方自治开始起步并取得些许成就。清政府规定：”要求城镇的地方自治在1912年初具规模，在1914年一律成立，厅州县地方自治在1913年初具规模，在1914年一律成立，各省督抚与工商资本家、地方士绅等也颇为热衷，地方自治会、自治期成会、自治预备会、自治研究所也纷纷挂牌成立。“虽然这些计划还未来得及执行就已经胎死腹中了，但是从民间反应来看，大部分地方士绅反应比较热烈，各种自治会预备团体的先于地方自治机关成立，这可看做民主政治在中国的初步发展。而且，这些团体成立后，大多以地方咨议局成员为主，他们的这种民间活动也是政治权利意识增强的表现。第五，专制全力对社会的控制有所放松。比如，当有人进京请愿要求速开国会，并三番五次的违背中央命令的时候，政府并没有一开始就镇压，也没有表现得十分蛮横，反而即使做出反应，并能够适当的考虑到舆论影响，做出让步。这些对于一个尚未进入现代政治体系的政治官僚集团来说，已经是很难能可贵的了，也是政府逐步走向开明的征兆。虽然请愿运动扩大的时候遭到了政府的暴力镇压，但他们在事后的让步也是应该注意的。
还应该在此指出，宪政改革中的两个方面并未得到切实的施行，还仅仅是方案。第一，虽然清政府在1908年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但它仅仅”正是日本帝国宪法的翻版“，它所规定的君主权利事实上超出了一般的君主立宪政体中君主所能享有的权利范围，与专制政体下君主的权利其实相去不远。如果考虑到这些仅仅是由非正式机构编写的”法律草案“，而仅仅是由带有官方研究所性质的宪政编查馆编写的”大纲“，真正在国会中通过的宪法尚未出台，那就应该否认该文件是一个正式的宪法文件。第二，政府机构的简单改革也不应被当作政体改革，从根本上说，宪法首要的条件即为有国会存在，并通过宪法规定政体，政府机构重组反应的仅仅是政府对内部只能部门的调整，也可以当成是为开国会和政体最后确定之前的政治缓冲期的一种临时安排，真正的政体改革并没有开始。
从这些改革的现实结果来看，清廷所面临的岌岌可危形势不但没有因此而得到暂时的缓解，反而诱发了许多先前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加上清廷在其他方面改革的失败措施造成的恶劣后果，使危机进一步加深了。前面提到的”预备立宪“计划引发了社会舆论的焦躁情绪，人们往往处于冲动之中，任何一个小事件都可能在得不到控制的时候激变为打规模针对政府的抗议行动，从而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咨议局的成立使社会精英们容易形成政治利益团体，他们每天在一起议论时政也比较容易在心理互动中产生得寸进尺的要求。比如，当政府已经答应速开国会的时候，一部分激进的人士就增加了信心，希望通过进一步施加压力以得到更打的让步，政府不答应他们的要求，他们就成为社会上带有悲壮色彩的英雄，容易引起人们的同情和支持，使更多的人参加进来，并采取更加激烈的行动，从而导致政府陷入孤立，最后不得不以暴力镇压的方式平息这种冲动。地方自治运动也是一样。它让地方官僚与地方上的社会精英之间形成一种默契，结成政治利益集团，地方政府甚至有时支持地方咨议局针对中央政府的抗议行动和抨击言论。这些如果站在政府的立场上看，对于改革的顺利推进显然是不利的。这样，政府就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之中，一方面，现实的政治形势要求它这么做，但他这么做又不能使社会的要求得到满足，反而容易诱发出对它自己更加不利的政治要求。换言之，不改革是亡，改革了也是亡，而且更早了。
自同盟会成立至武昌起义前夕，凡6年间，同盟会和受同盟会影响的国内其他反清分子组织和领导了11次规模较大的武装起义。它们是：（1）1906年12月由同盟会骨干刘道二、蔡诏组织发动，由湖南会党领袖龚春台具体指挥的“萍浏澧起义”；（2）1907年5月与孙中山有联系的会党领袖陈涌波领导的潮州黄花冈起义；（3）1907年受孙中山指派的会党领袖邓子瑜领导的七女湖起义；（4）1907年7月光复会会员徐锡麟发动安庆起义；（5）1907年8月会党出身的同盟会会员王和顺领导的钦州防城起义；（6）1907年12月孙中山、黄兴直接领导的广西镇南关起义；（7）1908年3月黄兴直接领导的马笃山起义（又称“钦廉止思之役”）；（8）1108年孙中山委派会党领袖黄明堂领导的云南河口起义；（9）1908年11月安徽岳王会成员熊成基领导的安庆新军起义；（10）1910年2月同盟会会员倪映典（原岳王会会员）领导的广州新军起义；（11）1911年4月黄兴直接领导的广州“黄花冈起义”。
除了这些发生在西南边陲且均未成功的起义之外，国内尚有各种反政府活动，其中尤以1911年发生的保路运动为最。这六年恰好是清廷宪政运动的实行时期，他们对改革多少也是有抵消和抗拒作用的。同时，这些起义的发生说明，宪政改革并未能有效缓解国内的政治危机形势。作为一次“政治近代化的努力”，清廷所遭遇的政治环境也是极其困难的，甚至可以说有些不幸。
1908年，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先后去世，溥仪登基，改元宣统，由载沣摄政。慈禧太后虽然凶残贪婪，但她遇事有决断力，操权柄已有40余年，政治经验丰富，各省督抚有很多人是她提拔起来的，对她怀有敬服感情。她的去世使政府改革失去这些督抚们的有力支持。光绪皇帝在戊戌维新中树立了一个开明皇帝的形象，它使许多立宪派在心理上有所寄托，不肯贸然反清反帝。比之于这两人，载沣和隆裕太后无论是政治经验、政治号召力、还是政治权术都是不足的，都不足以领导改革。载沣“做一个承平时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来主持国政，应付事变，则决难胜任”，“隆裕太后之为人，其优柔寡断更甚于载沣，遇着极为难之事，只有向人痛哭”。“两人不仅平庸无能，还勾心斗角”。1908年之后，国内立宪派加紧活动，意欲谋求速开国会，使政治加入了一个不稳定因素；国外的革命者也一直都在准备起义，政治形势危急，但国家的政治权力却落到了更加“平庸无能”的人手中，这对改革而言自然是非常不利的。载沣的无能和短浅果然导致了“皇族内阁”和“铁路国有”政策的出台，而这两个政策正是引发保路运动和清王朝灭亡的导火线。 应当说，清廷在最后的这几年里的改革无论是对挽救民族危亡还是对挽救王朝灭亡来说都是诚心诚意的，也是有些成效的，但他们还是遭到了灭亡的命运，这除了上述的一些技术层面上的因素外，还受到以下因素的制约：
1 政治认同危机
中国学者好以中国晚清与同期的日本相互比较，认为中国的改革的问题仅仅在于技术上的原因而失败了。其实，这些学者至少忽略了两者之间一个显著的不同之处。日本在变革开始之前已经通过倒幕运动打破了以前的割据局面，重建了中央政府的威信和权威，也重建了一般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和认同，而且，日本的民族文化心理中还有“忠于天皇”的成分存在，这些对晚清政府来说都是没有的条件。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众所周知，人民对它已经毫无信任可言，它也没有在任何一场战争中取胜，历史也没有给清廷提供其他整和政治认同的机会；中国文化也不支持对皇帝的无限崇拜和效忠。与日本民族的天皇崇拜心理相比，中国的文化心理更倾向于现实主义，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兴替也让人们相信一个王朝在它的末日来临时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挽救它，只有“顺天革命”，而清末的情形恰好和历史上所有已经灭亡了的王朝一样，暴露出了灭亡的征兆，人们有理由相信这个王朝已经走到了自己的终点了，没有人可以挽救。与其说一般的下层民众期待现在的王朝通过改革来实现政治的清明和对他们生活环境的改善，倒不如说他们更希望能有一个新的王朝出现。
1901年以来的新政非但未能接触原先的政治危机、改善人们的生活状况，反倒增加了许多原本没有的捐税。沉重的民族灾难和艰难的生活环境逼得农民们造反，下层农民群众纷纷起来反抗苛捐杂税，其规模和声势之大、范围之广都是1901年以前太平天国以外的任何反抗运动所不能比拟的。根据不完全的统计数字，这样的反抗活动“1905年为103次，1907年为188次，1910年增至266次”。下层民众用这些行动反映的或许不是对新政的态度，但是，这却能表明他们并不甘心和清政府死在一条船上，他们不愿意忍受官府以新政为名增加的经济负担。在长沙的饥民暴动中，甚至有人喊出“抚台给我饭吃”、“把抚台拖出来杀死”的口号。这说明，在政治危机当中，政府没有能让民众和自己同甘共苦，也就不可能度过难关了。
就社会的中上层来说，已如前述，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的先后去世已经使许多官僚士绅放弃了对现政府的政治认同。在支持宪政的人当中，官僚一般倾向于日本的立宪君主模式，士绅和政治无权者则比较倾向于英国的君主立宪模式。政府本身当然希望是日本模式，因为日本模式下的宪政中皇帝保留了最大限度的权利。但是，政府在声称仿照日德模式进行改革的同时却推出了一个“皇族内阁”。皇族内阁不但让倾心英美的立宪派们感到失望，也让中国支持宪政的官僚们感到不满，因为这明显是皇族希望利用组阁的时机从汉族官僚手中夺取已经失去了的权力的举措，这严重的伤害了汉族官僚们的既得利益。海外的立宪派声称“保皇立宪”，但他们所“保”的是光绪皇帝，而不是随便一个什么皇帝，而且，他们百日维新期间和漂流海外之后的言论中一再反映出他们对英美模式的钦羡之情；国内立宪派如张謇者，则希望新兴的士绅阶层能够在新的政治体制中与皇权体制下的官僚和贵族们共享政治权利，他们的目标虽然没有言明，但在方向上却是指向英美模式的。“皇族内阁”的出台对他们在感情上造成的伤害疏远了他们和官方之间的距离，减少了他们对官方改革诚意的信心。
清政府本身在社会公众和下层社会民众中的形象本来就不是很好。虽然在表明改革决心的上谕中显得言辞恳切，但戊戌政变对人们造成的影响依然存在，人们有理由担心这次的改革宣示仍然是官样文章。政府在一般民众心目中的形象本来就不开明，对西方事物虽然一直宣称有学习的兴趣，但同时却在政治上大批的选用保守派官僚，外界形象比较开明趋新的袁世凯等人则一直受到压抑和排斥、打击。政府基层官吏的形象也没有丝毫的改变。相比于日本倒幕运动以后“上下一心”的状况而言，晚清政府的形象缺乏必要的亲和力去整和人们的政治认同。
2 社会系统紊乱
中国长达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一直没有受到体制性威胁的原因在于，中国古代社会存在一个超稳定系统。士绅、官僚和皇权之间的互动使基层社会系统保持着外人难以想象的稳定性，每次大规模的社会动乱之后，社会系统仍然能依靠这个超稳定系统进行自我修复。在这个超稳定系统中，地主的土地兼并和商业的发展繁荣属于“无组织力量”，这些力量的发展壮大破坏了原有的平衡状态，打破了这个超稳定系统。所以，每当王朝结束的时候，大规模的土地兼并和商业繁荣就出现和扩大；每个新王朝的初期就垦荒分地，以致商业发展。清代的土地兼并从乾隆后期开始出现和扩大，1840年以后进一步扩大；商业在鸦片战争以后也取得了很大的发展，绅商作为一个新的权势阶层已经渐趋形成，并开始谋求政治上的权益。所以说，以往的超稳定系统已经遭到了破坏，而且，这次的破坏不是内生因素，而是来自外界的干扰，根本不可能得到修复，王朝的灭亡也就在所难免了。
“在传统的四民社会中，‘士大夫’已成为一个固定词组，‘士’是‘大夫’即官吏的基本社会来源，道统与政统融为一体”，读书识字的直接目的就是做官。清末以后，大量的下层知识分子却并未许身科举，而是另谋出路。比如著名的王韬就从没参加过科举考试，曾经试图加入太平天国起义，后来又先后在上海和香港为报纸撰写评论为生。这种情况并非个别，与此相类的还有为外国资本充当买办和代理人的，服务于近代企业、从事技术性工作的。张謇考中状元后也没有走上宦途，而是竭心尽力的创办现代企业。王韬和张謇这类人不同于传统的知识分子，他们一方面并不委身仕途，另一方面又仍然保持在政治体制之外关注政治。这种人的大量出现，形成了一个“公共空间”，成为政治干预力量，改变了原来农村中的“大共同体社会”结构，使官府的权威变成相对的，经常出现绅商对抗官府的局面，官府有时还必须做出让步以换取地方社会精英政治支持。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因为顾及民间舆论而不敢贸然废掉光绪皇帝就是最好的例证。在同一次事件中，上海商人经元善以布衣身份上书朝廷、干预国政而不担心遭到报复也说明了新兴的绅商阶层的权利和政治参与自觉。
有清一代，民间的秘密反清组织一直存在，后期逐渐变成秘密社会类型的帮派和会党。太平天国运动结束后，余部辗转流落到各省成为秘密社会的新成员。清末的政治危机和下层人民的现实生活处境恶化加剧了这一现状，义和团就是一种秘密组织的反清力量，孙中山在组织兴中会的早期采用的也是秘密社会的组织方式，后来又利用这些组织在国内发动起义。秘密社会的成员成分复杂，来自各种社会阶层和行业的都有，但他们往往是有对抗官府统治的一种有组织力量。同盟会成立后，会党在同盟会的影响下吸收了更多下层社会的社会精英，组织形式也变得更加严密了，他们开始有组织的抵制官府发各种政策，甚至有时鼓励下层民众反抗官府，充当主导力量。清廷财政紧张，地方上无力镇压，只能坐视它们日渐壮大。
鸦片战争以后，原有的社会生活秩序和社会系统都被打乱，上面说到的仅仅是一些在近代史研究中关注比较多的方面，更多的社会变化还没提及。这种状况的存在使官方政治行为在基层取得的成效大打折扣。这些新的社会势力也非常容易变成政治参与力量，如果缺乏有效的化解对策和吸纳渠道，就很容易引起他们在民间的对抗行为。宪政运动触及不到这些距离下层民众社会，人们往往是从这些人那里知道新的政策动向，然后做出反应，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更为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宪政改革的几年里，同盟会的努力使这些潜在的力量转变成现实的政治干预力量，最后和他们结成反清的联合阵线。换句话说，官方的改革在下层社会往往是遭到抵拒和反抗的，官府和民众之间存在着紧张的对抗。
3 政治系统的低能
作为一次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宪政不但需要中央政府的有力领导，也需要地方官僚的配合和切实执行。清末时期的政府信誉众所周知，从最高层的慈禧太后以至最基层的普通公务人员，无不收受贿赂、徇私枉法，中央发布的改革政令到了地方基层政府往往变成收取苛捐杂税的新借口，或者成为官与民争利的行为，比如著名的路矿权之争。官府首先将路矿权出让给外国资本，国人出于爱国心驱使集资从外国资本手里赎回以后，正准备自己营运的时候，政府又想把路矿权无偿的“收归国有”，引发各地广泛而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和保矿运动。
满洲贵族以一个小民族入主中原以后，为了防止汉族文化对满族的同化和汉族官僚掌握权力，长期以来，一直都在政治上对汉族官僚怀有戒心，在地方制度设计上把官吏当作皇帝在地方上的办事奴才。太平天国运动暴发以后，满洲贵族依靠自己的实力无法镇压，只好选用汉族官僚，同时由于战时需要，把很多原本属于中央的权利下放到地方督抚手中。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以后，地方督抚中已经有一半以上的人是汉族官僚，他们所拥有的权利也比以前的督抚们大得多，经济和政治皆然，军政上更成尾大不掉之势。1898年，中央主导进行戊戌维新，但中央发布的政令在地方上就只有湖南等少数地方才有回应，大多数地方则置若罔闻。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清廷的政治存在受到威胁，中央下令全国各地督抚“勤王”，但李鸿章、张之洞等人却擅自与敌国签定条约，约定“东南互保”，置清廷生死于不顾。很多官僚在自己的辖区内任用私人，安排亲信，经营自己的势力范围，把治下之地偷偷的变成一个个的“诸侯”，然后，又与地方士绅结成利益共同体，中央诏令到达地方以后，督抚们往往不是遵行，而是看实行是否于自己有利才决定是否实行，如果可能危及自己的既得利益则以“民意”为借口拒绝执行。后来的一篇时政评论文章对此说到：“前清督抚，常利用其中国地位，以论其狡狯之伎俩，当民气强盛时，豫揣中央之意旨必将屈从舆论，则竭力鼓吹发扬民气，藉人民之后援以抵制中央。”1909年，国内暴发谋求速开国会的请愿活动也是受到地方督抚们的默许和支持的。
在中央，袁世凯势力的过于强大引起了皇族们的不安，还有各种复杂的利益同盟斗争夹杂其间，使政府的改革方向总是出于摇摆之中。身为军机大臣的瞿鸿机本来是政治改革的倡导者和积极筹划者之一，但在编纂改革方案时却从个人利益出发，阻挠预备立宪。袁世凯是地方督抚中对政治改革反应最积极的一个，但他却在暗中联络奕匡排挤岑春煊等政治异己力量，企图在内阁中安排自己的亲信徐世昌、段祺瑞等。慈禧太后死后，载沣借组阁之机排挤袁世凯和其他汉族官僚。“在官制改革后的13名内阁大臣中，满人占7人，蒙古人1人，汉族官僚仅5人，连原来规定的满汉对等的比例都不曾达到，所谓‘平满汉畛域’便成了欺人之谈”。预备立宪和政治改革不但没有取得政治上的实效，反倒成了官僚们相互倾轧和排挤的机会，各种利益集团都想在这个名义下混水摸鱼，捞取好处。
1908年以后，宪政运动进入实质性阶段，本来，在这个阶段里，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应该团结一致以共度难关，不利实践对人民的政治承诺，整肃官场风气，加强中央权威和地方势力之间的沟通和互动，宪政才有可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但现实却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大小官僚们假公济私、争权夺利，中央权威继续下降，地方势力则更加公开的和中央抗衡，政府效率下降到了最低限度，宪政运动不能成功也就可以理解了。
4 政治参与爆炸
1905，戊戌政变后一度复辟的科举制终于被废除。作为一种政治和社会制度，“科举制是一项集文化、教育、政治、社会等多方面功能的体制，他上及官方之政教，下系士人之耕读，使整个社会出于一种循环的流动之中，在中国社会结构中起着重要的联系和中介作用”。它的存在使知识分子至少可以和政府保持表面上的真挚方向一致，让他们不至于站在政府的对立面从事反政府的活动。科举制被废除标志着知识分子和现存政治体制之间的关系断裂，他们多年来汲汲以求、皓首穷经的努力一旦遭到官方体制的遗弃，引起的情绪反弹是不言而喻的。
毫无疑问，任何制度上的变革都将出动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在制度变革开始之前，必须进行配套的制度改革以化解这些即将失去一部分利益的人能够平稳的过度到教为平和的格局中去。如果配套制度尚未准备完全就忙着进行实质性的制度变革必将引发社会抗议运动，由此带来的政治风险也是十分巨大的，在着手变革这种制度的时候也应当做好承担和化解风险的准备。从1901年到1905年，“张之洞与袁世凯等人关于科举制的奏折所提出的办法几乎是一月一变，一变就是跃进一大步；前摺所提议的措施尚未来得及实施，新的进一步建议就接踵而至”，一个新的制度始终没有在这些关键的改革主导者之间达成一致，也就没能建立起来新式学堂能否吸纳如此众多的知识分子尚未可知，却始终都被忽视。年轻人还可以出洋留学，多年接受传统的科举考试训练的人则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知识结构上都已经基本定型，不可能在短期内适应新的教育方式，他们是这一制度变革中的真正利益受损者，只有被迫开始适应其他的社会工作。在从事其他社会工作的同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式的传统士大夫的政治关怀被没有消解，他们仍然希望能以其他方式表达他们对政治的意见。强烈的不满混杂在这种传统的政治关怀之中最后成为他们积极评论时事、关注政治并参加其他类型的政治活动的动力。在后来的地方咨议局就有大量这类科举失意者，他们的声音往往是最激进的。这不可能和他们曾经被抛弃过没关系。
甲午战争以后，除了政府公费和其他资金资助的留学之外，也开始出现大量的自费留学者，日本地理上靠近中国，文化上相近，很多人都首选日本作为留学地。在日本，他们一面学习政法、工艺之类的西学，一面接受革命者和保皇派的政治宣传，有时自觉参加政治活动，发展到后来，就自己组织政治活动。有许多人为革命的宣传所吸引，加入革命者队伍。“有关留日学生人数的统计，1908年为180余人，1905年为8000多人，正式停止丙午科举考试的1906年则多达2万人以上”。大量具有政治热情的青年受到政治宣传的鼓舞和现实的政治活动训练之后回国，必然在民间和体制外形成一股极其庞大的政治参与力量。同样，政府没有办法小姐和转移这种热情，也无法平息他们对时局的抱怨，更无法抚慰他们“救亡”的冲动，只好任其自流。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并不是社会下层，而是社会精英，他们返回民间社会以后散落在各种社会群体中间，影响着他们身边的人对时局的态度，一旦遇到什么政治突破口就会产生广泛的社会动员。
这两个群体无意是社会精英，在后来声势浩大的请愿运动、抗议活动，甚至是农民暴动中都有他们的身影闪烁其间。宪政作为一个近期政治目标使他们产生相互之间的认同，进而促使宪政运动变成了一个政治突破口。参与政治是他们真实的目的。至于立宪则不过是他们争取社会舆论同情和支持和一个话语策略罢了。在后来请求速开国会的请愿运动中爆发出来的正是这种政治参与狂热。那时，事实上，无论政府做出多大的让步，他们也是不会得到满足的。在这种时候，政府的初步让步正是对他们这种狂热的让步，过多政治上的退守往往激起更进一步——有时甚至是过分的——的要求，他们在新的目标下达成一致后就会促成更大规模的政治参与浪潮。
总之，一场立宪运动要想取得成功，就至少要注意到上述的环境条件：1、广泛而统一的社会政治认同，使政府能够全力以赴的促进改革；2、开明而强有力的领导核心，这使保证改革的方向和节奏受到控制；3、高小而统一的行政系统，使改革的每一个步骤都能在地方上取得进展；4、做好配套的制度改革，扩大过渡时期的政治参与空间，转移和降低政治参与膨胀带来的风险。晚清政府不能具备这些条件中的任何一个，反而常常出现重大决策失误，又不能整和人们的政治诉求，常常使刺激政治潜因，最终导致了辛亥革命在偶然中成功，他们的政府和改革计划也就一起进入坟墓。 近代中国历史始终是以两条线索存在的，一个是以反抗清政府为直接目的的革命，一个是清政府在内外刺激下的各种应对。这两个线索之间相互摩擦、互动，但是，它们都必须在自己的许诺中给中国人一个“富强”的前景，否则，就不能得到支持。“救亡压倒启蒙”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基本线索，任何社会运动都必须为“救亡”服务。宪政也是一样。重新检讨这段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传统的社会和政治体制都已经难以为继了，社会革命正在悄悄的进行中，相配套的政治革命必然到来，问题仅仅在于是以激烈的社会动乱和暴力实现，还是以温和的、渐进的改良方式实现。如果清政府的宪政改革真的取得成功，事实上也是一种政治革命，因为它必须打破既存的政治格局，实现传统政治体制向现代政治体制的转换。这种转换发生之后，皇帝是否保留都仅仅是一种象征，实质性的政治革命在历史中不可避免。
检省世界上比较成功的宪政国家的历史经验，人们往往忽视了一个因素，这些国家都是在经历了一次广泛的社会革命和思想启蒙之后，社会阶层分化已经趋于完成，人们崇信民主和自由这些现代性价值，社会公众对政府有比较强的政治认同，基层官僚体系在革命中受到整顿、有效率且与中央政府做了比较明确的权限划分，社会基本进入稳定时期，中央政府有能力和决心领导这样一场政治革命。而中国晚清时期的现实情况与此恰恰相反：社会上危机四伏，中央政府权威崩解，地方基层官僚体系中贪渎成风且效率低下，人们对政府持普遍的不信任态度，革命正在酝酿和发生中，改革进程随时都有可能被革命打断。实行宪政并不是化解既存政治和社会风险的手段，而是在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历史时期以后，为了谋求长远的稳定而在制度上进行的政治变革。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宪政在这时普遍的被人们当成一种救亡手段，这本身就是存在局限的，在有时还是人们寻求认同所采取的话语策略。而他们本身对于宪政是否理解、他们自己能否为宪政做出建设性的努力还值得怀疑。
慈禧太后与张之洞在1906年的一次对话中问张之洞如何平息出洋学生排满，张回答“只须立宪，此等风潮自然平息”。这很能说明清政府对于改革的态度，他们在做出“预备立宪”决策时的主观目的就是挽救王朝危亡，平息革命，化解政治危机。但事实上，我们可以从上面的讨论中看出，宪政不但没能起到这些作用，反而在很多方面充当了革命的催化剂，为革命的到来准备了很多条件，为一场深刻的社会变化和广泛的社会动乱埋下了伏线。在这背后，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历史的吊诡之处，当社会危机已经积累了很长时期的时候，过多的反抗反倒容易加速反抗者的灭亡，使革命更早的到来。
注释：
〔1〕喻大华：《甲午战败与中国近代化的巨大挫折》，载《重新认识百年中国：中国近代史热点问题研究与争鸣》（上），改革出版社1998年版，第43页。
〔2〕〔4〕 萧功秦：《戊戌变法之政治激进主义的再反省》，《重新认识百年中国：中国近代史热点问题研究与争鸣》（上），第53页。
〔3〕〔5〕〔7〕〔8〕〔9〕〔13〕〔15〕〔16〕〔18〕〔21〕〔22〕〔26〕〔27〕郭世佑：《晚清政治革命新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6、170、173、169、230、311、321、411、309、352、324页。
〔6〕〔19〕 李育民：《重论清末新政的宪政改革》，《重新认识百年中国：中国近代史热点问题研究与争鸣》（上），第87页。
〔10〕 1902年以后，梁启超自创《新民丛报》，继续鼓吹革命。1903年以后又与康有为和解，重新成为革命的反对者。
〔11〕这些文章后来成为他的文集《饮冰室主人合集》。
〔12〕同一时期比较重要的刊物还有章太炎主笔的《国民报》，但其主要阵地和读者在国内，寿命极短，只办了四期就被查封。
〔14〕 《民报》创办初期的名称是《二十一世纪之支那》，后改名为《民报》。
〔17〕此说采自李育民：《重论清末新政的宪政改革》，《重新认识百年中国：中国近代史热点问题研究与争鸣》（上），第93页。
〔20〕 近年来的经学研究颇有向建国前复归的趋势，许多人都考证说中国的革命传统不在别处，就在中国思想内部，尤其是被儒家奉为经典的《易经》，刘小枫是其中影响比较大的一个。详参刘小枫：《儒家革命精神源流考》，收于《个体信仰与文化理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另外，这篇文章也被上海三联书店印成小册出版。
〔23〕 详参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
〔24〕〔28〕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之《引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6页。
〔25〕 秦晖：《中国传统社会再认识》，《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4期。
〔29〕废除科举制所引起的社会效应是复杂而广泛的，这里仅取其中对政治参与力量格局的影响。详参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之《引论》。
〔30〕 如果可以，其实本文想说，这时的人们是失去政治理性的，是疯狂的，他们这种得寸进尺的要求可以被视为一种“撒娇”。但是，这不表示本人认为当时政府的镇压是对的。本文认为，当时应该采取其他方式来疏导这种政治洪流，把人们的政治参与热情转化成一种积极的建设热情。
〔31〕 此说为李泽厚先生在八十年代所倡，最近已经受到学者的质疑，但本文仍然取这种说法，因为这种模式在解释中国近代历史时还没有其他说法可以替代。详参李杨：《“救亡压倒启蒙”？——对八十年代一种历史元叙事的解构》，载于《书屋》2002年第5期。
〔32〕 对于这段评论，笔者已经见到许多反对意见，但是，这个问题在这里不能展开讨论，需要另文详细讨论。 会诊 石勇 萧武：“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与经济学
石勇：“自由主义”的“十字军东征”像以往的任何一次“君临天下”的“运动”一样将一些趋炎附势者裹挟而去。可以发现许多自由地骂人而号称“自由主义者”的人。当然这些人不值一哂，也许朱学勤想“清理门户”就是清理这些“假冒伪劣”。不过，很多事情的发生还是令人措手不及。今年第4期的《天涯》刊载了温铁军、汪晖、秦晖的对话，连秦晖这种我平素尊敬的、稳重理性的学者也竟然动不动以自由主义作为真理来评判别人，说话之前就先在地假定别人是什么什么，而自己又是什么什么，这令我“大跌眼镜”。
萧武：那是去年十月在杭州举行的一次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上他们的对话，因为他们都是很有代表性的人物。那次研讨会的主题是社会主义问题。后来有一套书，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其中有一本叫《激进民主》，还有《反对资本主义》什么的。秦其实不是汪的对手，加上温的思维方式也不是秦能顶得住的，所以他当时显得很不平和，几次失言。
石勇：在我印象中秦晖并不是一个十足的自由主义者，而仅仅是偏向自由主义而已。他也并非歇斯底里、气急败坏之徒。但一说话就自由主义者代表什么什么，而左派又如何如何，先在地剥离概念存在的特定的语境，并将各种本应加以澄清的事实混淆起来。在他的潜意识里，似乎新左派就是极权主义者的帮凶似的，而自由主义者则是一些令人尊敬的“自由斗士”、“民主人士”。正因为这些话是从秦晖的嘴里吐出，所以让人感到可怕。这种单向度的思维方式反映了一种屡试不爽的话语霸权，特别是在当前中国的自由主义强势话语的语境下。
萧武：当时我有个很深的印象，秦会动不动说“左派”如何如何，汪就反击说，什么是左派。其实在这样的场合谈到派性问题是很不明智的做法。它也相当于是打棍子，先给你扣一个大帽子，然后说你有这个问题。这当然有问题，但正如先说一个人是一条狗再来扯上其它问题一样，不屑于作事实判断，首先就作出一个价值判断。这种思维方式很危险，倒果为因，用假定来解释事实了。当然，这么一来，操持这种话语方式的人可以不战而胜。一开始似乎就赢定了。但这不是讨论，而是―――我认为是―――讨伐。
石勇：所以说，首先都不界定“左派”，不界定真左派和假左派的区别，不界定真左派的不同“流派”和理论资源以及思想倾向，便笼统地将“左派”钉入极权主义者曾经打出的旗号所铸就的耻辱柱上，这就是“自由主义者”在当下的典型的思维方式，总以为自己代表了真理。他们习惯于运用咄咄逼人的话语霸权，不仅在于“自由主义”确实与自由民主制度有一定的联系，以及极左（不是真左）的极权主义朝廷确实让罪恶挥之不去，还在于背后存在着全球性的资本主义的胜利扩张。说丑点这有些仗势欺人，企图以身后的庞然大物来压服对手
萧武：呵呵，我们俩会合了。权力与资本、新自由主义与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共谋和勾结，尽管似乎他们的矛盾不可调和。自由主义的一个最简单的思维方式就是假设他们是意识形态的对立面。这就有问题了，首先是忽略了国家意识形态在今天要分为不同的层面，不能笼统；其次，就是忽略自身内在的不协调，他也不是铁板一块。
石勇：的确如此。其实现在官方的意识形态在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冲击下已陷于尴尬。意识形态的惯性维持的是一种权力秩序，并用它来保证统治的合法性。所以它仍然需要谎言和奴役，尽管实际上大家彼此心照不宣。另一方面自由主义的一些东西已开始渗透入官方的政治，特别是经济的架构中。官商勾结证明权力集团和资本集团已开始了合谋，而“吸收资本家入党”更意味着这种勾结已延伸到了政治领域。这时的意识形态攻讦实际上不过是希望得到更多的权力，它实际上是他们夺权的烟雾弹。就是为了夺权，为资产阶级的利益全盘扫清道路。所以我们看到为什么这些人那么敌视工农，甚至民族主义也成为他们攻击的目标。非常明显，他们背后站着的是美国，是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而不是自由本身。因为无论如何，将工农侮辱为“愚民”、只盯着资本家的腰包鼓了没有却无视他们的苦难的人只能将自身的自由建筑在别人的不自由之上，尽管这种“不自由”也许仅仅是一种无法实现自由的“条件”。
萧武：一开始自由主义就不是一个统一的理论派别，正如马克思主义可以有无数种版本。但是，我们能说哪一种自由主义的版本是正宗的吗？密尔固然强调多数人的自由也不能构成对少数人的自由进行剥夺的条件，但他也认为“文明人”可以像收拾野兽一样的收拾“野蛮人”。这就可以看出，这种自由绝对不是所有人的自由，而只是“文明人”，更进一步说是贵族（当时在英国如此），是能人、强人、资本家的自由（在当下中国正是这样）。而柏林更是认为：自由（消极自由）的无法实现并不在于人们无法对之进行享有，而是没有能力具备实现它的条件。他的这种说法实际上仍是为强者、社会精英的自由和弱者、工农的不自由进行辩护，或者说是为前者自由地强加于后者的不自由进行理论上的辩护。我们看到，抛开强者能人可以动用手中掌握的社会稀缺价值资源影响政治不论，连制约工农的自由的条件（经济条件）也主要是一种由强者施加的政治――经济政策或制度的结果。这就非常虚伪，一边嚷嚷着抽象的自由，一边抽空你实现自由的条件，其结果使自由只成为少数人享有的东西。而哈耶克的原教旨主义自由主义则更是将这种自由主义推到极端，在他眼中一切集体主义性质的东西都内含了极权主义的指令，而原子似的个人的残酷竞争对于自由的意义则纯粹看的是先天或后天拥有的社会价值资源的能力。这将社会的弱者排斥在自由的享受之外，也即对平等的敌视将自由与少数人等同起来。德沃金、罗尔斯虽然强调公平，这种自由主义的普世性尝试却很难成为当下中国的自由主义者的理论旨趣，或者说，对哈耶克等人的推崇和对罗尔斯等人的漠视恰恰是与他们潜意识的自由只能是资本家等人的自由而非工农的自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石勇：关于平等与自由的冲突的话题的确是一个到现在为止还在争论不休的话题。这根源于公平与效率的不可兼顾。然而从哲学意义上讲，平等与自由都是保证人的尊严的手段，它们并不是最终价值。从这种意义上讲，平等与自由的价值相对性是可以加以评判的。固然从历时态的角度讲平等对人的尊严的保证可以弱于自由，或者说，它似乎使整个社会陷于一种相对的无效率状态之中，而这种状态似乎对人的解放的物质基础远远没有自由所能起的作用大；但一个不容忽视的逻辑结果是：平等对人的尊严的保证本身优于自由，因为它强调所有人的自由，而不像“自由主义”那样隐含着某些人的自由的逻辑判断那样。甚至在我看来，即使某些人能自由到无法无天的地步，只要这种自由仍然以弱者的不自由为代价，它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人生而平等”的信条必须作用于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果，而不是相反，靠后者的具体性消解这种信条本身，最终以“自由”的自欺欺人来实现一种愚弄、奴役的政治意识形态功能。
萧武：非常奇怪的是凡是主张公平、平等的都被看成左派。这固然是左派的传统，即始终站在弱者一边说话，因为弱者没有“自由”的“条件”，只能要求平等和公平。只有平等和公平才能让他有条件去实现自由。但是，甚至连自由主义者罗尔斯都在一定程度上被看成左派，就像甘阳所说的那个“自由左派”。这显然有问题了。一说到公平平等就让一些人不舒服，是怕弱者与自己平等了让自己不再“自由”地掠夺、剥削、侮辱别人了？还是怕与自己拥有平等的使用社会价值资源的能力或权利后使自己丧失了原先那些足以震慑别人的东西？或者，仅仅是怕“吃大户”？说丑点这是对弱者的歧视：这些人不应该与自己平等的，因为他们是“愚民”；说好听点则是他们想拥有迫使他人在实际生活中“不自由”的地位。我发现我自己这次最得意的发现是，改革过程是生产富人和穷人的过程，资本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完全是勾结的，无权势者是被完全抛弃了的，包括民工、失业工人等等，都与此有关。 石勇：这不难想像。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对国有资产的瓜分有一种形式，即谁都看得到的权钱交易，这种联手借助于一定的经济手段，并在冠冕堂皇的改革的名义下将国有资产转移到官僚和资本家的名下。当然，这种瓜分在现在已属于很低档的了，现在鼓吹的是“卖”，将这个原本值一万块钱的家以一千元的价格卖给某个人，当然，这个人不管是谁，都少不了给官僚以好处。而这个家原本的主人，不仅仅是名义上的主人却被扫地出门。“全民所有”再怎么抽象，也应该有工人的一分，甚至有农民的一分，但他们却被残忍地以改革的名义将本应有的权利剥夺殆尽。更进一步说，现有的国有资产无论如何少不了工农的创造，甚至主要就凝聚为工农的劳动，那么这种由权力集团和资本集团瓜分的改革不正是对工农的掠夺吗？改革的过程也就是“分赃”的过程，是一种打着文明旗号的野蛮抢劫。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讲，资本集团是获益者之一，但它要求利益的最大化。这种利益的最大化一方面要求高度的私有化（为了更好的掠夺），要求市场的完全放开（扫清掠夺的道路），另一方面需要转移视线，需要将这种掠夺的需要与政治上的夺权结合起来，即以对极权政府的意识形态攻击的方式彻底实现政治上的保障并掩盖其利益需求。因此当前的中国自由主义只可能选择哈耶克而不是罗尔斯，后者最多在学术研究上才有意义。更因此，政治、经济的指令迫使自由主义者必须将自由主义上升为一种意识形态，哪怕对此行使话语上的霸权。这种意识形态强迫人们接受，不接受便丧失道义上的存在理由。这非常类似于十字军东征。满嘴自由，却不过是“自由，自由，多么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萧武：是的，所以说看起来壮烈、悲壮的自由主义大战意识形态的故事不过是他们制造出来的，这背后是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分配要求的冲突，所谓市场形成的过程也充满了国家培养和扶持的痕迹。甚至可以断言，没有国家的帮助，中国的市场制度就不可能建立起来。今天看起来好象自由主义在争什么自由市场，其实是谎言，真正的是资本的翅膀硬了，要求不再给权力上供。当然，它越是需要这么做，就越需要将自由主义理论整合成一种符合他们要求的意识形态，这就像极权主义者利用了马克思主义，而中国的专制主义者利用了儒家那样。任何理论都逃不过被利用的命运，特别是一搬到中国再由一些人解释，就全变味了。
石勇：而且这种味道还弥漫着一些号称是“自由主义者”的、见风使舵、虚伪无耻的“打手”以一种 “单向度”的思维方式骂人的粪味。我想说的一件事是：我去年曾在某个网站与一位我所尊敬的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也许应该更准确地称之为民主斗士）发生过一些观点上的“交火”。后来，彼此失去了联系。再 后来，也就是美国打伊拉克那会儿，我在不寐思想论坛见到了他。他因持反战立场（当然是人道主义意义上的反战立场）竟然遭到那些口口声声自由民主的人的痛骂，竟然骂他是极权专制的奴才！当时我感到这是一个天大的幽默：一个真正为民主而战的人，一个被官方监视的人竟然被一些嚷嚷自由民主的人如此攻击！这种打着某个旗号来诛杀异已的人非常可怕！如果说什么是极权主义者，这就是极权主义者，只不过换了一种话语方式而已，而什么理论香他们就利用什么理论。一句话，你不赞成他们，或者说你对美国政府的行为（不是美国政府本身，更不可能是美国本身和自由民主制度本身）提出批评，那么你肯定就是极权专制的奴才了，因为你反对他们，而他们代表了自由民主。世界上再难以见到这种强词夺理的强盗逻辑了。另一个问题：当下中国的改革实际上不可避免地形成一种社会各利益集团的“分脏”，因为就像我已说过的，一定时期内从自然所掠夺的财富总是有限的，那么短时期内某些集团的暴富只可能是从别的集团的口袋里用各种合法或不合法的手段压来的。而非常明显，工农不掌握任何政治、经济、文化资源，更没有话语权力，他们只能成为被掠夺的对象。改革，说穿了就是有权者和有钱者的分脏过程，他们的狗咬狗无非是想将自身的利益最大化。
萧武：中国虽然自古以来是一个专制呈“超稳定结构”的黑暗王国，但仍然存在自由主义的星星点点，儒家也有自由主义。而且自从五四以来，胡适等人曾对自由主义的扩张起过很大的作用。但问题是，这些自由主义与经济联系不大，或者说无法成为为当下的资本集团的行径进行辩护的工具。所以流行的是新自由主义，特别是经济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自由主义。而事实上，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展开和资本的扩张是同步的，而且新自由主义的所谓理论体系实质上最主要的架构不是哲学，也不是社会学，而是经济学话语。经济学在这里主要是指马克思称为庸俗经济学的那种西方经济学，不包含政治经济学，我问过新学院的芷若，她是学经济学的，但是他们就不开政治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课。
石勇：审视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我发现：经济学的“热门”乃是在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全面改革以后的事情；特别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呼唤出了一大批经济学家和从西方贩卖过来的形形色色的经济学理论。20世纪90年代初的俄罗斯私有化方案让丘拜斯等人风头出尽。而中国自邓小平南方讲话确立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经济方向以来，经济学一夜之间已成为一门显学。无论是国家政治――经济政策的出台，还是各种宏观的市场运作的策划，经济学家们所操持的西方经济学理论都起到了很大作用。在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市场背后活跃着他们炫人耳目的身影。
萧武：就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市场经济转轨的实质来看，强调产权、强调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裂背后隐藏着一套大家彼此心照不宣的语码：私有化。而这种私有化恰恰是在国有企业纷纷破产、工人大量下岗、农民纷纷涌入城镇成为廉价劳动力的背景下发生的。这非常耐人寻味。市场经济的成功运作必须造就出不同于旧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下的现代企业，这些“独立”的、适用于市场经济体制的企业的诞生却只有两条途径：一是新生的“民族资本”性质的企业的崛起，二是对原国有企业进行“转轨”。前者不可避免地出现对国有资产的掠夺，而后者则注定要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从那时到现在，整个中国似乎都处于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时期，国有资产的流失怵目惊心，而在沿海地区出现的大量“血汗工厂”对劳动者的摧残则可谓是天良丧尽。
石勇：但经济学家们似乎看不到这些现实，或者说，他们恰恰是在为这些现实进行辩护。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是，他们只强调“产权明晰”，强调私有化所给一些人带来的“私有财产的神圣”，却根本不管这些财产是合法地挣来的还是偷来的、抢来的。改革带来社会进步的希望，但却提供给了权力和资本分赃的机会。任何一个社会的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的变动甚至只是修修补补都必然带来利益的重新整合，也即意味着利益的重新分配，而这顿丰盛的利益的重新分配的晚餐不属于弱者，他们只能被扫地出门。当权力集团和资本集团动用它们所拥有的社会稀缺价值资源通吃一切时，处于绝对弱势地位的农民、工人便只能在庞大的权力――资本之网的捕捉中陷于绝境。他们所创造的价值和他们所获得的极不相称。这可以称为是一种“掠夺”，合法的是政策的歧视性，不合法的则是在违反劳动法的前提下的各种野蛮行为。
萧武：可以判断当下中国的极度贫富悬殊正是这种“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下的一个恶果。经济学家们鼓吹“自由市场”的“自由竞争”，但这种“竞争”和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自由竞争相差何止万里。自由竞争必须排除权力的干预，必须排除资本与权力的勾结，也即，市场遵循的只能是经济规律而不是权力的意志，并且市场的无序和资本的贪婪性必须用法律的力量来进行规范和制约。然而直到现在，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远未成熟，其过多的权力意志与法律的软弱使“自由市场”常常沦为权力与资本分赃的道具。而弱者的被扫地出门与诞生一大批利用各种制度、政策、市场的空子巧取豪夺的暴富者是相辅相成的。其结果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丧失了一种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道义依据。因为这些暴富者并不是以劳动，而是以对国有资产的侵吞和对劳动者的残酷掠夺为其“存在”的严厉前提的：国有资产和劳动者应该获得的钱许多都转到了这些人的手里。 石勇：实际上，有些经济学家也是这个无序市场的获益者。他们对私有化和这种自欺欺人的“自由市场”的鼓吹背后有着利益的因素。他们认为走向市场经济必须付出代价，当然是弱者必须付出代价，就像当年英国的农民付出的“羊吃人”的代价一样。但我们先问一问：把一些人的钱掏出来让一些人暴富是合理的吗？进一步追问这是否不可避免？再进一步追问：这是不是一些人掠夺的幌子，是一些人扛着市场经济的旗子为他的行径进行掩护的烟幕弹？不错，希望是市场经济，但问题只是在于现在的市场竞争并不是真正的市场竞争，经济学家闭眼看不到这一点却为这样的野蛮掠夺进行辩护，这是否有些过分？为这样的官商勾结大唱赞歌，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品格置于何地？
萧武：这里有一个显而易见的逻辑：每个人似乎是抽象的、具有同等竞争条件和机会的原子，因此“市场”博弈的最后结果可以不作任何价值判断。这样，手段看不见了，而结果则是合理的。这牵扯到了经济学。经济学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便是它假设每个人都是自私的，也是趋向于利益最大化的。这也的确是事实，尽管这种自私的放纵并不一定是好事。而且，经济学在分析人类行为和社会时，并不在意社会的复杂性，而是就从动机上看，所以它的结论往往能得到许多人的认可，因为这些人往往自己可能不是那样自私。那经济学的解释对象中的那些人一定是自私的，至少比自己自私。经济学话语的兴起与自由主义的膨胀有着深刻的关联，因为他们要求与权贵资本共享权力和利益。甚至我们回顾一下，自由主义在西方的萌芽首先就体现为资产阶级的经济需求。
石勇：经济学的学科思维并不像哲学、社会学等人文学科那样具有总体性和人文关怀。一句话，它排斥集体利益，强调原子似的个人利益，以为无数个人的利益总和便是整个社会的利益似的，或者说整个社会的经济总量可以忽视收入的巨大差距。人当然是自私的，但人毕竟是社会人，而且人有感情，因此将人单纯地假定为“经济人”只是一种不成立的抽象。这种抽象在将人的私欲呼唤出来时假定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的要求，而且这种要求会冲破道德的堤坝。当然法律可以制约，或者说他们强调法律的保护作用，但一个事实是，人类有史以来的法律不过是强者的保护伞而已。法律只是强者制定的游戏规则，而谁制定游戏规则强迫别人遵守谁就得利。这样，非常明显，在市场上没有掌握任何竞争资源的人便将处于绝对的劣势，而且这种被剥夺的处境得不到法律和道德上的支持，一句“市场规律”就冷冰冰地打发了。我们看到，无论市场能怎么实现社会学意义上的阶层的流动，最终都得有一些人处于绝对的劣势，也即资源、阴谋的竞争构成了不平等的先决条件和最终依据。
萧武：也许正是经济学的这些特征培养了一些经济学家的品格。有人说经济学和经济学家“没有良心”。话当然不能这么讲，但是，经常让我们大跌眼镜的是：经济学家们从来对贫富悬殊这些足以造成社会动荡的事实视而不见，即使是资本原始积累对劳动者的敲骨吸髓，他们仍然在那儿一个劲地鼓吹。而且，事实上他们与资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暧昧，甚至已经结为一个利益共同体。这样经济学家便成了资本的雇佣。如此一来，他们还能让我们如何相信？
石勇：对。这就是经济学家在当下中国的一个最大的令人诟病之处。经济学本是经邦济世之学，说穿了并不是为了某个资本家赚钱当顾问，而是为国家总体的经济发展当顾问，而这种顾问考虑的决不仅仅是资本家的利益。它不仅应当看到收入，还应该看到收入的分配。当然，在为国家当顾问的同时为资本家当顾问也未偿不可，但由于资本家的唯利是图和资本的掠夺、剥削性质，资本的收益的来源以及它所反映的事实被残忍地忽略了。而整个社会看的也是经济利益，是不看见人的。那些经济指标远远比弱者的尊严和生命更为重要。但我们必须问一句：发展是不是人的发展，社会进步的意义的体现者是人还是物？是一部分人还是大多数人？
萧武：经济学家有一个很坚定的信念，就是所有东西都是没有价值的，只有价格，市场上表现出来的价格就是它的价值，在兑换成为金钱之前的价值在他们眼里是不存在的。这次北大改革中张维迎的方案、周其仁的谈话，态度都很明显，就是经济学家思维，他们就是要把所谓的东西都放到市场里来检验其价值，中文系的人就让去高识别软件。这样的经济学，当然是丧良心的经济学
石勇：不仅如此，他们的思维是：一切都可以折算成钱来表征，或者说钱可以代表一切事物。他们所抽象出来的“经济人”和“市场”，已经涵盖到人类的一切领域了。如此思维，当然他们看到当然是社会总体经济指标增长了没有，或者仅仅看到所谓的“企业家”赚钱了没有，而弱者的生命和尊严是不在他们的视野之内的。
萧武：不是他们不在乎，而是在他们的思维里面，他们觉得只要市场自由了，每个人都可以在这个市场里面找到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自发的成为有钱人，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才认为市场是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但是，他们忽略了人与人之间的巨大不同，有些人是不愿意进入市场的，但他们不考虑，还有些人是不适合在市场里的，他们也不考虑。他就是要假设你跟他一样是愿意而且能够在市场里实现自己的价值的。
石勇：市场的配置当然很有效率，我们每个人都不可能愚蠢到拒绝市场经济，一句话，冷冰冰的资本比冷冰的权力好一些。但是，当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时，市场会不会在社会的行将崩溃中内含着失灵甚至也崩溃的危险？毕竟当下的中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不同于西方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他们可以将矛盾转嫁到殖民地，将危险化解在对殖民地的掠夺之中。而中国只能掠夺工农，矛盾却无法解决。而只有公平才能化解这些如地火一样在运行的社会危机。的确也如你所说的，“他们忽略了人与人之间的巨大不同”。他们惯用的是一种强者思维、能人思维，也即是从资本家的角度来讲这话的，资本家当然不怕市场，因为他有能力在市场中生存甚至呼风唤雨。然而弱者不一样，他们没有任何能在市场上生存的法宝，不拥有应对市场的资源和能力，他们只能被市场吞没下去。这就是你讲的他们不愿进入市场的原因。其实强调市场原教旨主义背后还有一层心理因素在内：因为是“市场规律”，它的天经地义使资本家吃掉弱者显得天经地义，从而也减少或消除了他们的负罪感。
萧武：所以市场竞争无法忽略公正。经济学家们正是在这方面让我们失望。人们对他们的种种指责也正是基于他们这方面的冷血。现在关于市场的说法中，最能让人接受的可以说是秦晖，他讲只要起点公正、程序公正，结果的不公正就是可以接受的。乍看起来这个话是有道理的，其实不对，因为从一开始起点就不一样。拿中国改革来说，在原先的国家资本主义体制中，当然有人离资源近，有人离得远，近水楼台先得月，怎么可能公正？更何况，国家在这个过程里还做了很多手脚——这一点我会在文章里有比较详细一点的分析。 石勇：在虽然已经成为过去，但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并且越发尖锐对立的思想界关于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中，有两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其一正如你在你的《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宪政》一文中所说的：一个人只要对自由主义提出批评，那么他就一定是“新左派”，而不管他实际上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毛主义者、激进主义者，或是一个无门无派的独立思考者。
萧武：这种简单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存在于号称信奉自由主义的人身上，的确让我有些哭笑不得。在此之前，我们认为，一个人不是革命者就是反革命，因此对革命不热情的人我们都认为他们是反革命；现在，我们认为，一个如果不是自由主义者，那他就一定是新左派。而且，这种思维方式正在象瘟疫一样传播着，我们在网上随处都可以看得见这种人，只要你稍微一提平等，立刻就有一大帮人冲过来骂你是新左派。其实，正如我在去年的文章《自由沉没的时候，自由主义浮出水面》里表达的意思一样，当人们争先恐后给自己的额头上贴自由主义者的标签时，他们的内心却越来越不自由。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做出的判断是不是应该打个折扣？实际上，无论是国际的背景还是国内的背景都使得自由主义在当下的中国成了一种强势话语。这种强势话语的形成和走向，内含着将自身的能指无限扩大的逻辑。如果它缺乏对自身的反省，他必然把更多的人带进这个思维陷阱里去。
石勇：其二便是自由主义者在论战时，花样翻新，针对的不仅仅是观点，连一些新左派人物的底子都翻了出来。比如自由主义者就一次次地强调新左派人物的学术出身和曾有过的底层生活。于是这样的价值判断不言而喻：文学的出身和曾有过的底层生活只能催生不仅毫无用处而且有害的道德激情，这使得批判取消了自身的建构能指而仅仅表现为一种姿态，并灾难性地以其先天的缺陷和不合时宜陷于对政治经济架构的作用软弱无力的理论困境之中。
萧武：确实，我也承认，在比较有名的新左派人物中，有许多人本身是经历了文学专业训练的。但是，这是否构成一个指责别人的借口？是不是一个文学专业的人就不能谈经济？——正如韩毓海问的那样。相反地，我以前曾在与别人的讨论中谈到过这个问题，在去年记念五四的文章中也提到过，因为文学专业出身的人都对中国现代文学多少有了解，尤其是鲁迅，可能恰恰是因为有文学研究的经验，他们可能对中国现代性的内在紧张有着更加深刻的理解。这是一个贯穿整个中国现代历史的问题，一方面，他们对现代性充满渴望，另一方面又对现代性多少有些怀疑。一战结束后国粹猛然热起来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事实上，有些人以为他们只要一喊出“自由”，似乎自己就是这自由的化身，而别人对自己的批评便等同于批评自由本身。要是他说他是自由主义者，而你对自由主义的一些主张提出不同的意见时，那你显然便是与自由主义从来较着劲的“新左派”了。有些人可能还不知道自由与自由主义是两个概念。举个例子来说，一篇曾经十分有名的文章、汪丁丁的《自由：一段脚踏实地的叙述》中通篇讲的都是自由主义，但他认为自己是在讲自由。
石勇：这倒是使人想起了那些喊“自由、平等、人民利益”口号的政治恶棍，想起了“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的控诉之声。而实际上，“极权主义”并不仅仅与那个黑暗暴虐的制度、社会、人对应。它是一种特征，一种语境，一个概念，一面显微镜。并不是社会现象通过这个概念来确证自身并全然与之对应，恰恰相反，倒是这个概念通过社会现象的存在来获得自身存在的的价值上的证明。因此作为一种概念对现象、事实的概括、界定，其所指并不是固定的，而能指则在社会现象与事实的不断变幻中向社会和历史开放。因此，一个人是否极权主义者，最关健看的是他的思维，看他的各种高明或拙劣的表演是否符合它的特征。不过事实是常常富有讽刺意味的：那些声称与极权主义不共戴天的人，其表现倒恰恰与极权主义者无异。
萧武：所以我觉得有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趋势：自由主义似乎成了一个保护伞，只要你顶着这个大帽子，无论你说什么，别人都可以原谅；反之，如果你对自由主义稍加批评，马上你就被赶出这个自由主义“阵营”了。我们曾经批评过20世纪所谓的“合群的自大”，以为许多人都象朱自清那样，内心特别渴望有一个组织，找到一种个人身份的归属感。其实，在今天看来，内心的“归属焦虑”依旧，不同的只是从前的共产主义被置换成了自由主义。比方说“少谈些问题，多谈些主义”，当所有人都这样认为时，这种意识可不可以被成为一种另类的“主义”？能不能算是一种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吃香时，无数人争先恐后的声称自己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而当它失势时，令人奇怪的是对它“解构”的最起劲恰恰是那些当年的那些“马克思主义者”。
石勇：真正的问题是：“主义”是否已变成一种已实现自律演绎的意识形态？它会不会在能指的无限扩张中变成一种“奖善惩恶令”？或者反过来说，从它体现自身存在的媒介――人――，到底有多少人具有它的理念和由它所规约的种种素质？在铺天盖地的口号中，那个由主义的话语体系当中所折射出的理念和逻辑是否已经湮灭？历史会不会又陷入一种荒谬的悖论，即变幻的永远是旗号，而改朝换代不过是一场与真正的人的权利、与底层民众的真正诉求无涉的狗咬狗的斗争？ 萧武：争论最热烈的时候大概是在1999年到2000年，那个时候，双方互相指责对方是走狗，甚至直到今天，仍然有许多真诚的自由主义者认为，新左派就是在为专制辩护。可是，请问这些人，你真的读过新左派的东西吗？你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吗？他会告诉你，新左派的文风怎么怎么的不好，他们读不下去如何如何。这就很奇怪了，既然你读不下去，没读过，你是怎么知道别人在为专制辩护的？网上的情形更糟糕，在辩论中，动不动就指责对方的智力如何，脑子如何，难道这就是所谓的自由主义？连起码的辩论规则都不知道，是哪门子的自由主义？当然，自由主义者会说，他们那个根本不叫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不是这样的，然后就来一大堆“应然状态”的描述给你，给你灌迷魂汤。可是，既然自由主义可以宣称不为这种拙劣的自由主义者负责，那么，是不是可以用同样的逻辑说以前的社会主义实践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什么什么的变种？如果能，那就不要说马克思主义是什么极权主义；如果不能，自由主义也应该为这些“自由主义混混”的脏话负责。否则，那就很抱歉了，我只能说你在搞双重标准，如果你说我就是要搞双重标准，那还是什么自由主义呢？连起码的规则平等都做不到？是个什么自由主义？胡适到老的时候说，“宽容比自由更重要”，现在想来，这可真是值得好好的宣传宣传的话。
石勇：自由主义在中国的诸种表演是令人失望的。种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这情形就像马克思主义那样。难道这是思想的宿命？我一直在怀疑，鼓吹社会达尔文主义、漠视穷人、弱者的权利而鼓吹自由，首先就表现为一种道义的丧失，一种没有良心的行为，此时你还能希望他真的能给你带来光明？正如甘阳所质疑的那样，在中国的语境中，自由主义到底是贵族的还是平民的？如果只是贵族的，只是那些“成功人士”、能人、强人的自由主义，还能不能称之为自由主义？要知道，最早被称为自由主义的就是法国大革命中的第三等级代表。让少数人“自由”地盗窃国有资产并试图要将这些赃物合法化，“自由”地剥削“民工”，让血汗工厂成为当下中国原始资本主义积累时期的一大风景，难道这就是自由主义？更重要的是：既然鼓吹自由，为何又仇视民主和平等？说难听点，我有些怀疑这种自由主义是不是在为资本扩张做马前卒，鸣锣开道。或者有人会认为，自由主义从来没有明确的说过要为资本辩护、开路？那我就要问了，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先查查私有财产的来源呢，干吗这么着急要保护私有财产？还要“私产入宪”，动不动就说要求清算财产来源的人有仇富心理什么的。要是这就是自由主义，那么，不管我是多么的热爱自由，我都将对这种“自由主义”说：不！
萧武：现在有种论调特别流行，就是动不动把什么社会问题的责任都推到权力身上去，用一句话来概括，今天的自由主义的的真理千条万条，总结起来只有一条：解放资本，减少管制。我以前老讲，我们的社会里至少存在着三种影响我们生活的权力，文化，政治，经济，哪个里面都肯定存在权力、压抑／反抗的关系。其实，这也不是我发明的，这在许多地方其实是常识。但我们这里的自由主义只要一说到权力，下意识的就当成了政治权力。固然，政治权力的强制与压制确实在中国表现得特别明显，可是，1990年代以来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东南沿海一带，所谓的发达地区，大量的存在着限制工人人身自由、超长时间劳动而不付任何加班津贴、也不承担任何社会保险责任的私营企业。在这种情形下，资本的权力之大难道可以被忽略？为什么老在批评专制啊什么的人不去批评这种资本的不人道的权力呢？他们与资本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不批判资本的权力？意识形态是用来哄老百姓的，从来如此。看起来政治权力与资本权力好象水火不容，资本方面——所谓的“民营企业家”——老在抱怨政治权力对自己的管束太多，可在酒桌上他们一样称兄道弟。套句《红楼梦》里的话，很多地方的资本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资本为什么敢于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就不给工人提工资，不承担社会保险责任，不改善工作环境，还不用担心工人“造反”？这是为什么？工人们为什么面对这些敢怒不敢言？去年快过年的时候，拖欠民工工资的事情一下就浮出水面，成了社会焦点话题，为什么这些包工头敢这样做？如果没有各种权力网络为他们提供保护，他们怎么不怕工人一把火烧了他家？其实，他们对打工仔的合法权益的侵犯，全仰赖权力集团的两肋插刀。每发包一个工程，国有资产便轻而易举地被官僚与老板瓜分。在这个过程中，真正得利的不仅是资本，政治权力同样得到了好处，当然不可能去管。我经常用一个比方，政治与资本之间的关系究竟是强奸还是通奸？或者是诱奸？所以，有时候真让人觉得，那些“主义”之争其实不过是一个游戏。但“假马克思主义”和“假自由主义”的相互攻讦却使二者都声名狼藉。令人奇怪的已经不是那种制度设计上的路径分歧，而是“主义”脱掉曾支撑它的伪装了。在当下中国的“自由主义”语境中，一个人成为一个穷人不仅不应该同情，反而是他活该。大鱼吃小鱼，社会稀缺价值资源被富人垄断使越演越烈的不平等获得了意识形态上的支持。于是富人“自由”地剥削穷人，而穷人“自由”地受剥削便变得天经地义起来。
石勇：这倒使人想起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确实往往惊人地相似。那些英国的绅士们在革封建统治者的“命”时，扯出的那些口号是没有工人和农民的份的。不如说这些口号在当时更主要是用于实现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因此“自由”只存在于那些拥有资本和权力的人当中，而在“圈地运动”中发生的只有“羊吃人”。当然是工人和农民被吃。大量的破产者或者沦为无产者从而被迫出卖劳动力，或者漂洋过海去新大陆找机会。到新大陆的人的选择最好了，他们在本国混不下去，被人赶出来了，到了新大陆一看，哎呀，简直太好了，这么多值钱的东西，人都这么真诚、这么淳朴，太容易欺骗了，给他一个玻璃球就能换回一袋黄金；正如现在中国的工人和农民被吃一般：工人纷纷下岗，就业形势越来越差，就业压力越来越大，农民更容易骗了，一个乡下打工妹刚到城里，给她个四百五百，她恨不得给你下跪，哪儿还想得到自己原来是在受剥削呢？更不用说什么工作环境、社会保险和福利了。拿经济学的话说，这是市场规则，供给太多，需求不增加，价格当然低廉。可我们是不是该排着自己的胸膛问一问自己：他们的劳动真的就只值这么多钱吗？你在把那点钱给到他们手上的时候，你的良心在哪里？你有没有因此稍微感到脸红？可是，只要一进入自由主义的话语体系，这似乎就成了历史的法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任何人”特别是指那些针对“自由主义”而高呼“民主”和“平等”的“新左派”。 萧武：我跟一个朋友聊天，我说你看过《资本论》没有，他说看过，我说你觉得你从中学会了什么，他说，太好了，我学会了怎么生产剩余价值！这就象曾经开放“红楼”给人参观本来是想让那些官吏们学好结果却成了学着怎么享受了一样。因此，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管你在制度上做出什么惩戒，他都有办法找到空子去钻。有人说美国的资本主义是顽劣资本主义，我看中国的也离得不远了，甚至应该叫做无耻资本主义。我写过一个这样的文章，就引来了许多批评，当然，主要还是自由主义者的批评。他们就不认为有什么剥削，而且认为中国根本还没有什么资本主义。所以这种“自由主义”的一个观点是：剥削是不存在的；或者即使存在，也是无法作出价值判断的，它的存在具有天然的合理性。这就抽空了对此作出批判的道义基础。我得说这种论调构成了当下的一种“权贵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础。因为，如果认为剥削不存在或合理，那么那些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却只能拿微薄的工资的事情也就“合理”起来了，完全可以视而不见。而由于经济权利紧密地联系着政治权利，很显然穷人仍然是会被排除在社会历史的进程之外的。或者说穷人仍然只能为社会的进步付出成本而享受不到社会的政治权利。而在私有化的狂潮中，穷人将被无情地吞没下去。
石勇：是已经有一些勇士起来否认剥削了。令我奇怪的是，剥削本反映出人与人之间的劳动关系，又不是纯粹的自然性的东西，怎么就不可以作出价值判断了？姑且按照他们的说法，这一切都是“自愿”的。但奴隶在当奴隶时又岂不是“自愿”的，可为什么奴隶制度却必须被推翻呢？当然也有个别现实主义者认为：既然它存在并且步不可抗拒，那么它就是合理，且不能反抗，为什么要反抗呢？还有更绝的，理屈词穷连说话的逻辑前提都不顾了。我记得在你的《穷人的希望》一文发表后竟然有人这么说：你既然那么对剥削不爽，“你可以不受剥削呀”（大意）。
萧武：其实，如果照这个逻辑，我们完全可以说 “既然你认为极权主义压迫你，那你可以去自由民主的美国呀”。但我们没有说，因为这就和泼妇骂街差不多了，你来我往你一句我一句的抬杠，而不是讨论问题。就像你讲的，这些话抽空了它立论的基础。它将现象抽去了，语言已经脱离了一定的社会现实，从而沦为一种无聊的游戏了。想想看，有多少人能够逃避压迫找到自由的乐土？就算大家都能够“出去”，难道就成为反抗压迫的理由了？或者说就取消了反抗压迫的必要了？一个社会的存在总意味着少数人利用大多数人的劳动。现代国家的功能显然已经发生了变化，不再是象以前那样只用暴力保护一部分人的利益了，但这一功能无疑依然存在，而且只要国家存在它就会一直存在下去。因此从广义上讲，少数人对大多数人的剥削构成了这个社会存在的法则。在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的特定语境中，穷人受剥削的处境更得以进一步凸显出来。这有两个问题：1、到处是剥削，试问哪儿能避免？2、个体选择的改变是否能够使这个剥削的制度发生变化？如果不能，我作为个体的反抗姿态只对我有意义，对更多的人则没有。正因如此，才必须反抗剥削。尽管可能反抗是徒劳的，因为不可能根除剥削，但由于经济上的权利与政治上的权利紧密相联，反抗剥削本身便具有劳动者维护自身权益的重要意义。用如今流行的术语来说，这其实就是一个博弈的过程，我反抗你看见了我的力量，知道这样对我不行，于是妥协一步，这也是一种改进。
石勇：确实如此，这个论点看起来颇能迷惑人。比如某私营厂并没有强迫工人去劳动接受剥削。工人在那接受剥削是完全“自愿”的，如果愿意，他可以随时离开，不再接受剥削。然而我们要问的是：是否只有这家工厂在剥削工人而别的没有？非常明显，“你可以不受剥削呀”赖以成立的前提是只有这家工厂在剥削工人，而别的都假定是不剥削的。这就把事实抽空了，而实际上，现实就是到处存在着这类“私营工厂”。他等于把语境置换了，明明是“受不受剥削”的问题，结果被他置换成了“受谁剥削”的问题。这其实就成了一个语言逻辑游戏，就是假定了只有这两种情况。
萧武：然而他仍然可能会这样问：为什么你非要去受剥削呢？你完全可以自己开一个公司嘛；或许也这样问：既然到处都在剥削你，而且并没有强制力量非强迫你去接受剥削，那你一样的可以免于被剥削呀。你既然自愿去接受剥削，出于你自愿的东西，你还能有什么说的呢？ 石勇：这个问题有点像“拒载”的问题：出租车司机不可以拒载并且也要讲究服务态度，否则就是“犯规”。既然有出租车存在，那他能拒载吗？拒载等于取消了它的存在理由：运输。难道乘客自愿坐出租车司机便可以敲诈他吗？这违反职业道德甚至违反法法律。同理，生产企业存在的理由难道不是雇佣人员搞好生产为社会提供产品吗？姑且不说没有工人干活它能不能存在，光它为社会提供产品、解决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这一存在理由它就没有理由不雇佣工人。而且，工人自愿地来接受雇佣并不意味着可以随便对他进行剥削。因为看起来工人是通过它而得以生存，但它的生存也需要通过工人的劳动。两者是相互依存的，不存在剥削的支持依据。这个问题又牵涉到一个假定了所有人都“自由”（包括劳动使用自由）的问题。我们会看到：抽象的自由在具体生活情境中面对的是一个个限制自由的超人的异化力量和实体。
萧武：其实，这里首先的一个假定就是人生来是自由的。但是现实远非如此，因为为了生活，你必须得让度一些自由，付出劳动换回报酬，然后维持基本的生存。比方说，我说我就是喜欢读书，就是不爱在社会上混。可是，我不去混就没饭吃，我不混怎么办？我有没有选择不混的自由？也就是说，在自由主义的理论预设里，可以让你因为现实而不自由，但不能因为政治高压不自由，也就是哈耶克所谓的“免于强制的自由”。比如他们就一再的论证妓女合法化的问题，许多人就认为这是女人有选择做妓女的自由，就象《沉重的肉身》里讲的妓女玛丽昂一样，我就是要是卖淫，我就是喜欢这个快感，你不能阻止我，阻止了你就是强制我。我当然不能说就一定没有这种人，但这种情况能有多少？如果有更好的选择，那些打工妹难道会心甘情愿的把自己的青春肉体兑换成一叠纸？那么，我就要问，为什么我只能在出卖与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之间选择，而没有别的选择？
石勇：我总感觉他们的立论是斩断了具体与抽象、现象与概念的联系。一个最大的偷梁换柱手法是：仅仅将某个具体的限制自由的实体（比如实施剥削的工厂）当作限制自由的“现象”，在此意义上将工人跳槽视为“可以不受剥削”。然而他们掩盖了这样的一个事实：工人跳槽后仍将接受另外的实体的剥削，除非你从这个社会退出，否则你没有别的选择，因为你必须生活。而在他们看来好像这个现象已经和“不受剥削”以及“自由”没有关系。我们界定“不受剥削”和“自由”是从普遍的从各个具体的现象上升为概念的判断的，这样的问题就在于，以某个具体的个例能否推翻作为一种抽象的普遍性的结论？
萧武：是的，什么是自由？是不是没有人来强制我，我就真的自由了？自由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对于我个人的生活来说，我为生活所迫卖淫难道能算是我的自由选择？我的土地被我自己卖掉了，因为我必须出钱供养孩子上大学，然后我就是个无产者了，你说我还有没有选择不受剥削的自由？谁来为这个负责？我已经没有退路了，没有别的选择了，于是我只好去出卖劳动力。当然，这个时候我特别紧张，因为我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我面对的完全是一个全新的世界，我会种地但这里根本用不着；我也不知道自己的劳动力能值多少钱。这个信息是完全不对称的，我无法为自己作出一个评估，那我怎么谈判呢？比方说我在家里的时候种地，一年的收入只有2000元，好，我到了城市，人家一开口给了我一个月300元。我一想，哎呀，简直太好了，比我在家里得到的多得多了。可是，这个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我在家里种地所生产出来的东西的市场价值低是使我得不到更多的钱的，但我在这里的劳动本身就不是这个价钱了。比方说我在建筑工地上，我一天的工资说高一点，拿到了30块一天，可这就是我的劳动所值吗？如果仔细算算，以目前房地产市场的火暴情况来看，哪里只值这么一点呀？可是我不知道这一切，我就老老实实的接受了工头开给我的价钱。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第一个办法，公开信息，让每个人知道自己的劳动的价值；第二个，我不干了，干脆回家上吊；第三个，国家用法律强制性的对我们的工资做出保护性规定；第四个，我指望这个工头能有良心。你说哪个能有用呢？
石勇：工人的现实就是这样，他一无所有，除了出卖劳动力，他别无选择。不工作就是失业，饿死，所以，他不是受这个剥削就得受那个剥削。而他们的逻辑是：你不想受剥削可以离开这家具体的工厂呀，至于你是不是只能再去受剥削，已经和这家工厂没关系了。跟他的这个判断——你通过跳槽证明了“你可以不受剥削”——的成立没关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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