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盛世危言警示中国前景 最大危机来自国民心态 (z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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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丁元竹报告引发众人讨论之前，由王韶光、胡鞍钢、丁元竹三人所作出的研究报告《经济繁荣背后的社会不稳定》就于去年年末发表，它关注经济景象背后存在的问题。该报告指出：“我国居民对生活状况不满者约在1-2亿人，其占全国城镇总人口比例在22%－45%；其中非常不满意者比例7%-8%，大约在3200-3600 万人之间。”虽然它没有引起媒体和公众的注意，但它作出的理论分析依然是《2010年：中国的三种可能前景》的学理依据。 [zcyx2004] 于 2004-10-18 20:00:13上贴 | |
| 中国腹地湖北省大悟县的农户徐非今年45岁，正面临这样的状况：他的二亩田地荒芜，无人耕种，因为种田不挣钱；他18岁的大孩子徐航辍学后就在家闲荡，没有工作；他兄弟徐利买卡车时借过当地银行机构的贷款，但这笔“国家的钱”因为无法追回，已不了了之；徐非因为生活困难，不得不在国庆节到他的姐姐家（另一个镇上）借500元钱度日；他的家乡现有一座开采完毕的铜矿，只剩下被破坏的山体和因为化学加工被污染的环境；他坐在他姐姐家里，一边抽烟，一边看电视里关于台湾的报道；他姐姐家最初不愿借钱给他，因为他的“好吃懒做”的为人，他的诚信也遭到怀疑；他的孩子徐航虽说没有工作，却会上网，并且认识一个姓“汤”的女网友，因为网络技术的普及使一个孩子也成为“地球村”的一员；距他最近的令人担心的地点是河南艾滋病村；距他最近的令人心有余悸的事件是去年SARS流行。 这是真实的一幕，并非个例。新近撰述了《2010年：中国的三种可能前景》研究报告的中国战略与发展研究专家丁元竹先生就归纳了影响中国未来走势的十个问题，它们分别是：就业问题、三农问题、金融问题、贫富差距、生态与资源问题、台湾问题、全球化问题、国内治理危机、信心和诚信问题、艾滋病和公共卫生。 徐非的十个侧面或多或少地反映了这十个问题，那么6年之后呢？徐非所面临和感受到的这些境遇是会好转还是恶化？丁元竹的报告并未给出2010年的答案，却详细分析了三种可能性。 “盛世危言”的提法过了？ 学者丁元竹的这份报告一经公布，媒体即惊呼“盛世危言”，这使得丁元竹不得不保持低调，他拒绝了许多媒体的追踪访问，在接受《新周刊》的采访时，他也明确表示，不要在报道中提到他的单位。 “盛世危言的说法有点过。”丁元竹表示，每个社会在发展过程中都会出现问题，对于出现的问题，国民既要对成就有信心，也要看到问题，而媒体更应该全面看待问题，要有健康平和的心态承受各种好坏分析和预测。在丁元竹看来，盛世危言实际上是警世通言。他说：“凡是预测到的事情一般是不会发生的，因为预测到了也就引起了注意，就会去避免。”而这，正是这份报告的初衷。 报告预测了2010年将会出现的三种前景，即对于小康目标的继续前进、偏离和无法达到。至于这三种前景谁最可能变成最终现实，报告最后只是进行了情景分析，并未给出结论。但研究者对98名专家的调查显示，对于“2010年之前”发生危机的可能性，有77位专家作答，其中51位认为会发生影响经济社会进程的重大危机。这也是报告中所指出的“危机多发期”，这与媒体所误认的“2010年”和“2010前后”是危机多发期有所出入。 危机意味着什么呢？研究者归纳道：“危机和冲击意味着动荡；遭受损害；无法应对的困难；对抗；无力抵御风险；冲突。”其中，研究者直指，环境危机的发生将直接威胁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尽管研究者没给出答案，但实际上已巧妙地作出提示：三种可能的前景谁会到来，取决于中国政府和国民应对危机的能力。 危机多发期不等于危机必发期 该报告指出，能否同时处理众多危机是中国政府面临的最大挑战，问题是各种危机都是相互关联的，每一种局部危机都可能引发全面危机。与此同时，也没有一个危机因素会决定中国2010年前的走势，其因素是否会酿成危机还取决于中国2010年前社会和政府采取的有关政策和效果。也就是说，从现在到2010年，危机多发期并不是危机必发期。 实际上早在2000年，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的报告就提出了未来10到15年中国发展存在的不确定性。如何规避危机多发期演变为危机必发期，这是人们最为关心的一个问题。 危机该如何防范，答案之一是丁元竹接受《新周刊》采访时提出来的引入“危机管理”机制。丁认为，在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同时，需要制定一个有效的，能够帮助快速沟通、快速作出影响评估和控制的危机管理计划，并使之成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最为重要的部分。 一般来说，危机管理在管理层次上高于日常管理，是管理的最高层次。危机管理计划不是独立的，它必须与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结合起来，也必须与国家、地区和部门的危机管理体系相适应。当然，就我国来说，在制定危机管理计划的同时，还需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危机管理系统，这也是我们在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时必须考虑的问题。 丁元竹认为，在中国引入危机管理首先要解决的环节是先立法，只有当类似于“紧急状态法”之类的法令出现时，危机管理才能真正运转起来。否则，像发生矿难、洪水或SARS事件时的临时调查小组、指挥部和协调小组只能是权宜之计，只是在后果出现时发挥作用，而无法预警和防患于未然。 另一个答案是采取均衡的发展观，“采取均衡发展的方式，并使之成为各界的共识。重视社会及经济的均衡发展，同时亦必须注重文化及环境方面的发展，使这几方面成为追求全面及均衡发展的基础。”丁元竹等人倡导的“均衡的发展观”是“治本”的一剂良药，它虽然比“治标”的危机管理来得慢，但会是社会稳固的基础。 最大危机可能来自国民心态 事实上，在丁元竹报告引发众人讨论之前，由王韶光、胡鞍钢、丁元竹三人所作出的研究报告《经济繁荣背后的社会不稳定》就于去年年末发表，它关注经济景象背后存在的问题。该报告指出：“我国居民对生活状况不满者约在1-2亿人，其占全国城镇总人口比例在22%－45%；其中非常不满意者比例7%-8%，大约在3200-3600 万人之间。”虽然它没有引起媒体和公众的注意，但它作出的理论分析依然是《2010年：中国的三种可能前景》的学理依据。 令人欣慰的是，中国政府对于智囊研究机构的报告并未干涉，表现出了政府直面现实问题的能力和勇气。倒是媒体和公众强烈的反应和似是而非的误读，折射出人民的素质和不成熟的心态。 丁元竹这份报告的特色在于引入了国外学术预测常用的“情景分析”和“预测判断”的技术手段，提供了一种国内未采用的新的研究方法，这才是其首要贡献，而其中设计的问题实际上都是“老生常谈”，对于丁元竹来说，该报告得到媒体追捧，也出乎他的预料。 联想到SARS期间市民的恐慌以及一段时间内民间情绪的非理性亢奋和不安，报告也指出：“有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未来社会不稳定的前景。”民众的判断和预期与专家的理性分析之间横亘着一道墙，这也是这份报告的不足之处。民众的情绪会演化成“信任危机”，尽管信任危机起初并不在课题组的调查框架中，但是很多专家都关注它，小到个人和企业，大到国家和社会，信任就是一种基于经验、周期的良好预期，否则就相反，它影响整个社会形态。 作为2010年前的“景象预报”所折射出来的“大国寡民”心态也很值得深思。与报告所持观点不同的两种民间看法是：由于2008年北京奥运的预期利好，人们愿意用“四年奥运，十年国运”来形容，即奥运会后还会有十年的国运。另一种情况则是：专家眼中的危机多发期会推迟到来，至少是推迟到2010年以后。理由也很明显，即改革仍在冲大关，经济体制改革仍大有可为，“棋还有得下”，而不是故步自封的局面。 与民间这种几乎“肯定式”的期望相比，丁元竹给出的只是可能性而不是确定的答案。丁元竹希望的是：“风险一旦被人们广泛认识，其发生的可能性就减小很多。” 丁元竹最后表示，如果有更多的人来关心这样的国情报告，而不是认为“我不能影响未来发展，我何必参与”或“官员与商人决定未来，我只管自己的事情”，公民保持充分的热情、参与政府决策才是我们应对危机的最有效的办法。 相关报道：“盛世危言”出台前后 中国正处盛世。很多人持这样的观点。 在这样的时候，由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所发布的一份名为《2010年，中国的三种可能前景 ——对98名政府和非政府专家的调查与咨询》的报告则显示，在课题组调查到的98位专家中，有51位认为“中国在2010年前会发生影响这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的重大危机”。这很快就被人们称为盛世危言。 于是，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的一个难题是，如何破解可能到来的社会危机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林坚报道 当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丁元竹带领的课题组公布他们的研究报告时，这个确切年份的出现给人们极大的震动。在课题组调查到的98位专家中，有77位对“中国在2010年前是否会发生影响这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的重大危机？”作了回答，其中51位认为“会”，占调查人数的66.23%。 这份名为《2010年，中国的三种可能前景——对98名政府和非政府专家的调查与咨询》的报告源于2003年春夏发改委对专家的调查。今年一经公布，立即被学界称为“盛世危言”。 “盛世危言”的出台 “如果首先设定一个确切的时间点，然后通过封闭式问卷进行预测，这种诱导性的提问是不科学的。”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张成福对《国际先驱导报》说。 关于为什么会把2010年作为研究的特定时间点，丁元竹自己解释，2010年之前，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处于一个关键时期，关系到中国能否实现中期战略目标。但另外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指出，2006年到2010年正是我国“十一五”期间。因此，发改委的这份报告主要将作为我国制定第11个五年计划的参考。 丁元竹的课题组明确提出想效仿国外的类似课题。通过专家对未来固定时段进行预测的最著名的例子是，1997年和2000年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NIC)分别通过专家系统来确认2010年2015年前全球的驱动因素和关键不确定因素。 在最后参与调查的98名专家中，有81名来自境内，17名来自境外。境内专家的来源既包括了政府部门、研究机构和高校，也纳入了一些民间机构。境外专家的选择标准则是“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有研究”，比如2002年曾经因对中国统计数据提出质疑而名声大噪的美国匹茨堡大学经济系教授托马斯·拉斯基。最后专家的组成情况是：经济领域45位，环境领域4位，社会领域16位，国际关系领域6位，卫生领域2位，公共政策领域6位，其他领域17位。 调查正值SARS前后，“危机”成为中国社会最流行的词语。但是专家们对这个词语的理解也各不相同，据课题组统计，大概有“动荡”“遭受损害”“无法应对冲击和困难”“直接对抗”“无力抵御风险”五种解释。在不同的理解基础上，课题组统计出的结果是：在社会发展领域，社会差别拉大(包括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失业下岗问题被认为是高风险的领域。在经济领域，金融风险、三农问题最为人们关心。“经济是基础，信心是关键，二者不可分割。从爆发的可能性来说，社会为爆发点的可能性最大”(报告引用专家语)。 报告把中国2010年可能的三种发展模式分别归结为“沿着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预定目标稳步前进”“偏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预定目标”“无法达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预定目标”，其中后两种情况显然是政府部门不愿意看到的。 “高风险社会”即将来临 丁元竹的“盛世危言”得到了学界多位专家研究的验证。“2003年的SARS事件、2004年的禽流感暴发事件和北京安徽SARS事件以及各地频发的导致重大伤亡的灾难，看上去似乎并不相关，但它们在本质上是有联系的，共同预示着一个高风险社会的来临。”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家郑杭生教授说。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路路也认为，当代中国社会因巨大的社会变迁正在进入一个“风险社会”甚至是“高风险社会”，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 NIC的《2015年全球趋势：围绕未来与非政府专家对话》估计，2015年前中国的发展充满艰难和不确定。要求经济快速增长同时又要保持现有政体不变会使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充满压力和挑战，这些挑战影响到政权的合法性，甚至其生存。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经济全球化的广泛需求和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全面结构性变革将使社会和经济混乱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和类型，这些混乱将加剧已经广泛存在的国际和国内问题。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的李楯教授对《国际先驱导报》说，中国社会危机的产生主要是由于计划经济时代和改革开放的遗留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改革已经把好改的都改了，现在只剩一堆骨头很难改”。 中国是否能承受危机 “在许多专家看来，有两种不同的情形将挑战美国及其盟国：一是一个虚弱和分裂的中国，或者一个崛起并利用其经济实力和军事优势挑战周边的中国。这两个相反的情景使专家们更愿意看到中国作为一个和平的力量，经济保持增长和内部问题稳定。” 得到兰德公司支持的查尔斯·沃尔夫在其《中国经济的断层线》中指出：“中国在未来10年面临的厄运具有广泛的可能性。这些厄运可以分成制度性和结构性的(如城乡失业、贫困和腐败)、部门性的(如艾滋病和其他传染病、水资源和污染以及能源)、金融(国内金融危机和外来直接投资的萎缩)、安全性的(台海军事紧张和冲突以及亚洲其他周边关系紧张等)”。 丁元竹也把2010年前中国社会的风险归结为十个方面：就业问题、三农问题、金融问题、贫富差距、生态与资源问题、台湾问题、全球化问题、国内治理危机、信心和诚信问题、艾滋病和公共卫生问题。但令他困惑的是，中国在过去的20年中已经经历了查尔斯·沃尔夫提到的厄运中的五个：失业、腐败、水资源问题、艾滋病和金融脆弱等等，但是，中国依然保持了其经济发展的持续性。 “中国最近也经历了国际社会曾经担心的石油价格对中国经济的冲击，美伊战争后的国际形势和中国目前国内的经济形势表明，石油价格波动对于中国经济的冲击并不像原先预想的那么严重。剩下的两个国际上担心的因素：外国直接投资的萎缩和台海军事冲突，这是不曾发生的，也是无法预料的。” 李楯把中国比喻成为一座大坝，“虽然专家们可以认为腐败问题或者信心问题非常重要，但是事实上很难确认到底哪个问题会成为导火索。就像一座大坝我们只能说它有问题，但在出问题之前很难准确地说漏洞会出在哪个地方。目前情况看来，除非台海开战，中国不太可能出现大的动乱，所谓的危机基本表现为大事没有、小事不断。” 张成福也认为“每个社会都会存在危机，但目前中国的危机，第一不是不可以预防的；第二现在还不存在爆发大规模危机的可能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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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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