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重庆精彩演讲：重建改革时代的反思精神
●郎咸平，一个习惯游走在媒体与公众间的争议性人物，一个于喧嚣之中寻找寂寞的行者。他总是习惯达到“语不惊人誓不休”的效果。
●7月18日在重庆，“郎旋风”来去匆匆，除了留下一大堆“精彩语录”，他提出的“反思精神”也引起我们回味和反思。
中国的股民大概都知道这样一个为中小投资者大声疾呼的人，中国的经济学界也大都领略过这样一位学者的风范：他不仅敢于大胆质疑股市中的种种怪象，成功预言德隆系之终极结局，还“口出狂言”称“全球第一CEO”杰克·韦尔奇“在GE制造了一大堆泡沫”；最近，他又炮轰了TCL、海尔等大企业，认为MBO(管理层收购)是用银行的钱收购国家的资产。
他就是郎咸平。1956年出生于台湾，祖籍山东。先后执教于美国沃顿商学院、密歇根州立大学、纽约大学、芝加哥大学等，现为香港中文大学财务学系教授，自诩为《皇帝的新装》里那个敢说真话的孩子，一个习惯游走在媒体与公众间的争议性人物，一个于喧嚣之中寻找寂寞的行者。
无论如何，眼前的郎咸平都令我们略感意外。没错，这张早已熟悉的面孔配上标准的白衬衣、红领带，灿烂的笑容加上有力的握手，让人感觉舒适和亲切。但是，这个外表温和的人是否就是那个铁齿铜牙的“角斗士”，或是被商界尊称为“郎监管”的学术精英？
7月18日晚8时，赶在郎咸平在重庆大学演讲开始之前，记者对这位备受争议的经济学家进行了独家专访。
“虽然我习惯和媒体打交道，但媒体总是站在我的对立面。”重庆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学术报告厅的休息室内，郎咸平深陷在沙发里，用他习惯的夸张手势来辅助语言。他专注地倾听我们的问题，回答时面带微笑———比起媒体塑造出的那个强悍、偏执的形象，眼前的郎咸平显得平和。
他巧妙地避开了我们提出的“郎顾之争”的老话题，他也不愿过分纠缠于曾经引起轩然大波的信托责任问题，对于被大众所广为谈论的经济学家“集体失语”，他甚至表示自己对此没有兴趣。“我更愿意关注微观的商业案例以及宏观的战略思维，并从中寻找到思维的乐趣。”
在广阔的商业世界里，郎咸平恍如置身世外的高人，喋喋不休地发表他的见解和评论。他说中国企业家们最为缺乏的是正确的思维方式，甚至用“难以想像”来表达内心的不安；他说改革的路径必须建立在公平公正的基础之上，中国不需要代表着封闭与保守、充满着阴谋与权力斗争的巨额财富；他说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必须认清行业的本质，能做到对市场的快速反应，并大幅降低成本，否则，巨额的资金投入和人才引进，只能意味着浪费……
从单纯关注具体人、具体企业到研究重大的社会问题，郎咸平的“炮口方向”正在转移。从最初揭秘德隆系，到抨击国企MBO，再到名噪一时的“郎顾之争”，他的言论总能搅得业界风生水起。而2004年德隆系的轰然倒塌，以及曾经把他告上法庭的顾雏军被永久放逐于资本市场之外，都证明了这位“好出风头”的戏剧化人物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预见性。
如果不去探询那个“狂野”的郎咸平与眼前平和的郎咸平之间的关系，你很难真正理解眼前这个人与他所“制造”出的层出不穷的悬疑故事。在娱乐化明星与真正的学者之间，他左右逢迎，但这些并不妨碍他本身拥有的魅力，甚至促使他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
这天晚上，“郎旋风”在登上演讲台前，花了20分钟与我们交谈，专访行将结束时，他略显慵懒地蜷缩在沙发中，神色孤寂地对我们说：“请给我5分钟时间休息，我得准备马上就要开始的演讲。”
无论如何，他的确在为中国社会提供新鲜的思想。
5分钟后，重庆大学学术报告厅的炫目灯光下，神采飞扬的“郎旋风”闪亮登台，《中国企业缺什么》的演讲出语惊人，掌声不断。
郎咸平，进入到他习惯的状态。
“我们的战略指导思想一定是对的吗？”
记者：去年4月27日，您曾到重庆参加一个论坛，应当说对重庆有所了解。此次再度来渝，您对重庆企业的发展有何建议？
郎咸平：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目前面临的最主要问题不是资金不足，不是技术不足，不是原材料不够，也不是人才匮乏，而是缺乏正确的富有创新的思维。换句话说，我们整体的战略指导思想不一定是对的！
一个企业的资金、技术、人才都很重要，但这一切必须完全服从于一个正确的战略指导思想，否则，更多资金的投入可能会使一个企业倒闭得更快，甚至衍生出更多的腐败———如果你的企业战略是错误的话。
对于重庆的发展，我认为大家可以采用反向思考的方式，比如问一问，国有企业、重工业的发展，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的话，很多资金的投入是不是一种浪费呢？很多技术的创新会不会没到点子上呢？人才的使用是否到位呢？
记者：怎样的战略思维才不至于步入误区？您能否提供一个范例？
郎咸平：我最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振兴中的企业、“超英赶美”的企业很多都不属于一线国家，而是二三线国家，包括韩国、西班牙等。而且这些国家企业成长速度非常快，令人震惊。我们过去提到过很多战略，比如品牌战略，品牌战略本身是对的吗？事实表明，任何品牌都可能在三五年内垮掉。
举个例子来讲，日本的索尼在前期资金的投入上，比韩国的三星和LG大得多，可到最后谁成功了呢？是三星和LG。索尼在这两年已经大幅度衰退，难道是索尼的资金不够庞大？技术不够先进？人才不够使用？不是的，它这些方面都比韩国强，缺什么？失败是因为传统、僵硬的思维所致，导致一败涂地。索尼的失败应该给我们很深刻的教训，原来正确的战略思维才是企业的根本。否则，充沛的资金只会让你迅速陷入困境。
还有一个更有趣的案例，这就是西班牙的一家服装企业———莎拉公司，它所有的想法都和一般人想的相反。它有个独特的战略性思维，这两三年来不靠资金、技术和人才的优势，同样能“超英赶美”。我们知道，服装迟一天卖出去就会贬值0.7%，因此前导时间(指服装从设计到销售所需要的时间)将成为取胜的法宝。而要有速度，关键就在于一定要做市场的快速反应者。
莎拉公司旗下有20家现代化的工厂和400家生产工艺非常落后的作坊式企业，他让他的现代化工厂只完成染色、裁剪工序，缝制则全部交给作坊式企业，同时还在企业间挖了200公里的隧道作物流，结果大幅缩短了前导时间，快速获取了最多的市场和利润。
这和我们一再强调的规模化、科技化、现代化企业完全相反。莎拉成功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完全把握了事物的本质，以前导时间为唯一的考量，这就是思维极度创新所起到的作用。
“信托责任必须以法律为基石”
记者：近年来，您在许多场合都谈到信托责任，与国内盛行的管理层激励甚至MBO截然相反。今天，我们已经看到有一大批企业家因此而倒下，您认为信托责任应该如何建立，单纯强调信托责任或是企业家的良心，建立职业经理人队伍是否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行为？
郎咸平：这个问题问得很好。过去我们有个错误的想法，东西是自己的才做得好，所以国企做不好。那么管理层收购把国企变成自己的了，自己的东西就做好了吗？你拿了不属于自己的国有资产，还敢上台来大谈产权改革的经验？
我的看法是，我们在思维方面应该有新的突破。中国的未来是国企和民企都需要奋起直追两翼齐飞，这才有可能出现下一波的快速增长。因此，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的职业经理人，都要有一个理念———做好是应该的，做不好是不应该的，是要承担相应责任的。那么如何让职业经理人做好呢？政府必须加大法制建设力度，必须要有严刑峻法来强迫职业经理人承担责任，这是必须要走的一段路。
记者：在目前的情况下，怎样才能提升和约束职业经理人的道德呢？
郎咸平：信托责任必须要成为法律约束的一个东西，尽管目前我们还没有。在欧美国家，信托责任本身就是以法律为基石的，你违反信托责任就是违反法律，所以我们不能希望通过职业经理人的良心发现，而是要通过政府强有力的执行力度来制定游戏规则。信托责任不但对于个人而言是个极其重要的指标，对于国企和民企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没有信托责任，大家怎么可能合起手把企业搞好呢？经理人要是有一天走的时候，把客户都带走了，企业怎么办？“‘先富’决不意味着让另一部分人更穷”
记者：改革20多年来，从最初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今天开展对财富重新分配的讨论，大家热衷于对垄断行业的声讨。您认为在现实条件下，财富应该怎样重新分配？如何体现效率与公平兼顾？
郎咸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邓小平先生提出来的，这句话非常正确。但这句话有一个潜台词，那就是另一部分人不能因而变得更贫穷。那么我就要反问一句话，现在其他人是不是变得更贫穷了呢？从基尼系数来看，我们已经在警戒点的位置。
让少部分人得利的国企改革，是不能让人接受的，因为它违背了改革的初衷和理念。在改革路径的选择上，效率必须建立在公平的基础之上，这不是我个人提出来的，而是经济学家的共识和标准。
我们应该对以往总以为对的东西重新反思，我们过去所追求的可能不一定完全正确呢？这是一个反思的时代，如何实现下一步改革至关重要，一定要把思维摆在第一位，过去我们太忽略思维的重要性了。思维是各地政府和企业目前最应该重视的话题。
“资本运作须有良好的监管制度”
记者：在近年来的国内市场上，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资本运作是一个出现频率非常高的词语。您认为资本运作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它在中国的市场化进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郎咸平：对于资本运作，我个人认为应该辨证地来看这个话题。资本运作很多是通过资产购买等形式进行，你不能说它不行，但是这种资本运作需要一个社会条件，那就是要有非常良好的监管制度，没有一个很好的法制化规则，妄谈资本运作会伤害到大多数人的利益。
资本运作应当有一个原则，就是参与者不能伤害到股东。资本运作本身并没有好与坏之分，是什么使资本运作变成一个坏的资本运作呢？那就是没有好的法律监管。
“外资进入并非多多益善”
记者：改革开放20多年，也是我们对外招商引资的20多年，尤其是在WTO之后，外资进入国内的速度日趋加快。您如何看待外资的进入？大量的外资进入能推动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吗？
郎咸平：外资在一个游戏规则尚不完善的市场中，是具有一定程度的掠夺性的。
我们注意一下，去年，以合法的利润形式流出中国的外汇高达2000亿美元。这里有一个背景，就是我们把许多优惠政策给了外资企业，而没有给内资企业。如果把这些优惠政策给予内资企业，那么这2000亿美元就会成为国内资本，内资企业就可以进行转投资，可以更好地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
外资多了就一定好吗？外资企业的确拥有最好的管理、最多的产品、最好的服务，但到了多年以后的某一天，外资有没有可能联合起来上抬销售价格，下压进货价格呢？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因此，发展经济完全依赖外资的思路是错的。
目前，外资大商场不惜血本在中国加速扩张，实际上是一种“零售倾销”，用国外市场赚的利润来补贴中国市场，以便占领中国市场。这是一种不公平的竞争，政府应当制定法制化的配套措施，理顺“游戏规则”。
记者：您在2006年的最大愿望是什么？主要研究方向是什么？
郎咸平：这是一个我所期待回答的问题。我希望呼吁公众共同关心社会问题，想方设法构建和谐社会。我相信，这才是作为一个学者真正应该尽的责任，只有社会和谐，国家进一步发展才有依托。改革开放初期，活跃的经济因素太少，火种太少，所以呼吁经济发展。但是到了今天，经济已经很活跃，反而是社会其他因素约束限制了我们的进步，这个问题迫切需要解决。我希望所有和我交流辩论的人士，都明白这个道理，让我们一同为改变中国的大环境而努力，而不是为了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而争吵不休。
郎咸平重大演讲精彩语录
◇不用问，你们的回答是错误的！肯定是错误的！全都是错误的！(得意的笑)
◇这个问题很可爱，不过，你这是典型的僵化思维！现在还用索尼的人脱离国际了，因为这家公司生产的东西已经成本失控。但我想，等下演讲会结束了，会有很多人用索尼相机和我合影的。(大笑)
◇你们听了我的演讲后，会不会觉得今天晚上白来了？因为你会觉得原来自己做的都是错的，现在脑子里又是一片空白，还不如不听的好。(坏笑)
◇你问我培训行业的本质是什么，那我实话告诉你，我也不知道。几百个行业我最了解的其实只有几个，哪可能什么我都知道？要是我什么都了解了，这辈子我早发达了！(尴尬的笑)
◇请问在座的企业家们，你们当中有谁不是天天晚上感到焦头烂额的？你们当中有谁是真正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的？你们当中有谁敢站起来说自己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声色俱厉)
◇我们的社会正在进入到一个反思的时代，我们必须跳出僵化、封闭的思维，对过去的理念进行认真审视、深刻反思，寻找正确的思维路径。(严肃)
(记者 李鹏 何旭 实习生 赵庆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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