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运动、社会主义这样的词语甚至使人连哈欠也打不起来：人们几乎不知道，这些词语意味着什么，只是想象，这大概是某种红的左的东西，因而这已足够令人怀疑的了。须知：没有工人运动，没有社会主义者，没有他们的思想家，他的名字叫卡尔· 马克思，当今六分之五的人口依然还生活在半奴隶制的阴郁的状态之中；没有斗争，没有起义，没有罢工，这需要发动，需要引导，资本家是连半步也不让的。西方世界理应感谢卡尔·马克思，尽管东方世界宣布倍奉卡尔·马克思，不过，似乎有一种远比争取如下的远景更为复杂的想法：维护卡尔·马克思，不要让我们的子孙认为他是可怕的幽灵。
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似乎马克思都在被论证为是荒唐的。
打着他的旗号的为数众多的派别，对其学说的数不清的篡改，使得他的名字成为激进派淑女聚会时的谈资，抑或成为绅士们的玩物-- 这些绅士们就像知道普鲁斯特一样知道马克思。世界上有三分之二的人在挨饿，这个世界还在散发着被剥削者的汗酸气，它似乎不再需要马克思。有可能，一百年之后，在今天世界上饥饿的地区，也不得不遏止消费，也不得不对经济增长刹车--要求企业家“牟利不可过分”，也许现在就已经这样做了。西方世界--它此外也在宣布信奉基督教--至今还像马克思提出他的理论的一百年前一样，除了乐善好施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而外还没有别的回答。在一个大多数人渴望吃饱的世界上，有人为了吃得过饱而发愁。这个世界--当然是在理论上--取消了贫穷；贫穷这一字眼对这个世界不再具有神秘的意义。贫穷一词已被无社会能力所取代-- 该词词义不断变化，多种意思混合在一起--是疾病，犯罪，不卫生的混合体。贫穷原是基督和其所有圣徒的神秘的故乡，有着完全不同于社会意义的意义。抽去贫穷的社会意义，从而也掩盖了剥削，剥削才是贫穷的原因。面对世界上的被剥削者，而今基督和其圣徒又陷于何等样的境地呢?看来他们的境况似乎是极其辩证的：他们为饥饿者带来乐善好施，带来福音。这是一种具有特色的、具有历史特色的福音--因为在基督诞生之前，这个世界上还没有哪种势力关心到穷人--向穷人宣告这种福音。他们向他们的孩子宣布卡尔·马克思为反基督者，难道他们能够完全放弃这样的马克思吗?抑制经济增长，调节福利，以及“牟利不可过分”这样美丽的话语正如同阶级斗争那种严肃而又阴暗的字眼一样，很少是基督教的词汇。阶级斗争明确无误地意味着革命，而革命意味着流血。
马克思期望革命，希望革命。
从24岁到去世，他就一直献身于他的革命思想，以及这种思想的不可抗拒的力量。他的同时代的人认识到了他的伟大，种种遗留下来的材料毫无疑义地证实了这一点。莫塞斯·赫斯在给他的朋友奥伊尔巴赫的信中曾谈到写上述文字的青年马克思：
“在这里结识一位男子，你将会感到高兴，他也属于我们的朋友，虽则他住在波恩，在那里他不久便会讲授哲学。你对此要有思想准备，也许你是在结识一位唯一在世的哲学家。他很快便会在公众中崭露头角，他将把全德国人的眼睛吸引到自己身上来——我的偶像名为马克思博士，他还是一个青年，可他要给中世纪的宗教和政治以最后的一击；他将最深刻严肃的哲学和最辛辣的幽默结合在一起；想想看，他集卢梭、伏尔泰、费尔巴赫、莱辛、海涅和黑格尔于一身，集者并非胡乱混在一起。这就是马克思博士。”
青年马克思就已唤起了希望，焕发出伟大而又令人敬畏的光辉，这从同时代人所遗留下来的材料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有人怕他，有人敬他，可大家都一样觉得他伟大。
年长几岁的马克思嗣给英国人海恩德曼留下的印象是：
“我们离开了马克思的家，陪同者问我，我对马克思有何想法。我说，我想他是19世纪的亚里士多德。话刚一出口，我就已觉得这个比方不妥。首先无法想象的是他会是亚历山大大帝陛下的廷臣。此外，他决不会为了能够以冷峻枯操的方式去把握事实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而脱离人类的直接利益，而这正是这位古希腊最伟大的哲学家的特点。毫无疑问，马克思对包围着他的剥削和雇佣奴役制度的憎恨并非仅仅是知识分子和哲学家的憎恨，而且也是一种强烈的有着个人色彩的憎恨。”
如果把这位同时代人的说法当真，那么要问，马克思的憎恨怎么会是个人色彩的憎恨呢? 从其出身，从其成长道路来看，他没有任何理由为了个人的缘故而去憎恨周围的充满着剥削的世界。卡尔·马克思并不愤世嫉俗，他没有亲身经历过任何压力和困苦。在他心中没有滋长或者出现过仇恨。他和父亲志同道合，钱足够用，享受着他的大学生活，并且写诗。在他19岁时，便和特里尔城里美的姑娘燕妮·冯·魏斯特法仑订了婚。后者是特里尔市府顾问路特维希·冯·魏斯特法仑的女儿，对卡尔·马克思来说，市府顾问正是他自己父亲的补充。 熟识卡尔·马克思的人都坚信，年方26岁的马克思博士，他在官方的文件上被称为“文学家”，和他年轻美丽的妻子有着远大的前程。人们不由自主地将马克思想象成一位求教者盈门的年轻的教授，一位年轻进步的部长。在一幅当时流行于资产阶级圈内的油画上，可看到衣着华贵的马克思阁下胸前的勋章琳琅满目，妻子在旁，儿女绕膝--这是一幅德国全家福。 在特里尔、在科隆、在波恩的博物馆里都可看到这幅可爱的油画。然而他的伟大使他别无选择，他接受了摆在那里的前途：几乎长达40年的流亡生活，40年的拼命工作，40年的贫困和牺牲；他成了一个个求乞者，他接受朋友们的馈赠。思想战胜了他的智慧，征服了他的信念，理智以思想锻造他的良心；这是一串链条，他无法挣脱它；这是不可抗拒的力量，只有屈服于它，然后才能战而胜之。24岁的马克思所写的，用于40、50岁的马克思身上，听起来有点像神秘的预言，预言已经应验；在接连不断的惊怖中，这预言发挥着《旧约》的作用。在西方的思想史上，为追求纯粹，不仅使自身，也使全家像受到诅咒一般蒙受匮乏和困苦，牺牲自己的儿女，也只有极少数几个人物。只要卡尔·马克思对现实作出小小的让步，他们就会得到拯救。可马克思相信的是一个与时代流行的现实梧梧不入的现实。马克思也像他那个世纪的另外三个伟大的德国人--克莱斯特、荷尔德林和尼采一样，不知道什么叫妥协。克莱斯特开枪自裁，荷尔德林和尼采都发了疯。马克思是完全清醒地走向他生存的悲剧。他的第三个孩子夭折之后，他在给拉萨尔的信中写道：
“培根说，真正杰出的人物，同自然界和世界的联系是这样多，他们感到兴趣的对象是这样广，以致他们能够经受任何损失。我不属于这样杰出的人物。我的孩子的死震动了我的心灵深处。我对这个损失的感受仍像第一天那样的强烈，我可怜的妻子也是万分悲痛。” 这就是马克思，他每天要在大不列颠博物馆度过10个小时，为写作《资本论》而进行研读；他作为理论家，诅咒没有尊严的乞讨现象，可他对乞讨的孩子却无法抗拒。卡尔·李卜克内西曾这样描述他：
“马克思像所有坚强健康的人一样，特别喜欢孩子。他是一个最最慈爱的父亲，他可以和他的孩子一玩就是几个小时，自己也成了孩子。不仅如此，那些陌生的、隐于困苦之中的、特别无助的孩子如若向他走来，他就会被他们所吸引。他在穿过贫民区时，会突然离开我们，走向坐在门槛之上的衣衫越楼的孩子，抚摸他的头发，并将一个或半个便士塞进他们的小手之中。他对于乞丐则疑虑重重，因为乞讨在伦敦已变成有利可图的行当，并且成了金饭碗，尽管讨到的是铜币。
可是如果一个男乞丐或一个女乞丐领着一个抽泣的孩子来到他的面前，那么马克思就会无可救药地输掉，尽管在乞丐的脸上可明显地看出他(或她)是在欺诈。马克思无法抗拒孩子乞求的目光。”
但同一个马克思却渴望经济危机，渴望饥荒到来，他在理论上要使成千上万的工人及其家庭陷入比目前业已陷入的更大的困苦，为的是期望革命到来。他赞成巴黎公社的残酷，这使得他不为人们所喜欢。
19 世纪是一个残酷的世纪，可其残酷的程度远逊于我们的世纪，一个20世纪的马克思没有可能度过长达十年多的流亡生活。19世纪在恐怖、剥削和压迫方面，在进行冷酷地、有计划地杀戮方面也逊于我们的世纪。社会和社会主义者对着干，马克思肯定是对这种对抗感到是一种光荣，因为它认同了他。争吵、妒忌、权力斗争层出不穷，锋芒毕露而又固执的马克思也不无过错。如果是与斯大林历次清洗的那种冷酷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于事业毫无意义的残暴和杀戮相比，与即使是逃至国外也不得不生活于胆战心惊之中的那种恐惧相比，这些马克思不得不与之斗争的敌意是不足挂齿的。如果是将19世纪的监狱和20世纪的强制劳改营相比，将19世纪的警察恐怖和20世纪的社会恐怖相比，那就几乎没有人敢于有这样的观点：研究马克思是多余的。他人和马克思斗，马克思和他人斗，在论战的文字中、在报刊文章中、在讨论会上进行无情的斗争，毫不留情。可是没人会想到论事之外对人进行斗争。 对思想运动及其后果加以推断，连最后一个细节也不放过，或者是对它们加以表达，这可能是想像力极具吸引力的工作，不过也可能是想象力的无用功。人们想像，如果没有某—位杰出人物，比如说没有马克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这简直是难以想象。在拉萨尔、蒲鲁东和在争夺国际社会主义领导权斗争中最后一位可能的竞争者巴枯宁死后，卡尔·马克思无可争议地成了国际的首领。马克思对上述的对手曾激烈地斗争过，有时刻骨地仇恨过。马克思死后，恩梧斯取代了他的位置，从此真正斗争的时代，直接政治斗争的时代才算开始。
没有马克思的理论，没有马克思为未来斗争所制定的路线，几乎不可能取得任何的社会进步。后代人享受这些社会进步心安理得，想也不去想一想马克思的事业、马克思的生活。女售货员没有马克思是不可想象的。女售货员没有马克思，至今还得为其八小时工作制，为其自由的下午，也许也为其自由的礼拜天，为其在I作时间偶尔坐坐的权利而斗争。
然而不仅是在女售货员的床的上方，而且在大学生的床的上方也悬挂着浑浑噩噩散播者的图像。对公众来说，在寻找所谓榜样的过程中，任何模式都可用而再用，都算不上低俗。公众一方面崇拜“理想的新婚夫妇”，同时也崇拜“理想的情妇”。但那位来自特里尔的卡尔·马克思博士和燕妮·冯·魏斯特法仑所缔结的姻缘却没有希望成为样板，然而正是卡尔· 马克思的这种坚贞不渝也许才使得他免遭他那个世纪受到误解的其他三个伟大的德国人克莱斯特、荷尔德林和尼采的命运：自杀或发疯。当然也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尽管他们也出身于基督教，他们在马克思死后还是急切希望马克思遭到上述三人的命运；他们对那位女性不予尊重，因为她将其贞操献给了这些别有用心之人意欲将其从19世纪一笔勾销的那个男人；他们也拒绝尊重在德国思想史上举世无双的友谊，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利希·恩格斯之间的友谊。后者也像燕妮·冯·魏斯特法仑一样，为有别于他所出身的那个阶级而斗争。这三个人中每一个人的生活和事业离开任何其他一个人都是无法想象的。年轻的马克思在以后的数十年的不倦的细小工作中，受到恩格斯的支持，为构筑他的理论收集材料，天才地加以阐发。没有年轻的马克思，没有和年轻的马克思的相遇，思格斯即使再有天才和睿智．也有可能停留于他所出身的那个阶级。没有恩格斯，马克思就不会有勇气坚持下去。恩格斯在英国工业基地曼彻斯特为马克思而工作，给他以物质上的支持；在马克思流亡伦敦的整个期间恩格斯都给他以金钱上的支援，在马克思与国际内部各种思潮进行令人厌恶的长期的斗争中，恩格斯总是站在马克思的一边；卡尔·马克思如果没有这个不倦的朋友肯定也会失去勇气。像卡尔·马克思和燕妮·冯·魏斯特法仑之间的婚姻一样，马克思和思梧斯之间的友谊，可谓举世无双。
马克思逝世时，他的学说还没有在战术的意义上发挥政治作用；它还在发酵：许多东西尚未发酵充分，有些已在爆炸；交到政治家手中，他的学说成了血腥的工具；也许只是因为这个世界对马克思尚未回答，利用他的失误，用来掩益他的真理。他的学说在其手中成了政治工具的那些人利用他，以便掩盖他们的罪行和错误。马克思是革命者，是憎恨者，他要将人从其自我异化中解脱出来，使其回归自身，可他却被人伪造成没有人性的偶像。
马克思从未出卖过自己，他与自己的家庭和他朋友恩格斯的生活以及他所描述的金钱的魔力绝然对着干，上述的描写则可以一成不变地用于当今的社会，而不适用于某些特例，比如像其父系和母系皆出身于一个古老的犹太教经师家族的马克思。他的敌人嘲笑他，并非嘲笑他是犹太人，而是嘲笑他是一位枯燥无味、自以为是的杰出的德国教授，嘲笑他是一个德国典型的理想主义者。他不得不流亡国外，因为他不想委曲求全，伪装自己。马克思既不是犹太人，也不是德国人，也不是英国人。他是卡尔·马克思，一位学者，生活得像个无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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