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论争20年简介（上）
法学的论争，正式的且有规模、有代表人物的论争是从1988年开始的,至今近20年。我们认为期间大致经过六次大的回合。
1988年在长春召开一次讨论权利和义务的研讨会。在这个会上，有几个人提出权利本位的命题。与此同时，也有人立即提出反对意见。从而，权利本位论与非权利本位论展开了热烈的讨论。1989年出了两本书:《法学更新论》（昆明人民出版社1989年1月版），《法学变革论》（重庆出版社1989年6月版）,提出了权利本位论的系统观点。同时，《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发表一篇文章《中国步入法制社会的必由之路》，提出在中国建立“政治市场”、“思想市场”和“契约社会”的理论，使讨论变成了大是大非的论争。后来，权利本位论迅速被推向全国，写进教材，于2001年初宣布“权利学派”的形成，并称成为“我国法学理论发展和法制实践展开的主旋律”。权利本位论走上了颠峰。
稍后，有“法的时代精神”欲派而未能成派。连继出版三本巨制：《法的时代精神》（湖南出版社1997年版）、《法的时代呼唤》（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中国当代法学争鸣实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还有一批文章。对马克思主义的关于国家原理、关于法的原理和关于权利和义务的原理，进行了全面的篡改，把西方政治法律理论大面积地恢复起来。与权利本位论的基本观点互相支持和互相配合，获得过一时之盛。
在大致相同的时期，另一位大家提出 “罗马法精神的复兴、私法精神的复兴、人文主义的复兴”。大搞公法私法划分，高喊公法私法二元，私法优位，鼓吹权利本位与私权平等，私人权利高于国家权利，民法的私法性质是民法本质的复原，并搬进来西方的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这位大家介入的领域很大，“民间修宪”、“物权法”的讨论等，概不寂寞。俨然以大师之风采出场。
在这种舆论环境下，所谓“民间修宪”会议竟然回到国内召开。他们借我国修宪之机，在实施宪政的名义下，全面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提出：不要我国宪法的序言；取消人民民主专政；实行总统制，取消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权；把全国人大改造成众议院，政协变成参议院；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宪法监督，变成美国的司法监督；用三权分立的西方议会制度全面取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取消社会主义公有制，在财产所有权的掩护下，全面恢复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启用资产阶级人权的概念，代替社会主义人权；提出实行联邦制，分裂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鼓吹自由主义的权利哲学，权力分立和制衡的学说；等等。
新“西山会议”是“民间修宪”的继续。选择我国政治制度的要害，喊叫中国共产党是“没有登记”的“非法”政党，党及其领导的人大、政协、司法等“权力架构”都“违反宪政”，要实行“多党制”，“军队国家化”，等等，极为嚣张。
进而又有《物权法》的讨论。两方面观点集中为：中国物权法是照抄德国、日本或台湾地区的，还是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创新；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即按照宪法规定，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依靠公有财产发展、增加劳动者按劳分配所得的个人财产，还是私有财产神圣，抹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区别，掩饰剥削阶级的剥削手段，以发展剥削；是公有财产的主体地位，成为个体劳动者财产、私营企业主和外资企业财产存在的前提和发展的尺度，还是仅仅抽象地所谓平等保护私有财产，私法私权至上，使物权法成为私有化的保镖，等等。
与此大致相同时间，又有“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出笼，派头很大，口气冲天。一露脸就提出“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和“重建中国法学”；就认为占据主流地位的中国法学是非理论和反理论的“政治正确”的大词；就要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的中国自然法；还要重新界定“中国身份”；并且关注、追究和拷问社会秩序及其性质是否更可欲更正当；进而建构一种有关中国未来之命运的“理想图景”。实际上是在中国的大地上公然推行“原装”的西方政治法律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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