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除官僚主义 实行新民主主义
毛主席说：“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要使中国改革成功到达彼岸，必须首先深刻认识中国的国情,深刻认识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深刻认识中国改革的性质和改革的对象。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才能产生出科学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否则是不行的。下面我就来把这个问题说一说。
（一）、 改革开放前我们是官僚主义
长期以来，我们错误地把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国家所有和政府所有等同起来，并在实践中依次取代。其实质是用官为主取代了民为主，用国家主义、实质是用官僚主义取代了社会主义。官僚主义社会是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基本国情。让我们从所有制入手，从宪法对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国家所有、到政府所有的论述中把他看个明白。
首先，什么是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由此决定了宪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各地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和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这就是生产资料全民所有的主要含义。宪法的局限在于，没有明确提出为适应社会主义化大生产的需要,究竟由谁来代表人民集中行使全民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的代表权.但是上述宪法的解释已经告诉我们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亦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民所有。
那么，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呢？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阶段统治的机器。它的主要标志是国家机构。我国的国家机构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国家主席、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问题是生产资料国家所有，是由国家的哪一机构所有？是由其中的一个机构所有、几个机构所有、还是全部机构所有？在此，显然是模糊的。若由全国人大以外的其他机构所有，则与全民所有的真谛相背离；若由全部机构所有，一则扩大了全民所有的外延，实则易主；二也不符合全民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代表权必须明确、集中的要求。可是，宪法在第七条“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及第九条“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中，把国家所有同全民所有等同起来，并用国家所有取代了全民所有。在我国，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主要表现为政府所有。当国家所有取代全民所有的同时，意味着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已被政府所有悄然取代了。这就完全违背了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的论述。
马克思认为：生产资料归谁所有；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如何；产品如何分配是生产关系的三个重要方面。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归谁所有，谁的权力就最大。在我国，既然宪法确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那么全民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代表权就只能归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不容质疑！可是，我们的宪法却把这最最重要的东西弄反了！人民因此失去了在全民生产资料中的神圣的主人地位。为人民服务成为空谈。向官哈腰进贡流行成风。国家主义实质是官僚主义取代了社会主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满天飞了。
虽然宪法规定自下而上民主选举产生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最高权力机关，但是全民生产资料所有权的集中代表权却被政府取代了，使得人大的这一最高权力变成了无根之木，因而大打了折扣；虽然宪法也规定职工代表大会监督评议厂长（经理）的工作，可是当企业的厂长（经理）是行政一把手、工会主席以行政副职的身份屈居在厂长（经理）之下时，这种监督便显得格外苍白无力了。在这样的情形下，确切地说，所谓的全民所有制经济已经有名无实。因为它已被纯粹的国家经济、实际是行政经济替代了。而美其名曰的所谓计划管理体制也不过是绝对的行政控制体制的化身罢了。又由于执政党党政不分，要么以党代政，政企不分；要么以政代党，淡化甚至削弱党的领导，极大制约了党的监政职能，致使中央的决策在基层屡屡受挫，同时，也为行政和企业腐败埋下了祸根。
——这是公有制实现形式在根本性质上的严重错位。是方向性的严重错误！对此，原石家庄纪委书记姜瑞峰和现在的河南省副省长秦玉海均疑惑地说：“我们没干好工作，没为老百姓服好务，应该下跪的是我们。可是，现在却反过来了。”原大连市市长薄熙来尖锐地指出：“现在的有些事情是颠倒的。”说穿了，就是官为主取代了民为主，官僚主义取代了社会主义，这就是结论。
（二）、改革开放至今我们变成了官僚、半官僚半资本和资本主义
改革前我们错误地把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国家所有和政府所有等同起来，并在实践中依次取代。其实质是用官为主取代了民为主，用国家主义、实质是用官僚主义取代了社会主义。官僚主义就是我们的改革对象。不，应该是革命的对象。消除官僚主义，实现民主主义，这就是我们改革的目标，也是我们的改革的性质.
可是绝大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我们把社会主义搞成了官僚主义，一直认为搞的是社会主义。其实哪里有社会主义的影子。分明是在官僚主义的框架里转圈圈嘛。由于我们没有这个正确的、深刻的认识，所以改革派在经济领域匆忙改革的结果，实际是把官僚主义当成社会主义来反对了；而左派实际是极力把官僚主义当成社会主义来保护——他们都错了。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我们引进了资本主义，企图通过发展资本主义来实现民主主义。殊不知资本主义一来到中国，就和官僚主义勾结起来，产生了一个新兴的官僚资产阶级。现在，资本经济和官僚资本经济已经成为支撑中国经济的大半壁江山。但中国的政治并没有大的改观，政府的宣传教育却仍然停留在社会主义的模式之中，只是社会大众的意识形态早已是一切向钱看和向权看的统一了。中国的国情发生的这个畸形转化，与我们不能清醒认识中国的国情而采取的“国退民进”式的错误改革路线起了决定的作用。
首先是在国有企业推行的“抓大放小”改革政策。因为公有制企业能否搞好，问题的实质不在于企业的大小上，而在于管理体制。管理体制对了，小的可以变大；管理体制不对，大的也会倒塌。“抓大放小”完全抛开事物的实质，只是用大小来区分改革的办法，实在是一种不敢恭维的改革办法。因为其“放小”不过是“一卖了之”，就是把他变成了完全的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抓大”，也完全没有具体可行的招数，是“抓而不着”。于是，在放完小后，（其实在“放小”时把“中”的也放掉了）就把目光盯在了大的上面。“抓大放小、一卖了之”是北大光华的主流经济学家张维迎极力鼓吹的改革观。这项政策的实施，张维迎“功不可没”。
其次是在国有企业里推行的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因为“放小”，还有人买得起。大的就不行了。谁能有那么大的实力！于是北大光华的厉以宁出了一招，来个“一股了之”。说穿了，还是变大为小，化整为零，然后再一卖了之。其招数和“抓大放小”如出一辙。不过其中还保留了公有经济的一定股份，所以，他是属于半官僚半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还有一部分至今还是国家独资的垄断经济。如铁路、电力、电信等，这部分是官僚主义的经济。
伴随“抓大放小”和“一股了之”这两项改革政策在国有企业的全面实施，国有经济的比例大副下降，相反，民营经济的比例急剧攀升。时至今日，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支撑中国经济的大半壁江山，一个新兴的资产阶级已经形成。中国的经济由过去单纯的官僚主义社会演变成为官僚、半官僚半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了。
我认为，中国的这种官僚、半官僚半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状态是维持不了太久的。中国现在正处于一场大变革的前夜。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何以言之？
一、中国经过二十七年的改革，已经从原来的单纯的官僚主义经济演变成官僚和半官僚半资本和资本主义经济。走资派在经济领域进行的私有化改造已经基本结束.但是在政治领域基本上还是属于官僚主义性质的，没有太大的改观。这种官僚、半官僚半资本和资本主义的经济同官僚主义的政治的矛盾就是我国目前的主要矛盾。在他的背后是非私有制下的人民和官僚特权阶层的矛盾、资产阶级和官僚特权阶层的矛盾、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矛盾、雇佣工人和官僚资产阶级的矛盾、雇佣工人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这些矛盾日益激化，严重制约了中国各项事业的发展。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二、官僚、半官僚半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丝毫未解决计划经济下的国有生产资料主体缺位的问题。隶属于政府的国资委掌管着国有生产资料。在企业里，国有股占绝对控股优势。那么企业的懂事长、总经理自然是由上面选送，主要也是由上面监管。仅这一点，就会把原官僚体制下的所有弊端如数家珍，一个不剩地全部搬到改制后的企业里面来。
三、改制以后，企业党委形同虚设，已经没有任何实权。他无法行使应有的对企业懂事长、总经理的监督权。党的领导在国有经济的最基层被合情合理地架空了。工会更是靠边站着去了。这种局面，造成了企业监管的真空，助长了企业懂事长和总经理的犯罪。
四、由于改制，引进了民间资本甚至是国际资本，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由于缺乏监管，企业的投资、生产、经营、和资本运作等都潜伏着惊人的回扣。它为国有资产的大流失留下了无穷的后患。更值得注意的是国际资本的疯狂涌入，实际是在我们的经济领域展开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他不仅要吃掉我国的公有经济，还要挤垮我们的民族资本经济，变我国为他们的附庸。这种苗头已经日益显现。
五、政府依然是国有生产资料的主体。依然是官为本取代民为本。党政不分的弊端丝毫没有解决。同样，原官僚体制下行政部门的恶习也会连骨头带汤一起端过来。又由于市场经济的影响，权力也悄悄市场化了。买官卖官肆意泛滥，官场愈加黑暗腐败，党的肌体受到了严重的侵蚀。
六、新兴的资产阶级对官僚主义是又利用又恨得咬牙切齿。他们恨腐败官僚的官僚作风，恨他们的贪婪成性。他们要求改革，要求民主。他们要求取消共产党的领导，成立一个能够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实行多党制，要全盘西化。同时，他们中的一些人为了谋求非法所得，又想方设法拉拢政府机关里的干部，充当他们的保护伞。而官则利用手中的权力疯狂敛财。官商勾结，腐败愈演愈烈。它不仅损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败坏了社会风气，更可怕的是它削弱了中央的权威，使中央的政策在地方很难得到落实。污染、矿难、房价等一些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之所以久治不理，就是由于这个原因。与此同时，地方保护主义得到加强，一些黑恶势力开始抬头。
七、另人遗憾的是“三个代表”理论为资本家加入到共产党的队伍大开了方便之门。许多野心勃勃的资本家混进党的队伍，和党内的演变成资本家的共产党干部以及鼓吹自由化的所谓主流经济学家勾结在一起，形成了一股不可小视的利益共同体，暗暗与中央相抗衡。另一方面，共产党中的左派和广大的人民群众对共产党目前的软弱混乱状况也是极为不满。共产党面临着分裂的可能。
八、敌对势力的背后操作。他们是不愿意看到一个和平、稳定、发展的中国的。他们惟恐中国不乱，要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或第四代实现“和平演变”的目标从来也没有改变。
九、、在官僚主义、半官僚半资本主义和国内外资本主义的“侍侯”下，我们的老百姓过得实在是不快乐。新时代的“包身工”频频涌现，两极分化加大，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
就象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旧的资产阶级推翻不了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一样，依靠软弱的、两面性极强的资产阶级注定完成不了中国的民主革命。事实再次证明，我们推行的"国退民进"式的资本主义的民主改革没有革了官僚主义的命,相反,他一来到中国，就和官僚主义结合起来,形成了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使资产阶级欲反不能了。必须承认一个现实,那就是我们推行的"国退民进"式的民主改革失败了.
（三）实行现代国家制度 科学落实社会主义
那么中国改革的出路究竟在哪里呢？
我给出的办法是：依照现代企业制度的模式改革国家体制，建立与现代企业制度相配套的现代国家制度，这是中国改革的必由之路。具体为：
由全国人民自下而上民主选举产生的享有国家最高权力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民集中行使全民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委员长是当然的法人代表。在地方和企业，则由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和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分别代表地方和企业内人民对地方和企业内的全民生产资料行使所有权，并依次产生地方人大常委会及主任、企业工作及主席。在农村最基层，在党的领导下，一切权利归农会，实行村务公开，村民自治。因为地方、企业和农村基层的全民生产资料不只属于其内的人民，是属于全国人民的。这就要求有一个能够代表全民利益、有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组织机构常驻地方、企业和农村，监督检查他们的行为。这就是监事会。在我国，能肩此重任者，唯共产党的各级党委。也就是说，党中央执政，由共产党的各级党委监政，兼监事会职能。监事会监督执行的是中央的精神。她指导地方、企业和农村把中央精神与当地实际有机结合起来，进行创造性地工作，从而保证了全国上下的高度统一。监事会不应作为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要把他分离出来。把他还给党，另外，把国资委也要从政府中剥离出来，还给人大。为确保监政有力，监事会成员不得兼任地方人大及行政职务，企业亦是如此。其各项开支要由中央财政统一负担。
另外，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性要求有一个社会机构来对全民生产资料行使宏观经营管理权。为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由其产生的国务院对全民生产资料行使宏观管理权，地方人大授权由其产生的地方人民政府地方生产资料行使地方管理权，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授权由其产生的（而非上级任命的）企业厂长（经理）对企业内生产资料行使直接经营管理权，农会授权由其产生的村委会及主任主持全村的生产经营工作。
现代国家制度确立起来以后,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党代表怎么产生?党的干部怎么产生?如何加强对党的监督?要想办法在人民和党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我是这样考虑的.同级人民代表或人大代表是产生同级党代表和同级党的干部的基础.如果一个级别的党的干部连同级别的人民代表的资格都不配,那么他就一定不能成为这个级别的党代表和党的干部.这要作为一个基本的原则.当然,会有特殊情况.对于杰出人才,可以先提拔上来,但经过一段时期的试用后,一定要回到这个基本的原则上来,要让人民来检验.看是否合格.
人民政协是我们国家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机构,他的作用重点是参政和议政.但他不具备监政的职能.只有在政府的上面的机构,才能起到监政的功效.如人大和党委.政协不是.政协的监督最终要通过人大和党委来实现.我暂且是这样考虑的.
新的构想，分开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理顺了人民、党、人大与政府的关系，摆正了各自的位置。同时，将政府的集中领导与人民的民主管理、政府的权威领导与人民的有效监督、中央的宏观调控与地方企业的微观搞活有机统一起来。它彻底摒弃了“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种红薯’”的为政观，而代之以“当官不为服务，无能为民服务，必须回家‘种红薯’”的公仆评选考核机制。它要求由人民来选拔干部、监督干部，罢免不称职干部。真正落实人民在国家中的主人地位。
这种构想，一方面，由于地方人大设在企业的支部——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对企业内全民生产资料的代表职能，挡住了政府各部门对企业生产、经营、资产重组和资本运营等方面的直接干予，把企业从来自行政的重重束缚中解放出来，使其真正成为市场的主体。另一方面，企业厂长是在职代会上经群众民主选举产生的，必深得群众的信任和拥护，他必尽心竭力，精忠为民。同时，企业厂长在工作中还要实实在在地接受职工和企业党委的有效监督，所以，他岂敢违背民意、背叛党心而胡作非为？只要他敢动，一定会就地摆平。决不会无可奈何了。
我坚信，通过这场变革，必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彻底打掉官僚习气，铲除腐败祸根，强化党的领导和中央的权威，将中央的方针政策落到实处，从而激发出广大人民群众无穷的创造热情，推动着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向前。
依照现代企业制度的模式改革国家体制，建立与现代企业制度相配套的现代国家制度是我的发明创造。这个办法究竟怎样？可以让人们去争论，但一定要试。试，可以在一个省，也可以在几个市。在国有大型企业的改革试验更要作为重点来抓。下面，我针对在国有大型企业的实验谈几点我个人的看法：
一、这项改革必须由全国人大牵头，党中央亲自来抓。实行政企分开，人大要从政府那里收回全民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代表权，党中央从政府那里收回企业监事会职权。保卫我们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全国人大和党中央不能无所作为。
二、由中央选派精干力量进驻企业，组建企业党委会。党委会直接对党中央负责，向党中央汇报，接受企业职工和中央的监督。
三、由企业党委整顿各分公司党支部，把企业党的班子组建起来。各分支部受企业党委领导，对企业党委负责，向企业党委汇报，接受企业职工和企业党委的监督。
企业党委及党支部在企业的各级机构里处于最高位置，行使监事会职权，监督企业贯彻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企业党委要大力宣传党的方针和政策，让企业职工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四、在企业党委的领导下，按照现代国家制度下的现代企业制度的模式界定企业的领导班子，给他们重新排序。即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由企业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企业董事会代表企业内职工对企业的全民生产资料行使所有权。由董事会选举产生企业经理队伍负责企业的经营管理。两权必须分离。企业经理必须无条件接受企业党委和企业董事会的监督。工人必须接受经理的领导和管理。工人对经理的监督要通过企业党委和董事会来实现。
董事会的上级主管部门应是隶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国资委。国资委应从国务院移交至全国人大常委会。
五、立即停止股权分制改革。企业的全民生产资料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不容瓜分。企业的各项融资活动都要在保持全民生产资料的资产的完整性下进行。
六、党委进驻企业以后，整顿企业班子是头等大事。因为我说过，在原体制下，企业领导要想不腐败，得具备神的品质。他们或多或少都会有经济问题。我们的态度是向前看！向前看，并不等于对他们所犯的错误不理不睬。要限期交代。把问题说清，把贪污挪用的钱拿回来。只要不存在命案，一切都可以从轻处理。如果有能力，还可以在原岗位上带罪立功。要给他们赎罪的机会。要讲清楚，他们也是旧体制的受害者。这是救他们来了。要他们珍惜机会，千万别存侥幸心理，想着蒙混过关——没门！谁也不行！一个都别想跑！
限期一过。性质就变了。要发动群众举报贪污分子。同时进驻审计部门，审计公司财务。对于查出来的问题，一律交司法部门依法处理。决不留情。
七、、坚持整顿和生产两不误，以整顿促生产。决不能因为整顿影响了生产经营的正常秩序。
八、、提高认识。这是在企业里进行的一场由官僚经济向民主经济转变的革命。意义非同寻常。这场革命，只是先从企业开始，在不久的将来，是要星火燎原，烧遍全国的。是要变天的——变官僚主义的天为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天！让老百姓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
（四）积极吸收和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小平讲到：“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这就是鲁迅先生早先讲过的“拿来主义”。拿来，为我所用。拿来是手段，为我所用是目的。这里的目的就是“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脱离了这个目的，也就失去了拿来的意义；拿来，不是不加分析，要有取有舍。倘若把资本主义制度“拿来”了，把资本主义制度下一切腐朽的东西也拿过来了，那就不只是失去意义的问题，而是变成了反动的了。人类创造的许多文明成果就其本身而言是不分阶级不分国界的，是谁都可以用的。资产阶级知道用他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而到了我们国家，有相当一部分所谓的经济学家竟竟不知道这个道理。想着法子要改变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不知道他们究竟是出于无知呢还是别有用心。
拿来，还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必须要和中国的国情相结合。不能机械地生搬硬套，犯王明试的错误。那么我国的国情是什么呢？
我国最大的两个国情就是：一、我们原来是以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的国家。可是由于我们的失误，我们把社会主义搞成了官僚主义。现在则改成了官僚、半官僚半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二、共产党的领导。在中国搞任何改革，你不考虑中国的这两个国情，你注定要犯错误。你的改革绝对进行不下去。硬着头皮往下推，则必将给中国人民带去灾难。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和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就是两个典型的例证。厉以宁倡导的现代企业制度是一个好东西。用在中国的民营企业是完全可行的。用在国有企业也是可行的。但是，一定要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不能生搬硬套。遗憾的是在这一点上，他没学毛泽东。他忘记了中国这最大的两个基本的国情。他不是从中国的全局出发。而是把目光盯在了一个个国有企业单位。他把他们和整体割裂开来，然后用他的股份制把他们一个个撕得七零八落。他让一少部分人因此一夜暴富，却让更多的人一夜之间由主人变成了打工崽，还有太多的人因此丢了饭碗。不仅如此，他在不声不响中，把企业工会和企业党委也踢在了一边。他把中国引向了一个危险的境地。就象我当初预料的那样：老鼠养肥了，又招来了一群狼。
厉以宁的股份制虽然没有让党变成完全的瞎子,聋子,和哑子,却是绝对变成了瘫子.因为他倡导的股份制缴了企业党委的枪,使其在中国的国有企业形同虚设.这是不争的事实. 又由于我国政治体制固有的弊端,部分当权者和企业暗箱操作,借改制之机,大肆侵吞和瓜分国有资产,使得中国的改革在经济上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在政治上,由于我们的个别领导甚至是主要领导对自由化缺乏清醒的认识,不批评,不反对,任其发展,使党丧失了战斗力,表现得极为软弱.致使中央的决策在基层频频受挫--指挥不动了.在这样的背景下,吴敬琏倡导的市场经济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果呢?毫无疑问,中国被搞乱了.变得无序了.目前国内在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上暴露出来的诸多矛盾无不与生搬硬套现代企业制度和机械照搬国外的市场经济理论有着最直接的联系。
不错,中国必须要实行现代企业制度，要搞市场经济.但前面要加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还要加一个党的领导.要把现代企业制度和市场经济理论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丢了这个,性质就完全变了.结果也大相径庭.在这个关键问题上,厉以宁和吴敬琏都犯了同样的错误.
（五）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
中国只要坚持了公有制的基础地位，只要坚持了党的领导，我们是不怕发展中国的非公有制经济的。相反，我们是希望大力发展中国的非公有制经济的。我们是要努力保护非公有制经济的。非公有制经济作为公有制经济的重要补充，而公有制经济的基础地位就象一个巨大的磐石，为非公有制经济的稳步发展奠定了一个坚实安全的大后方。
那么我们怕什么呢？
我们第一怕的是官僚体制。在这样的体制下，官为主取代民为主，得势的是官，吃亏的是民。半个世纪以来，一直是它阻挠着中国的发展；第二怕这种官僚体制和资产阶级的结合,产生黑暗的官僚资产阶级,权钱勾结，那样老百姓就惨了。实际上,中国已经有了这样的发展态势。我把中国现在的阶段叫做半官僚半资本主义。这是最要命的。第三怕走完全的资本主义道路。那是少数有钱的资产阶级在上，广大的无产阶级在下，吃亏的还是老百姓。况且依据大中国的实际，一旦走了这样的道路，国家必然分裂。搞自由化的人就是要把中国引向第三种道路。显然,高尚权等主流经济学家对于他们所走路线引起的这个结果,是估计不足的。在中国，主要的不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而是官僚主义的东西太多了，这种官僚主义和资本主义勾结的东西太多了。这才是最要命的。共产党领导人民搞建设，就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嘛。要紧的是中国不能两极分化，要实现共同富裕；要紧的是我们要反对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要树立共产主义的高尚道德。
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在发展中国的非公有制经济的过程中，要加强对他们的监督和管理。要让他们守法经营。不能让他们扰乱社会正常的经济秩序。对于在非公有制企业打工的工人，他们的合法权益必须要得到有效保障，不容侵犯！这一点，一定要引起党、人大和各级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夏衍笔下的包身工决不能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再现！解决的办法就是在非公有制企业里必须成立由共产党领导的工会组织。通过这样的办法把工人组织起来，团结起来，使资本家不敢胡作非为。
（六） 把党 建 设 好
中国未来怎样？关键在党。中国如果未来出问题，那么也一定是首先出在党内。所以，一定要把党建设好。
中国改革已经走过了二十七年。这里有许多成功的经验，也有许多失败的教训。需要我们好好地去总结。成功的继续坚持，失败的则要拨乱反正。以此来教育全党，使其永葆青春和活力。
一、思想上的拨乱反正。
这些年在错误理论的指导下，党内的许多同志思想极为混乱。他们丧失了共产主义信念，与鼓吹自由化的人同流合污，大肆诋毁社会主义制度，攻击党的领导。他们把改革开放中暴露出来的一切麻烦不加分析地统统扣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头上。这是完全错误的。
他们中一些人是认识问题。所以要进行教育。要帮助他们，提高认识。有些则没这么简单。对那些顽固坚持自由化立场的，必须坚决清除出党，决不姑息。触犯法律的则依法处理，毫不手软。思想无罪？那是在人的脑袋里。一旦发表，他就不只是思想的问题，而是上升到了行动。对那些公然叫嚣反对党的领导，取消社会主义制度的反动派，必须坚决打击！
当前要紧的是重新确立邓小平理论作为我党的指导思想。即便是提科学的发展观，也首先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下的科学发展观。不提四项基本原则，就没有任何科学而言，更谈不上发展，倒退罢了。所以，在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上，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必须执行。违反了，就得纠正。倘若一意孤行，则必须下台。
二、制度上的拨乱反正。
党在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究竟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他需要党作出现实的回答。这涉及到国家体制的问题、国家宪法的问题。只把党的领导写进宪法的序言里是不够的。以前搞自由化的人就是拿这个做借口来反对党的领导的。这是有他们的道理的。他暴露了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没有解决好的。现实需要我们作出正确的回答。
现代国家制度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党中央执政、地方党委监政，兼监事会职能。上执下监。这是可以写进宪法的。这样，就把党的领导和民主的社会主义制度有机地结合起来——这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
三、组织上的拨乱反正。
这些年来，有相当一些党员，尤其是党的干部，他们已不只是思想有问题，作风上、行为上都是有问题的。要限期交代，争取宽大处理。因为这主要是不完善的制度造成的。他们本身也是受害者。所以，我们的态度应是向前看。但是，对于那些罪大恶极且不思悔改的，则坚决依法处理，决不姑息。
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拨乱反正，最终达到一个目的：树立中央的权威，大大提高地方贯彻执行中央制定的方针政策的能力。作到令必行、禁必止。坚决杜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事情的发生。以胡锦涛为首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是有能力的、亲民的，是值得人民信赖的。他提出的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均衡发展、搞好循环经济、打造创新科技的理念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一定要加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的周围，众志成城，齐心协力，努力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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