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中国改革与转轨： 我们的社会断裂了吗？ | |
| [矫正] 于 2004-11-06 21:13:10上贴 | |
绿水青山 之一：“断裂”中国vs转轨中国 我们国家是不是市场经济国家呢？显然，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国家。今年4、5月欧盟便以种种理由拒绝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中国虽然2001年“入世”了，但还没有真正“入市”。我们在埋怨他人的同时，不妨清醒地认识我们自己。可以看到，经济生活基本上已经完全突破了计划体制的藩篱，但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似乎还有很大差距。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转轨时代，不要以为我们已经现代化了（可能人家真正地走向了后现代化阶段），所以我们的阶段仍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中国特色”。我们的国家仍然处于非均衡状态——一个“非均衡中国”，有人说“两个中国”——城市中国与乡土中国。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警示中国面临“断裂”，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我认为中国政府目前所作的努力正在弥合已经出现的“断裂”！［1］中国正在由一个二元结构社会正在转向多元结构，正处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伟大变革阶段。 之二：效率优先vs公平至上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社会分配指导思想对于当初的改革开放起步发展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生产力意义。但是，公平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底线，是终极价值和理想类型，是不能视之为“偏房”的，是不能以“兼顾”而论之的。公平既有时间上的，也有空间上的；公平既有起点式的，也有结果式的（但目前中国主要欠缺的是机会公平）；公平既有代内的，也有代际的。不论如何，公平也只能是相对的。罗尔斯在《正义论》中便提出了两条原则：一是普惠原则，一是差异（补偿）原则（分稀饭的故事说明绝对公平是不可能做到的）。一直以来，效率和公平都成为了争论的话题，实质上“文化大革命”的争论就是效率和公平两条路线的斗争。我认为，在当前，“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比较适宜地调整为“以公平为基础，以效率为导向”［2］。 之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vs为经济建设服务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一个中心”一直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打破了原有“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执政理念，这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但是，政府作为第一部门，企业或市场作为第二部门，到底经济职能谁最重要？政府作为公共权力机构，要协调统筹的事情很多，以前我们的政府不是管少了，而是管多了，管了不该管的，而该管的则没有好好管，所以经常出现政府缺位、越位和错位的现象。因此，“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政府必须明确自己的边界。我认为，政府的边界就是市场之外、人民之下、阳光之中，SARS危机的出现已经显明了政府的有限性。［3］试想，政府去办夜总会和私人去办夜总会，你说谁占优势呢？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要求政府的合理模式必然是服务型政府、道德型政府、阳光型政府、绩效型政府。所以，个人认为，“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提法倒是更为合理。 之四：金字塔型结构vs橄榄型结构 中国社会几十年来所呈现的是单位社会、权力社会（官本位）、身份社会。个人的角色被他自身所处的位置和所拥有的资源所规定，人们所追求的就是在金字塔般的社会结构上攀沿，当然人人都想登上塔尖。比如，中国的教育好像都是把每一个人都往金字塔塔尖赶的教育——精英教育。在金字塔的一级或一个层次，拥有的权力、身份或资源都是有区别的。经济生活更是如此，从中国社会学会会长陆学艺研究员主编的《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十个阶层中，七八九三层的人数还是占大多数。何清涟女士说，现在中国的个人财富已经集中到了4％的人手中，这个统计数字是否可靠，我们将信将疑。但是，中国的基尼系数不低倒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假设基尼系数为1，国际机构统计中国为0.34，有些机构统计已经达到0.43，而国际警戒线为0.4）。因此，我们需要建构的社会必须是一个橄榄型社会——“两头小、中间大”，要缩小两头最穷者和最富者，要扩大中产阶层。要注意谨防变成“哑铃型”——两头大、中间小甚至中间没有，这是危险的。在建构橄榄型结构社会的过程中，国家的政策设计是最为重要的，比如对最富者和最穷者或弱势群体的政策激励与政策扶持［4］。目前，中央所提倡的“和谐社会”理念正是橄榄型结构的政策塑造所追求的目标。 之五：经济贫困vs制度贫困 中国最缺的是什么？可能每一个人基于不同的标准有不同的答案。大多数人肯定认为，中国最缺的是钱，最大问题是经济问题或经济贫困。在底层中国，应该还有“三困”即“贫困”（经济资源不充分）、“病困”（健康资源不充分）与“心困”（精神资源不充分）。在我的眼里，中国最缺的是制度。经济的贫困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制度的贫困。在2000年2月25日的《南方周末》上，本人撰文认为，中国目前最短缺的是制度，包括制度供给不足和制度执行失范两方面。前者指一定时期内一定局域的制度缺乏，或制度建设跟不上形势发展，导致无章可循、无法可依或者有法有章不能依，依不了的现象和事实；后者指有章不循、知禁不止、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等方面，导致信用滑坡甚至正义沦丧［5］。制度贫困是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的政策刚性与制度时滞已经严重地影响社会有效运行，本人两年来正在研究的人事档案制度便是一例。2003年7月的“汤国基档案事件”与广东的“孙志刚事件”有着许多相似之处。沿用几十年的人事档案制度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单位制的式微和社会流动的加快已经凸现其不可否认的缺陷。我们可以看到在现实场景当中，“死档弃档”、“人档脱节”、“档案克隆”、“人质档案”、“虚假档案”等现象随处可见，因而制度贫困可见一斑。在转轨阶段，制度的跟进以及如何跟进确实值得好好研究了［6］。 之六：民主短缺vs民主技术 大多数人可能认为中国的民主化程度比较低，公众的民主意识淡漠。特别是有些人武端地认为，中国的民主缺位或曰民主短缺，本人认为这是极端的观点，从村民自治、社区自治政治文明建设以及党内民主建设的制度设计等方面可以看到中国民主的努力和民主的生长。当然，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民主可能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比如，公众民主意识不强，民主的土壤还太不肥沃，对于民主还不太习惯，但绝没有到“民主短缺”的地步。其实，中国的民主是不短缺的，短缺的是民主的关键内容——民主技术。比如，县级选举中，如何让选民了解候选人，如何投票，投票站的设置等等。为了将个人偏好有效地转化为集体理性，政治选举与政治决策必须依据投票规则。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布坎南等公共选择论者集几十年学术之功力潜心研究了投票规则，这就是《同意的计算》，他们建构了多数票规则中的孔多塞标准、博尔达标准、淘汰投票、赞成投票等，因而民主技术的重要性就不要而喻了。应该说，民主既是一种理念、一种制度，也是一种实践；在民主实践过程当中，只有成熟的民主技术才能形成有效的民主制度。可见，中国的民主培育和民主操练最急需的应该是民主的技术。民主，我们正走在路上！ 之七：“民工荒”vs“技工荒” 今年以来，浙江、广东等沿海发达地区、用工大省都惊呼“民工荒”，招不到民工或民工短缺确实事实。但是，真正是“民工荒”吗？不是！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一直以来就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有道是：中国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人，面对庞大的人口压力企业怎么会招不到工呢？我想，“民工荒”的出现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的政策春风，取消农业税、对农业实现补贴、减轻农民负担；二是工资待遇低，几十年来民工工资并没有随着资本的密集和增长而有所上升；三是物价上涨，民工的生活成本增高，理性的算计使他选择回乡。但是，还有一个重要而又关键的原因，那就是沿海的工业正面临着产业革命和技术升级，民工的知识素养和技术能力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其实，民工是不“荒”的，真正“荒”的是有一技之长的技能型民工。可见，“民工荒”的根源在于民工的教育素养和职业技能缺乏！与“民工荒”遥相呼应的那就是另一种现象——“知识失业”，可以预测大学生的就业前景肯定会越来越悲观，扩招而教育质量相应没有提高、专业设置随意、学生学却不能致用——。因此，转变当前的教育观念、加强教育结构调整、建构教育预警机制已经成为了当务之急！［7］ 之八：改革经济学vs改革伦理学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学术界最为强调的是经济学的功用，此所谓“经济学帝国主义”。必须承认，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在若干年来已经具备了相当的水准，经济学在回答中国转轨阶段所出现的许多问题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比如，企业产权、公司治理、产业转型等研究方面。可以说，中国社会的转轨实践极大地充实和丰富了改革经济学的理论内容。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说过，中国经济现象是经济学研究的大金矿，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有可能产生一批世界级的经济学大师——“我的信念源自经济理论的作用在于解释经济现象，其贡献大小由所解释现象的重要性决定”［8］。今天，在继续对改革经济学或转轨经济学作深入研究的同时，改革伦理学或改革哲学研究的紧迫性也显得越来越突出了。“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摸着石头过河”等改革初期的思想信条对于当时的思想解放和生产力发展推动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但今天看来诸如此类不择手段、不计成本式的寻求所谓发展最大化的认识论确实有必须细细探究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等理念已经深刻地体现了改革伦理学或改革哲学的重要性了。与此相类似，学术界在对转轨经济学进行重点研究的同时，转轨政治学的研究也应该走向前台。 之九：“拉美化”、“西西里化”vs“国家”主义、“社会”主义 当前中国要警惕两种倾向：一种是“拉美化”倾向，一种是“西西里化”倾向。若干年来，中国成为了仅次于美国的全球外资第二大流入地，外资对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作用有目共睹。但是，我们也要汲取拉丁美洲如巴西、阿根廷等发展中国家完全依赖外资以及外资抽走和外逃的教训。同时，我们还要谨防黑社会资本的“西西里化”现象。从辽宁沈阳的刘涌案、黑龙江齐齐哈尔的“大地主”“小地主”案、湖南邵阳的“小红宝”案等黑社会组织违法犯罪事实来看，我们发现了权贵资本之外的另一个毒瘤——黑社会资本在现实生活中的龌龊存在。黑恶势力积累和渗透资本所形成的黑社会资本以及资本攀附黑社会组织导致的“西西里”倾向（意大利的西西里岛因黑社会一度对政府法制秩序与社会生活的高度渗透而闻名于世），都是市场经济或法制经济的最大敌人，是需要国家权力严加防范的社会乱象。［9］因而，强调国家暴力机器对市场经济环境和社会秩序的整肃是完全有必要的，特别是在急速变革的时代当中。但是，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内部和社会生活场域中，政府或国家的适当退出也很有必要，这就是新公共管理模式所要求的“以政府为主导”应逐步转变为“以社会为主导”。在处理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中，历史与实践再次表明“强国家－强社会”的所谓“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逻各斯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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