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中国的1995年是“顾准年”，1997年又是“顾准年”，十年前的中国知识分子都说顾准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代表知识分子良心的，因此一时间对顾准的赞誉之词是铺天盖地而来。顾准生于1915 年，可谓天生英才，二十刚出头就走进大学讲堂，著书立说。可以说早先的顾准是经济学出身，其后信仰马克思主义，毅然参加革命，辗转南北。新中国成立后，顾准陈力就列，身居高位。然而想不到的是，顾准在六、七十年代却多次受到打击，死时不到耳顺之年。在他最后倒霉的十几年中，他对当时的社会，以及他所信仰过的主义、革命进行了刻骨镂心的反思，于人生最后两年留下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思想文字。
年轻时候的顾准是一个热烈的理想主义者，后来的他也说过：没有想象力，我们年轻时哪里会革命？还不是一生庸庸碌碌做一个小市民？不过，当我们经历多一点，年纪大一点，诗意逐步转为散文说理的时候，就得分析分析想象力了。
年轻时候的顾准正处于中国百年屈辱的最后阶段，当时的他是一位有想象力的热血青年。勿庸置疑，在那个年代，像顾准这样的热血青年有很多很多，否则中国的革命就不会成功。在大部分的人眼中，中国革命的成功就是因为有很多很多的理想主义者，似乎就可以将革命的胜利归功于理想主义。可是对比而今的世道，无不让人感叹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转变之快。当理想主义在当今的社会还不如流氓瘪三有号召力时，我们难道不需要通过重新思考来拯救理想主义吗？我想，在1949年革命成功后的多少年里，理想主义几乎是所有人的信仰。可是，又有多少人怀疑过，那么多的知识分子轻易的乱戴乱扣理想主义帽子是多么的草率，是一种冲动激情的表现。现在来看，似乎可以给出这样的结论，认为理想主义将百年屈辱的中国拯救出来，毋宁说是激情喷发的民族主义和强烈的生存需求暂时的拯救了中国。我们不应该把理想降低到冲动的程度，那么究竟理想主义的内涵是什么呢？对理想主义我们要重新思考一些什么呢？
说毛泽东是理想主义者，大概也没有人会反对，我也认同毛泽东是一个不择不扣的理想主义者。在这样一位理想主义者统治下的国度里，知识分子却不能过上顺心日子，难道知识分子不喜欢理想主义吗？事实上，毛泽东时代的知识分子普遍的感觉到被“社会主义理想”所压抑，理想的行囊压得人喘不过气。自上而下式的理想与中国人骨子里的“家长制文化”配合起来，可就要了理想的命，强迫的理想和专制没有本质的区别，简直就近乎神学了。也难怪90年代自由主义思潮会兴起，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理想主义的深恶痛绝，绝不亚于革命者对封建专制主义的痛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绝大部分应该是受马克思主义所影响的，看来有必要考虑考虑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到底产生过什么样的具体影响。
毛泽东时代的人民，包括知识分子，大概没有人会怀疑共产主义社会的可能性，他们都期待着过上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生活。至于共产主义社会美好生活究竟是什么模样，就比较难以想象了，曾经的空想主义家做过如此想象，但显然是乌托邦。人们很容易把共产主义社会，还有社会主义社会当作是一种可以达到的生活状态来看待，这个状态是可以丰富描绘的。把共产主义社会当作一个终极目的来期待，这无疑是天大的误解，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却是事实。顾准在那样一个意识形态化的社会偷偷的对这一切进行了反思，他否定了终极目的。对社会发展，对历史的看法，就成了我们首先要重新思考的命题。
在对历史的看法上，向来就存在好多种不同的观点。中国自古就存在朴素而通俗的认识论观点，如“宇宙之大德曰生”，“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生生之为易”，一句话说来就是世界是不断变化的。经过多次朝代更替的历史变迁，古代的知识分子对于历史的看法终于就总结出这样的一句话：和久必分，分久必和。当然，这样浅薄简单的历史观是登不了大雅之堂的。但我们要警惕中国人头脑中的这种经验式的、感觉的社会发展规律观念，因为这很容易导致最浅薄的目的论历史观。近现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的接受西方思想，学习西方思想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而在西方，思想家对历史的看法无非就分两种，一种是认为历史发展不存在所谓的支配性规律，他们要么把历史看作是杂乱现象和不相关事件的集合体，要么把历史发展看作是一种自然演进，不存在什么决定性的东西（规律）；第二种认为，历史发展遵循某种内在的、具支配作用的规律，这个规律将决定历史发展的方向。如果考察上个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历史的看法，就会发现他们几乎都是认同第二种观点的（尤其是毛泽东时代），只不过每个人的理解不一样罢了，尽管他们还可能是严重的误解。并且在知识分子眼中，马克思的历史观显然也是属于第二种。对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可以说知识分子几乎都把它理解成了一种目的论的历史观，这样一种观点在中国史学界是占主导地位的。
考察目的论历史观的来源，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绝对不能忽视。目的论历史观曾经被黑格尔以这样的一种形式明确的提出来，他认为历史的最终目的是绝对精神，自然界的发展就是通过辨证的过程一步一步的、无限的接近绝对精神。在黑格尔看来，历史的发展是有目标的，有方向的，但这绝对不是说这个“目标和方向”是个体或部分人的目的和方向。而后来，马克思在黑格尔的思想基础上，发展出了新的哲学和历史观。马克思宣称历史发展的最终，共产主义社会一定会实现。在历史发展的方向上马克思同黑格尔一样是承认目的论的，仅仅在历史发展的动力，以及发展规律上他同黑格尔分道扬镳了。关于历史的目的地，马克思自己都不能想象共产主义社会的详细模样，甚至是共产主义这种社会形态的本质都难以具体而详实的把握到，既然如此，为什么马克思会发表他的《共产党宣言》，为什么公然宣称共产主义社会一定能实现？按照一些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难道这不是可疑么？毛泽东时代的知识分子并没有追问这些问题，反而是一头陷进以阶级斗争和五阶段历史发展论为主体的历史目的论中。这样的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历史目的论，就意味着历史发展是有轨迹可循的，他们会把历史目的论理解成有某条路径可到达目的地。这显然是对黑格尔，对马克思的低级误解。何以那个时候的知识分子的会在自己的思想中形成一种目的论的历史观，尽管准确原因难以考察，但是那时的知识分子却处处暴露出他们头脑发热的实用主义倾向。
这种目的论历史观往往会与当时人们的理想主义情节相结合，结果是大大的激发了人们的热情。因此，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建设之所以能够超常规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这种热情，这种热情能够抵消所必须的组织成本。但是，这并不能掩盖其中的严重误解，尤其到了目前的社会状况，不能说就与这种误解毫无关系。当时冲动的、热情的人们在劳动之后或许根本就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劳动，为了谁劳动，社会主义仅仅只是能够激发他们大脑发热的词语，他们头脑中并没有清晰的相应社会结构形态。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反思中国知识分子眼中的历史目的论和理想主义。
顾准，作为历史的受害者，他所遭受到的社会主义的打击压迫，使他开始清醒，并且反思历史目的论和理想主义。他通过对古希腊和英国资本主义的研究，得出古希腊的城邦制度是一系列历史条件演变的结果，同样英国产生出资本主义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顾准的思考历程使得他认为“历史只是逐渐的演变，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规律在起支配作用”。显然，顾准根据他的考察和分析，否定了当时知识分子的庸俗目的论历史观，但他还并未触及到黑格尔及马克思的思想核心。在顾准看来，人不应该因为历史目的论而丧失创造性，成为历史规律的工具。同时，他也驳斥了人的过分膨胀的主观能动性，历史的发展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不能按照人的想象而出现。进一步，顾准认为：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是进步。我们不妨引用其原话：“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在地上建立天国——建立一个没有异化的、没有矛盾的社会。我对这个问题琢磨了很久，我的结论是，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矛盾永远存在。”他还说道：“怀有完全良好愿望的理想主义者在最真诚的信念支配下犯下了最可怕的暴行……通向地狱之路铺满了良好的愿望。”依据顾准的经验论思维逻辑，得出如此结论实在是毫不奇怪的。
社会的运动极其复杂，要按照人的目的理想、有计划地进行改造便势必变成西方自由主义学者所说的“整体主义”改造，它要求有一个集中一切权力的专制政府整合所有的社会资源，统一全社会所有人的思想和行动，以全方位的控制和强有力的措施推进这个宏伟的计划。而一旦这一整套庞大的政治、社会体制建立之后，便会以自己的方式运转起来，手段被异化为目的，美好的理想异化为悲惨的现实的历史悖论就出现了。按照这样的逻辑，顾准有着其深刻的体验和认识：“革命家本身最初都是民主主义者。可是，如果革命家树立了一个终极目的，而且内心里相信这个终极目的，那么他就不惜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的而牺牲民主，实行专政。”并且在顾准看来，斯大林就是这样的一个可悲人物，没准在他眼里毛泽东也是类似的可悲人物。
上述的分析以及结论我们不能说是错的，但是这些都是经验的结论，我们也没必要当它是真理。引用顾准自己的话说，一切判断都得自归纳，归纳所得的结论都是相对的。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具有那个我们称之为“理性”的东西，上述结论对人来说就不具备普遍性和必然性，尤其是社会中对现状不满的人绝对不会就此罢休。这里我同样可以给出一个结论，立场会决定结论的正确与否。
不得不承认，顾准的这些反思是非常深刻的，尤其是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可是就他反思的结论还是存在某种内在的矛盾，不足以解决他千万次提出的“娜拉出走后怎么办”的问题（原来顾准也是社会中不满的人），这个问题才是他最终的问题（那些借死去的顾准来大发感慨而发泄自己心中的“莫明怨恨”的知识分子或是从来就没想过这个问题）。或许如果他不早死，可能他会进一步反思下去，直至找到答案。当他得出这个社会仅仅只是自然演进的结果，如结构主义者眼中的社会只存在结构架子，那么哪里还会有人存在啊。他既反对了人之作为工具，丧失主观能动性，又反对了人之主观能动性的发扬，这是一个明显的悖论，尤其对身处社会之中的个人来说。顾准的问题是他的思想还不够彻底，他对人的思维之理性，以及历史发展的动力都缺乏更深入的探究。然而，在顾准看来，理想社会的终极目的与社会发展的结果却是大相径庭，这样一个“娜拉出走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在那里呢？
顾准的思想与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家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都反对社会整体目的的可能性，在认识论上都是经验主义的。自由主义认为承认社会的发展是自然演进，这与马克思主义所认同的社会是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中没有什么区别。但是，自由主义者到此就停住脚步了，看似谦虚的承认了自身的理性的有限，很小心谨慎的去玩弄他们自己的“科学设计”，实质上是他们对自身地位的心满意足。马克思主义恰恰体现了人性，人对某种美好目的（其实就是自由）的追求。自由主义者满足所得的自由，马克思主义者追求自由，所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才是彻底的自由主义者。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有趣的情况呢？自由主义似乎是最注重科学的，这一套理论也似乎看起来最公正，不站在任何一方的立场上，实质上，就其实际表现来看，它是最个人主义的，恰恰站在了个人的立场上。自由主义在英国经验主义学者那里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和应用，亚当斯密开创的经济学就直接以个人主义立场在作为其哲学基础。他的著名的“经济人”假设已经成为当前中国人的神圣谕令，相比毛泽东时代人们的激情和理想，国人的这一转变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不管是自由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来源，那就是来自人的理性认知能力，这些主义都是人类的理性发展到某一阶段由某些人所产生出来的，都会有其局限性，不是万金油。马克思曾经就很真诚地承认这一点，他说他的学说是为无产阶级提供理论服务的。无产阶级是被被统治阶级，是被压迫得最深重的阶级。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在无产阶级看来，是具有天然的正确性的。而现实中的一些自由主义者口口声声说自己本着“科学”至上的信念，追求的效率，追求的经济发展都是为了人类，不是为了自己。无产阶级追求的是自由、平等，追求适当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只不过在现实社会中，真诚有时候还就是比不上鬼话有市场。
就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来说，他们似乎走入了歧途，陷于了理性与自我的矛盾之中。理性往往和幻想就只有一线之隔，理性必须有坚实的基础，理性决不是高高在上的。康德是第一个认真对待人类理性的哲学家，他认为在人去认识客观世界之前首先要明确人自身的理性的认识能力。他想通过理性来确定理性的认知界限，就好象他想抓住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提起来。换言之，康德不去探求理性的来源、基础，却缘木求鱼的去确定理性的认识界限，事实上，对事物的认识界限决不能混同于理性。尽管他有如此不切实际的目的，可是他的确让人类的理性认知能力提高了一大步。不过理性认知能力的提高恰恰是表现人类遇到更大的问题，以前的时代在人来说有统一的信仰，统一的社会生活，人不会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以及为了谁干什么，康德却留给人类分离的真和善如何统一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出现说明了人类不再盲目的生活，但也挑战了人类的理性。我们可以把所有目前无法逾越问题的根本原因都归结到人类理性的不够成熟上面，而不会有任何逃避之嫌，也不会有任何误解。自由主义并不是沿着康德所开创的这条路衍生出来的，沿着康德开辟出来的理性之路最终结出来的果实就是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的驻足不前，马克思主义体现出人对美好（自由）的追求，也就并不奇怪了，回顾历史就能够理解这个结论。
从康德经黑格尔再到马克思，如何进行，恩格斯的《路得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有很好的总结。这是一个思维进行辨证发展的过程，而不是现实社会的发展过程。这个最初的过程经历大约100年，但是对于现在的人，在一定的条件下，这整个思辩的过程或许只要1到2年就能够实现。这个过程的终极目的就是主客观的统一，真和善的统一，这是思辩的目的，表现在现实社会的发展上其终极目的就是共产主义社会。这个过程的实现我们就可以称之为革命，思维的革命，以及社会的革命。康德思想的形成恰好与法国1789年大革命处于同一年代，康德接下来有谢林、费希特、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这些德国古典哲学家，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有1870年巴黎公社运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1949年中国革命。革命不是手段，革命体现着本质的变化，暴力才是革命的手段。看看这些社会革命的共同点吧，革命要打碎一切旧传统而创造一个新世界，新的历法代替旧的日月；新的公民代替旧的臣民。策动这一破旧立新的热情的正是对理性的信心。革命就是要以理性来审判以往的一切，要以理性精神来立定一个新的世界，在那里理性的人与理性的世界最终达到了和谐。不幸的是，哲学家的深刻思想却并不能保证革命的果实。四次革命最终的异化，娜拉走后怎么办，在中国，最初居然就是由顾准先生来反思的。总结下来，我们可以发现，理性发展的过程，正是辨证发展的过程，正是理性自觉用于社会的过程。然而，我们只能说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的理性用于社会，社会大众的理性的发展还处于一个较低的阶段。我们也不能把暴力革命中大众的激情看成是理想主义的表现，尽管理想主义同样体现热情。那么，所谓的革命的异化，出走后娜拉的堕落也就没有什么值得惊诧的。
我们可以就康德的理性哲学的产生作一些考察，也就是康德所处的社会究竟发生了什么比以往大不一样的变化。也许这些根本就不可能详细论证，但是在这之前还是有一些事件值得我们关注。
我们发现世界上还有另一种革命，不那么暴力的革命。1640开始的英国革命是一个与上述四次革命不同的另类。在整个英国革命中从来没有重造一个新世界的企图。在领导这场革命的人的口中我们也听不到法国革命中那惯有的宏大辉煌的言词。法国的革命国会通过了《人权宣言》，而英国的革命国会最重要的立法是《航海法》，它只有一个功利性的目的，就是保护本国的海运业主。然而英国革命的这种平淡琐细特征并不是说这场革命是一次缺乏哲学和思想指导的仅仅由目光如豆的市民发动的事变，英国革命实际上是在深厚的英国哲学思想传统的背景下展开的。虽然作为一种成熟的经验主义哲学在当时还有待发展，但英国革命无疑是在经验主义精神的指导下进行的。它谨慎而实际地对具体问题作出反应，目的只是求得一个局部上得到切合实际利益的改进。这就是英国革命的不同之处。再经过1688年的光荣革命之后，英国成为一个稳定的国家，一个蓬勃向前发展的国家，它的诸多成功在18世纪传入到了法国、德国等其他西欧国家，西欧随后就有了启蒙运动。这是一个先进国家向落后国家输出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时代，启蒙运动的形成理所当然，德国古典哲学的运动也顺应时世。我相信现在的中国也可能处在一个相似的关键历史时期。英国革命并不孤单，1861年美国革命效法前辈，稳中取胜，改良有方。巧合的是，近现代，这两个国家都先后称霸世界。早在16世纪，英国就出现培根这位经验主义哲学大师，倡导归纳分析的科学主义者。17世纪，英国有洛克、贝克莱等经验主义哲学家，还有伟大的牛顿。洛克发展其唯物的经验主义，走现代科学一路。贝克莱走唯心的经验主义一路，本质上就是唯心主义，步入死胡同。一个有着深厚经验主义认识论背景的国家，其后18、19世纪产生出很有影响的功利主义哲学，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这些处于一定历史阶段上产生的思想学说都是经验主义认识论的产物。19世纪末期，霍布豪斯的自由主义学说总结出公民自由、财政自由、个人自由、社会自由、经济自由、家庭自由、民族自由和国际自由等自由主义的八大要素。在经济上，英国一向倡导自由主义，自由贸易，政治上提倡民主、自由宪政。20世纪英国又有波谱尔、哈耶克这样的自由主义者，尤其是波谱尔用批判理性证伪了以决定论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在英国来说，自由主义是社会长期发展的结果，是现实社会的抽象，是一个不断积累起来的大杂烩，它决不同于理性自觉用于社会的革命。相对于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就是驻足而立，在理性的诱惑之下也决不敢轻易越雷池一步，始终对自负的理性抱有警惕。某些自由主义者宁愿将人类降低到畜生的位置来思考社会问题，来建立他们的经济学。这样的自由主义是伴随着殖民、剥削、掠夺、压迫而成长起来的，这是勿庸置疑的。
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究竟谁更能代表人类的理性呢？答案其实是很明确的，自从地球上有了人类社会，从来都是统治者、压迫着、剥削者占极少数，而被统治者、被压迫者、被剥削者占大多数，哪一方更喜欢自由主义，哪一方更喜欢马克思主义，历史已经多次的给出了答案。我们再来看看顾准，这个中国典型的知识分子是怎样进一步反思的。作为一个个体的人，顾准说出了这样的话，我相信它是肺腑之言：“他们唯有坚持理想是唯物的，有根据的，同时又是绝对正确的，他们才心有所安。他们唯有坚持真就是善，才能理论与实践一致地勇往直前。这是一种沉重而悲壮的道德理想主义胸怀，本来应该为之肃然起敬的，我自己是这样相信过来的。”但是，现实的悲剧和理论的分析，使顾准断然放弃了以前的信仰：“然而，今天当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为保守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顾准义无反顾的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了“妄想”救民于水火、试图在人间建立天国的革命理想主义者，包括曾经的那个他自己。可以想象，当这些话如火焰般从顾准的胸中喷发出来的时候，他一定如释重负，压抑的情感终于发泄出来，一时的畅快之感让他是如此的坚定。可惜他早死，如果他能见到如今的社会状况，那他又会是什么感觉呢？他相信的经验主义到头来却是人剥削人的经验、娜拉堕落的经验，他要的自由到头来也只不过是强者剥削弱者的自由，贫困者出卖劳动力和灵魂的自由。当新一轮的弱者群起反抗，高举目的论加理想主义的大旗，仅仅只是为了自由和平等的生活时，顾准是否还会坚定如处呢？他个人的确是受苦受难，他个人的反思深入到自己的骨髓，而他却没有意识到自己理性的立场。我毫无责备顾准先生的意思，因为他的反省才刚开始，可惜就死掉了。死去的人所引发的热潮，罪过当然不在死者本人，热潮所体现出来的是一批什么样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灵魂呢？热潮折射出知识分子什么样的立场和理性认知能力呢？无论知识分子是否意识到了这些，一切都已无可挽回。知识分子在现实生活中，当他们做不到真与善的统一时，那将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情啊。因为知识分子就是娜拉，做不到真与善的统一就是不知道自己“出走后”该怎么办。他们不愿经受苦难和孤独，甚至是生命的失去，就这样他们放弃了对真理的求索，同时也放弃了对善的践行。他们在做不到真善合一时，不是反省自身，反而是怨恨人们不该求真向善，疯狂诋毁人们追求美好的理想，这是何等卑鄙的逻辑啊！能做出这种事的就只有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自顾准热潮，中国刮起了自由主义复兴的狂风，此自由主义却不是彼自由主义。这复兴的自由主义是堕落退缩的自由主义，它不仅不敢前行，甚至还在拖后腿，为虎作伥。这种自由主义是个人主义立场的软弱自由主义，是逃避的借口，但决不是真理。中国人在人性上向兽性的回归如此之彻底，无不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反思成果，无论他们是否有意还是无意。他们鼓吹的理论浅薄庸俗，可笑之极，一旦结合上了某种反动的势力就无往不胜了。如今，在中国自由主义几乎成了过街老鼠，落得人人喊打的悲惨境地。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只知道空喊宪政自由，民主，产权明晰化，国有财产私有化，言论自由……，可是，谁都知道他们是在为自己的利益而摇旗呐喊，当然也就没有人出来鼓与呼。中国主流知识分子如此之快的转到自由主义的立场上来，因为他们原本就是历史目的论与激情主义的化身。他们决不是理想主义者，因为他们从来就不明白他们真正的理想是何物。理想是对真与善统一的深刻认识，以及由此而去实行的坚定信念。顾准之后，知识分子的反思缺乏深刻的理性认知能力，拾起浅薄的自由欲望主义，大势污蔑理想主义。善良而简单的中国人自古以来对知识分子的精英主义崇拜，死心塌地的相信知识分子的鬼话，以致当前社会中理想主义、对美好的追求都会如此受到人们的鄙视。这是一个如此颠倒的世界啊！
中国90年代的改革，其理论基础几乎都是来自西方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他们是怎样将这些理论生搬硬套在中国人身上的，其后果如今已是一目了然，令所有善良的人们为之哀叹。恩格斯说：“规律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他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规律，而是规律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中国之马克思教条主义者，中国之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只知道贩卖从西方抓来的皮毛，他们何尝将中国人民当人看过。呜乎哀哉！！人类的理性决不能降低到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水平，也不能止步于西方自由主义者的水平。
顾准的精彩反思还有某些深刻的方面，他说：“马克思的逻辑＝辩证法＝神学。”其实，这一结论深刻但还是片面的。对正在经受苦难和剥削的贫弱者来说，马克思的逻辑一开始就是他们的圣经，是他们的神学。就其作为神学来说，一方面马克思的逻辑仅靠被压迫者的情感意志的反应就能指导他们起来造反，另一方面马克思的逻辑赋予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革命的神圣性，这种神圣性恰恰是来自于人的理性。但马克思的逻辑却不仅仅只是受压迫者的神学，他还揭示了真与善统一的辨证规律。在顾准看来，马克思的哲学是唯理论与唯物主义的神妙结合，但他把结合理解成简单的相加，而不是马克思所创造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一定阶段的理性认知能力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他显然是片面的、局限的，但是我们并没有必要因此而去反对人类对美好生活的理性的追求，反对理性认知能力的发展潜力及可能性。自由主义警惕理性的自负，这本无可厚非，但是有些自由主义者借此宣传人类自私论，宣传从林法则，宣传弱肉强食，那毫无疑问就是堕落，那是对人类理性的侮辱。如果要对理性下一个定义的话，那么理性就是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所逐步发展起来的对世界的认识能力，理性是不断发展的，因此也就具有阶段性。离开人来谈理性就是鬼话。人，于社会生活中又不可能没有立场。离开了人的立场来谈理性还是鬼话。顾准止步于经验，斥责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同样也是先验的，即不承认规律的存在。在真和善的问题上，他认同多元主义，而无视人类的理性。这些仅仅只是说明顾准并不理解规律这个概念的真正内涵。
马克思的唯物辨正法承认人类社会有其内在的发展规律，在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终将实现。这正是人类理性认知能力的体现，规律并不是不存在，它是有待理性去认知的。关于规律的存在，以及如何发生作用，恩格斯在《路得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说过这样一段话：“但是，社会发展史却有一点是和自然发展史根本不相同的。在自然界中（如果我们把人对自然界的反作用撇开不谈）全是不自觉的、盲目的动力，这些动力彼此发生作用，而一般规律就表现在这些动力的相互作用中。在所发生的任何事情中，无论是在外表上看得出的无数表面的偶然性中，或者在可以证实这些偶然性内部的规律性的最终结果中，都没有任何事情是作为预期的自觉的目的发生的。反之，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但是，不管这个差别对历史研究，尤其是对个别时代和个别事变的历史研究如何重要，它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即使在这一领域内，尽管各个人都有自觉期望的目的，在表面上，总的说来好象也是偶然性在支配着。人们所期望的东西很少如愿以偿，许多预期的目的在大多数场合都彼此冲突，互相矛盾，或者是这些目的本身一开始就是实现不了的，或者是缺乏手段的。这样，无数的个别愿望和个别行动的冲突，在历史领域内造成了一种同没有意识的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完全相似的状况。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是行动实际产生的结果并不是预期的，或者这种结果起初似乎还和预期的目的相符合，而到了最后却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这样，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由偶然性支配着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
黑格尔说过：“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人类社会是处于不断发展和变化之中的，现存的社会如果是极不公平，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因为其不合理而成为不现实，而未来某种合理的社会又将会成为现实。理性之为理性，是就人类天然追求美好生活的本性来说，理性作为一种意识能力是大脑的属性，不是一种独立的、超然的实体。极权主义、专制主义并不是理性过度泛滥，恰恰相反，是社会理性发育不够的产物。理性不具备独立性，就必定从属于人，从属于某种立场（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在现存的少数人剥削绝大多数人的社会中，绝大部分被压迫者所具有的立场及其相应的理性，自由主义者无论如何都是无法视而不见的。现存不合理社会从本质上改变的必然性以及这种变化所具有规律性，都完全是绝大多数被压迫者的生存的要求。这种要求得以实现所须具备的认知能力就是理性。唯物辩证法所揭示的否定之否定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对立统一规律是自然界、社会以及思维运动发展的普遍规律。这些规律很难是经验的，因为这些规律体现的是本质之间的关系，而本质又是从现象中抽象出的概念，因此规律往往体现的是内在必然性，看起来像是先验的。
问题就在这里，不同阶段的理性对规律的认识是不一样的。革命因为某些先知人物（理性高于一般人）的理性思考而逐步成为一种自觉的革命，从而施用于不合理社会。一般大众由于自身理性的局限，革命仅仅体现在他们直接的生存要求上。所以，娜拉出走后的问题就能成其为难题。娜拉出走后所面临的是一个经验社会，是一个偶然的、现象的社会，不再是娜拉所领悟的那种必然性社会。人类在追求美好生活的日子里，一心关注的是达到美好生活的终南捷径，而不是生活内在的客观规律。终南捷径是经验的，规律又怎么可能是经验的呢？不要忘了恩格斯关于规律所说过的那段话。真和善的判断标准是什么呢？肯定不是个人的，存在的只是某种内在规律，标准只能是某一时期某一阶段的相对标准。顾准先生反思“理论与实践以致”，“唯有坚持真就是善”……等等，难怪他体会到一些人的于心不安。规律是本质关系，而不是路径。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表述的是社会形态的本质，在这一本质里，又有相应的规律。这两种社会形态是理性的产物，是抽象的，是具体想象所不能把握的。历史的发展，自有其动力，社会的变化，体现在其本质的改变，亦即革命。本质的不断变化也就是否定之否定规律。个人对于规律总是无可奈何的，因为一个人太渺小。
顾准说：“娜拉出走后的问题，只能经验的解决。”我们既已都明白，那就姑且算他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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