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
就人们日常经验而言，人们可以在自己的亲友中间得到“性善”的证据，也在竞
争者和对手那里见证到“性恶”的表现，很难一概而论人性的善恶。
由于在人类社会中间，人与人关系受到各种社会制度的定位，实际上也只有两种
社会制度设计模式：要么是合作，要么是竞争。合作对于个人而言，整体利益是
增进个人利益的路径，他人是善意的；对于竞争型的体制而言，他人则是恶意的
，他人利益增加意味着自身利益的减少，是一种互为消长的关系。在通常情况下
，人们关于“性善”“性恶”的争论，主要是论证何种社会体制是可能的：合作
型的抑或是竞争型的？
对于任何一个特定的社会而言，由控制权掌握份额划定了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
精英阶层拥有更多的控制权，对于他们而言利益最大化的路径是要求与控制权相
对应的剩余索取权，而合作体制否定这一点，因此就向来不为精英阶层所喜欢。
精英们在“人性自私不可更改”和“性恶”的说辞背后，隐含着竞争型的社会体
制的选择意愿，这是一种最典型的阶级意志。
由于这个“性善”“性恶”的隐喻，直接涉及到社会体制和剩余分配规则的设计
，因此就必然地要成为分歧的焦点，古今中外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一直经久不衰
，而且估计还要继续持续到地老天荒。中国宋代起义农民提出“等贵贱、均贫富
”的主张，实质上就是否定控制权分配上的不平等，否定特定人群有优先的剩余
索取权，这个主张的隐含前提是：剩余分配权必定是要与控制权挂钩的。今天张
五常、张维迎、张曙光等主流经济学家主张“腐败有利”，其认识起点与宋代农
民起义军是一致的。
与此相对应，中国儒家诸子一直是主张合作型的社会体制的，他们往往把“家庭
人伦”作为一个隐喻，来论证人们彼此需要真诚关注对方的利益，这样才能顺利
走完人生里程。个人利益体现在家庭中间，并在家庭内部实现，这是社会上最常
见和最持久的合作模式，合作在人生中不可须臾或离，因此就成为儒家论证“人
性善”的依据，隐含的意义是在合作群体中间，人们彼此的利益并不矛盾，这是
人性善的第一重含义。
孟子还说人人都有“恻隐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羞恶之心”，实际
上就是重申人们可以了解别人的利益，认识到别人利益的实现方式和路径，人们
对舆论评价和自我评价的在意，本身是意味着个人的欲望和本能是能够加以管理
和引导的，在这个意义上人性善是“可善”的意思，这是人性善的第二重含义。
《论语》中间多次重申精英阶层长远利益也应该成为考虑对象，“四海困穷、天
禄永终”就是说精英阶层依托控制权过分行驶剩余索取权，会损害到老百姓的生
存利益，老百姓活不下去就意味着反抗和精英阶层的完蛋，这里揭示的是控制权
不能长久不变，老百姓的认同是控制权长期有效的关键。“出乎尔者、反乎尔者
”则说精英阶层不顾及老百姓的利益和感受，老百姓也同样可以不顾及精英阶层
的感受，毛泽东翻译为“那里有压迫，那里有反抗”。在这个意义上，人性善是
“必须善”，理由是危害老百姓利益的精英阶层，最终也是没有好果子吃的，“
必须善”的理由是出于对精英阶层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的考虑，是对精英阶层控
制权的有效性与老百姓认同感之间关系的深刻体任，这是人性善的第三重含义。
儒家谈论人性善的时候，合计有三重意思：一是人们需要合作才能生存，因此竞
争不总是唯一人与人关系设计；二是人们能够了解他人利益并管理自身的本能和
欲望扩张，人性善实现是有依据的，第三是儒家认为精英阶层控制权的有效性依
托于平民阶层的认同感，损害老百姓的生存利益意味着葬送自己，所以实现人性
善的关键是精英阶层自身，依据是需要为他们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支付“保险
费”。儒家的结论是：有且只有充分合作的社会才是可行的社会。持“人性善”
论的最终目标就是论证这个。
精英阶层在一个社会中间，总是掌握着大部分的政治控制权（权力）、经济控制
权（资本）和文化控制权（话语权），按照他们利益最大化的分配规则，显然就
是按照控制权给予剩余索取权。由于合作体制肯定整体利益优先于个人利益，因
此精英们总是主张竞争体制，这样才能更理直气壮地实现剩余索取权，方便地抛
弃多数人的利益要求。为了方便地论证竞争体制的必要性，历来精英们都是高唱
“人性自私不可更改”的调子。相比较而言，精英们通过“人性自私”或者“性
恶论”去论证竞争体制必要的时候，也有几个层面的意思。
第一个层面是说多数人是受本能和欲望驱使的，追求更多剩余索取权、以及获得
多于他人的消费资料是人们的通常选择；同时为了确保更大的消费资料分配份额
，要在控制权上取得优势，其中掌握更多的生产和生活资料本身就是一种控制权
。因此对于物质财富的竞争，就有了两个层面的需要，一是满足自己的生理需要
，更重要的是满足增加控制权的需要，这样对物质财富的渴求就变得没有止境了
。在这个意义上，物质财富分配要服从“能量守恒定律”和“物质不灭定律”的
支配，“性恶说”首先是肯定了物质利益分配上存在着一种“互为消长”的关系
。
由于占有财富本身的控制权价值，使得占有更多生活资料也成为一个价值象征，
追求更高档次的车子、造价昂贵的房子，鲜衣美食、香车宝马都有标示个人拥有
的控制权水平，在超出实际消费需要之外另有“炫耀”价值。在控制权的竞争上
，除了追求自身控制权的增长之外，损害对手的控制权成长机会也是一个合理的
目标，控制权竞争上要追求一种相对差距，这是“性恶”的第二重含义。同时也
是出于少数精英们方便控制多数平民之必须，因为如果不把人彻底工具化和物质
化，控制成本就无法下降到相应的水平。为便利实现对多数人的控制，需要把个
人的身体也充分工具化，女性选美和男性体育的商业化过程，很明显有助于实现
人们对身体工具化认识，本身也是执行特定的意识形态功能。
性恶的第三重含义是否定整体利益的实际存在，认为人与人关系除了竞争别无关
系，把家庭关系上温情脉脉的面纱揭去，否定人们对合作的认知能力和协调能力
。例如主流经济学家们最喜欢援引的所谓“公共牧场”的比喻，就是否定人们有
认识整体利益并实现整体利益的可能，最后的定位是肯定资本占有方式个人化，
以此去推销“产权明晰”的个人占有观念。
性恶的第四重含义，也是最重要的含义是说社会体制只能是竞争的，任何合作体
制都是空想和乌托邦，这个论证过程本身是服从“思想专制”的需要，想要把人
们的全部眼光限制在有利于精英阶层的认知框架里。最常见的方式是列举各种合
作模式的成本和困难，去否定合作的可能和必要，例如中国精英对毛泽东时代的
妖魔化，就是服从这样一种“思想专制”的目的，阻止人们去思考和寻求合作的
路径。
说到底，“性恶说”是为了论证精英阶层实现利益最大化的竞争规则需要：强调
控制权必须分配剩余索取权，由于精英阶层这个不屈不挠的竞争意志的长久作用
，人类社会在精英们掌握的三种控制权（政治控制权、经济控制权和话语权控制
）的共同作用之下，就不能不长久地处在竞争状态里，结果自证自明地论证了“
性恶说”，把一部人类社会的历史设定为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其实就是一种“有
组织竞争”）的历史。
二○○四年十一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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