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方向仍然是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中国鲁迅研究学会会长郑欣淼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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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元义
熊元义：今年是鲁迅诞生１２５周年、逝世７０周年。鲁迅研究是一门显学，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思想的解放，一些新的材料的陆续发现，一些新的理论和方法的应用，鲁迅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请您谈谈近２０多年来我国鲁迅研究的状况和特点。
郑欣淼：新时期的鲁迅研究走过了坚实的历程，是鲁迅研究史上极为重要的阶段。改革开放，思想解放，使鲁迅研究焕发了生机。我们纠正了以往对鲁迅的有些“左”的解读，纠正了对鲁迅的曲解和拔高，冲破了许多禁区，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目前全国的鲁迅研究者已经组成了一支精干的队伍，具有多学科相互配合的集体优势，正符合从多侧面研究这位百科全书式的伟人的要求。
近２０多年的鲁迅研究，大致有这么四个特点：一是侧重挖掘和把握鲁迅的精神特征。人们先后从反封建、个性解放主义、精神哲学等角度，对鲁迅文本进行了“重读”、“深读”、“细读”和对鲁迅进行了“重估”、“重构”、“重塑”。这些研究大大地丰富了研究课题。还有关于鲁迅与日本的研究、关于鲁迅生命哲学的思考、关于苏俄文学与鲁迅的探索、关于鲁迅史料的梳理、关于鲁迅“立人”思想的阐释以及鲁迅研究史的爬梳等，都有不少创见，使这个学科不断丰富并壮大起来。二是研究越来越细化，学院派的体系建立起来了，“鲁迅学”正成为公认的存在。一些史学界、哲学界的人加入了队伍，研究者在不断增加。思想研究、文化研究、创作研究、方法论、文献学等的多方位拓展，走近了鲁迅。三是跨国际间的交流增多，美国、俄国、日本、韩国、新加坡、意大利等国，都举办过和鲁迅相关的国际性学术会议。鲁迅作为亚洲２０世纪文学的代表性人物，开始得到了广泛的认同。有的学者甚至把他比成基督式人物，认为其原创性和神圣性以及丰富性，已超过了前人。四是民间读解鲁迅一直是一个热点。关于鲁迅的网站、学术期刊一直十分活跃。民间的解读五花八门，观点不一。但作为一个存在，人们一直认为鲁迅是绕不过去的，这是没有争议的。鲁迅在中国经久不息地被讨论，被言说，恰恰证明了他的价值所在。
值得一提的是台湾地区的鲁迅研究。早在１９２５年，台湾的报纸就刊登了鲁迅的作品。１９８９年以前，鲁迅作品在台被列为禁书。１９８９年解严，鲁迅作品才得以大量出版。目前鲁迅作品的出版已非常普遍，甚至被列为高中和大学课程的教材。在解严前与解严后，台湾研究鲁迅及其作品者大有人在，尤其是解严后，逐渐有更多的人士参与研究，从心理学、民族学、美学、社会学、教育学、文化批评、比较学、象征诗学等不同面向去诠释，呈现多样化的观点，出版了一批论文和专著。台湾学者一直把鲁迅当作一个作家来对待，正如台湾有的研究者所说，结果越研究越发现他的伟大。近年来，在以鲁迅研究为学位论文内容的人中，已有２人获得博士学位，１２人获硕士学位。
熊元义：国外鲁迅研究也是很活跃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请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郑欣淼：在冷战时期，国内鲁迅研究中的泛政治化倾向，在国外鲁迅研究中同样存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美国学者夏志清与捷克学者普实克之间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鲁迅研究的著名论争，就十分典型地反映了当时国外鲁迅研究中完全对立的意识形态特征。
冷战结束后，国外鲁迅研究也翻开了新的一页。英语世界有澳大利亚的寇志明从旧体诗看鲁迅生平的研究，他把每首诗都译成英文，然后详加注释。张钊贻的“知识传”（所受知识与学术的影响）研究，他的《鲁迅：中国“温和”的尼采》一书，着眼于鲁迅对尼采美学的中心主题的吸收，以及鲁迅与尼采哲学的政治因素方面。另外，美国李欧梵的心理学研究，香港卜立德的作品解读都有很大影响。
鲁迅是东亚共有的文化遗产。在日本、韩国、新加坡，鲁迅文学作品被广泛而持续地阅读着。近来“竹内好与鲁迅”、“韩国学者论鲁迅”、“日本的鲁迅研究传统”等话题，很引人注意。仅１９９７年至２００３年，韩国的鲁迅研究就有３种专著与１００篇以上的论文问世，博士论文５篇以上，硕士论文２４篇以上，另有海外学者鲁迅专著韩译本４种以上。在日本，关于鲁迅的史料实证研究堪称独步。这方面的北冈正子与阿部兼也对鲁迅的留日经历进行了严谨、精细的考评，贡献很大。丸尾长喜《鲁迅：“人”与“鬼”的纠葛》一书，从鲁迅生活的思想文化背景，到他的精神产品的创造，再直逼他的精神世界的结构和系统，可以代表日本鲁迅研究的高度和深度。藤井省三的《鲁迅＜故乡＞阅读史》，开创了一个接受研究的先例，是独辟蹊径、别开生面的。现在，全译本的日文版《鲁迅全集》已经出版，鲁迅的作品也被日本的中学国语教科书收录。可以说，日本人几乎是把鲁迅作为“国民作家”来接受的。
熊元义：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期以来，围绕鲁迅曾发生过多次争论。当前，我们如何站在时代高度理解和把握鲁迅？
郑欣淼：新时期以来，围绕鲁迅问题展开过多次论争，从重评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历史功过，到所谓“神化鲁迅”，再到鲁迅“被专制利用”的问题，乃至“断裂”“哀悼”事件，一些更年轻的作家对鲁迅的贬损等，这一方面反映了鲁迅思想的丰富性、复杂性，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鲁迅、鲁迅的作品、鲁迅研究均没有过时。当下的价值观念出现了多元化趋势，人文环境也宽松化了。比起刻板的思想禁锢年代，百家争鸣的局面毕竟是令人欢欣鼓舞的。这些争鸣无疑从正反两方面一次次地验证着鲁迅的永恒性和无限阐释的可能性。
当然，有些观点有市场炒作和情绪化痕迹，这是不好的，争鸣应该限制在学理的范围内，要从中国历史的过程中把握鲁迅，不能把今天的一些尺度都强加到前人身上。鲁迅主张斗争，是不错的。人被压迫了，怎么不反抗呢？鲁迅主张“痛打落水狗”，也是有个前提的，就是狗上岸后不再咬人才可。我们分析鲁迅的言语，不可断章取义，要把问题放在历史的语境里才能显示出历史的原色。研究鲁迅尤其不能离开鲁迅的文本，其实，上述论争中有的观点是想当然的，漏洞很多。可以看出，关于鲁迅，在论者心中还有很多盲点，在还没有完全搞清楚研究对象历史的情况下，就其一点就大声喧哗，这是拿鲁迅说事儿，抢夺话语权，不是真正的挑战和创新。针对这样的不良倾向，鲁迅本身的做法就很有教育意义。鲁迅善于用发展的、辩证的眼光看人，看作品，比如研究一个人要弄清他的环境，了解他的经历，熟悉他所有的作品，否则就会发生偏差；对于人的复杂性、多面性，要进行充分的了解，不能只看某个侧面。如果不考虑当时的环境，一味苛责，则很容易导致新的偏激或错误。坚持全面的、历史的观点，坚持实事求是，这应该成为每一个鲁迅研究者的基本素质。
熊元义：鲁迅主张积极大胆地吸收域外文化。他是怎样吸收和融会的？这对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有什么启示？
郑欣淼：鲁迅一生有多半精力是用来译介域外艺术的。其翻译的作品近三百万字，比他文学创作的数字还多。最早是译介科幻小说，希望把科学幻想与文学结合起来，后来关注反抗者的文学，对尼采、拜伦、裴多菲等颇有热情。留日时期还译了东欧与日本的小说，旨在从反抗压迫者的文字里，寻找中国人新生的道路。后来对苏联的文学发生兴趣，借着域外思想思考中国新文艺的途径。其中对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的译介，丰富了他的思想。晚年又广泛接触外国版画，推动新生的木刻运动。他对外来文化的选择是有鉴别的，不是无条件地引进，其中也有扬弃的过程。比如早期重视尼采，后来就与这个德国哲学家很有距离。鲁迅不喜欢欧美的贵族文学，看重的是平民的、知识分子自我审视的作品。对他而言，关心平民，不断向小布尔乔亚的习气挑战，是殊为重要的。他借助一些翻译，也是为了引进先进的思想，以及驱赶自己身上的“鬼气”和“毒气”。另外，他希望以“硬译”的方式改变书写习惯的努力，对汉语的改造意义很大，这种语言学上的努力，现在还没有引起世人的广泛注意。
鲁迅推崇汉唐气魄，就是汉唐时候国力强盛，魄力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因此，毫不拘忌地取用外来事物，绝不介怀。他指出，要进步或不退步，总须时时自出新裁，至少也必取材异域，倘若各种顾忌，各种小心，各种唠叨，这么做即违了祖宗，那么做又像了夷狄，终生惴惴如在薄冰上，发抖尚且来不及，怎么会做出好东西来？因此一定要有自信心，要放开度量大胆地、无畏地吸取域外有用的事物，做到“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鲁迅的这种气魄和态度，对今人的启示是巨大的。改革开放为我们提供了全球多元文化的参照系，我们应该在深入研究和不断探索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有个性的文化。这种文化不是简单地追随西方，而是带有东方人的色调，同时又汇入了现代意识。在封闭的意识里产生不了鲁迅这样的思想者，在洋奴、“西崽”的环境里也诞生不了自由的民族新文化。鲁迅是在一种悖反的价值冲突与文明冲突里，找到了东方现代的精神表达式的。今天，面临着转型和复兴的中国文化，需要有鲁迅这样既有深厚中国文化根基，又吸收了丰富的外国文化营养的先哲为榜样。
熊元义：人类传统文化对于一个文化研究者和一个文化创造者是不同的，一个文化研究者根据一些文化创造者接受文化传统的不同可以区别精华和糟粕；而一个文化创造者对任何文化传统都是一视同仁的。鲁迅既是一个文化研究者，更是一个文化创造者，我们如何看待鲁迅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态度？
郑欣淼：鲁迅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是个很复杂的问题。“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鲁迅是以彻底地“反传统”的面目出现的，这与《新青年》同人是一致的。从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衰落，西学东渐，以及民族危亡的背景来看，《新青年》的这种“反传统”，实则反映出他们变革中国社会和思想文化的急迫心情和激愤情绪。对鲁迅的反传统，还有几点应该注意：其一，鲁迅较之同时代许多人，对中国传统的积弊的感受更为深切，在他看来，历史转折期的传统积弊凭借强大的社会力量和根深蒂固的习惯势力而存在，使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变革尤为艰难。他并不把民族文化作为一个纯粹的文化问题来考虑，而是将此与人的解放和社会的改造与进步相联系。他的思想逻辑起点是人的自由，人性的正常发展。中国之所以难以改革，原因之一也在这里。其二，鲁迅的反传统不是笼统的，而是从改造国民性主旨出发，对长期桎梏、影响国民精神的封建专制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批判，特别是维护封建秩序的等级制度，鲁迅斥之为“吃人”的制度。鲁迅还对社会上各种反映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的光怪陆离的现象进行了坚决的揭露和剖析。这种深刻的“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已成为鲁迅思想遗产的重要部分留给了我们。其三，鲁迅曾反复申明“我来自旧营垒”，并且对瞿秋白评价他为“逆子贰臣”深以为然，他文化批判的最终指向是在传统文化的“染缸”中浸润出来的种种国民劣根性，而首先面对的是自己灵魂中的“鬼气”和“毒气”，毫不留情面地剖析自己。其四，鲁迅对传统的认识也有一个转变的过程。他后期对于文化的新与旧、现代与传统的关系有了更为科学的说明：“新的阶级及其文化，并非突然从天而降，大抵是发达于对于旧支配者及其文化的反抗中，亦即发达于和旧者的对立中，所以新文化仍然有所承传于旧文化，也仍然有所择取。”显然鲁迅的“反传统”，同时又是对传统的一种继承，是在批判中继承，是“弃去蹄毛，留其精粹，以滋养及发达新的生体”。
一直以来，大家似乎公认鲁迅在文化上的贡献是“破”大于“立”，解构大于建构。其实，鲁迅看似偏激的反传统姿态，是一种文化策略上的选择，不是最终目的。实际上，鲁迅是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他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底，不但文学作品的用语深得中国古典文学美的神韵，更著有《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等研究传统文化的学术专著。鲁迅在日常生活中的处世行为也与传统文化并不相悖。鲁迅不是一个民族虚无主义者，而是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生命活力的因素的拯救者和阐扬者。可以说，鲁迅的破传统，是破除传统文化几千年的流弊，是反对“奴才式”的破坏和“盗寇式”的破坏的，他力主要做“革新的破坏者”，对待传统文化遗产主张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以“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的精神，“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分别作出不同的处理。
熊元义：过去，我们在人的发展上犯过片面的错误。今天重温鲁迅提出的“立人”、“致人性于全”的思想，我们仍然感到鲁迅的思想是深刻而超前的。鲁迅的这些思想没有过时。
郑欣淼：是的。鲁迅早期提出的“立人”思想，现在引起人们的广泛重视。鲁迅考察了当时欧美的强盛，认为“根抵在人”。一个国家要在列国中站住脚，最重要的是“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也才能建立“人国”。“立人”就是让人懂得个性之尊严，人类之价值，也就是民族精神的建设，人的素质的现代化。因此，鲁迅与同时代许多知识分子，以民主和科学为武器，对国民进行深刻的思想启蒙，反对旧道德、旧思想、旧文化，以新的理性精神去开启中国的心智，以现代健全的人格向民族“硬化”了的精神展开强有力的挑战，以达到“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鲁迅始终关注的是人，是以人为本的，对于个人乃至人群的重视与肯定构成了他人文价值关怀的中心。
“致人性于全”，是鲁迅１９０７年在《科学史教篇》中提出的一个十分深刻的思想，对于“立人”有着特殊的意义。鲁迅十分重视科学技术，认为它是“神圣之光，照世界者也”，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强盛都离不开科学技术。但对一个社会来说，则需要全面发展，不能走极端，不仅要有物质文明、科学技术，还要有精神文明、人文素养。他说了这么一段有名的话：“盖使举世唯知识之崇，人生必大归于枯寂，如是既久，则美上之感情漓，明敏之思想失，所谓科学，亦同趣于无有矣。”鲁迅认为，片面追求科学和物质文化，可能给人生带来负面影响；不能把知识、科学当成人生的目的，否则会丢掉人性健全发展这一根本。精神的力量影响长远。他提醒人们，要防止社会发展的偏颇，不能“日趋为之一极”，如果逐渐失去了精神，“则破灭亦随之”。这是不可忽视的大问题。因此，人们所需要的不仅是科学家牛顿，也呼唤莎士比亚这样的诗人和剧作家；不仅要有拉斐尔这样的艺术巨匠，也要有物理学家、化学家波义耳这样的科学大师。“凡此者，皆所以致人性于全，不使之偏倚，因以见今日之文明也。”鲁迅的论述在当时很有针对性。从欧洲来说，进入１９世纪后出现了“重物质而轻精神”的偏向，“诸凡事物，无不质化，灵明日以亏蚀，旨趣流于平庸”，人们精神的光辉愈是黯淡；从国内来说，以康有为的《物质救国论》为代表，兴业振兵之说日腾于口，“仅眩于当前之物，而未得其真谛”。当然，鲁迅并不是要抵制物质文明，不是反对科学进步，他认为中国要向西方学习科学和物质文明，但是应注意吸取西方的教训，不能以为“科学万能”，还应警惕从西方可能传过来的“新疫”。在近一个世纪之后来看鲁迅的这一观点，对我们仍有深刻的启示。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物欲横行、人文亏蚀、道德滑坡等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今天提倡科学发展观，就是要使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发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一起抓，科技与人文相融合。这也是“致人性于全”的发展观。要建设一个伟大的强国，要使中国实现现代化，当然需要坚实的物质基础，需要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现代化，但如果没有精神力量的支撑，没有人的素质的现代化，现代化就不会真正实现，暂时实现了也不会长久。可见，鲁迅的“立人”、“致人性于全”思想是深刻而超前的。
熊元义：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他的创作和理论奠定了中国新文学的坚实基础，他的作品充满着恒久的魅力。请谈谈鲁迅的文学创作主张对我们今天的启示。
郑欣淼：鲁迅弃医从文，走上文学道路，是出于改变国民精神的启蒙主义。鲁迅认为改变国家面貌，“第一要著”是改变人们的精神，而文艺则能很好地起到这个作用。他说过：“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他的目的很明确，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正是从对文艺的社会功能的认识出发，鲁迅的创作态度十分严肃，有着强烈的责任感，总是考虑作品的社会效果。有一次一个学生买他的书，从衣袋里掏出的钱还带着体温，这体温烙印在鲁迅的心上，他说至今要写文字时，还常使他怕毒害了这类的青年，迟疑不敢下笔。从改造国民性的宗旨出发，鲁迅的创作始终与现实人生紧密相抱，关注着下层人民的生活、命运，大胆地承认和揭露矛盾，体现了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但是，中国人向来缺乏正视人生的勇气，害怕直面现实，便只好瞒和骗。鲁迅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瞒和骗，强调真实和真诚的文学，要求作家敢于正视人生，毫无粉饰地反映令人颤栗的现实生活，用“为人生”的文学来克服国民精神的危机。要大胆暴露社会人生，但这种暴露又不是光怪陆离、纷然杂陈的社会现象的罗列，也不是为暴露而暴露，而要顾及作品的社会效果。怎么做到这一点呢？鲁迅认为，重要的是要有“理想之光”。鲁迅指出世间有两种毁坏：一种是“奴才式”的破坏和“盗寇式”的破坏，即志在掠夺或单是破坏；一种是革新者志在扫除的破坏。二者的区别在于后者内心有“理想之光”。这个理想是对美好未来的殷切希望，是建立在真实基础上的理想。对于一个革命的、进步的作家来说，首先必须有理想，有追求，紧跟时代步伐，执着地向往美好的未来，这样写出来的作品才会显出“亮色”，在促人猛醒的同时，还能够激励和鼓舞大众同一切不合理的现象进行斗争，满怀信心地争取美好的未来。
在文艺与人民的关系上，鲁迅坚持既要为人民大众欢迎，又要提高大众的审美趣味。他认为，要发挥启蒙的作用，就要把作品交给大众，让大众能看懂、能接受，坚决反对那种“作品愈高，知音愈少”的偏见。但鲁迅又认为，大众化并不是“迎合大众”。那种“主张什么都要配大众的胃口，甚至于说要‘迎合大众’，故意多骂几句，以博大众的欢心”的论调和做法，是不会于大众有益的，甚至“可要成为大众的新帮闲的”。媚悦、迁就一些人思想中落后的、不健康的地方，这是一种庸俗化的做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作品，必须符合美的要求，通过它去提高群众的审美趣味和思想水平。
鲁迅关于文艺的社会功能、作家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作家与社会现实的关系、作品的社会效果等方面的论述与实践，在今天仍然有着重要的启示。在当前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时期，文艺更应该发挥引导国民精神前途灯火的作用。当前有人慨叹文艺日渐边缘化。这种状况的产生不是文艺在社会生活中不重要了，或者位置发生变化了。无论在革命时代，还是在建设时代，文艺的地位和作用都是一样的。现在文艺之所以边缘化，是因为有些作家自我放逐和自我边缘化了。因此，我们仍然需要向鲁迅学习。
熊元义：鲁迅文艺批评思想和实践是丰富的，这对于我们今天开展积极的健康的文艺批评有什么作用？
郑欣淼：文艺批评对于读者、创，和文艺本身的发展，都是很重要的。鲁迅十分重视文艺批评，他一再说，“文艺必须有批评”、“必须更有真切的批评”，这样才能使文艺和批评一同前进，才有真的新文艺和新批评产生的希望。文艺批评要担负起引导读者、为创提供借镜、促进文艺健康发展的任务。好的文艺批评，对于端正读者的欣赏态度，培养读者健康的欣赏趣味，和鉴别香花毒草的能力，会起到积极的作用。文艺作品内容的好坏，也需要有正确的、真切的批评来加以匡正、提倡和引导。批评家通过揭示文艺作品的美点和缺点，使佳花得以更好地生长，使美得到张扬。创如果拒绝一切批评，批评家也“一律掩住嘴”，这看似“文坛已经干净”，然而文艺的发展，所得的结果倒是相反的。
鲁迅提出要科学地把握批评家的主观作用与批评对象的辩证关系。文学批评既可以只说“是”，也可以只说“不”。这不取决于批评家自身，而取决于批评家所把握的对象。文艺批评如果没有正确地把握所是和所非这种客观对象，而是盲人摸象或睁眼说瞎话，那么，无论是鲜明的“是”与“非”，还是热烈的“好”与“恶”，都可能陷入捧杀与棒杀的尴尬境地。因此批评要有对批评对象的真切了解，要有正确的标准，“必须用存在于现今想要参与世界上的事业的中国人的心里的尺来量”。在此基础上，是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不能“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一律拱手低眉，不敢说或不屑说，或者发一通不偏不倚的公论。鲁迅反对“骂杀”或“捧杀”，他说：“批评的失了威力，由于‘乱’，甚而至于‘乱’到和事实相反，这底细一被大家看出，那效果有时也就相反了。所以现在被骂杀的少，被捧杀的却多。”鲁迅认为，批评家的职务不但是剪除恶草，还得灌溉佳花——佳花的苗。他满腔热忱地扶持青年人，反对在嫩苗的地上驰马的恶意的批评家。作品起初幼稚，不算耻辱。
“因为倘不遭了戕贼，他就会生长，成熟，老成”。
现在市场经济发展了，文艺界也出现了一些不太好的风气。有些评论家受商业利益驱动，炒作宣传，这是对社会、对读者不负责的态度。而有些创对外界批评反应过激，也没有体现出应有的学养。文艺界要讲和谐，不是说不要争论和交锋，大家一团和气，而是要在批评与创作之间建立健康和谐的互动互补关系，营造良好的文艺批评生态环境，这需要文艺家与批评家之间互相尊重，善意沟通，对话式地平等交换意见，以促进文艺园地的繁荣。
熊元义：什么是鲁迅的方向？今天为什么还要提出坚持鲁迅方向的问题？鲁迅是中国重要的思想文化遗产，今天应该如何对待这个遗产？
郑欣淼：毛泽东同志在上世纪４０年代提出，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这种看法在现在仍是正确的。鲁迅的方向就是建立一种健全的现代人文理性和科学理性的“人的文化”，就是汲取传统有意义的因子，用“拿来精神”摄取域外文明，创造一种平等、自由、富有创造性的开放的东方文化。
现在纠缠人们的仍然是如何看待传统，如何面对外来文化，以及如何认识现实公平发展的问题。鲁迅在这些方面的思考都很有建设性。他否定了旧文明中“主奴”的逻辑方式，也否定了狭隘的民族主义意识，主张在人类共有的文明里建立普世的、合理的文化，倡导真的、无伪的价值。一方面直面现实，另一方面又要怀抱着美好的梦想。在困境里有一种不屈的韧的精神，尤其是那种在没有路的地方走路的勇气，仍是感人的。鲁迅的方向不但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而且是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鲁迅以其博大、深刻及由此形成的巨大的精神内涵和人格魅力，已成为现代理性和民族良心的卓越体现者，成为民族文化精神的杰出代表者，并成为对民族的后来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思想文化遗产。在当今社会急剧变化的时代，在中华文化转型与重构的过程中，继承、弘扬鲁迅的遗产有着重要的意义。
鲁迅遗产的特点在于，它是精神的一种开始，永远在进行中。他的思想建立在一种人的潜能的调动的基点上，不会让人停在一个框子里。鲁迅让人从“铁屋子”里走出，到旷野里去，有一种阳刚的、朗然的状态。“人各有己，自他两利”，是他的价值态度。“人各有己”就是应有独特的自我；“自他两利”就是要彼此处于和谐的状态，是非暴力的对立。这种既强调个性意识，又关注社会良知、道德的心绪，是十分可取的。
鲁迅是具有殉道感和斗士气的人。他思想的核心就是向一切奴役之路开战，反对对人的压迫和奴役。鲁迅的反压迫的方式，搏击的方式，呈现出了他的思想底色，这种硬骨头精神是十分可贵的品格。鲁迅的硬骨头精神，就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斗争的那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对增强我们民族的凝聚力，提高我们的民族自信心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个精神是我们民族精神的具体体现。在我们争取民族独立的过程中，这种精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认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这种精神也是不过时的。
今天，我们要珍爱鲁迅的宝贵文化遗产，但不能把他象牙塔化、学究化，这是十分重要的。鲁迅有学术上的价值，但他反对八股和一切形式主义的东西。学习鲁迅，首先不要忘记的是现实情怀，但不能把鲁迅实用化，正像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一样。鲁迅的伟大在于立足于现在时，直面身边的问题。反对一切超时空的“永恒”和“纯粹”。既不逃遁于过去，也不沉醉在未来的梦幻里。现实的拷问与选择，构成了他思想灵动的一面。如果放弃鲁迅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就离他的世界很远了。
２０多年的鲁迅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我们不能满足。鲁迅的价值与意义还需要进一步阐发，新时期的研究成果还需要全面地整理，有些基础性的工作还有待进一步加强，特别是在鲁迅思想和著作的普及方面还大有可为。这些年，我们在鲁迅著作的普及方面有了显著成绩，出版了适合各个层次读者阅读的鲁迅读本，有多部以鲁迅著作改编的影视作品上演。但普及的路必须继续走下去。社会上出现的对鲁迅的冷漠、轻视乃至否定，大部分起因于对鲁迅缺乏正确的了解。我们还要运用教学、展览、朗诵、研讨、戏剧、影视等多种形式向广大读者宣传鲁迅的精神。让高深的思想为普通群众所了解，本身就是一门高深的学问、一项繁难的工作。鲁迅逝世前不久说过，“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们要学习鲁迅这种关怀大众的精神，为广大群众提供更多优秀的文化食粮。
【原载】 《文艺报》2006年8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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