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左派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
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拥有数千年文化传承的我国,源远流长,蕴深涵厚,发明创造,层出不穷,杰出人物,灿若星辰。仅仅在其发祥滥觞之初,即诞生了足以傲视群伦、冠绝天下的以《诗经》、《楚辞》及诸子百家等璀璨的文化结晶为标志的古代文化。自汉魏以降,中华民族更展开博大的胸襟气魄,大胆吸纳了周边民族的文化成果,最终形成了即独具贯通性又富有开放性的文化源流,终于在盛唐时期成为在文学、艺术、科技、学术、制度等多个层面均领先于世界的文明大国。
然而,历史的脚步绝不会为往昔的辉煌流连止息;昨天的荣耀也不能作为“厚古薄今”的理由;厚重的历史一旦把持失当反而会聚成块垒、形成包袱。新生的、代表历史前进方向、以解放全人类为宗旨的革命的无产阶级,完全有必要也必须站在一个历史的新高度重新审视全部历史以及过往的一切文明和文化积淀。正如人类本身在阶级社会里终究是以“对立的两极”状态生存着一样,文明或者文化作为矛盾对立着的人的创造物,同样也是以分裂对峙状态存在着的。光明与黑暗、前进与倒退、压迫与反抗、文明与蒙昧始终相互交织裹缠,溶蚀吞并着异己的对方。因此当我们在申述“民族文化”或“传统文化”这些抽象概念的时候,丝毫也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略或者淡忘这种天然的分野。意图从具体的、历史的、地域的文化中抽象出超阶级的、超时空的、泛性的文化传统和人文精神的尝试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直接的物质劳动既是人类本身和人类文明文化得以产生和进化的唯一的本原与动力。然而自从人类分裂为阶级那天起,作为统治阶级的剥削阶级,不仅剥削和掠夺着被压迫阶级直接的物质劳动成果,同样也将他们的精神劳动和智慧创造的文化成果一律据为己有。全部历史都是劳动和劳动人民创造的,但却是由剥削者和剥削阶级来“书写”的。因而,所有文字记录的历史大体上是“头足倒置”的和“反历史”的。这就要求我们在认识和考察历史的时候视野不能过于狭窄,只看到“文字”,看不到文字以外。或者不能“力透纸背”,挖掘出文字之后的被屏蔽了的许多东西。
生产力的每一次重大进步必然引发社会制度和社会生活发生激烈的变革。我国持续了两千余年的漫长的封建时代,恰好印证了我国农业生产力长期停滞不前没有产生质的飞跃这个事实。如果不是西方“偶然”发见了新的物质文明形态即新工具蒸汽机和电动机等等,并由此萌生了新的社会阶级、社会制度和新意识形态并辗转影响到东方乃至整个世界,中国极有可能在封建愚昧的社会阴影里长期酣睡下去,在乱、治、分、合的旧循环中伊于胡底。我国封建制度越完备,对整个社会的钳制能力越强,对劳动者的压迫越甚,剥夺越重,他们的创造能力和创造的积极主动性也越受压抑。社会分工这个本来能够给人类文明发展提供良好机遇的革命机制,在传统的占社会支配地位的儒家思想统辖之下很快就成为窒息和禁锢人的发展即生产力发展的桎梏。
中国封建制度的历史上升时期到了晚唐时分基本上已宣告结束。最明显的历史标志是自那时起中国一再被北方民族所侵略占领乃至整体地征服。被儒家学说长期洗脑并主宰了的主流知识分子们所从事的不外乎两件事:一方面挖空心思的自我亵玩、自我欣赏、自我陶醉、自我安慰,一方面竭尽所能地相互倾扎、相互构陷、相互防范、相互杀戮,自然也免不了在大多时候合谋算计如何“长治久安”地压迫、统治和劫夺劳动人民。到了明清两代,封建主义制度的反动、腐朽与没落的本质已经暴露无遗,达到令人绝望的地步,进步的、具有人民性的知识分子们痛苦地挣扎着和思索着,以严峻冷峭而又茫然无助的批判的眼光考量着弥漫着罪恶、诞妄和黑暗的社会现实。但是在诺大的中国,在漫长的中国历史进程里,在堆积如山的传统意识形态库中,他们找不到出路,看不到前途;腐败无能、昏庸暗寐社会体制似乎根本没有替代之物……彼时,在西方,人类历史却已经静悄悄地展露出进入现代社会的熹微曙光。当鲁迅先生以洪钟大吕之声呐喊出写满了“仁义道德”的史书记载的不过是“吃人”二字而已的时候,他已经在精神上宣判了一个旧时代连同那个时代的旧文化的彻底死亡!今天,一些文人雅士们打着“新儒学”、“道德重建”、“恢复传统”等招牌企图召唤亡灵、沉渣返起,其无知和可笑可耻简直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他们如此作为的荒唐理由不过是已经沦落为反动没落、病入膏肓的统治阶级的西方资产阶级开始乞灵并来翻检东方过去历史的垃圾堆而已!
对待东方文化,或曰中国传统文化,必须坚持二分法,即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批判地继承的科学态度。灵芝没于荒草,玉石淤在泥沙。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确不乏瑰宝,足以作为我们建设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新文化、新文明的营养和土壤。在整个毛泽东时代,我国的文化工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将阶级和阶级分析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引入文化科学,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努力,已经探索出一条研究和正确阐述中国古代文化、古代文学、古代历史、古代哲学等的有效方法和途径,取得了非凡成就,培养教育了整整一代人。但自改革开放以来,一些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分子时而为了“全盘西化”采取极端的虚无主义的态度拒绝承认中国文化中客观存在的革命性内容,时而又“反其道而行之”,用虚伪的“孔孟之道”抵制、诋毁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宣扬资产阶级和平主义,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拓展理论空间”,百般回护、无所不至。他们固执地以为阶级的存在不是以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反而是“人为地划分”的结果,企图以空泛无力的泛爱观或仁义观抹平生发于经济地位对立基础之上的意识形态的分裂。上述思想也影响到左派阵营。个别同志开始对自己的一贯立场产生怀疑,动摇不定。不仅陷入历史唯心主义的泥坑,鼓吹“共同创造历史”论,公然否定“奴隶创造历史”之科学论断,宣扬“阶级妥协”和“阶级合作”才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距离彻底背叛无产阶级只有咫尺之遥。
2006年9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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