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今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对贫民窟问题的主张是什么呢？
一言以蔽之，曰：贫民窟有益论。
这当然是统而言之的说法。准确的讲，自由派对这个问题的观点有许多不同的措辞，象贫民窟代价论、贫民窟利大于弊论、贫民窟可以容忍论、贫民窟体现人犬论，等等等等。
不少知名的自由派知识分子都对这个问题发表过高见。
比如秦晖。
这位媒体所称的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典范告诉我们说：研究贫民窟，要区分Slum（不雅观的住宅区）和Squat（非法住宅区），这两个概念是有区别的，前者不好而后者好。尽管他也承认，这两种住宅有时候是一回事，但他仍然对后者大唱赞歌，认为这里的居民以外来移民为主，经济状况比他们进城以前是上升的，因而他们是安于现状的，在政治上是保守的。假如不让他们进入城市，不让他们住在贫民窟，则他们会更贫穷，这是极不人道的。（2003年3月8日在北京大学百年纪念讲堂“人口与迁徙”论坛上的发言）
比如吴思。
吴思被认为是中国最具原创力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他在最近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出：可以把贫民窟换个叫法，叫进城第一台阶，或便宜聚居地。城市化是不可逆转的，农民总是要进城的，因此，应该有这么个台阶。如果允许有贫民区，则城市化的速度就能加快，这是值得付出的代价。吴思的梦想是要把北京“浙江村”这样的贫民窟变成象温州龙岗那样的小城镇。“你看温州龙岗多漂亮，那不是农民自己建的吗？不是成了城市化进程中可资借鉴的案例吗？”吴思先生赞叹道。（2005年7月19日《南方都市报》）
比如秋风。
秋风是哈耶克的中国崇拜者，他根据自己对哈耶克思想的领悟，就城市贫民窟问题断言道：在中国，“社会公正问题，首先是维护公民权利的问题，比如，自由迁徙”，“城市仍然歧视农民。为了形象，而拒绝农民进城，不让农民子女接受教育”。那么，农民进城后会形成贫民窟，这该怎么办呢？秋风先生对此丝毫不担心，他甚至非常高兴地告诉大家：“其实，贫民窟是融入现代文明的学习过程”。（秋风《哈耶克思想简介》）
贫民窟，这个曾经残留在人们记忆中的旧中国城市生活司空见惯的现象，这个至今仍在折磨着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资本主义城市化进程的令人诅咒的怪胎，当它在21世纪的中国不幸又沉滓泛起之时，却得到了自由派知识分子异口同声的辩护！
这是为什么呢？
是他们看不到人类创造的这朵城市“恶之花”的真实面目吗？
低矮的棚户、破败的街道、肮脏的环境、混乱的秩序，这是人们对城市贫民窟最普遍的描绘；缺乏水、缺乏电、缺乏卫生、缺乏安全，这是所有居住在贫民窟里的人们最通常的抱怨；失业者的麇集地、滋生罪恶的渊薮、道德堕落的泥潭、无助与绝望的沼泽，这是贫民窟本质最真实的写照！
是他们不了解大规模贫民窟的存在对一个国家将会带来怎样的恶果吗？
在拉丁美洲、在南亚、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无数国家正饱受贫民窟这一毒瘤带来的病痛的折磨——农村失地人口无序的流动、城市病态的膨胀、沉重的就业的压力、地区间发展的巨大不平衡、疾病的流行、治安的恶化、心怀不满的穷人以及愈演愈烈的贫富阶层之间尖锐的对立。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也许，是贫民窟刚刚开始在中国形成，它的规模还很小，它的状况还不是那么糟糕，因此在自由派的眼里，还很可以给贫民窟涂上一层玫瑰色的光彩吧？
的确，据一名外国记者对北京贫民窟的观察，同非洲或印度相比，“北京的贫民窟比较小，也比较干净。”但是，他紧接着便引用联合国驻中国办事处一位人士的话警告说，“除非政府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否则中国就会出现人们在其他国家看到的那些贫民窟”。（2005年8月17日《参考消息》）事实上，中国现在已经具备了爆发大规模贫民窟浪潮的许多条件：农村呈现持续的凋敝状态，城乡差距继续扩大；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4亿农村人口流动到城市打工，今后，还会有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而与此同时，城市的新增就业率却徘徊不前。此外，城市社会保障处于初始阶段，市政投入严重不足仍是各大城市普遍的现状。在这种情况下，贫民窟的产生、蔓延和急剧恶化是不难想象的。
自由派的诸位先生们都是饱读洋书，见多识广之人，很难想象，他们会对这些一无所知。其实，关心时事的人都知道，自由派这种在明显的事实面前仍然坚持为贫民窟的存在进行辩护的态度，是由他们对解决中国农民问题所持的基本立场所决定的。
而自由派知识分子对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基本立场则是众所周知的。那就是——在中国农村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将土地私有化。至于因土地兼并而必然产生的大量失去土地无以谋生的农民，则以城市化的方式予以吸收。但是，自由派也明白，中国目前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状况，根本就无法有效地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城市所能提供的工作机会对于这个庞大的群体来说无异杯水车薪，也就是说，这些进城的农村移民必然在城市形成大规模的贫民窟。
现在应该清楚了，只有论证了贫民窟存在的合理化、无害化，产生贫民窟的前提——农村的资本主义化和土地私有化才能堂而皇之的存在。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怎能是跳瘙呢？
尽管统计数据显示，1986—2003年，中国因为修路、建开发区、搞房地产等侵占了860万公顷的可耕地；尽管5000万中国农民在过去的10年中失去了自己的土地；尽管专家预测今后的10年中将会有同样数目的农民成为失地者。我们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们仍然对由政府主导的这场“圈地运动”的成果感到不满意。吴思先生说：在过去的15年中只有4％的农民在城里呆了下来，而15年4％的速度是一个很慢的速度，基本上对城市化不产生什么影响。多数农民在城里留不下来，他们只能把自己的劳动卖给城市，回家建房子，然后再把自己的下一代送出去。如果允许有贫民区可能还好一点，可能就有14％的人能留在城市。如果在小城市，地价便宜一些，又允许有贫民区，这个数字就可能是34％。（2005年7月19日《南方都市报》）
我们可以替吴思先生发挥一下，假如农村土地私有化了，假如几个亿的农民失去了土地，假如这几亿农民在把劳动卖给城市后连回家建房子的地方都没有了，假如城市里又有了合法的贫民窟，那这些人会到那里去呢？无疑，到贫民窟里去了。那时，我们的城市化率该是一个多么令人惊喜的数字啊！
一些学者在比较了国际国内的现实后指出，单纯的追求城市化率并不能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巴西的城市化率现在已经达到了81.2％，但其结果却是贫困人口大量集中于城市、集中于贫民窟。据统计，目前巴西城市贫困人口有3100万人，且贫富差距惊人，吉尼系数高达0.6，成为加剧社会断裂、诱发社会动乱的主要因素。
然而，自由派的先生们是不管这些的。他们费尽心机的试图“纠正”贫民窟在人们头脑中的负面形象，把它说成是政治上无害、经济上有益、社会上必需的东西。
秦晖先生就曾这样向国人介绍说：“贫民窟的人在城市虽然是下层人口、很穷，而且问题很多，但是比他们流出地，和他们进入城市以前相比，他们的经济状况其实还是上升的，这也就可以解释一个现象：就是在拉美政治中，有贫民窟保守主义，也就是说，贫民窟的选民比白领选民更安于现状，就是投票时，不是投激进政党的票，而是投保守政党的票。” （2003年3月8日在北京大学百年纪念讲堂“人口与迁徙”论坛上的发言）
当记者提到拉美、印度贫民在城市里造反时，吴思先生则更加干脆的说：“他们就算不到城里造反，在乡下也得造反，不是一样吗？” （2005年7月19日《南方都市报》）
诚然，对于进城的农民来说，即使他们在城里的处境再窘困，也比在乡下时好得多。但是，自由派的先生们忘记了，决定人们是否认同于现存秩序的不是自己经济状况的绝对上升或下降，而是他们“相对剥夺感”的强弱，是他们的期待与现实的差距。而城市恰恰是这种差距最悬殊、最刺激人的眼睛与心灵的地方！
洞穴与高楼、苍白与光鲜、衣衫褴缕与珠光宝气、汗流满面与游手好闲、自惭形秽与趾高气扬、劳而不惑与获而不劳……人间的不平等再没有比这里展现的更强烈、更触目惊心！在这个冷漠的、匮乏的、紧张的城市环境中，不满和愤恨的情绪极易产生和蔓延，相对剥夺感极易加剧和膨胀，动乱的危险就如达摩克利斯之剑，悬挂在城市的上空。从政治上来说，城市比乡村要重要得多。想一想吧，为什么在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中，那些来到城市打工、挣得比他们在乡下多得多的农村青年成了反对巴列维国王统治的主力群体，而发生在农村地区支持革命的示威仅占2％。（《世界历史》2002年第一期，李春放《论伊朗巴列维王朝的覆灭》）
那么你们准备怎么办呢？难道你们想把农民永远的禁锢在越来越少的土地上吗？自由派的知识分子们无疑会这样大声的问道。
当然不是！
但是首先，我们反对在中国这样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国家实行土地私有化。土地是农民最基本也是最后的生活保障，而土地私有化必将造成大规模的土地兼并，形成中国社会无法承受的巨大的流民群体，这是足以使整个国家体系崩溃的恶梦般的灾难！
我们还反对不顾条件、不顾国情的大跃进式的城市化。我们主张农村剩余劳动力稳步、有序的转移。我们要求国家制定具体的政策，促使城市当局公平对待农村移民，大力发展适宜于我国现实的产业部门，做好接受并妥善安置农村流出人口的充分准备，决不允许贫民窟的出现。
我们呼吁，坚决贯彻中央“城乡统筹发展”的既定国策，重视农村、建设农村、发展农村。即使我们的城市化率达到70％，仍将有数亿农民生活在农村，这将是世界上最庞大的农民群体，筹划好他们的生活仍将是国家的根本大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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