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着理论上、政策上和运行层面上的诸多错综复杂关系，发现和理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找出其中的秩序，弄清其主导与被导、制约与被制约以及主要与次要的关系，从而把握其中的规律，正确处理好各种关系，对于从理念上为践行科学发展观奠定基础，从而保证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有几组涉及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即战略性关系亟待加以澄清。
目的与手段的关系
目的是人们对未来、对前进方向追求的境地，是争取和希望未来达到的状态与水准，它是人们向往的愿景和行动的归宿。目标也是目的，是目的的具体化。手段则是实现目的的路径、措施和方法。手段是为实现目的服务的。为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就要求相应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可见目的对手段具有制约作用。人们既不能只求目的不要手段，否则目的就无法实现而陷于空想：也不能只要手段而不问目的，否则就会迷失方向而陷于盲目以至发生方向性错误。人所共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就有人发生过“运动就是一切而目的是没有的”的机会主义错误。至今这已成为笑料，成为人们讽刺的话题，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有些同志还在有意无意地演绎这个话题。
我们知道，发展是无所不在的，也是无时不在的，特别是我国至今还是一个经济、科技相对落后的国家，更要高度重视和大力谋求发展。但是，发展必须：一要摆正发展方向；二要选择正确道路；三要顾及发展后果。因此，发展不是盲目的、任意的和不讲代价的。因此，必须重视发展的科学性。
邓小平同志的确强调过“发展才是硬道理”有些同志抓住小平同志的这句话，把“发展”绝对化，似乎发展是至高无上的，发展是无条件的，发展可以代替一切，发展本身就是目的。其实不然，相对于我们的伟大理想来说，发展只是手段。邓小平同志说过：“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目的就是要实现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使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长，人民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为进入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可见，生产力的发展只是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物质条件，它不是目的，只是手段，因而我们不能“为发展而发展”，正像上世纪80年代初曾经批判过的“为生产而生产”一样。
发展也不是无条件的，经济社会的发展必须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进行。符合“以人为本”精神的要发展，不符合“以人为本”精神的，不应发展；符合“全面、协调”原则的要发展，不符合“全面、协调”原则的不应发展；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的要发展，不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的不应发展。也就是说，严重污染环境的、严重破坏生态平衡的和过度消耗资源的项目不能上；导致贫富差别、城乡差别、地区差别扩大的发展要调整；严重影响经济和社会事业协调的发展要统筹；等等。总之，“发展才是硬道理”不是绝对的，是有条件的，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发展才是硬道理。如果脱离科学发展观的轨道盲目发展，到头来还会殃及发展本身。
邓小平同志当时之所以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是有具体针对性的，即针对当时有些人在中央提出经济要稳定、协调发展的情况下，可能会“变得谨小慎微，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是丧失时机”的状况而言的。
相对于发展来说，改革就更加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我们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是为了进一步解放生产力，而解放生产力是为了发展，而发展则是为了实现共同富裕，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改革使我们的经济大发展，综合国力大提高，人民生活明显改善，这是不可否认的巨大成就，可以说，没有改革就没有我们的今天，但这决不等于说改革本身就是目的。有些同志把改革当作至高无上的东西，而不去深入思考如何改革才更符合人民的长远利益，不去深入研究改革过程中引发的各种矛盾和问题，甚至把别人实事求是地“反思”改革当作“反对”改革来批判，其实恰是自己颠倒了目的和手段的关系，犯了本不应该犯的常识性错误。我们认为，上述两部分同志都是坚持改革的，不过一部分同志是理性地坚持，另一部分同志是不够理性地坚持。
宏观调控和市场配置的关系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有特定含义的，对此，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有明确的表述，即“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同时也要看到市场有其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必须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由此可知，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而不是任其自由发展的市场经济，这种市场经济也可以称为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什么需要政府主导，或者说为什么需要宏观调控，这是因为由价值规律支配的市场经济具有二重性。
市场经济的二重性，表现在市场主体受利益驱动具有主动改进技术、改善管理、机制灵活、活力充沛和能剌激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市场主体同样因为受利益驱动而具有重复投资、盲目发展、保守技术、封锁信息、偷税行贿、压榨劳动者，甚至以假冒伪劣、欺诈盗窃等手段进行恶性竞争和不正当竞争的弊端；同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于无利可图的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的投资则无人问津。所以，市场经济不仅存在着西方经济学也承认的“市场失灵”现象，而且还存在着国民经济无政府状态和产生两极分化的严重后果。市场经济的上述二重性是与生俱来的、内在的、无法根除的。尽管人们对市场经济给予法律规范并称之为法制经济，这固然可以部分地抵消其某些消极作用，但并不能根本改变市场经济二重性的基质。尽管人们对市场经济给予道德约束并称之为诚信经济，这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商业欺诈行为，但也不能根本改变市场经济二重性的本性。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置于国家的宏观调控之下。所谓宏观调控，就是由政府依据市场经济规律，运用包括计划、财政、税收、金融和土地供给等手段对经济发展和经济运行进行有计划的调节和控制，遏制市场经济的消极作用，补充其“无作为”的弱点，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这是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需要，也是市场经济本身发展的要求。
西方新自由主义者在推行市场化的同时，反对政府干预。西方有西方的国情，我们不想多作评论。但是，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的周期性，以及西方大多数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长期低迷己证明新自由主义者的主张并未产生积极效果。相反，我国经济自1979年至今一直平稳高速增长，经济总量由1979年居世界第9位上升为2005年的世界第4位，获得如此举世瞩目的成就，除了民营经济的兴起、对外经贸的扩大以外，国家宏观调控的矫正、协调、支持和推进作用是功不可没的。
目前，经济学界有少数同志或者由于对实际经济生活了解不够，或者由于受西方思潮的影响过大，总是把宏观调控同市场配置对立起来；把国家宏观调控简单等同于计划经济体制；把国家宏观调控同部分官员腐败固定地挂起钩来，以致他们只主张市场配置而反对或希望弱化国家宏观调控。一讲宏观调控，他们就惊呼：“计划经济体制那一套又来了！”如果他们的主张在国家宏观经济决策中占据上风，那将会造成国民经济的无政府状态，将会造成自然资源和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将会出现贫富两极分化，前景将是很危险的。
因此，我们应该毫不动摇地确认：“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是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特点和优点。“市场配置”和“宏观调控”相辅相成，不可偏废，不可或缺。这就是结论。当然，我们的宏观调控还须不断完善、不断优化，目前政府宏观调控中存在的过度行政干预、搞“一刀切”、审批烦琐、某些官员以权谋私等问题，必须通过法律、行政、监督和教育等手段逐步加以清除。这一切又都同转变政府职能，变“管、卡、压”政府为服务型政府是分不开的。
公平和效率的关系
“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是西方福利经济学中提出的论题，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没有明确提出过这个论题，但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它的意义超出了经济学的范围，现实性很强。
从经济学上讲，“公平”是指在收入分配中社会成员参与分配的机会要平等，分配的过程要公开、公正，分配的结果不能差距过大。此外，公平还是对人的尊重。社会对人是否公平相待，也是社会是否平等和民主的表现，还是社会道德水准的体现。“效率”是指在收入分配中要以社会成员在经济活动中创造的效率高低和效益大小为依据，效率高和效益大的多得，效率低和效益小的少得。值得提出的是，由于我国已“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所以，在目前我国一部分人的收入分配中还包含有利润所得的成分。这就使实现公平分配的难度增大。
收入分配有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多层次分配过程。初次分配是在生产领域进行的，再分配是在商品交换过程、财政转移支付过程、信贷过程和社会保障制度实施中实现的，社会慈善事业实质上也是一种补充性的分配渠道。因此，对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判断，应以收入分配的总过程即收入分配的最终结果为依据。
收入分配政策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它以不同时期的经济政治形势和社会成员的收入分配状况为转移。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是稳定的，但不同阶段收入分配的具体政策就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和要求。改革初期阶段即发动阶段，强调反对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和互相攀比。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改革第二阶段即大力推进阶段，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收入分配向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倾斜。进入本世纪初，改革进入第三阶段即完善阶段，根据我国社会贫富差距悬殊、两级分化开始显露的现状，强调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己成为主要任务。可见，决不能像有些同志那样不顾中国社会的现实矛盾一味主张“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不能变。
我赞成放弃“效率优先”的提法，恢复党的十四大曾经提出过的“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原则，在当前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当然，我认为，不提“效率优先”不等于说“效率”无关重要，其实没有效率社会就不能进步；没有比资本主义更高的效率，社会主义就不能最终胜利。其实，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中已含有按效率分配的内涵。社会有了较高的效率和更大的效益，也就有了更好实现公平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从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收入分配，首先应该考虑公平，在多大程度上按效率分配，要服务于和服从于贯彻公平原则的需要。如果忽略了公平，共同富裕的大目标就会丧失，社会就难以稳定，追求效率的环境也将不复存在。所以，权衡利弊得失，“效率”和“公平”二者相辅相成，辨证统一，不可或缺、不能偏废，“兼顾公平与效率”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当前，我们国家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朝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前进，并力争在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在这个重要历史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中有许多战略性问题有待我们去处理，文中所述几组关系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此外，还有诸如理论和政策的关系、战略和策略的关系、穷人和富人的关系、群众和官员的关系、城市和农村的关系、沿海和内地的关系、内资和外资的关系、科教与经济的关系、人和自然的关系、今天和明天的关系等等，都需要从理论上深入研究、在实践上理顺关系。这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客观要求，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大家应该共同完成这个答卷。
（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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