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平头百姓谈民主制度，有人会一笑置之，有人会认为是天大的话题，有人会认为说者神经有问题……，这让人哭笑不得。的确，在公众的心目中，民主没有位置。因为离生活太远，民主制度好比空中楼阁，显得有些虚幻。毫无疑问，自古以来，普通百姓更关心切身利益问题，在民主制度与切身利益不直接挂钩的社会中，谁也没有心思去考虑民主自由问题。如果成天劳作还食不裹腹、衣不蔽体，而利用民主方法来争取利益又显得没有力度、非常遥远和希望渺茫，公众就只有在茶余饭后以只言片语发泄怨愤，民主制度就完全无从说起。在生活无忧的年代，如果民主制度仅仅是摆设，正式民主言论总成为空话，以公众之务实态度，有谁愿意花费时间去空谈呢，还不如在情绪高昂时来几句经典点评，这样，居安思危就不为公众所虑，待到社会问题积重难返时，公众考虑得更多的是利于切身利益的选择。所以，就建立民主制度的基础条件来讲，应着重考虑在公众近期切身利益与最基础的近期公共事务之间建立一个畅通的、能切实左右公共事务决策的渠道，并逐渐形成一个适应中国社会特点的准民主制度。
公众通过有效渠道参与和管理公共事务，达到保护切身利益的目的，就是民主。所以，可以这样说，民主者，利益之争也。领导人的选择是民主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这是举世公认的，毫无疑问，对决策者的选择至关重要，尤其在中国社会，变更决策者通常会带来一系列变化，但是，如果把民主制度局限于领导人的选举上，在短时间内，却不符合国人利益趋向的偏好，尤其是在现在这种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情况下，这不得不考虑民主制度体系建设和其它基础条件的创造。同样，试图依赖通过立法来解决各种复杂问题，其效果也不见得明显，在中国社会，人治强于法治，领导人的意志比法律规定更容易实行，无法可依、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问题比较突出，这也要求强调民主制度体系建设和为推进民主制度而不断创造条件。如果不努力创造民主制度基础条件，不全面建设民主制度配套体系，以国人目前的物质生活水平，民主制度的建立过程未免是又一次历史反复。为了便于想象，读者不妨做一次典型化思考。对一个腰无分文的人来讲，当务之急是吃饱穿暖，在他们的心目中，通过参与和管理公共事务以求维护切身利益必然是一句空话，那太遥远，不能解燃眉之急，况且，就算非常民主了，其结果未必就能够在短期内能给他们带来实际利益，更不要说他们的意愿未必在民主过程中得到体现。同样，在收入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在一些人看来，花费时间去进行民主选举和实施民主监督没有眼前利益，还不如用这点时间工作，以换取劳动报酬。加上历年集权制度下形成的社会心理状态，公众通常对所推行的民主持怀疑态度，要想推行西方民主制度，必然会出现两头“卡壳”，即：公众不“来气”，势强者篡权。到最后，这个民主制度建设搞得主张民主的进步人士非常难过，一片好心加上诸多努力，却换来“耍把戏”的结果，同时，当权者为了迎合国际国内环境和抚慰各方，自然会过渡到搞一个没有实质内容的“民主制度”做摆设，成为皇帝身上的新装，而且做得“非常认真”，想想，这个预言故事的应用范围还真广泛。作为一般分析，自然带出人均收入水平和社会心理状态这两个条件，后者可以说成是在历史文化传统基础上形成的本国社会文化现状，可以肯定地讲，包括很多伟人和强势集团在内，要想在三五年之内撼动它，使它发生较大幅度的变化也是不切实际的，尤其是后者，它是一个系统工程，还需要在众人的努力下，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才可能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作为个人观点，除了前面提到的近期公共事务和公众近期切身利益直接挂钩以外，实行民主制度还有两个基础条件，即人们必须具备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和必须具备一种信任民主制度建设的社会心理，物质生活条件的内涵比纯粹的收入水平要丰富得多，如果居无定所，就是收入水平上去了，仍然不具备条件，譬如，农民外出务工提高了收入水平。作为企业内部管理来讲，为提高职工积极性，其内部管理有一些调动职工积极性的民主措施，但企业目标是追求利益最大化，追求效率，这里暂时把它纳入人性化管理范畴。作为社会管理，就公平和效率两个概念来讲，应该理解为力求平衡，二者相辅相存，时常此消彼长的相互拉动，否则，社会就会出现剧烈振荡。于民主和集中也一样，民主不立，专权横行，集中不显，方圆全无。
民主制度是自下而上的一个体系，它和权力制约制度一起平衡着公平和效率的关系，防止并纠正错误，力图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对社会发展起着促进作用，同时，它并不总是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强势集团的力量不容小视，但是，政府肯定要尽量安抚好公众，美丽的词藻必然出现在公众面前。当然，作为个人，通过个人努力求得地位升迁和财富积累应该占据主要地位，民主制度顶多能制造一个相对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不可能起到转换阶级地位的作用，但是，它可以促成政策倾斜，为普遍改善阶级成员的生活质量逐渐奠定基础。对个人来讲，没有财产作后盾的民主是虚假的民主，试想，对亟需靠当前劳动收入来维持其家庭目前最基本生活水平的人来讲，最不公平的待遇也必须接受，顶多是背后发两句牢骚。对这种情况，如果适用人群较大，通过民主渠道或许能够表现他们的愿望，最好的结果就是促成政府对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高度重视，否则，民主制度的曙光永远不会照耀到这个角落，各种慈善机构的救济行为也不可能光顾这个人群，这个人群中的个体在企业内部的民主，或者可以说是建议，并不能切实维护自身权益，其建议中，包含维护企业利益的成分肯定更重，在企业主看来，是旁人的劝解而已，在企业内部，能够维护这个人群中的个体的自身利益的重要行为，应该体现在劳动力买卖之间的讨价还价上。当然，相对于生产活动来讲，民主活动不可能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主要地盘，对大多数家庭和个人来讲，其对生活的影响是有限的，对一个阶层而言，选出一个自己相对称心如意的最高领袖并不等于其成员就有很多实惠，更不等于这个阶层就能上升，选出的领袖怎样说怎样做，可能由不得领袖，一个阶级或者阶层拥有财富的数量和实力早就决定了它拥有权力的大小，任何一个政权都必须考虑其力量支撑，否则，就会垮台。穷光蛋没有话语权，政权不是慈善机构，当然，还是那句话，装点门面的动作可能还是不少。可见，对一个社会而言，民主制度最重要的基础是财产民有，对一个阶级、阶层而言，通过民主程序取得权力的大小是由其地位决定的。民主制度对社会而言，是力求兼顾各方利益，平衡公平和效率，对个人而言，民主则是一种信仰，即追求相对公平公正这个大环境的信仰，在这个基础上，逐渐形成社会信仰，形成和各种层次的社会单位的私利相对立的一面，才符合辨正发展规律，也就是中国人说的阴阳平衡，当然，追求私利在一定范围内是正当行为，各种社会单位也不可能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但是，公平公正是必须追求的、但又是永远不可能真正实现的目标，这样，力求相对公平公正成为民主制度的直接目标，多数人当然不会提出异议。
清末时，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民主为何物，在农民只知道种地交租、工人则只清楚受雇干活、官吏则只喜欢按上级指示办事等生产活动之外，公众的政治意愿往往通过非常被动的渠道得到传输和体现，根深蒂固的儒家理念，也并不主张公众去积极主动的参与政治活动，儒教和集权相得益彰，民本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各种社会矛盾，民主思想没有阵地。一百多年过去了，当人们回过头来看时才发现，戊戌变法没有为中国带来民主，三民主义没有把民主制度落到实处，共产党建立的民主制度没有得到公众认同，这难免使部分后人发出感慨，未免怨叹先人在创建民主制度这个问题上丧失了良机，这种矛头的直接指向就是当朝政府及其领袖人物。不过，社会发展并不总是按照想象前进，当时的社会现状和历史特点应该是决定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作为政权、领袖以及社会精英们的推动力，不能认为它们强大到可以完全左右局势，所以，应该考虑到国情制约因素和社会发展所需推动力的来源问题，民主制度没有建立，主要的罪过还不是在哪一代老祖宗身上，社会传承如果抱着这个错误认识不变，待到后人来评判我们这一代人，可能也会发出丧失良机的感慨，出现后人复哀后人的状况，当然，对于反向驱动国家和社会的政权以及领袖，毫不含糊的应该受到历代后人指责，即使这个反向驱动最终不可能成功，他们的反推力也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迟滞社会发展，必然会给公众带来一些不该出现的苦难。但是，对着眼于实际情况采取的强调集中和统一的各种措施，不能因为其没有西方民主观的认同而受到指责，既然能够实现真正的集中，就有相对科学程度不一定很低的民主办法作为支撑，否则，这个集中是得不到公众支持的。众所周知，在当时的情况下，生活困难，国家分裂，民族独等问题显得更为重要，这些问题没有解决，何谈西方民主，在当时那种历史条件下谈西方民主，可能是满塘青蛙叫，也可能是乌烟瘴气，搞得不好就要亡国，按照别人的办法来尝试接受这个新鲜事物，风险太大，民主的目的是为了更科学的集中，但是，在那种极其不成熟的条件下，要实现西方式的民主和西方式的集中，可能不好操作，如果那种民主不能形成集中，不能形成拳头，对国家非常危险，对社会非常危险，对公众的危害极其可怕。纵向比较之后，不难发现，共产党建立的党内民主制度和人民民主制度是中国历史上迄今为止范围最广、体系最齐全、探索最深入的民主制度，但是，并不能说，共产党已经改变了那种民意只能通过非常被动的渠道得到传输和体现的古老模式，相反，主动的、正常的民意传输渠道的建立还显得任重道远，任何一个组织和个人都不能盲目否认西方民主制度的先进性，人们必须看到世界发展大势，不要认为中国就可以游离于世界风云变幻之外，要想有出头之日，还必须向别人学习，还必须建立适合中国特点的、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民主制度，这还需要全社会坚持不懈的共同努力，尤其是在社会心理对创建民主制度的信任问题上，要重点塑造。如果中国共产党在民主制度建设这个问题上感到船到码头车到站、只需要小修小补就可以了的话，那么，它所创建的国家也不能跳出历朝历代的发展模式，若干个朝代之后，它的地位肯定不能彰显，所以，在民主制度建设这个问题上，共产党感到自豪还为时过早，但是，要想改变，还必须经过脱胎换骨的苦难，这个考验显得非常巨大，需要天时地利人和，还需要杰出领袖人物脱颖而出。作为国家级的领导人物，他们肯定知道现在的民主状况何如，但是，要想对近代以来的民主建设有深入的认识，要想了解公众对近代以来的民主制度的感受，最直接的办法是走访最普通的老人，将死之人，其言也善，他们的看法也许很淡然，但是，可能也比较客观。如果有谁钻入民主制度建设的历史赘述中，那他得出的结论可能与公众的认识大相径庭，可以肯定地说，很多制度定得不错，话也说得动听，但是，因为各种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没有落到实处，这几乎是中国近代以来民主制度建设的积弊。对于民主制度最基本的评价，不管是老农还是老工人，都一句话，即走过场。共产党执政以来，党内选举和人民选举搞得气势宏大，建言献策活动也感觉到象眉象眼。但是，对知情的政界人士来讲，党的选举意图一般能够得到体现，这儿需要强调的是，说党的选举意图而不是公众的选举意图是不是搞错了，可以肯定地说，这是事实，因为公众的选举意图根本不可能形成，没有条件，就连全体代表这个集体的主要选举意图也没有办法提到桌面上来讲，在最高领导人这个位置上，主要还是讲接班的概念。对于建言献策，有采纳的、有无法落实的、有推诿的、有交办后仍旧不落实的……，等等，但是，代表在制度层面上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就算在最高层次的代表会议上，也根本没有各部门起草的有关法律法规的征求意见稿重要，最好的情况就是做一定的参考，搞得不好，还会造成由利益关系引起的纷争，到其它级别的代表会议上，就根本没有办法谈这个问题了，毕竟，代表们对一些行业的各个层次的运行现状不太熟悉，作为代表，其想法未必便于实际操作，这样，即使有的代表有为公众说话的心，但未必有为公众说话的能力。还有一点是必须考虑到的，作为代表，由于多层代表制，很大一部分本身就是官员，其比例相当高，从普通公众中选出的少数代表，由于对政界和各行业并不熟悉，其说话能力必然受到限制，必然只能获得较少的话语权，受全体代表无形中构建的大环境影响，部分代表不敢说出自己非常想说的话，毕竟，如果显得另类，肯定不合时宜，况且，作为正式建议，如果根本不可能被采纳，那还白说干吗，倒显得自己不识时务，识时务者为俊杰嘛，由于多层代表制，党内民主制度和人民民主制度最终仍然过渡到主要由官员代表公众构建了目前的民主制度，这必然回复到历朝历代那种“父母官”的概念上去，素不知，这个“父母官”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落后的观念，官和民，本身就是管理和被管理的对立统一体中的两个对象，由于这种民主制度的作用，其结果必然倾向官方，而非民方，所以，权力在中国逐渐形成非常特殊的地位就顺理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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