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来中国学术思想之变迁与现实关注

二十年来中国学术思想之变迁与现实关注

罗岗      杨念群 戴锦华 等

罗岗（华东师范大学）：

       我是做中国现代文学的，但也同样对汪晖的著作比较熟悉，也认为在我们学科里面，他的工作非常重要。在1990年代之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困难的地步，当时做中国现代文学的很多重要学者说中国现代文学史要改名为民国文学史，而且民国文学史将来要放到中国文学史里面去，就是说以后有清代文学、晚清文学，接着就是民国文学。这跟1989年重大的社会变化有直接的联系。

       中国现当代文学曾有过重要的地位，但1990年代以后，中国现当代文学居然蜕变到民国文学史的地步了。所以，当时我们的考虑，就是让中国现当代文学怎么样有可能在一个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恢复跟这个时代的对话关系，或者说恢复某种活力。从汪晖的研究可以看出来，他也要从比较狭义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走到中国现代思想研究。在199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概念主要是通过汪晖的著作提出来，就是中国现代性的问题。因为讲中国现代文学，我们马上会产生一个联想，现代文学，文学何以被称为现代？把现代文学归纳到民国文学史，把现代文学直接转化为民国文学史，觉得“现代”不重要，认为就是一个概念了，这个概念主要是理解为从五四运动，或者从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么一段物理意义的时间，现代这个概念在当时是被看作是不言自明的，实际上谁也没有仔细探求它的意义。

       所以中国现代性的提出，好像是中国文学学科内部的考察，但是实际上，意义远远不止于此，它不仅仅是现代文学学科内部的问题，更重要的一点，可能是对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现代化的思路提出了一个整体上的质疑，因为在现代化的思路里面，中国无论是从社会制度还是思想文化，都要以西方现代化作为母本，作为一个追赶的对象，或者我们要变成西方，怎么样变成西方。通过对中国现代性的提出，这样的看法遭到质疑，中国现代性的问题，在当时有很强的针对性，即对所谓现代化的叙事产生了一系列的质疑。

       不过，我更想讲的不是中国现代性概念当时具有怎么样的挑战性，而是中国现代性问题或者中国现代性的概念又是怎么被空洞化的。当我们一味强调中国现代性问题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走向所谓普遍性跟特殊性二元对立的模式里面？也就是说，如果仅仅在所谓西方文化多元主义的意义上强调中国现代性的经验，表面上我们是在批判西方中心主义（现代化的论述是西方中心主义的最强势的代表），但是实际上是在“承认的政治”的意义上说现代性，比如说中国有现代性问题，韩国也有现代性问题，女性有现代性的问题，种族有现代性的问题……我们看见在西方世界、英语里面，生产出大量的，在现代性前面加上一个前缀，在现代性上加上各种各样修饰的概念，这样的模板我称之为“承认的政治”式的讨论。中国的现代性本身，这个富有挑战性的概念，在二十年的变迁中已经逐渐的空洞化，谁都可以讲，大家在一个政治正确的意义上使用它。

       这是今天我们面临的问题，如果从学术思想变迁的角度讲，中国现代性的概念有空洞化的危险，但是我们不是要简单地放弃这个概念，不是要再找一个概念，我们要做的，是如何把它重新实体化。怎么才能够把它重新实体化？我觉得，在汪晖最近的一些具体的研究里，包括西藏问题、琉球问题，包括重新回到五四的历史或者其他的研究里面，包括他的四卷本的著作都可以看出来，有一种重新把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加以实体化的努力。

       我们需要重新讨论的是，现代性的问题是同一个所谓的特殊性，从原生的意义来讲是西方世界产生的特殊性联系在一起的。但是这种特殊性的诉求是怎么被高度的普遍化，并且被我们所有人接受为一种普遍性的原则的？这个过程的展开需要我们重新探讨。在从特殊性的诉求一跃成为普遍性的过程里面，是各种各样的非常复杂的斗争，或者说非常复杂的文化政治意义上的搏斗、价值意义的搏斗。但是仅仅这样来讲还是不够，在这样的意义上西方也是一种特殊性，只不过它抢占了一个地位变成普遍性了，我们是不是也要抢占普遍性的地位？如果这样，我们还是在复制对方的思路。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在世界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当然中国内部也存在着非常多的危机，这种危机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转化，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我们有没有可能充分将中国经验阐释为一种普遍性的原则？今天来说，恐怕不是经典的现代性，比如美国、欧洲其他的国家，他们如何重新构建世界的问题，而是那些在世界体系中被边缘化、殖民过，有很强烈的现代化的诉求的国家如中国，怎么重新改造这个世界。如果不改造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会越来越糟，中国的经验会不会成为普遍性的经验？这是一个斗争的问题，这个斗争的问题就是两套普遍性的价值诉求的斗争。

       在这样的情况下，汪晖的工作，无论是回到宋代以来中国的传统，还是最近提出的中国的跨体系的社会等等，都是跟这样的意识联系在一起。中国的现代性概念空洞化的状态恐怕是一个更严重的状况，大家拿来变成了一个套话，是讲了以后就把这个问题打发了的说法。

       中国学术界要严肃认真地思考中国问题，就需要做这个重新把现代性概念加以实体化的工作。

杨念群（中国人民大学）：

       我觉得应该把汪晖本身的学术贡献以及他在艰苦探索过程中所遭遇的苦恼、困惑，甚至面临的困境置于一种时代背景的演变环境中来谈，因为他的学术生涯和经历，跟整个中国学术思潮、学术体制的变迁，或者广义地说是与中国学术生态大气候的变化密不可分，我们不能狭隘地仅仅把汪晖个人的思想作为研究对象，而是应该在学术思想变化的坐标中对汪晖进行定位，从中探寻我们这代人努力寻究的问题以及面临的挑战。

       我想举个具体的例子谈谈我对汪晖思想与时代如何发生互动关系的理解。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学界出现了一个非常著名的刊物叫《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它在香港出版发行，其实编辑主体都是在大陆操作，当时刊发了许多探讨中国问题的很有影响的文章。汪晖和我都是里面的编委，参与一些重要问题的讨论。当时有一个引起广泛讨论的话题，就是中国社会科学的“规范化”和“本土化”，后来被提炼为“中国学术自主性”的问题。这是1990年代最为热闹的讨论话题之一，但争来争去后来有点变味了，争论的焦点变成了到底应该是重思想还是重学术这样一种二元对立的分析框架，似乎1980年代重思想，1990年代重学术，非黑即白，打来打去，也没有结果。

       我当时的立场跟汪晖基本一致，认为在当时学术成果的发表处于大量引进西学的良莠不齐的动荡时期，提倡中国社会科学应该走规范化道路是有一定针对性的，当时的讨论说实话层次也不是很高，大多数的文章集中辩论写论文的注释是否应该规范，以及如何规范等这类比较琐碎的问题上。但是经过十几年的反思以后，我发现盲目推崇“规范化”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恶劣后果。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出在大多数学者因为过度强调“规范”，从而忽略了对中国学术如何实现“本土化”问题的讨论，或者说得严重点，这样讨论的结果有可能把社会科学“规范化”与“本土化”两者本身对立了起来。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盲目强调“学术规范化”逐渐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效应，大家耳熟能详的例子是发表文章要在规定的学术核心期刊范围内，高校学术体制的逐渐行政化，学术评鉴标准的日益刻板化等等。最后发展到了用“学术规范化”上纲上线，变成了一根可以随意打人的棍子，加上媒体不负责任地推波助澜，把“学术不规范”作为任意定性为道德品质上的“诛心”之论，都毒化了正常的学术讨论氛围。中国社会科学在什么意义上是规范的，是刻板遵循西方意义上的规范，还是中国经过吸收了自己多年的学术积累和精华之后形成了自身的规范，这两者现在完全被混为一谈，而且再也说不清楚，我觉得以后说清楚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小。混战一旦升级到道德“诛心”的层次，绞杀学术真问题的所谓大批判风气只会愈演愈烈，使得真正的学术讨论统统变成了不够刺激的愚人行为。

       我们暂且把“学术规范化”在中国如何变质这个问题搁在一边，我想说的是，过度纠结于所谓“学术规范化”问题，其实恰恰会忽略了中国学术本身在什么意义上具有“本土化”特质这个问题。当然现在再谈“本土化”有些过时，可能早已变成了一个假问题。很多朋友说过，所谓中国的“本土化”其实是把中国当作一个特殊性的对象加以看待，但是中国现在已经被置于全球化的浪潮之下了，你在什么样的意义上定位“本土化”？你是在“西方”规范的意义上定义“本土化”？还是在中国本身原有的“不规范”的意义上（比如文化保守主义的言说策略）定位“本土化”？这两者之间本身已经构成了一个无法填平的鸿沟，所以这两个问题同时都变成了伪问题。

       我们现在再回首反思1990年代有关“学术规范化”和“本土化”讨论的时候，会发现我们当时提出的学术自主性的目标，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远。是否能实现中国学术自主，不在于我们能否完全遵循西方意义上的“学术规范”，因为这个问题不证自明，无需讨论。学术自主的实现在于我们能否融会贯通现有的知识资源，转化成讨论中国历史和现状的真问题。汪晖在这个过程中无疑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那么，如何评价汪晖扮演的角色呢？我觉得汪晖采取的就是“跨”的方式，他不断把中国所遭遇到的各种历史和现实问题，提炼成西方能够接纳和理解的形式，在西方话语世界中传播开来，造成影响。又经过不断跟国际知名学者进行交流对话，把国际上一些适合中国学术需要的范式和话题引进来进行辩驳讨论。这种“跨”的角度，通过不断穿梭于两种场域和境遇之间寻找自己的位置，消解了原先刻意构造出的“本土化”、“规范化”之间的二元对立。同时，汪晖的位置也具有其不确定性，汪晖到底代表中国还是西方？有人说他很晦涩，引用了不少西方理论概念，但是其实施的批判性解读又说明他不能完全代表西方，但是反过来说，他代表中国吗？也不一定，因为汪晖讨论问题的整体框架受西方理论的强烈影响，尽管他从中融合了中国自身亟待解决的若干问题，这是一个中国过渡期历史非常重要的特征，也是近代以来中国思想界的一般性特征。从梁任公到李泽厚都具备了这种“跨”的杂糅性。汪晖之所以可以被作为讨论的对象，我认为，就恰恰在于其位置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因为他尚不断处于“跨”的状态之中，而且仍在寻求“跨”的意义，这是我对汪晖在“学术规范化”及“本土化”讨论以来寻找自身位置一个理解。汪晖的不确定，变成我们讨论的起点，同时也可能会带动一个新的学术生长发展的契机。

       我们现在的舆论圈同样把媒体和思想界的讨论规则杂糅在了一起，但这种杂糅是有害的，因为两者还在推波助澜地纠缠于1990年代以来已经非常过时的“伪规范化”问题，汪晖所提出的所有重大的问题全被遮蔽掉，这是中国学术界非常大的悲哀。

       第二，我想说的是，汪晖所谓的“跨”，其限度在什么地方？如何“跨”得更加合理呢？我认为，汪晖最重要的一点是打破了学科专门化体制对现有中国学术的禁锢和限制，在这点上，他超越了1990年代中国“学术规范化”和“本土化”讨论所自设的藩篱。因为当时有一种潜在的共识，那就是谈“规范化”比较多的学者认为应该完全按西方的路子走，而强调“本土化”的人则掀起了一股新文化保守主义的潮流，所谓“学术史”的兴起即与此背景有关。当代学术史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奢望恢复一些貌似很纯洁的传统，比如对陈寅恪、王国维等人思想的挖掘，而没有考虑到其实他们的成就卓著恰源自于吸收西方理论，正是一种“跨”的标本。完全轻视西方的作用，力图完全恢复到中国原生态的学术脉络里面，给自己定位，认为包装过的一些“国学”就真是所谓中国原创的、传统的再生，实际上怎么可能呢？我们的生活从里到外都全球化了，学术界时时刻刻用的是西方渗透进我们脑海里的思想、概念和成果，我们怎么可能会真正实现“本土化”？这个问题的提出看来也可能是个伪问题。

       比如说我最近的一篇文章也谈到了“国学”的命运。所谓“国学”，不过是汉学一个变种而已，当然很多人可能不同意这个论断，但“国学”仍然是“跨”学科的一个结果。我再想说说“跨”界在构造现代中国学术的意义。比如汪晖是文学出身，但却改作思想史研究，我觉得他提出的历史问题，已经超越了“文学”和“历史”作为学科给自己规定的界限。我们现在的学科分类非常细化，有了二级三级及各种学术方向的划分和限制，路子越走越窄，我相信，在未来几年几十年里面，像汪晖这样频频跨越自身受教育领域限制的学者肯定会越来越被主流学界所承认。当然现在有人对“跨学科”的说法提出了异议，认为强调“跨”某某学科本身这个说法是不是更加强化了专门化本身的特性，比如历史学跨到了人类学，人类学反向跨入了历史学，是不是反而强化了学科分类的意义？

       但我觉得，就目前中国恶劣的学术生态而言，我们只能在“跨”的上面寻求突破，我还没有发现其他可靠的途径。在这点上，汪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范本，比如他提出关于“帝国”构造的问题，就是想超越“民族国家”话语的限制。关于清朝是否可以成为一个“帝国”这个问题，我和汪晖的看法有分歧，我认为他可能过度受到西方学者对西方历史演变解释的影响，直接移植过来用于分析中国历史，是不是合适，我们可以再讨论。但是他关于清朝建立“大一统”合法性问题的讨论，在四大卷《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帝国与国家”这一卷中特别提出“今文经学”和清朝建构其合法性之间拥有关联性等等观点，都是颇具启发性的。我觉得在如何“跨”越学科专门化的限制这一点上，汪晖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典范。至少在“规范化”与“本土化”的讨论之外，我们有可能多出一种选择。

       最后我想谈的一点是，我们不仅要看到汪晖的成就，他的困惑和苦恼也可以作为一个范本加以分析，因为他的苦恼和困惑也是整个知识界所遭遇的困境，也是需要我们一起来分担的。我觉得他的苦恼就是其身份的不确定性。当他自己在不断寻求“跨”越学科界线，跨越中西学术讨论藩篱的时候，他自己的位置如何准确地加以定位呢？这就是他自己曾在《汪晖自选集》序言里谈到的近代中国人的身份认同问题，这个问题在现当代还存在，而且越来越严重，刘禾说过一句精彩的话，她说：当代中国学界往往要“根据什么东西不是中国的而来决定什么是中国人”，这就是我们常常挂在嘴边的所谓“现代性问题”吧？有人说汪晖面对西方时变成了中国现有思潮的代言人。中国学界确实需要在西方鸣响自己的声音，但是我个人认为，这对他来说也有危险的一面，危险在于他可能下意识地围绕着全球化浪潮给中国设定的很多议题，有意无意充当全球化过程中中国跟西方之间沟通对话的角色，不自觉地又可能成为西方话语在中国转化的代言人，那么这种转化的代言哪些是适合中国的哪些可能是有害的，可能汪晖比一般学者要担负起更大的甄别责任。这点不仅是汪晖可能遇到的困难，也可能是我们中国人文学者、社会科学学者共同面临的困境。当大家把你作为一个符号、一个领袖放在那个位置的时候，西方认为你是中国学术思想代言人的时候，你可能会不自觉地按照西方喜好的议题安排自身的言说体系。

       我跟汪晖是老朋友，但当我们讨论其思想的时候，更应该出于诤友的直率态度。汪晖的成就的确非常了不起，是我们这代人的骄傲，但是他也有困惑，我希望以后的讨论多说些困惑，和如何解决这些困惑，少说些溢美之词，这也是对我们整个学术讨论能够健康发展的期待，也是对汪晖本人，对整个中国学界有所期待，同时也对我自己的研究是个鞭策。

贺桂梅（北京大学）：

       我想在二十年来学术思想的变迁这样一个比较大的历史视野里解读汪晖的研究工作。谈二十年来学术思想的变迁，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1980年代知识界形成的共识在1990年代以来的分化。实际上，1990年代以来发生的许多论争，核心问题不仅是1990年代不同立场或者知识脉络间的分歧与论战，更关键的是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论战；而且这个论战一直延续到今天。

       我们经常说1980年代是一个“共识的时代”，也就是说知识界形成了一些普遍关注的、共同的问题意识和批判立场。这种“共识”是建立在一系列二元对立的基础上。一个最基本的现实态度就是是否支持改革，由此引申出一系列知识的、学术的、思想立场的二元对立，包括计划和市场、国家和社会、革命和现代化、传统与现代等等。而且，我们今天置身其中的学院体制和主流的知识体制本身，其实也是在1980年代改革过程当中形成的。我们追溯历史不要走得太远，1970年代后期1980年代初期的高考制度，尤其是学位制度培养出来的一群人，可以说也就是1990年代最活跃的一批人。有时我们也会把他们叫作“85学人”，因为他们是各个学科领域新建立的博士学位、硕士学位制度的最早一批毕业者。1980年代那样一个共识的时代，同时建立了学院体制和一套主流的知识体制。有着三十年历史的这个学院体制和知识体制，不止是改革的产物，而且也是改革的一个构成部分。正因为它是改革的构成部分，所以1980年代建构的共识（其实是一种后冷战的二元对立）也落实在学院体制的主流知识当中。

       1990年代以来知识界产生的分化，最重要的问题是怎么看待1980年代形成的知识体制，和怎么描述、回应1980—1990年代转型期以来新出现的社会问题。我认为汪晖对这些问题的判断和他由此建构的一种批判性的学术思想，是非常明确和自觉的，也产生了广泛影响。他对中国问题的思考，基于1980—1990年代转变的历史内涵到底是什么这一基本判断。简单来说，大概有三点：第一是1980年代开启的市场化和私有化进程，到了1990年代以后不再能作为解决问题的方式，相反带出了更多问题。因此，市场化和私有化进程本身必须得到批判性分析。第二，作为市场化目标的全球市场体系本身也面临着深刻的危机。第三，就是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他始终把这一点作为讨论中国问题的重要参照系。他说他和新自由主义的基本分歧集中在三点：一是怎么看待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就是国家和市场的关系，另外一点是怎么看待产权问题，三是怎么看待民主。

       汪晖学术思想的建构，基本上围绕这些问题的论争而形成。我关心的是汪晖所提供的一种批判性的总体视野，也可以将之描述成“作为方法和政治的整体观”。汪晖的研究，我们可以说他是跨学科的，也可以说是全球视野的或国际互动的。但我觉得，他其实并不是为了跨学科而跨学科，也不是因为他超越了单一的民族国家视野，我们就说他是全球式，我认为他形成了一个总体的方法论。这个方法论要说起来，根基还是马克思主义的。比如卢卡奇说，马克思主义真正的方法并不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也不仅仅是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描述，而是一种总体的批判视野和历史的辩证法。我认为汪晖已经形成的一种批判思路或者基本的研究路径，就是这样一种总体性视野。

       这种总体性的视野，是在跟1980年代形成的主流知识体制对话的过程中形成的。他批判1980年代主流的知识体制是“现代化意识形态”，因为所有这种知识、这些思想、这些社会变革的基本方案，都是在单一的民族国家，也就是在中国里面讲问题，并且以中国实现现代化作为基本诉求。汪晖提出的是一种批判的全球化视野，他自己叫“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视野”。他并不把“全球化”作为后冷战时代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而是把它视为历史资本主义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个前提下，他来描述，以前的国家和经济的关系怎样、在新的历史阶段当中，又发生了哪些变化。他把这种分析中国问题的总体视野，称为对“霸权的多重构成”的分析。这种视野是跨国的和全球的，中国问题被置于其中加以讨论；但同时中国也不是一个本质化的整体，在中国内部又存在中心/边缘或不同力量的互动。这种总体的批判视野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作为现代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这个巨型机器的运转本身是总体性的。这个历史的经济体从十六世纪开始，从欧洲向全球扩张并一直滚动到今天。要讨论这样一个对象，你没法仅仅在一个单一的国家或专业领域视野里面把握住问题的全部，更不可能像新自由主义那样简单的把自己放在国家的对面上，而必须要有一种全球的、跨学科的总体性视野。

       我更感兴趣的是，汪晖不止是在一种总体性的批判视野中展开对中国问题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说，他其实已经建构出了一种新的批判性知识。这种批判性的知识，是一种力图超越现代知识体制、跨越现代学科分类的知识形态。这种知识本身是由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延伸出来，同时又批判性地重构了一种类似于布罗代尔、博兰尼等的政治经济学或历史社会学的新知识。因此，汪晖的研究不止是跨学科的，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他整合出了一种新的批判知识。由于经济体的运转不仅是经济问题，同时也是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所以他试图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体的滚动方式、总体运转方式来整体地看问题。他认为所有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与文化的问题可以在一种总体视野或相互关联的整体观中得到讨论。他有一个说法，叫“形式主义的理论”。他认为那种专业化、那种局限于单一民族国家视野内的、新自由主义式的理论，是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他试图讨论的是一种“实质的历史关系”。我觉得他追求一种新的批判知识，还是很清楚的，尤其在他1990年代后期以来讨论中国问题的文章，比如现代性批判、跨体系社会等等。

       可以说，汪晖的学术思想激活了1990年代以来我们讨论“中国问题”的空间。因为用1980年代的那套知识，已经没有办法回应中国最重要的现实问题了，而汪晖的探索，使得我们探讨一种叫“中国问题”的东西成为可能。不然的话，我们就只能全部回到我谈经济学、你谈政治那种分类的学科体制里面，无法形成对话关系，也无法对现实问题做出回应。

       当我把汪晖的基本研究思路称为“总体性视野”或“整体观”时，这不应被理解为一种本质主义的宏大叙事，而应将其视为一种批判的“方法”。汪晖认为现代知识和十八至十九世纪以来形成的现代学科体制本身，都是作为现代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的“自我意识”，而无法对资本主义本身做出分析。作为方法的整体观或总体性视野，意味着超越一种比这种知识体制更大的历史视野。同时这种总体视野本身也可以成为“政治”，因为只有具备这种总体性视野，一种新的政治主体以及由此形成的批判性社会力量才是可能的。

       我感兴趣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种批判性知识的建构，汪晖区分了学术、思想、政治。这里的“学术”，我理解的是建构一套新的批判知识，这种学术本身是很严谨的；他又说不要为了知识生产而知识生产，而强调“思想”，作为“思想”就意味着它是原创性的，是跟社会之间是有互动关系的；同时他也强调，怎么使思想变成一种“政治”，变成一种社会力量参与到中国社会现实的建构当中，而不止局限在学院内部。汪晖一方面建立了学术和社会之间的关联，同时又划定了一个边界。他在描述学术思想与社会现实的关系时说：“对政治和社会问题的热忱关怀，是通过思想、理论和学术的方式来表达的”，又说：“思想、学术和政治相互关联，但是他们之间又需要一定的界限，从而能够保障反思的空间和自主性。”这也就意味着，学术、思想与政治之间需要一定的界限，从而能够形成彼此之间的互动。我自己比较困惑的是，这种学术的现实关怀和它的自主性之间的具体关系如何处理？尤其在我们这样一个时代，怎么实现批判的知识分子的功能？这或许意味着需要用总体性的、更具批判性的视野来看待学院中的知识生产本身的功能，思考学院、国家、社会、媒体等等之间的复杂关系。划定边界就是建立互动关系，而不是把自己圈在学院里面。

季建青（北京社科院）：

       这十多年，也是当代中国学术思想急剧分化的一个时期，虽然时间很短，但是现在回头看，我们对很多东西的看法可能已经发生了改变，我想谈一下我对二十年来中国学术思想变迁的理解。1990年代有一个很流行的说法，所谓学问凸显、思想淡出，这个学问与思想，或者学术与思想的分法支配了很多人，特别是1990年代以后的年轻人对学术的理解。我们基本上把学术理解为一项有一套自身的程序和操作方法的专业化职业性的活动，遵循一个严格的规范，尽可能避免宏大叙事、宏大判断所谓思想层面的东西。所以尽管我们也会追慕1980年代生机勃勃的思想状态，但是对学术的这套自主性、专业性话语却不会怀疑，现在看来这种学术、思想两分法很成问题，我觉得对于这种两分法构成最大的冲击和挑战的就是汪晖的著作，因为我们很难在这个框架里面去安放汪晖的研究。这个我觉得和汪晖研究中的方法论自觉有很大关系。

       我自己读汪晖的著作，特别是最近几年的著作，最受启发的地方，就是他的方法，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是历史分析的方法。历史分析要用很多历史材料，虽然看上去是一个学术性很强的工作，但是汪晖的研究明显和一般的思想史研究不一样，其中贯穿着非常鲜明的理论视野，但是这个理论视野和我们想象的“思想”也不一样。

       我提一下汪晖的一篇文章《是经济史？还是政治经济学？》，这篇文章明确提出一个历史分析与科学叙述和规范叙述的二元区分，这个和贺桂梅刚才提到的“形式主义的理论”与“实质的历史关系”之间的二元区分是一种对应的关系，但是不大一样，因为这是方法论层面的东西，我觉得非常重要，这种历史分析和规范叙述的二元划分，我想也不是汪晖的发明，西方古典思想传统中一直有一种历史和哲学、历史和科学的二元对立。启蒙运动之前，历史被认为是一种比较低级的知识形态，甚至无法与哲学和诗歌相提并论，比如笛卡儿认为历史知识对于理性的思考是毫无意义、毫无帮助的，他们认为历史处理的是个特殊性的领域，不像哲学会思考那么多普遍性的问题。汪晖的文章也引用了布罗代尔等人的研究，指出他们的研究无法进入经济学家的视野，无法获得科学的资格，这样的偏见即使到现在也存在，所以从启蒙运动以来，以普遍性为归宿的规范化的理论形态一直是西方思想的主流，无论是以启蒙主义、自由主义还是科学主义的形态出现。

       我们现在面临的境遇是什么？我认为现在这种规范化的理论形态，似乎已经完全丧失了它们曾经拥有的活力和能动性，它们不再能够为我们提供富于想象力和生产力的关于人类生活的未来图景，而是变成一个教条，就是戴锦华说的理论已死。

       最后这种规范化就变成了汪晖说的形式主义的东西，只剩下形式化的技术规范，不再有实质性的内容。所以在这个时候，历史分析方法非常重要，历史的真实性、复杂性会打开我们被规范叙述所限制的一个视野，为我们呈现出新的可能性，我想这个可能是汪晖的出发点，也是基本动力。所以我这里不太同意戴锦华对汪晖的批评，认为他的总体性的理论话语有问题，当然这个是存在的，但是我更看重他历史分析的方法。

       但是汪晖并不是因此就完全摒弃理论、反对理论。他自己说，历史叙述的终点总会出现理论的归纳，任何实证的研究无法用实证的方式去穷尽一些现象。只是说，汪晖研究的理论，不再是规范化的形态，那种静态的、形式化、规范化的叙述，而是始终保持着紧张感和活力，这种紧张感和活力的来源就是历史和现实不断的对话。在汪晖的著作里面，历史不是作为一个客观的认知对象，而是作为一个活的东西存在的，历史提供一个反思性的内在视野，这就和实证主义的研究区分开来。

       1990年代以来，学问凸显一个明显的表征就是各种学术史、思想史、文化史的兴起，我们会不断强调回到历史的原初语境，就是要把各种问题历史化，然而这种贴近原初历史语境的努力——姑且不论是否完全可能——却往往缺少对自身视野的反思，而变成一个纯粹的技术性的工作。

       汪晖的研究，也会充分考虑历史语境自身的问题，比如他在《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里面会自觉使用时势、理、物、封建这样当时的概念考虑问题，但是他并没有因此放弃当下的理论话语，比如帝国这样的概念，而是从不断反思的前提下，使用这些理论话语，或者说他从历史分析中获得的内在视野，把这些理论话语也历史化和相对化了，认识到它们也同样深植于历史之中，而不是不言自明的规范性的叙述。所以我认为这是双向的历史化，一个是把对象历史化、把问题历史化，另一方面，把自身的立场和当下的理论话语也历史化，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他的理论视野。这个理论视野不是规范性的叙述，也不是预设的结论，是总是处在“历史化”运动之中的向未来开放的一个东西。于是历史中一切凝固的思想、观念、叙述，都处在流动和变化之中，都被问题化了，也就呈现出各种可能性。就像汪晖自己说的，他写《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他假定大家读完以后对现代也感到怀疑，对中国这个概念的界定进行追问，就在一定程度说达到了目的。这看上去是一个很谦虚的说法，实际是很高的境界。

       美国思想史家凯利曾说过：历史实际上是提问题的方式，但是它的答案一定是地方性和暂时性的。在这个意义上，汪晖的著作是真正的历史研究。他自己说过：“我在研究中不大在乎范式问题，只关注对问题的讨论。”所以汪晖的研究是接近“学术”还是接近“思想”，或者是不是符合“学术规范”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提出了问题。

倪文尖（华东师范大学）：

       我还是想从《别求新声》这本书说起。因为我觉得，汪晖，无论是作为一个范本，还是作为一个麻雀，都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汪晖；我说有几个汪晖，包含了两方面的意思。一是汪晖的写作——尤其是他论述的方式、文字的风格——有其多面性。首先当然是学术论文论著的汪晖，在这里，他语气铿锵、旁征博引、汪洋恣肆，句子和文章一般都很长，想得深想得远，也想得非常复杂，表述得相当复杂，激发读者的决心和耐心来认真读解领会。同时，还有个写散文的汪晖，像《旧影与新知》中的那些写人忆旧的文字，像《死火重温》等随笔体的鲁迅研究，都写得思想深沉、感情醇厚，少了引文的羁绊，表达也相对亲切而平易得多，所以，感人、动人之际又发人深省。而我个人最佩服的，还是这本访谈录的汪晖，既更多地敞开了自己，又不失一贯的厚重和绵密，甚至，访谈录里所呈现的，思想的幅度、思考的力度、思维的强度，尤其是对中国与世界、历史与现实的诸种盘根错节的问题的复杂性、艰巨性的敏感和认知，我几乎要认为汪晖的其他论述都还没有达到过。

       我说有几个汪晖，另外一个意思是指：汪晖其实也是在变化的，从1980年代中后期出道，到1990年代中期成熟，再到现在，都还是有变化的。汪晖从对鲁迅研究的反思而进入由关键词梳理开始的思想史研究，在大的问题意识和核心关切上，最初更多集中在全球化进入中国所带来的巨变之类的宏大叙述，尤其是批判性地关注跨国资本对1990年代的中国经济、社会乃至政治的影响；而这几年来，汪晖有一个变化，是更多地关注中国内部的多样性，或者说全球性问题在中国内部的呈现，这也使得汪晖所做的问题越来越具体，研究也越来越细致。我觉得，汪晖的这个变化是值得重视的，有待观察更有待总结。

       当然，汪晖的变里面又有不变，也就是说，汪晖有他自己不变的“个人同一性”。

       其一，从中国古人所谓“学”与“思”、“知”与“行”这两对范畴来看，汪晖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典范，同时也可能碰到了一些麻烦和困难。“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而正像前面有老师提到的，汪晖是在阅读/写作中思考、同时又通过写作/阅读来深化思考的，——这是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方式，也可以说汪晖很好地统一了“学”与“思”的关系；这里面也自然连接着“知”（识）和“行”（动）的问题，换句话说，对现实的关注乃至行动与学术知识的生产这两方面的关系，汪晖也处理得相当精彩。

       其二，汪晖的学术与思想的动力，自始至终，既来自于信念，也来自于求知。在1990年代初的那本《无地彷徨》的后记里，汪晖就明确说他相信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无疑是相当内在而自觉，也颇为先知先觉的；另一个动力，就是所谓“不屈不挠的博学”。汪晖之所以从现代文学走出来，走向思想、走向历史，又从国内走向国外，他的笔下之所以会不断地冒出各种不同学科的人名，是因为他像个巨大的磁铁，只有吸附了纷繁杂多的原材料，才能凸显自己的存在，是因为汪晖需要越来越多的知识背景来深化思考，需要越来越广博的学识来建构立论，从而支撑自己不屈不挠的信念。当然你也可以说，正是汪晖内心的伟大信念，驱使他不能停下求知的脚步，而只能越来越博学。总之，这两个动力轮一直让汪晖非常执著、艰难甚至焦灼，然而又乐此不疲地跋涉前行，使得他越来越像是我们老师辈的骄傲，显然，更是我们这一辈的榜样。

       其三，汪晖工作的边界在扩大，其圆心却未动，核心的研究方法论也一以贯之。我想将之称为“阐释学”。可能和文学出身有关系，汪晖重视文本，尤其重视文本的解读。他对待文本的态度和方式是，一方面把文本当作研究的材料，同时，又把文本从对象的位置解放出来而成为对话的主体。换言之，所有的文本包括他人的言论著述，在汪晖那里，既是对话的对象，又是研究的内容。——事实上，这对于汪晖来说，是他特别重要的知识生产方式。我以为，这大概也属于容易引起争议的一个来源。

       我甚至觉得，围绕汪晖而来的那些争论或者说误会，或许都是和我上面所试图概括的汪晖大有关系的。比如，汪晖总是把重大的现实关怀读入到历史文献当中，这多少有过度阐释的危险性，或者抽象点来说就是，信念和知识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处理才更为适当？又比如，正像前面杨念群先生说有“跨”的限度问题，我想说是否也有“博学”的限度问题，虽然可以不断开拓知识的疆界，把各种各样的问题作为导向来引领研究，但是，每个人的知识和能力总是有限的，那么如何突破这个瓶颈？等等。

       我的意思是，经过这二三十年中国学术的变与不变，无论进步与倒退，甚至也无论立场与观点，其实，我们大家都已经到了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在这个意义上，汪晖作为典范也好，汪晖所显露出来的麻烦和困难也罢，都需要学界冷静观之。我个人觉得，我们老师辈的学者，应该更好地阅读对方，增进了解，良性竞争。而我们这一辈以及更后面的年轻学人，当然可以有也应该有超越父辈甚至“打死父亲”的冲动，但是，如何真正理解汪晖这些“80一代学人”的工作，他们的多面性，他们的变与不变，他们的信念与坚持，他们的工作方式和研究方法论……都还是不能不做的事，也只有这样做了，才能接着说、对着说甚至反着说，总之是不断地往下说。

胡志德（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我就来谈谈普遍性跟特殊性二元对立这个议题和汪晖学术的重要性吧。有关这二元对立的问题，酒井Naoki Sakai教授在他重要的论著里，已经说得很详细了。我现在用辩证法的角度，来暂时解释一下，这个事实上不能解决的问题。

       今天这一场论坛的话题关注的是现实局面，所以我也从现实的角度，来添加一点说明。首先我要提出的是，我们现在还是住在一个西方中心的世界里。今天早上我本来想谈这个西方中心主义的翻译。在英文里并没有“西方中心主义”这个字，只有Eurocentrism（欧洲中心主义）的字。但欧洲中心，说的是欧洲，指的是局部片面的西方。“西方中心主义”这样总括性的字，在英文里是没有的。

       话说回来，就我粗浅的了解，西方中心主义的底线，是西方的东西，是具有特殊反省和反思功能的东西。哲学写作具有反省的功能，这是从柏拉图一直到现在，一条清楚的脉络：西方的反省性比任何别的文化都强。从最理论化的思想到最通俗化的层面，都有这么一个思维。我教本科生比较文学的时候，拿亚洲文学、非洲文学和欧洲文学进行比较。很多学生都说，欧洲以外的人很可爱，可是因为他们不会“反思”，所以被帝国主义打败了。所以我想尽办法，千方百计跟他们谈“反思性”这个问题。

       还有一个具体的例子。前几年中国有一次银行危机。1990年代，由于中国银行商业化的缘故，马上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危机。而且有一个分析中国经济的美国权威经济学家，在1998、1999年间出了一本书，谈到中国的发展总有一天会因为银行危机而“抛锚”。他说，那不会是一个偶然现象，而是一个体制本身的问题。体制改革不了，这个问题就无法解决。四五年以后，中国的银行危机，暂时解决了。但是，2007、2008年间，纽约反而出现了金融危机，也就是所谓的“金融海啸”，规模比中国1998年间的问题还要严重好几倍。美国人一般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都把它说成是执行和细节上出的问题，而不是体制本身明显的毛病。但实际上，如果美国不从体制本身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无法解决的。这说明，美国人通常可以用一些很简单的说法，比如法律，来告诉自己，这些问题不算什么深层体制的问题。这是个很有趣的例证。也就是说，在西方思维里，似乎深层的问题，本来就是不用探讨的。因为西方已经早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根本的思维是，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释的，不需用大动干戈，反省什么根本体制的问题。这跟对待中国问题的态度是完全相反的。

       在中国，大家都知道这两种不同的标准。可是在西方，这两把尺的问题还是非常严重的。因为中国政府的运作方式，似乎是有了问题，就解决这个问题；等下一个问题来了，再解决下一个问题。《纽约时报》每隔一个月，或者每年至少两三次都会宣布，中国现在终于碰到一个不能解决的严重问题了。每隔一段时间说同样的话，好像过去说的一点都不算数，都忘了，现在说的才算。非常有意思。

       所以把中国问题简单化，以我看，在西方世界，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我翻译编辑汪晖的第一本书，是在2003年出版的。当时马上有一个《纽约时报》的评论，是出版社的一个编辑安排的，我很高兴，因为《纽约时报》关注这个书，我觉得是好事情。那个作家也算是资深的中国观察家，写了很多书，他来了中国好几次。可是他对汪晖的了解是：汪晖是一个反体制的人物。他谈汪晖，反体制的话语马上就出来了，完全误会了这本书批判的宗旨。

       所以西方的欧洲中心思维影响是非常大的。在每一方面的影响都很大。对中国银行危机的评论只是一个很小的例子。我认为，更大的问题是在批判意识和自觉批判意识上。我们谈问题，自觉是每个人都有的，但是批判的自觉更难一点。有问题意识和自觉的人，不一定有批判的自觉和意识。

       我觉得更迫切的问题是民族主义的思想问题。现在西方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从左派到右派的学者，从Dirlik到Joseph Nye，都说民族主义不好，而他们对民族主义的说法都是差不多的。可是我们应该追溯他们否定民族主义，背后的假设是什么？以Joseph Nye为例，他在哈佛的时候说，我们要软实力，我们不讲民族主义。但是一碰到日本政府有了问题，他马上就变成了美国政府的特派员，去镇压那个小部落。这已经发生过好几次了。最近的琉球事件，他去了东京，日本政府垮了，所以我说西方抵制民族主义思想，后面其实很缺乏反省精神。

       这也说明了另外一个问题，国外的进步分子跟中国的进步分子有没有共同的话语？我以汪晖关于西藏的文章做一个讨论的个案。我们今天讨论了不少有关这篇文章的问题，而且我也把它翻译成了英文。翻译的过程其实是蛮辛苦的。汪晖这篇文章里，提到一些国内外藏学专家们还没有考虑到的问题。可是当我把这篇文章拿给我在美国属于进步派阵营的朋友看的时候，他们却说他们不能接受汪晖的主要观点。因为其实西方的进步阵营还是威尔森主义派的，难道这不算是民族主义的思维吗？这是西方的民族主义跟普遍主义之间起了矛盾。而且我觉得西方从来没有好好反省和交代过这个问题。

       我这样说，是因为我觉得汪晖基本上是针对这一系列的问题的，所以我觉得我做汪晖的翻译很有意义。如果一个西方学者来看汪晖的著作，很可能会得到一些启发。今天戴锦华提到了总体性的问题。我很欣赏。总体性的思维总是危险的。戴锦华也说了，当进步群体面对资本主义总体时，他们永远是弱势，所以总体性的思维是难免的。这个问题又怎么解决呢？有时候我翻译汪晖的文字，觉得他在某些问题上说得不够清楚。这可能是因为汪晖有意地采用复杂的文笔风格，这也正代表了他反总体性的解构思维。有时候，我觉得我对汪晖的文字翻译得太规范化了，其实不一定要这么规范化。因为它里面的东西是很复杂的。

       最后，我觉得汪晖最大的贡献是他对民族国家思维的探讨。他最近在做这个工作。我觉得这是个非常有价值的议题。因为我刚才说的例子都是民族国家思维的一些后果，西方世界认不认这些账是另外一回事，可是我认为，汪晖的贡献是：他阐释了中国明清近代到现代的历史的思想脉络。这个脉络跟西方特别不同。因为西方在历史上，并没有真正面临过什么思想文化完全断裂的危机。中国从晚清，起码从甲午战争以后，一直到现在，都一直被这个问题困扰着。这是中国人很特殊的经验，值得西方人从中国人的角度去分析了解。我个人觉得，汪晖对这段历史的阐释，到现在为止，是西方人，和任何其他对中国有兴趣的人，了解中国最好的渠道。

赵京华（中国社科院）：

       一段时间以来，汪晖曾经陷到一个恶搞的媒体事件当中，我作为第三者，感到对汪晖这样一个优秀的学者太不公平，应该回到学术，回到思想问题做一个讨论。我记得3月26号，王彬彬的文章刚出来以后，《南方都市报》等媒体打电话来，说一个小时以后要采访我。我便急忙地认真准备，想谈谈《反抗绝望》有哪些学术上的贡献，包括不足，可是采访登出来之后，我主要的话都没有了，只留下批评王彬彬的那么一点登了出来。所以我发现媒体并不关心学术，也不关心思想。在汪晖受到不公平待遇之后，今天我们回到学术，回到思想问题，我觉得非常必要。

       我个人这些年比较关注汪晖的学术活动和思想活动，特别是其鲁迅研究方面，他的《反抗绝望》和后来的几篇文章，我都认真地读过，我今天就汪晖的鲁迅研究谈一些个人感想，但我首先要说一下对汪晖学术思想的总体感受。

       感受比较深的有两点：第一，汪晖是不断和世界范围内的思想资源进行对话和交锋，在对话和交锋过程中，努力寻找属于自己的阐释的立场。这种努力非常重要，有些学术观点，有些思想的提法具有原创性，和他的这个学术努力有关。

       第二，用汪晖自己的话讲，就是把研究对象从对象的位置上解放出来，然后将这个研究对象建构成一种视野，从而反思我们自身的局限。我觉得这样一种努力，也非常重要，在这种努力之下，汪晖把好多学术问题、历史、事件、人物一个个重新激活，然后使之与当下问题、中国的问题、我们自身的问题深深关联起来。换句话说，汪晖是有意识地把学院的知识转化为一种思想，同时让思想发挥建构性的或者创造性的实践力量。这是我对汪晖学术思想活动的两个总体感受。

       具体到汪晖的鲁迅研究，《反抗绝望》，1990年出版的，也是现在引起争论的一本书，这本书的学术价值，包括今天在座的罗岗先生等，我们都是做现代文学研究的，知道它的价值所在。简单一句话，我觉得汪晖的《反抗绝望》和王富仁、钱理群，还有稍后的王晓明关于鲁迅的研究著作一起，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共同完成了鲁迅研究上阐释框架的根本转变，这样一个学术思想史的意义非常重要。也就是说，汪晖通过对鲁迅早期的文章，特别是对《野草》深度的解读，得以提炼出思想复杂性、历史中间物、反抗绝望等一系列全新的概念和分析工具，从而把鲁迅研究从以往那种庸俗社会学的，或者国家意识形态化的阐释框架中解放出来。我感觉《反抗绝望》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背景下产生，同时在鲁迅研究界的内部又推动了这一思想解放的进程。《反抗绝望》成功的一个原因，还是我刚才讲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和世界范围内的思想资源进行对话和交锋，在这个过程中，建立起了自己的思想视野和阐释立场。

       我简单举一个例子，比如《反抗绝望》中，大量参考李泽厚“思想史三论”，列文森和林毓生的著作。列文森的著作有一个提法，认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时常感到历史与价值、感情与理智的分裂∶“由于看到其他国度的价值，在理智上疏远了本国的文化传统，由于受到历史制约，在感情上仍然与本国传统联系。”汪晖也引用他的这一观点，但没有停止不前，而是在承认这一二元论的分析模式表露出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复杂的心理状态的同时，又进一步思考而看到了这个分析模式实际上也有一种弊端，会把中国近代历史变革的一个内在动力问题变成中西方之争的问题，而暴露出西方中心论的色彩。因此他说这样一个二元的阐释框架不能解释鲁迅思想复杂性的全部，因此他在这里提出，历史与价值的冲突乃至由此导致的情感与理智的矛盾，不仅仅是中国传统与西方价值的分裂，而且更是民族文化变迁与发展的内在变动过程。而鲁迅个人同一性的建构亦正是在这个内在变动过程中完成的。其实在后来汪晖的其他著作里也是如此，和世界范围内的思想资源进行对话和交锋，然后把问题再往深里推进，形成自己的阐释的角度和立场。

       我最后再举两个小的例子，《反抗绝望》之后，汪晖并没有停止对鲁迅的思考。2006年，他接受《南风窗》的采访，有一篇《鲁迅∶真正反现代性的现代人物》的访谈，2008年在《反抗绝望》出三联版的时候，他又写了一个跋语，叫作《鲁迅与“向下超越”》，我觉得这两篇文章把汪晖这些年来对鲁迅的思考又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更重要的是把鲁迅这样一个研究对象和当下的中国问题，比如现代性的问题，比如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阐释中国的问题等等联系起来。《真正反现代性的现代人物》这篇文章里，汪晖有一个新的提法，那就是说，鲁迅是在追求现代性的同时反思现代性的思想家。在《鲁迅与“向下超越”》这篇跋文中，他进一步阐述了鲁迅何以能在现代性叙述之外获得反思现代性的位置，他注意到鲁迅作品里的亡灵意识。这个问题以往夏济安提过，日本学者丸尾常喜也曾指出鲁迅作品里有一个鬼的世界。但是汪晖没有止于这样一种基本观点的介绍，而是对于域外新的观点进一步思考，他认为这样一种鲁迅作品中的亡灵意识，更反映的是鲁迅作为思考者自身的一个矛盾，在这个矛盾撞击的过程中，鲁迅最后找到了一个更为辽远的时空，就是土俗民间的世界，从这个世界出发，鲁迅才得以超越现代性叙事从而获得一个反思现代性的视角和位置。我觉得，汪晖的这些思考，不仅把鲁迅这样一个历史人物和当下问题深深连在了一起，同时也把域外世界范围内的思想资源进一步向纵深推进，从而将学术研究升华为一种思想的力量。

杨立华（北京大学）：

       汪晖的书，我一直在读，当然我读的主要是自己有兴趣的部分，因为我是做中国古代哲学研究的。我讲讲阅读汪晖对我个人的意义。阅读汪晖对我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防止我自己被完全限制在学科专业的视野之内，阅读的汪晖过程，对我而言是一个不断将自己拉回到现实世界的过程，这对我个人成长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借着今天这样一个机会，配合“当代学术生产与现实关注”这个主题，我想试着对我个人的阅读印象做一个总结。

       第一，我觉得汪晖的研究里面，有一种面对问题的真诚和面对问题的勇气。我觉得刚才赵刚说过一个词——恐惧，是很多人在面对世界、面对他的研究课题、面对自己世界观的调整时，常常会有的。但汪晖没有。他非常真诚地面对问题，不逃避，这一点对我的冲击非常大。

       汪晖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我从中总能感受到某种促迫感。这种促迫感，我觉得跟时代问题的尖锐性和我们自身知识准备不足是有关系的。当然面对中国当代这样尖锐的问题，可能知识准备永远都完不成。这个时候，勇气和担当可能比知识的准备要重要得多。在汪晖的研究中，我能够看到这一点，在非常仓促的情况下，问题已经摆在那儿了，你必须要面对。这让我想起《礼记·儒行》篇里的一句话“鸷虫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一个重担压过来，容不得你左顾右盼，你就得冲上去扛；猛兽已经扑过来了，也容不得你去做什么准备，你就得冲上去搏斗，没有任何办法。这种促迫里面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深思。当年程颐在评价张载的时候，说张载的思想“有苦心极力之象，无温柔宽裕之气”。这个评价有点接近于我阅读汪晖的感觉。我认为二程对张载“苦心极力”的描述很准确。但我并不觉得这是张载的缺点，反而恰恰是张载最可贵的地方。张载思想中的某些粗糙的、在程灏看来是不够圆润的部分，那种苦心极力的东西，反而带出了在二程的哲学里所不能容纳和面对的问题。

       第二个方面我要强调的是汪晖写作中的论证的意志。把非常复杂知识的系统，包括论证的系统要安排到他自己的论证当中来，同时要照顾原来知识的思想点，包括引用东西的脉络，这个过程当中，没有非常强的论证的意志跟思想的专注，是不可能的。在我看来，现实是什么，跟一个人深入现实的意志的强度有关。问题的关键在于，你到底用什么样的意志来面对现实，你的意志能不能真正地引领你深入到当代的现实中去。这种意志可能会造成破坏，但是有时也无可回避。

       第三个方面我要讲的是汪晖写作的知识品格。面对问题的真诚和勇气以及论证的意志有的时候会有破坏性。这里的关键在于，怎么通过一种有厚度的知识积累，通过一种知识的方式，一种学术生产的方式，来把自己的对现实问题的关切和论证的意志变成知识，而不是纯粹类似意识形态或者实践指导方面的思想。我觉得汪晖的写作里面有一种很可贵的知识品格——他始终处在与各个学科的明确的对话关系中。有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汪晖的写作看到我们自身学科发展的某些局限。我们会意识我们自己的学科还不能给那些直面问题的思考提供足够的支持。

       汪晖虽然有非常强的论证的意志，但是在具体写作中，他始终会跟某个学科内部的话语和问题之间保持对话的关系。《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出来之后，我写过一个书评。我没有汪晖那么宽的视野，所以在文章中只谈了我感兴趣的部分，那些部分我反复看过。在阅读中，我可以清楚地看到它的复杂的对话关系。汪晖在认真地面对各个学科的问题，而且在很多地方，他提出的关于一些学科内部的专门问题的见解，对于这些问题的专深研究也有推进的意义。这种知识的品格，我觉得非常可贵。

刘复生（天涯杂志社、海南大学）：

       我本来的专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但最近几年自己却越来越搞不清楚自己的专业是什么了。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接受汪晖等人影响的结果。所以，对我来说，评论汪晖还具有另外的特殊意义，仿佛也是在清理自己转变学术研究方向的内在逻辑，寻求并确认自己在这个时代以学术为志业的理由。

       在当代，汪晖是一位具有典范性的学者，他的重要意义和典范性，应当在当代人文社会学者所处身的时代困境里面来理解。这个困境就是，当代人文和社会学者越来越难以理解这个时代、这个世界。这种困难主要来自两个方面，首先，在这个时代，人类生活的各个地理区域、社会诸领域，越来越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它们之间的相互渗透或交互性的影响，在广度与深度上都是空前的。一个中国山村的老太太的焦虑可能和美国的期货市场的价格波动有着深刻的关联。其次，在当代世界中，除了广阔而复杂的现实进程，同时还有大量覆盖在现实之上的各种知识与话语，政治、经济、法律、历史、文学的话语，这些意识形态的话语不但直接构成了所谓现实，而且还在不断地生产着新的现实，它们不但是观念性的力量，还同时是塑造现实与未来的物质性的力量。

       所以，对于当代的人文学者和社会学者来说，他不但要有多方面的知识面对空前复杂的现实，而且还要有能力批判性地面对自己使用的这些知识。在当代，哪怕我们试图去理解一个非常局部、非常具体的问题，我们都要有一个总体化的视野——所谓总体化的视野，我理解为在复杂的地域、社会网络和历史联系中，在现实和话语相缠绕的状态中，把握问题的阐释能力。很显然，没有这种总体化的能力，我们没办法对现实进行认知图绘，并在这种总体联系中理解每一个具体的现象。

       这就是我所观察到的当代学者的困境。它对我们每一个人文学者和社会学者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方面我们都要有自己立足的专业，或者说立足于某一专业的观察世界的角度；另一方面，他还要有超出专业观察角度，对现实进行总体化理解的理论能力。也就是说，一方面，他要意识到自己的专业的界限；另一方面，他还要随时告诉自己，这个界限并不存在。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困难。

       可能有人会说，一个人既要有很强的专业能力，又要有很强的超学科的综合能力，这不可能。但是我想，如果当代知识分子还想实现其应有的时代价值（当然，知识分子的使命与价值在当代世界已经有了新的意义），这个能力在某种意义上是必须的，当然，在现实当中一般人做不到，但是这并不是说没有人能做到。我就认为汪晖基本上做到了这一点。退一步说，哪怕最终我们达不到这样的目标，也应该有这样一个意识和追求。

       汪晖这样的学者的出现，当然需要非常优秀的个人才华与禀赋，还要有非比寻常的勤奋，以及极其特殊的人生机缘等等因素的造就，但是，不可否认，他的出现也是当代的知识困境给当代学者造成的压力与挑战的历史反应。

       汪晖的学术研究对于当代的学术困境做出了一个富于典范性的回应，他的地位与价值放在几十年甚至百年来的学术史线索中来看，也是极其独特的。汪晖同样面临着专业研究与总体性视野之间的矛盾，但他对这种矛盾有着清醒的认识并发展出一种独特的解决办法。当然，我们不得不承认这里面也有某种天才的成分，比如说，汪晖有一种独特的才华，能够在大量的知识信息中，敏锐地、几乎是本能地发现最具价值、最关键、最精华的部分，这样就使他超越了精力和专业研究的限制。但是我认为这不是主要的，而且某种意义上，这种才华也是有意识地自我训练的结果。在我看来，汪晖很好地把握住了专业性与总体性视野之间的平衡点。事实上，并不是说，一个学者对某些领域越具备专业的知识就越有发言的资格。汪晖对藏学、经学的研究当然很“专业”，但恐怕在一些专门研究这一领域的学者看来还不够“专业”，但不可否认，恰恰是汪晖的相关研究提出了最重要的具有现实意义的理论问题，这并不是因为他在这些专业领域内做得最“专业”，而是因为他的专业程度是“恰好的”。在我看来，如果我们因为要追求过于专业，而把自己陷入某些专业领域里面的话，我们可能会遗漏掉最重要的东西。当然，对于所涉及的研究领域不专业是不行的，但绝不是说越专业就越好，在这里，我觉得有一个平衡点。这需要一种选择的能力，同时要有一种在不同的现实与知识领域之间建立一种富于想象力的理论联系的能力。

       汪晖对所谓的专业化一直很警惕，在他的研究里我发现了一个奇妙的辩证过程：为了做一项研究，他可能首先要涉及各个具体专业领域的知识，但是，在用各个专业领域的知识观察这个现象之后，他还要完成一个新的综合，即把这些专业领域的界限重新消灭掉，然后还原到一个相对总体化的观察视野上去。这个过程在汪晖的研究里面总是在暗暗地进行与完成的。比如，《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当中对礼乐问题的研究，虽然他一直在警惕我们用现在的知识分科（政治、经济、法律、道德、伦理）来观察礼乐具有根本性的缺陷，但是在一开始他又必须借助这些手段，可是，在最后，他又把这个界限消除掉了，进行了新的、更高的综合与还原。这种处理方法，对于处身在当代的学术体制中的我们来说，有着充分的启示意义。

       汪晖研究的主要领域是历史领域或思想史领域，但是，正如大家都看到的，他的研究一直具有鲜明的当代意识。如果我们仔细研读汪晖的历史研究，不难发现，汪晖的历史研究总是呈现了一种让我们重新理解现实的可能。我觉得，能不能把历史重新照亮，而且把里面活的东西重新打捞出来，而不是用过于专业主义、过于知识主义的研究窒息它的活力，是我们判断高水平历史研究和低水平历史研究的一个分野，汪晖在这一点上做得非常成功。但是，鲜明的当代意识绝不是将历史研究庸俗化的理由。汪晖一直很警惕历史研究或一般的学术研究中的实用主义倾向。或许我可以这样理解，在他看来，真正的、严肃的学术研究在本质上就是具有当下性的。

       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不同意很多人把汪晖说成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如果按公共知识分子的一般说法，公共知识分子应当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之外再保持一种介入社会的激情。我觉得对汪晖来说，这恰恰是不适用的，因为汪晖的学术研究本身，恰恰正是公共性的，他不需要在学术研究之外再表现出所谓公共性。学术研究与公共性对于汪晖来说不是分离的两个方面，而是内在的一个整体，即使汪晖那些非常学究气的历史研究也是这样的，更不要说他那些面向当代思想与社会状况的分析了。汪晖的写作是充分学术性、经典性的，但是这并没有影响他的学术研究对社会的公共影响力，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影响力可能恰恰是由于充分学术化的结果。当然，他的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可能要通过一些中介，比如通过其他更具公众亲和力的学者、作家，甚至媒体知识分子，来做一个更通俗化、更具感染力、更具当下性的解说，当然可能这种解说也有所损伤，但是也可能更为丰富化，更具想象力，同时激发另外的理论创造。正是这样的转义与传播，使汪晖的思想有了更大的辐射面，我觉得这是汪晖在当代思想创造中不可取代的一个作用。

       当然，汪晖的这种追求学术经典化的过强的自我意识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比如，他的直接的实践性可能会有所减弱，当然，汪晖的那些面向历史的研究刻意在表面上淡化政治性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那些面向当代发言的研究，用过于缠绕的理论表述来淹没其政治意识，就不尽适当。事实上，他的政治立场不同的理论对手从来没有对他的政治性内涵有任何的误读，他们非常清楚地抓到了这些东西。

戴锦华（北京大学）：

       说到左、右议题，对大家的观点做简单的概括，无外是在说左右不可超越的或左右必须超越。我们是否只有两种立场、两个角度、两种选择？我自己始终非常警惕一分为二、二者择一的表述。换个角度看，也许不是左、右，而是主流和边缘。所谓边缘，从来不具有同质性；所谓主流，也从不是铁板一块。边缘和主流并不是恒定的二项对立，而是一个互动与演进的过程。我自己近十年来一份亲历的经验是，我自己较早地参与了中国新乡村建设运动，只是作为一个志愿者。相关的学者、行动者在此之前已做了多年的抗争和努力，争取减免农业税、大声疾呼三农的问题。但我参与的时候，仍是势单力薄，人微言轻。我自己则经常受到公开的或隐晦的指责：不务正业，你一个做文化研究、电影研究的学者搞什么三农问题。但在公众感觉中似乎是突然之间，党中央认定“‘三农’问题是重中之重”，于是主流便全面接管了这个边缘话语，于是，震天动地，一呼百应。两年前，我做社科基金的评阅人，我评阅的二十一份课题报告中，做文学中的农业合作化、三农问题研究的提案竟多达十五份。那一刻，我有深刻的荒诞感和啼笑皆非感。可以看到，孤独边缘的声音坚持抗争，见批判性建构的思考可能如此孤独，几近绝望，或许峰回路转，边缘处的坚持影响到了公共政策的改变，影响到了主流，间或成了主流，对我来说，那一刻我可以放下这个话题了，尽管我依然坚持介入性行动。

       所以我说，一种批判的声音、一种批判性建构的思考，永远是少数的声音，主流的声音永远是最响亮的，永远是为现行的制度辩护。从这个角度看所谓的左右，无外乎一个直面社会的问题，揭示社会的问题，力图寻找解决和改变这些问题的可能性和方案；如果暂且没有解决方案，我们不妨大声疾呼让人们关注这一问题，从思想上、学术上、进而实践上解决这个问题。还是曼海姆的定义：乌托邦无非是早产的真理。——至少这正是我们举办这次会议的初衷。我想利用主席的“特权”来强调这一点。否则我们又会纠缠于谁是左派、谁是右派，谁进步了，谁没进步。

       有些时候，右派进步得好快，当他们接管了你的话语，将其制度化的时候，他们好快。因为那时候他们会获得更多资源、机构的支持，会做得更完善、更细致。对我来说，我被人骂作左派，如果左派就是边缘坚持的批判与批判性建构的声音，左派就是永远站在弱势者一边，那我乐此不疲。因为我认定批判、直面社会问题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本分。如今知识分子这个称谓经常加上很多前缀：公共知识分子、有机知识分子、学院知识分子、媒体知识分子，我想说：不必吧，如果我们还是回溯到法国，左拉发表“我控诉”的时刻，回到这个词诞生于欧洲的那处时空，那么知识分子是什么？知识分子是面对强大的主流的势力，去发出反抗、批判声音的角色，一个功能角色。如果你履行这个功能，你就是知识分子，不管你读了多少年书。你不履行这个功能，你就不是知识分子，也不管你是不是教授、专家或者学者。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去作知识分子，每个人都可能选择去作知识分子，同时，当你做出选择的时候，请你准备承担全部的代价。

       今天的会议，超出我的预期。除了我们把汪晖作为一个个案，试图回顾我们二十年来所经历的过程，再度探讨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之外，我们不期然的收获是，今天在这个会场中浮现出的是一个真实的知识共同体、学术共同体。我感到每个人在谈汪晖的时候，也是在谈自己，具有个人的，也是学术反思的特征，在今天这个场域中我们分享的是思想，是体验，是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经历过的过程，一个思想共享的社群。

       1980年代以来，反思这个词连篇累牍，震天动地，但是我一直在强调，很多时候，我们不自觉地以反思的名义拒绝反思。因为反思是沉重的、疼痛的，有时候是伤筋动骨的。但是今天我们的确在开启一次反思的历程。

       我之所以感到今天我们处在一个学术共同体、思想共同体、知识共同体之中，首先是因为它是一个纯粹的同仁性的会议，大家在基本的共识、基本的分享上走到一起来，我才不忌惮我是否有资格坐在主席的位置上。一个小小的声明，我感谢、欢迎今天所有前来的和未能肯前来的朋友，感谢你们。如果对这次会议有任何诟病，我承担责任；如果这次会有所成就，或留下了学术印痕，我不想欺世盗名。

       今天大家在这里讨论汪晖的学术，是一个当下的话题，也是一个长久的话题。我们今天所讨论的问题，一百年前已经被人们触及，也许一百年后还会被人们重提。我们都会知道，回身反观，不难获知：历史很长，生命很短。更不必说个人生命当中的一些插曲，此时看起来铺天盖地、遮天蔽日，明日望去恐怕只是一个小小的噪音。毕竟，学人以文章立身；而且，“文章千古事”。我的学生说：老师，你的想法过时了。但我仍然坚持：读书人为什么要做读书人？是因为有此爱，你从中得到了快乐、满足和幸福。我们在不同领域、以不同的方式工作，如果我们工作真有价值，我们就加入到了延续文明长河的努力之中。我们能否最终抵达真理？我没有任何把握和奢望，但是一代一代人前赴后继，走在追求真理的路上，我为在这个路上跟大家同行深感荣幸。

       再退一步，学术是什么？学术对我来说，首先是智性的挑战，是一个崇高的智力游戏。但是要使这个智力游戏不仅仅是自娱，进而防止其沦落，我想，我们无所依凭，任何的体制、任何的规范都不能保证我们不堕落。那么，我们靠什么？靠的是我们扪心自问，我们有没有葆有最朴素的学术良知。最后我把大家高水准的讨论落到一个很低的位置上，因为我想，今天的时代，是一个划出并且坚守底线的时代，这是我们共享的一个最朴素的基础。

       （本文为“别求新声——汪晖的学术世界与当代中国思想之进路”学术座谈会摘要）

原文发表于《天涯》2010年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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