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何新心理历程看中国知识精英的悲哀 政治精英的无助
谭伟东
中美战略研究院 总裁
中国少鲁迅，更不见毛泽东第二身影，甚至没有周恩来这样温文尔雅但意志、胆量、策略和献身无可挑剔的国相式的革命家。中国知识界多胡适类人物，也多产梁启超式学者，偶尔冒出个别康有为式人才，但甚至再也难现魏源、顾炎武、郑观英式人物。至于像诸子百家，春秋战国般的才学知识，特别是智慧的爆炸性的火山喷发盛况再也难见踪影。按理说，无论从历史时空的现代和超现代的大转型，从近代以降的亡国灭种的急切与焦躁转向稳定发展，甚至是跨越式发展，从新中国前三十年中央计划举全国之力的赶超型和勒紧裤腰带的全社会奉献型，向近乎绝对自由、独立、相对丰裕经济与文化乃至政治机制转化，中国无论从国家战略需求还是社会组合资源战略供给来看，都应该进入和迎来一个当代诸子百家的雅斯贝尔斯的新轴心时代。然而，现实呈现给人们的却是随着冯友兰、任继愈谢世，更随着钱学森离世，中国在科学大家、思想和学问大师、理论和学说领袖出现真正的青黄不接，出现严重的社会空档。经济和世俗化，特别是在精英的自我作践和所谓主流同大众传媒的奇妙长时段的热恋中，把科学、理论、思想、学问，甚至科学精神、知识风骨、理论风格扫荡的荡然无存。中国精英，在中国的历史上，在历朝各代，在上流和民间，在梨园和朝廷，从来没有这样名誉扫地，权威不再，空空如也，像个瘪三。
中国上述精神与文化癫狂历史进程始于特别是时代的改开。坦率地尊重历史地说，中国经济体制的所谓改革开放，从真正源头和起点上说，何新是个起了关键性作用的人物。尽管中国似乎一系列的早期经济体制改革会议，也有一会儿西北大学，一会儿中央党校，一会儿北京大学，一会儿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一会儿体改委农研所，一会儿人民大学，一会儿清华大学等等的各种各样的方案设计和政策蓝图，但真正对邓小平起作用的是何新的直通车的政策主张，思想倾向和理论思想或学术方法，特别是何新对列宁新经济政策的解读和对前苏联斯大林模式或斯大林版政治经济学的布哈林极左政治经济学思想的批判和归类定位。套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毛泽东对科学和科学家的信赖，不出钱学森、李四光、竺可桢、华罗庚等科学大家。当钱学森的关于阐述太阳能量光学和自然能量显示农业增长极限潜力时，毛泽东才对农业大跃进之潜力有所动心。邓小平同陈云、李先念、彭真、王震、杨尚昆、邓颖超等等不同，他同胡耀邦、赵紫阳也不同，同公开的赤裸裸的全面的精神污染和自由化知识分子不同。他理论和思想上尽管同政治上一样自信，但却拿不准，特别是对中国改革与发展方向，会不会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轨道，符不符合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有着下意识甚至意识上的深深的不安和忧虑。何新的解读和定位，把斯大林经济创新和发展一棍子打死，把前苏联从而中国全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萌芽的制度、文化、经济、教育和政治的全部创造，归结为布哈林的反马克思主义，违背列宁主义的极左教条，把中国大跃进式赶超和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的经济体制和治理设计，甚至归结为荒唐的非理性冲动和“土八路”的异想天开。这就不但为邓小平下定彻底改革的决心，扯起实事求是恢复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回归八大的政治经济和组织思想与路线，提供了思想和理论，特别是国际比较和共产主义思想史的依据（当然，李慎之的作用也不可低估，不过那是潜移默化性质的西方，特别是美国崇拜)。当然何新现在明确表明，从思想和理论主张和思维脉动上，他从来都是认同右派而非左派的。但何新在呈现给邓小平这一系列主张和清理时，却从来没有公开和暴露他的右派视角、思想取向和价值判断。这当然不是说何新巧立名目，欺骗邓小平，也不是邓小平和党中央被欺骗。中国和其后的苏联、东欧各国，都是这样先后走上这条转型之路的。差别在于，中国是自己的学者开启了步上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之路。苏联和东欧是在华盛顿共识和休克疗法的直接指挥下，在西方妖魔化斯大林及其模式的心理战下，完成转型的。
但具有讽刺意味，甚至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何新在失去邓小平“欣赏”和“重用”后，在中国改革开放全面步入新自由主义轨道上后，开始公开揭露和批判新自由主义，前几年开始，把研究重点转向揭露和批判共济会。何新不解，甚至怨恨为什么他的所谓非布哈林的列宁新经济政策或国家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设想，会彻底走向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有李泽厚告别革命，就必定有《08宪章》；有王蒙躲避崇高，就必定有超女恶搞，网上窜红；有王朔“我是流氓我怕谁？”，就必定有韩寒的为女儿送上避孕套的假想通信。社会思想和制度发展逻辑，通常不是或很少出现优胜劣汰，一般都是“劣币驱逐良币”。适者生存，显示出的竞争法则是绝对的精英淘汰和逆向选择。这就是为什么学识不坏，品德特别是私德可以的具有右派倾向的学术领袖，自以为开启了正本清源，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思想解放和真理诉求，推动了历史转轨和社会进步，却在潘多拉盖子打开后，陷入彷徨和绝望的必然历史和逻辑进程。只要何新式的解开了另类发展通道，自以为还原和科学化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尽管他自己在内心深处，真正敬重甚至崇拜的是毛泽东这样的旷古旷世天才和其文治武功的雄才大略，但历史脉动和社会趋向却一定是袁腾飞、辛子陵、李锐、胡继伟、郭道辉、刘泽厚、胡星斗、胡舒立、吴敬琏、张维迎、贺卫方、江平类的人物的“呼风唤雨”：他们不但粉墨登场，而且操弄和把持方位，劫持和绑架历史与国家，把政党、国家、军队和人民，当成他们实现个人野心与私利的工具与手段。
的确，何新至始至终的改革开放设计，都不是市场原教旨主义，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新自由主义的。其意识形态原点绝不是主观反马克思主义的，也不是客观背离中国社会生产力和人文背景的。何新同中国体改委的农业所的骨干们，大都是对农村之落后和中国基层单位之社会现实，甚至一定意义上的黑暗面，有着相当了解的。这就是他们年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风起云动，高潮迭起的“实际（而不是实践，更非纯粹）理性”的基本依据。但是中国农业改革除了释放出巨大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形成中国现实的人力资源外，并没有走出集约化、现代化农业经营与发展之路，更没有在前五年农业凯歌高奏的基础上，让中国农民走上幸福的丰裕之道。反倒迅速出现了，并时起时伏，甚至一再恶化的三农问题。小岗村模式彻底失败。反之，与改革开放顶层设计和强制性贯彻完全相反的华西村、南街村、刘庄、大寨等等中国农村大地上的7000左右的集体农业，彻底摆脱了落后与贫穷。而由农村改革转向城市经济改革，由城市经济转向财政、金融与商贸改革，何新不但基本上失去了发言权，而且其产业、产权、国际贸易、汇率、财税、土地等等方面的改革建议，基本上都同所谓主流改革顶层设计几乎完全相反。何新推动总设计师下定决心，走上改革开放之路，而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设计就再也没有光顾过何新。这个不以任何人意志为转移的异化过程是改革理论与方向，改革政治生态体系注定了的。
亚当·斯密何曾提出过经济人的自私自利的人性假说？黑格尔真的是彻头彻尾的东方学恶魔和恶棍？海德格尔哪里曾建构了希特勒的种族主义纳粹理论？尼采、斯宾格勒对西方文化和社会当真是十足的欧洲中心主义？康德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彻底理性与批判思想和理论，西方现代化和崛起过程，为何却把它们统统弃之若敝履？选择性沉默，选择性利用，选择性改造，造成逆向淘汰，真正精英和优秀出局。最后必然是小丑把持，滥竽充数，南辕北辙，适得其反。
历史性的大人物和小人物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大人物引航历史，以胆识和谋略甚至可能开天辟地，指引和领导人民创造历史。小人物占领舞台，操纵和误导历史，就会男盗女娼，天下无道，社会沉沦，历史黑暗与反转。罗斯福新政后美国梦的不坏的开启，很快就被杜鲁门的粗俗、约翰逊的莽撞、里根的哗众取宠、格林斯潘的廉价货币与泡沫经济把戏丧失的一干二净。在聚焦到过去的金融领域和所谓金融经济创新，无非是华尔街平台，打造出了极为明星式的分析家。这些原本极端微观，纯粹技术风险类的账户与企业行业金融数据分析师，摇身一变，一夜间成为投资大师、理财大家、财富金钱向导、资本运营大佬，小人物从来未有引领世界，飘飘然，大大膨胀，自以为是，狂妄自大，线性思维，酿成金融灾难。当然，究其实质而言，这些看起来耀武扬威的小人物依旧是被幕后资本大佬控制的玩偶。但这一点并不改变从认识论揭示社会疯狂的非理性繁荣的历史潮流和脉动。人们的非理性看似理性，自作聪明，一定是有原因的，也有示范和大规模扩散效应的。明星式的小人物的现身说法，他们的一步登天的暴富游戏，具有极大的示范和说服效应。
阿罗不可能定律表明多数偏好和多重选择下的公共重叠共识排序的不可能。布凯南进一步把劝说成本和各种各样的社会政治成本，同民主收益加以比较，把社会选择进一步深入。真理和科学发现是经常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科学、思想、真理同平等和民主政治与文化价值，必然发生实质性冲突。对应于民主的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和民粹主义倾向，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形成了最为科学和系统的民主集中制。而西方的学理、认识论和制度文化，在这一方面都是充满悖论和无奈。于是才有孔德对近代西方的个体对种族反抗的抱怨和说法。
科学和真理从来就不是自证自明，为自己开路的。大道之行，既可能天下为公，也可能天下为家。事实上根本就不是简单机械的生产力水平决定论。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为现代的经济决定论，是右派的一大发明，也是左派理论家被压制的伪理论紧箍咒。这是当代社会科学，特别是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和运动的巨大悲哀。马克思的生产方式决定论是相对于黑格尔绝对精神的绝对唯心主义辩证法意淫式思想家杜捏而提出来的。马克思是要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深入到历史和社会现实发展条件下的社会存在、发展、阶级结构和力量对比的实际运动中，来解剖、建构理论模型和思想体系的。他绝没有否定意志和主观能动性。否则，就不会有的著名的武器的批判和批判的武器之辩证说，更不可能有他的暴力革命和砸碎旧的国家机器说。按照当代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唯生产力论的解释，一切都会在革命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宜的情况下，自然而然，自动演进和发生，否则，就是超越和极左。
项观奇一再深度透视，批判和科学的分析，大声疾呼，钢筋水泥、向东、黄尔文长篇大作多视角阐发、剖析，高学文、李成瑞、秦仲达、张勤德、李长征苦口婆心，科学严谨阐发、推理，更为重要的是全国风起云涌，一浪高于一浪，张宏良、韩德强、一枝清荷、钟声等等强有力地心灵和理性分析与呼唤，从大学生和知识青年开始，很快形成工农大众，现如今已经是各行各业，各条战线，除了既得利益集团，甚至在各级权力阶层和主流媒体，广泛、全面的担忧、不满甚至愤怒，形成对国家和政党方向、走势，对社会未来和人类前途命运充满不安和忧虑，同毛泽东热，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复兴运动，甚至同整个世界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复兴思潮形成洪流。极右派的黔驴技穷，最后的挣扎和反扑在逻辑和情理之中，国际资本走卒的不甘和联合大合唱“合情合理”，既得利益集团和新生资产阶级的暴发户代言人做改旗易帜的最后一搏“理所当然”，为他们的阶级本性和利益驱动所决定。但何新们的至今右派思路或好感认同，一些体制内的“左派”顽固坚持莫须有的毛主席晚年错误论，所谓精英们自以为清高、超脱和明察秋毫，顽固坚持，一百年不动摇，却令人难以释怀。其越发显示出自以为是，孤芳自赏，一贯正确，唯我独尊的反科学，反理性，反人道，思想僵化保守，理论虚空，价值迷茫的人格与思想操守。
何新同余秋雨的看似古典现代国学大家，实则小资产阶级选择的才子自恋情结不同。他同余秋雨的共同点在于中华文人的狂放不羁，但都既没有庄子的游世主义的齐物论、逍遥游的境界与潇洒，也没有老子的厚积薄发，千年恢弘。既没有孔孟的微言大义，春秋笔法，也没有王阳明、诸葛亮，更不必说管子、商鞅、王安石的“盖世之功”。他们都在一定意义上有墨子的社会关注和平民同情，但却没有墨子的劳动人民的价值判断和立场择取。他们把马克思、毛泽东仅仅当作知识分子而不是革命家式的思想家加以理解和把握。在这一点上，宇太看似跳了出来，其实更是如此。我们都在高度关注宇太、张宏良、韩德强。三位都是能量级不低于孔庆东、韩毓海的有潜质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大家的，特别是毛泽东主义大师级的领袖人物，至少是精神导师性质的。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都是可以超越的，世界文明和历史发展也要求超越，但创新和超越一定必须是在马列毛主义基础上的，否则，就一定是修正主义的。而修正主义在政治哲学和政治文化思想路线，最终一定是机会主义、投降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历史堕落和历史思想大倒退，并且最终走向反人民反历史的思想和学说反动。
蔡元培在北大做校长时兼容并包，可以聘任李大钊，放任李大钊宣讲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接纳毛泽东作为北京大学图书馆管理员，但当其阶级政党和领袖一旦形成统治和意识形态泾渭分明，他就是积极策划和推动412反革命大屠杀的核心人物之一。
一个领袖，一个名人，一个理论家，一个思想家，一个政治家，一个社会活动家，做一点好事，一个阶段代表历史，为民请愿，服务大众，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有益于人民。一辈子从立场到理论，从主张到政策，从主观到客观，为人民服务，充当真正的人民公仆。
如果说，高尚全、郑必坚、吴敬琏都是历史和现实的绝对的风派和投机分子，他们除了揣摩上意，把握时机，投机专营之外，就是小人得志，怕不大符合实际。当然极左和极右的风向前后判若两人的摇摆是历史铁案。顾准的全部遭遇和顾准及其后代的科学态度，主要是经济学和史学的时代反思，给这一切描绘得清清楚楚。顾准是当代中国真正的思想解放的学术导师和精神领袖。顾准后代的旗帜鲜明的人民立场和科学主张，显示了顾准家风、家教的真理性和中国知识良心的尊严和神圣不可侵犯。顾准的史学、哲学功底，特别是他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完备的以生命诠释的真理追求，和他孜孜以求的科学探索精神与知识结构，显示出他真正的当代大家的雄厚功底。汪晖更多的是考证学和现代思想史的把脉，没有顾准的视野宏伟。就视野和雄心而言，右派战线只有谢选俊可以和他相提并论，尽管谢的西方知识系统性要差一些。尽管顾准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开启了中国右派解构思潮，但就顾准本人而言和其后代的表现看，顾准不是风派，甚至不是真右派。徐友渔、朱学勤、秦晖们除了鹦鹉学舌外，根本就没有任何东西，但非要俨然有什么“东东”在握。岂不滑天下之大稽？
近代史期间，周扬和王若水，于光远和薛目桥等都是有些才学和资质的。但像周扬等对鲁迅的围剿，就已经预示出他们根底浅，先极左后极右的风派结局。比之艾思奇和李达这样真正的社会科学哲学大家，只剩下一堆学术专营、政治投机的嘴脸来。
于光远的“抬头向前看，低头向钱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真正开启了中国物质主义，道德沦丧的现代转型大潮。何新们的模式、机制之争，充其量是小巫见大巫。这里不但把经济中心，利润挂帅，物质利益和经济金钱价值最大化置于核心地位，而且将其当成政治价值和历史方向保证，因为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算什么，充其量只是市场交易范围内的所谓经济人理性学说，于光远先生早已由经济而政治，上升到政治经济统一的高度。当小悦悦惨死，无人问津的时候，相信于光远也不会无动于衷。但他们竟然荒唐到不晓得，这一切都源自于他们的这些语不惊人誓不休的“思想解放”之上和自以为高明的半吊子西方学理的改革开放之顶层设计。
从斯图亚特·穆勒到凡勃伦，从庇古到加尔布雷斯，从凯恩斯到阿马蒂亚·森，从阿罗到魔鬼经济学创始人，西方经济学并非主流教科书版本里的除了粉饰就是庸俗辩护。西方经济学的批判声浪从来没有停止过。
陈石宇说吴敬琏吃错了药。夏小琳一再重磅粉碎性的批驳吴敬琏。此人已经堕落到和辛子陵、李锐一个水准。吴敬琏哪里懂得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经过几代人的建构，形式主义的所谓拓扑、图论、计量、公理系统看，或表面上的实证主义研究范式看，已经达到“至善至美”的巅峰，而只要现实预测，社会设计，发展规划，社会福利和制度演化检验，则一塌糊涂，漏洞百出，不堪一击。市场经济就是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原理版本中，也存在大量的悖论、矛盾、市场失败问题，至于西方经济学中效用论与消费者、生产者剩余的矛盾，帕累托最优和福利第一定律同日益扩大的不平等和社会经济冲突，更不消说熊彼特、加尔布雷斯、凡勃伦、庇古视野下的，甚至单单就是阿马蒂亚·森笔下的经济学菜单价值问题。新经济学中的伪装偏好就已经把头疼的问题放在体系颠覆之上。而斯蒂格勒滋的现实批判，特别是关于华盛顿共识、休克疗法和1%对99%揭露，根本使得西方模式、西方经济学主流名誉扫地，甚至臭不可闻。哈佛学生对曼昆公共课的罢课信，代表着新生代的智力批判和思想觉醒。全世界都在清理西方经济学，放弃或改革西方商学院教育模式，吴敬琏却依然故我在大放厥词，逆流而上，要中国全盘西化。吴敬琏不是叛徒和汉奸还哪一个是？吴敬琏不是带路党，谁又可能是？国务院，中国改革开放的执行神经中枢，你往哪里走？尼采是真疯了，假狂妄，吴敬琏是假疯了，真无知无畏。
何新啊，你不过六十一个甲子，长你几乎两轮的这位国务院研究中心的教主式的人物，竟然在这等改革开放中茁壮成长，竟然疯狂到如此地步，你的智慧和智商还不足以震撼醒悟吗？马克思说我种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何新先生，你恐怕连龙种都未能种下，还希望收获比跳蚤更好的东西吗？
中国知识精英落得这般田地，政治精英还要在石仲泉类，甚至党校的蔡霞超女的“立言立德立功”熏陶下，施展抱负，寄望政绩工程上更上一层楼？知本家伙同资本家，资本绑架政府、国家和人民，想迂回变动，先财富占优，再窃国者侯，而把专政和劳役的苦难，背井离乡，背负巨债，含辛茹苦，艰难度日的经济压榨和金融剥削，社会不平等和文化教育甚至权力阶层固化，强加给已经翻身解放的人民大众。好在八千万党员的主体主流，好在人民军队和警察单位的主体和主流，好在决策当局已经惊醒，好在薄熙来这样横空出世的封疆大吏已经渐成气候，更好在中国当代主要政治生态势力已经形成共识，彻底揭露和埋葬新自由主义的国际颠覆阴谋成为基本定势。宋鸿兵的《货币战争》2 和3，深入回溯到了陕甘宁、江西瑞金红色根据地之金融制度建构，把红色政权，人民金融政治主权创新挖掘到了毛泽东时代的源头。刘晓铎大作更是旗帜鲜明，系统科学，完整铺陈，全面展开。
是的，从私德和私人律令上看，一大批吴敬琏式的改革开放的所谓风云人物，不像其它的风云人物那样，近水楼台先得月，左邻右舍，家族上下捞得个不亦乐乎，从而权贵资本主义和赌场经济为吴敬琏老先生赢得了中国经济学界良心、良知之荣光。但不要忘记，盖棺论定尚为到来。历史结论有待最终人民之无情审判。欧美经济模式非但绝对无法解决中国的腐败、权力寻租和官本位金钱联盟，而且已经造成中国梦美国病的经济弊端。更为要紧的是欧美经济模式已经基本走到了尽头。彻底崩盘的解体式的经济大恐慌、大震荡，在未来一二十年就会发生。中国还有救，只要不上吴敬琏这一类骗子的当，就基本上可以躲过这一劫难。若能科学、合理吸取何新、卢麒元、谭伟东、贾跟良、赵磊、刘日新、夏小琳、左大培、杨斌、高连奎等等的政策建议和主张，进一步扩大刘国光、程恩富等的经济政策主张，还可能避实就虚，赢得先机，完成超现代化的世界领航和转型。
国家政治和文化战略构想，党政军应当把卢麒元、项观奇、张勤德、张宏良、韩德强、韩毓海、孔庆东、宇太、黄尔文、刘日新、梅肖、贾跟良、夏小琳、司马南、向东、钢筋水泥、一枝清荷、孙锡良、白阳，和老一代的邓力群、李成瑞、秦仲达、韩西雅、高学为、李长征、沙建孙、梁柱、巩献田、恽仁祥、秦川牛、陈时秋等等的东西，好好研究研究。何新、黄继苏、汪晖、董学文、决战、钟声、徐亮、孙锡良、悉兆永、李建军等等的也统筹兼顾，全面问政于民，在全党全军和全国，掀起人民主权，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思想大解放和现代化再启蒙的真正的当代思想大解放。搞什么花里胡哨的程序民主和典章法制，加上西方学理和学科包装，只能是自欺欺人。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骗得了今日，混不过明天。什么民主是个好东西，什么善治政治，什么首善之区，什么离开阶级和历史的一般普世价值，统统不过精英智力游戏和奇谈怪论把戏。人民可能是书本知识方面的大老粗，但却不是智慧，无字天书和江山社稷的糊涂虫。食肉者鄙，古今中外概莫例外。民非邦本，乾坤颠倒，大厦必翻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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