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关于科学技术的思想，是围绕建设一个强大社会主义国家的主题展开的。他运用自然科学，探索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他在1955年3月全国党的代表会议上就指出：“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①他强调，只要我们更多地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多地懂得自然科学，更多地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少犯主观主义错误，我们的革命工作和建设工作就一定能够达到目的。毛泽东的科学技术思想涉及的范围很广，现择其要者说明之。
依靠科学技术发展社会生产力
毛泽东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对社会经济发展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支撑作用，把科技进步作为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关键因素。新中国成立时，国际环境十分恶劣，国内建设困难重重。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使国家强大起来，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仅关系到人民也关系到国家安危、民族独立。这使毛泽东更加深刻认识到发展科学技术、改变国家落后面貌的紧迫性。他通过研究和分析世界先进国家的发展道路，指出：“资本主义各国，苏联，都是靠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来赶上最先进的国家，我国也要这样。”②1956年通过对农业、手工业、私营工商业的改造，生产资料私有制基本上被废除，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确立，这就为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1956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央召开的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向科学进军”，努力学习科学知识，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技术先进水平而努力奋斗。毛泽东在讲话中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③周恩来在会上强调科学的重要性时说：“这不但因为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而且因为世界科学在最近二三十年中，有了特别巨大和迅速的进步，这些进步把我们抛在科学发展的后面很远。”④
毛泽东深信，依靠并善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能够加快促进科学技术发展，更好地发挥科学技术对社会生产力的促进作用。他从我国国情出发，提出发展科学技术要有长远规划，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更好地组织有限的资源进行协同攻关。这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一个很好的思路。在毛泽东、党中央的重视和领导下，我国开始制定第一个为期十二年的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即《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它以“重点发展，迎头赶上”为方针，调集全国23个单位的600多名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并邀请近百名苏联专家参加规划编制工作。到1956年底，规划草案及附件《57项重要科学技术任务》、《对十二年规划的一些评价》编制完成。这个规划根据我国工业化建设的需要，提出57项重大科技课题；同时根据战后世界新科技发展趋势，在计算机、半导体、自动化、无线电、核技术和喷气技术等新科技领域采取六大紧急措施。这个规划得到了认真实施并提前完成，使一系列新技术从无到有发展起来，带动了许多新兴工业部门在我国诞生和发展，初步改变了我国科学技术落后的状况，同时也积累了像我国这样“一穷二白”的国家依靠社会主义独立自主地发展科学技术的经验。
上个世纪60年代，美苏两霸加紧打压中国，使我们面临着更加严峻的国际形势。1963年9月，毛泽东就提出应当以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争取在今后几十年内，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正是在毛泽东加快发展我国科学技术的思想指导下，国家开始制定第二个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即《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这个规划对我国科技发展同样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可惜后来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没能得到很好的实施，但它反映了党和国家重视发展科学技术和依靠科学技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思想认识。
要用科学和抓技术革命
促进工业现代化和农业现代化
毛泽东十分注重应用科学和抓技术革命来改变社会经济面貌。科学和技术革命是毛泽东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他在1953年修改《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与学习提纲》时就提出：在技术上起一个革命，把在我国绝大部分社会经济中使用简单的落后的工具农具去工作的情况，改变为使用各类机器直至最先进的机器去工作的情况，借以达到大规模地出产各种工业和农业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着的需要。1955年，他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文中进一步强调：“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⑤
毛泽东这时十分强调技术革命的作用。他后来对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作了区别，并给以科学的界定：一般小的技术改革，可以叫作技术革新；而在技术上带根本性的、有广泛影响的大的变化，叫作技术革命。他举例说，蒸汽机的出现是一次技术革命，电力的出现是一次技术革命，当今世界的原子能（即现在的核能）的出现也是一次技术革命。正如后来他在一个批语上说的：“对每一具体技术改革来说，称为技术革新就可以了，不必再说技术革命。技术革命指历史上重大技术变革，例如用蒸汽机代替手工，后来又发明电力，现在又发明原子能之类。”⑥毛泽东对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都同样重视，当然，他更希望中国的技术有一个大的变革，革命性的变革。
对于旧中国底子薄、基础差、经济文化十分落后这一基本国情，毛泽东多次用“一穷二白”作比喻。他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指出：“我曾经说过，我们一为‘穷’，二为‘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⑦就以工业基础薄弱来说，这不仅是指它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同时也是指它内部的技术含量低，相当大的一部分工业中，还停留在工厂手工业的水平上。对于这种情况，毛泽东认为除了要建设一批现代化的工厂做骨干外，对老厂要实行挖潜革新，技术改造，逐步地引向现代化。他在主张技术革新和技术改造同时，还十分注意对传统工艺的保护、完善和发展工作。
毛泽东对农业现代化、科学化倾注了很大精力，他指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用机械装备农业，是农、林、牧三结合大发展的决定性条件。”⑧并对农业的技术改造作了这样的规划：“在第一第二两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农村中的改革将还是以社会改革为主，技术改革为辅，大型的农业机器必定有所增加，但还是不很多。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农村的改革将是社会改革和技术改革同时并进，大型农业机器的使用将逐年增多”。“由于我国的经济条件，技术改革的时间，比较社会改革的时间，会要长一些。估计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技术改革，大概需要四个至五个五年计划，即二十年至二十五年的时间。全党必须为了这个伟大任务的实现而奋斗。”⑨这里在时间估计上显然是短了，但它确实反映了毛泽东对农业改造的重视。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毛泽东对农业有着超乎寻常的重视。他要求全党干部钻研农业，学习农业科学知识，提高我国农业的现代化水平。他说：“要较多地懂得农业，还要懂得土壤学、植物学、作物栽培学、农业化学、农业机械，等等；还要懂得农业内部的各个分业部门，例如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等等；还有畜牧业”，他表示自己相信苏联威廉斯的土壤学，“在威廉斯的土壤学著作里，主张农、林、牧三结合。我认为必须要有这种三结合，否则对于农业不利。”⑩他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中，提出了许多关于农业的科学论断，如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森林是很宝贵的资源；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农林牧副渔要并举，综合平衡，等等，这些论断对我国农业生产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他提倡科学种田，并总结我国农业生产的经验，提出了土、水、肥、种、密、保、管、工为农业增产、科学种田的“八字宪法”。后来，他读了科学家竺可桢《论我国气候的几个试点及其与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的文章，虚心地向他表示自己提出的农业“八字宪法”还有不足之处，应该加上他提出的“日光”和“气候”两个因素。毛泽东还非常重视发展养猪业，主张种地要多用有机肥，把有机肥和无机肥结合起来。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一定可以做到有菜吃，有油吃，有猪吃，有鱼吃，有菜牛吃，有羊吃，有鸡鸭鹅兔吃，有蛋吃。我们应当有志气、有决心做到这一项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有伟大意义的社会主义事业，也应当有信心做到这一项事情。”{11}应当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农业产量连年丰收，农业的基础地位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除了社会因素之外，也是同毛泽东重视农业、重视农业科学密切相关的。
要发展尖端科学技术，促进国防现代化
新中国的成立，使有国无防、受人欺凌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但是，面对着西方敌对势力对新中国采取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和军事上包围的严峻局面，建立起强大的国防力量，发展尖端科学技术，实现国防现代化，是一个关系到国家安全、民族独立的大问题。1954年10月，毛泽东在国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说：“我国现在工业、农业、文化、军事还都不行，帝国主义估量你只有那么一点东西，就来欺负我们。他们说‘你有几颗原子弹？’但他们对我们的估计有一条是失算的，就是中国现在的潜在力量将来发挥出来是惊人的。”{12}他对这一年我国第一架自行制造的小飞机问世，豪迈地说：“我们国家自己出产了一架飞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这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虽然还只是一架教练机。”{13}并由此提出：“中国是个大国，要有强大的陆、海、空军。”{14}对这样一架小飞机问世如此动情，深刻反映了老一辈革命家情系国家安危。
1955年1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正式作出发展原子能工业的决策。他说：我们的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的铀矿来。他强调我国的原子能工业“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我们自己干，一定能干好。”{15}随后中央指定陈云、聂荣臻、薄一波组成领导小组，全面负责原子能工业的发展工作。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大十关系》著名讲演中，从发展尖端武器的角度论述了国防与经济建设的辩证统一关系，强调中国必须掌握尖端国防科学技术和先进武器。他指出：“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16}
毛泽东在抓原子能工业的同时，还下大气力抓尖端科学的研制。在他的关怀下先后组建了导弹研究院和原子能研究设计院，汇集了一批像钱学森、钱三强、邓稼先等一流科学家进行研究和设计。在12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中，以原子能、火箭、喷气技术、遥控技术等为研究重点，为国防尖端科学技术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1958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特别提出：“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他预言：“我看有十年功夫是完全可能的。”他要求“一年不是抓一次，也不是抓两次，也不是抓四次，而是抓它七八次”。{17}
我国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开始是得到苏联的帮助，但在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面临严重经济困难的时候，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在华全部专家，这使我们的研制工作出现了来自国内外压力的严峻局面。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国家经济困难面前力排“下马”的主张，决定迎着困难坚决上马。正如当时主管国防科技工作的张爱萍所表达的：“再穷也要有一根打狗棒。”而对于苏联方面背信弃义的行为，毛泽东则把它看成一件大好事，可以激励我们自力更生，否则这个账将是很难还的。他提出：“在科学研究中，对尖端武器的研究试制工作，仍应抓紧进行，不能放松或下马。”{18}
在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下，我国国防尖端技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60年11月5日，我国使用新的推进剂，成功发射了第一颗导弹。1964年10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当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毛泽东指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在这同时，毛泽东还关心人造地球卫星的研究和试制工作。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个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五年后返回式卫星也成功发射，新中国成为世界上一个航天大国。此外，毛泽东在制造核潜艇的外援遭到拒绝后毅然决定：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结果只用八年时间我国就研制出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核潜艇。邓小平在新时期指出：“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19}
要加强基础理论研究，提高我国科学水平
毛泽东指出：“科学研究有实用的，还有理论的。要加强理论研究，要有专人搞，不搞理论是不行的。要培养一批懂得理论的人才，也可以从工人农民中间来培养。我们这些人要懂得些自然科学理论，如医学方面、生物学方面。”他还举例说，“死光，要组织一批人专门去研究它。要有一小批人吃了饭不做别的事，专门研究它。没有成绩不要紧。”{20}
毛泽东非常重视基础理论研究和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比如，西方一些人散布的“中国贫油论”，对我国石油工业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1953年，毛泽东专门邀请李四光到家里做客，征求他对我国石油前景的看法。李四光依据自己的大地构造理论和油气形成移聚条件的理论，反驳了“中国贫油论”、“东北贫油论”的错误观点，认为中国油气资源的蕴藏量应当是丰富的，关键问题是要打破偏西北一隅找油的局面，抓紧做好全国范围的地质勘查工作。毛泽东非常赞赏李四光的观点，重新部署石油战线的工作。通过地质勘察，证实了东北松辽平原地下蕴藏着大量石油，建成了大型的大庆油田。在这过程中，以李四光为代表的中国地质学家在成油理论方面取得了许多创新性的理论成果，又有力地指导了我国石油工业的发展。正是在李四光地质理论的指导下，我国甩掉了“贫油国”的帽子。这充分说明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性。
毛泽东很注意研究自然科学的前沿理论，从中吸收新的科学知识，并用以发挥自己的科学思想。他以极大兴趣关心物理学中微观粒子结构及对称问题，并概括20世纪以来微观粒子物理学的新资料，进一步发挥了物质是无限可分的理论观点。在1955年1月召开的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向列席会议的科学家询问有关质子、中子是否可分的问题时，有的科学家认为质子、中子是构成原子的基本粒子，根据科学实验，是不可分的。毛泽东表示，从哲学的观点来看，物质是无限可分的。质子、中子、电子，也应该是可分的，一分为二，对立统一。他很自信地说：你们不信，反正我信。现在，试验室里还没有做出来，将来，会证明它们是可分的。事隔不久，美国科学家用62亿电子伏能的质子轰击铜靶，先后发现了反质子、反中子，从而证实了毛泽东关于质子、中子这样的基本粒子也是可分的哲学预言。
1957年，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进一步阐述一分为二是普遍现象，他说：“你看在原子里头，就充满矛盾的统一。有原子核和电子两个对立面的统一。原子核里头又有质子和中子的对立统一。质子里又有质子、反质子，中子里又有中子、反中子。总之，对立面的统一是无往不在的。”{21}1963年秋《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复刊，刊登了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的《基本粒子的新概念》，提出了基本粒子并不是最后的不可分的粒子的观点。毛泽东读到后，很赞赏坂田昌一的这个观点。为此，他同我国几位哲学工的谈话中，专门谈到了这个问题。
随后，毛泽东又同周培源等谈了他对自然辩证法的一些见解，涉及到宇宙的无限：宇宙从大的方面是无限的，从小的方面也是无限的，是无限可分的：讲到细胞的起源；讲到地球和人类的未来；讲到认识主体和认识的工具，等等。这些，反映了毛泽东对基础理论的重视，而他所发挥的辩证法思想对科学研究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毛泽东逝世后，1977年在夏威夷召开的第七届粒子物理学讨论会上，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格拉肖对物理学讲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洋葱还有更深的一层吗？夸克和轻子是否都有共同的更基本的组成部分呢？许多中国物理学家一直是维护这种观念的。我提议把构成物质的所有这些假设的组成部分命名为‘毛粒子’，以纪念已故的毛主席，因为他一贯主张自然界有更深的统一。”这个建议表达了一个科学家对一个哲学家的深刻见解的敬意。
这里还要特别提到，毛泽东倡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科学研究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早在50年代初，在遗传学领域，由于受到苏联李森科学派错误做法的影响，国内有的大学粗暴对待摩尔根学派学者，引起了党和自然科学家关系的紧张。毛泽东看到有关报告后，在批示中写道：这种做法“所表现的作风是不健全的”，在其“思想中似有很大毛病。”制止了对待不同学派问题的简单粗暴的错误做法。1956年4月，毛泽东看到一份材料，反映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哈格尔说过去宣传苏联农学家李森科的学说一切都好，而奥地利遗传学家孟德尔的一切都是反动的，这不对，科学可以有不同学派。他还说，过去德国哲学界与某些苏联哲学家一样对黑格尔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是错误的。毛泽东对这个材料非常重视，他在批语中说：“此件事值得注意。请中宣部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讨论时，邀请科学院及其他有关机关的负责同志参加。”{22}1956年4月，北京大学教授李汝琪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一文。这是他参加青岛遗传学座谈会后，谈会议收获和自己意见的文章。毛泽东读到后要《人民日报》转载，并重新拟定标题：《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他在为报纸代写的编者按说：“我们将原题改为副题，替换了一个肯定的题目，表示我们赞成这篇文章。我们欢迎对错误作彻底的批判（一些真正错误的思想和措施都应批判干净），同时提出恰当的建设性的意见来。”{23}“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这一简明而精辟的论断，深刻阐明了百家争鸣方针对科学发展的重要意义，深刻指明了科学发展的规律。又如，在医学方面也存在贴“政治标签”的错误思想，一度有人把中医当成“封建医”，提出要加以取缔；把西医也看作“资本主义医”，提出要进行改造。毛泽东则明确指出：“中国传统的医药学，包含着中国人民同疾病作斗争的丰富经验和理论知识，它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必须继续努力挖掘，并加以提高。”他提出了“中西医结合”的正确方向。1956年8月，他在同音乐工谈话时说：应该学外国的东西，“就医学来说，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如果先学了西医，先学了解剖学、药物学等等，再来研究中医、中药，是可以快一点把中国的东西搞好的。”{24}这些意见是十分正确的、符合实际的。
我们必须打破常规，通过赶超战略，
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
毛泽东在指导我国科学技术事业中，既倡导要善于向外国学习，同时又强调要把立足点放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上面。他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时指出：“各国应根据自己国家的特点决定方针、政策，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特点结合起来。”他指出照抄是很危险的，“照抄别国的经验是要吃亏的，照抄是一定会上当的。这是一条重要的国际经验。”{25}在发展科学技术方面，他强调，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要善于发挥我们的优势，要按着自己的宏伟目标的要求，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
新中国建立之初，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我们十分珍视来自苏联的技术和设备援助，这对于奠定我们的工业化基础起了重要作用。虽然这些援助都是通过贸易交换取得的，而我们真诚地把它视为国际主义的无私援助，并向苏联专家学习科学技术知识。在苏联的帮助下，到60年代初，我国成功地启动了航空、核能、火箭、电子、自动化等现代化科技的研制工作。但历史经验证明，在尖端科技问题上，苏联方面也是采取拖延的态度。到1960年7月，苏共把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扩大到国家关系上，撤离全部在华专家并带走全部设施图纸，撕毁已签订的设备供应合同。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毛泽东以大无畏的精神，带领广大科技人员进一步确立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他明确表示：“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26}1961年，在中央批准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中，较好地纠正“左”的错误影响，明确科研机构的根本任务是出成果，出人才。后来，又通过制定《1963年至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安排了374项重点科研项目，其中关系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急需的333项，基础研究41项。这些措施，有力地促进了自主研制和自主开发工作。
中国人民是有志气的，只要有正确的引导，我国科学技术工是有能力创造人间奇迹的。在毛泽东领导时期，虽然经历过曲折和失误，但仍然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取得了一大批有世界影响的重大科技成果。通过这个时期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我国在工业、交通运输业、农业、卫生等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成就。
要改变我国科学落后的状况，
决定一切的是要有数量足够的、
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队伍
1956年1月，毛泽东在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先进水平的任务。为此，他特别强调：“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决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27}他还谈到，我们现在要搞技术革命，没有科技人员不行，不能靠我们这些大老粗：中国要培养大批知识分子，要有计划地在科学技术上赶超世界水平，先接近，后超过。后来，他在听取国家科委工作汇报时，针对科学规划问题又进一步指出，要培养一支强大的科学技术队伍，这支队伍必须又红又专。
毛泽东从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的战略高度，提出培养包括科学家在内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他说：“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这是历史向我们提出的伟大任务。在这个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宏大新部队没有造成以前，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是不会充分巩固的。”{28}对于培养这样一支宏大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一方面，毛泽东提出“可以从工人农民中间来培养”；另一方面，他倡导“科学家要同群众密切联系，要同青年工人、老工人密切联系。”{29}强调知识分子要同工农相结合，要同工农业的实践相结合，要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诚然，毛泽东这时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没能作出正确的判断，严重伤害了知识分子的感情，影响了对他们的使用，并且成为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毛泽东关于建立工人阶级科技队伍的一些重要思想，如强调把政治与技术统一起来，鼓励知识分子走又红又专的道路；提倡结合科学实践学习马克思主义，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科学研究；鼓励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与生产实践相结合，为工农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这在今天都仍然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这个历史时期，科学研究机构和科学技术队伍获得了重大发展。新中国建立初期，旅居国外的科学家大约有5000人，到1956年底，有近2000名科学家回到了祖国。到1965年底，全国科技人员已达到245.8万人。全国专门的科学研究机构达到1714个，专门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员达12万人。科学技术的各个主要领域大体上都有了相应的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初步形成了一支在政治上和专业上都具有较高素质的科学技术研究工作队伍。这一切，都为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注释：
①《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②《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6页。
③《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2页。
④《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1页。
⑤《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8页。
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9页。
⑦《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44页。
⑧《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9、101页。
⑨《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8—439页。
⑩《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3页。
{11}《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7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2}《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3}《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5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4}《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5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5}引自《钱三强科普著作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00页。
{16}《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7}《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74页。
{18}《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92页。
{1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9页。
{20}《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1—352页。
{21}《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2页。
{2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74页。
{2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453页。
{24}《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8、81页。
{25}《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4页。
{26}《党的文献》199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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