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学术界和社会上的泛起，引发了不同观点的碰撞和争论。毛泽东说：
“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1](P230)
“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1](P231)
近年来，关于蒋介石评价问题进行的争论，就是一场关系到如何评价历史人物、如何对待中国近代史的问题。我们要遵循党的“双百”方针，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明辨是非，坚持真理。
一
近年来，有的学者根据蒋介石的日记说：
“‘我个人对蒋介石是抱持正面的评价’，民进党政府把蒋介石打成负面评价，如今国民党重返执政4年了，对蒋介石评价应有些恢复，也确实有一些提升，‘但我感觉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
对蒋介石这样的历史人物，当然可以加以研究和评价，但应采取全面的、客观的研究态度。
2007年12月29日，《南方周末》记者采访这位学者，发表了题为《摆脱“土匪史观”跳出“内战思维”》的访谈录，明确记载了这样一些观点：这位学者对蒋介石日记开放的评价是“可以改写中国近代史”，认为过去主流意识形态对中国近代史解释的特征可称之为“土匪史观”，“在这种‘土匪史观’基础上所产生的一些基本结论怎么能站得住脚呢?比如，我们曾经称国民党为‘大地主、大买办、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
“这种史观导致出很多荒唐、谬误的观点。”“我就深感，有必要重写中国近代史，彻底摆脱这种‘土匪史观’的影响”等。这个访谈录当时在媒体扩散很快，影响甚广。因此，尽管这是旧文，我们还是有必要对此作些分析，来明辨是非，消除其恶劣影响。
这里应当指出，仅仅根据蒋介石个人的日记，就武断地得出“可以改写中国近代史”，要求人们彻底摆脱这种“土匪史观”，“告诉读者一个真实的蒋介石”。这就是说，我们史书上的蒋介石，人民群众所认识的蒋介石，都是不真实的，只有蒋介石日记中的蒋介石，才是真实的。这就客观地站到了为蒋介石辩护的立场上去了。
诚然，在历史研究中，个人的日记、信件和回忆材料等，都是有价值的史料，是值得研究的。但同任何史料一样，都要放到一定的历史背景下加以辨析、考证。特别是像蒋介石这样纵横捭阖于政治舞台，善于以权术消灭异己的人，我们怎么能够把他自己的言论作为历史的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依据呢?如果仅仅根据蒋介石日记写了自己的隐私，就断定所记的内容是真实的，就以此为根据来评判历史事件，就否定蒋介石是“大地主、大买办、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这样的基本结论是站不住脚的。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研究与评价历史人物必须考察中国社会性质和阶级关系的特点。如果不去考察中国人民面临的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历史任务，不去考察蒋介石国民党的全部政策及其社会后果，而随意地抹煞中国革命斗争的性质，为蒋介石“脱帽加冕”，这样的研究就缺乏真理性了，未免有点儿戏。毫无疑问，否认蒋介石代表反动统治阶级，否认中国革命的必要性及其伟大胜利，这是地地道道、不折不扣的历史虚无主义!
值得注意的是，文章规避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只把蒋介石作为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而绝不从阶级上着眼;只把国共两党的斗争看作是两党之间的政治纷争，都是以“自己的解释视角运用历史为当时的政治斗争服务”，完全否认其实质是关乎中国两种命运之争，是先进力量同反动势力之争，是革命与反动、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之争。国共两党究竟代表什么样的阶级力量，对中国社会的发展究竟起什么作用，这是历史研究中必须弄清的首要问题。离开了阶级分析的方法去研究中国革命的历史，是不可能作出科学的判断的。离开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基本事实来侈谈历史，就只能是混乱的，甚至是虚伪的。就拿所谓的“土匪史观”来说，人民群众确实曾经根据自己的观察和感受，把蒋介石称作“蒋该死”、把其反动势力称作“蒋匪帮”，在这种称呼中，既包含了对蒋介石反动本质的认识，也表达了人民群众对反动统治强烈愤慨的思想感情。难道我们能够因为这种称呼而贬斥其为“土匪史观”，而要求加以彻底摆脱吗?那样的话，岂不完全站到了人民群众的对立面上去了。很显然，离开阶级分析的方法去研究中国革命的历史，是不可能作出科学的判断的。也正像有的论者说的，蒋介石不但把共产党称作“匪”，而且还明令要用多少万大洋的奖赏来买“匪”的首级。这是什么样的“匪”?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为此专门考察了陕北红色区域，他广泛接触了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红军领袖和战士，发现在黄河之滨集合的是一群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他们为民族的解放事业庄严地工作着。事实上，被蒋介石称作“匪”的党及其领袖，人民群众却发自内心地称之为“人民的大救星”。这就是历史，这样的历史是无法改写的。
这里涉及在历史研究中要不要坚持阶级分析的方法。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内容之一。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指出：
“新的事实迫使人们对以往的全部历史作一番新的研究，结果发现：以往的全部历史，除原始状态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因而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由法的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念形式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2](P544)
只有牢牢把握社会历史发展的这一基本事实，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观察和分析社会问题，才能透过错综复杂、千变万化的社会现象，认识事物的本质，掌握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认清历史发展的趋势。列宁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也指出：
“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3](P15)
列宁在《论国家》中还说：
“必须牢牢把握住社会划分为阶级的事实，阶级统治形式改变的事实，把它作为基本的指导线索，并用这个观点去分析一切社会问题，即经济、政治、精神和宗教等等问题。”[4](P287)
运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分析社会历史现象，就是阶级分析的方法。这是唯物史观研究社会历史问题的基本方法。因此，在历史研究中必须坚持运用这一反映客观实际的基本方法，才能够揭示隐藏在政治思想斗争背后的、最终起决定作用的阶级的物质利益。如果离开了这一基本点，就会陷入唯心主义的泥淖中去。这正是所谓“土匪史观”的根本错误所在。
这里，我想起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刘大年写过的一篇文章：《方法论问题》。他在文中有专门一段针对英国出版的《中国季刊》上刊载的一篇研究性长文，该文坚决反对说蒋介石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并引用蒋介石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为与武汉政权对抗需要款项，通过发行国库券强迫资本家认购，甚至采取逮捕、没收财产、绑票勒索等恐怖手段，逼迫资本家就范等材料，说明“蒋介石国民党占统治地位的领导是反资本家的”。
刘大年指出：
“《季刊》所述事实不假，然而它的结论却是完全错误的。道理很简单：此时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仍然强大存在，南京与武汉的斗争胜负未决。1928年蒋再次上台，地位也不巩固。对于蒋介石只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极力加强南京政权，把共产党进一步打下去，保住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或者相反，看着人民力量发展，在全国出现一个‘反资产阶级’政权。蒋选择了前者，即牺牲资产阶级局部的暂时的利益，换来保护大资产阶级的长远利益。这说明蒋确实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最得力的代表人物。《季刊》眼光短浅，见不及此，而得出蒋介石‘反资产阶级’的结论。根本原因仅在：拒绝对中国近代复杂的历史事变作基本的阶级分析，否认阶级分析。”
这是多么正确、深刻的分析!
二
在有关蒋介石研究的著作中，还可见历史虚无主义观点。如论述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的活动时，根本回避了蒋介石不抵抗政策造成的恶果，却引证蒋介石日记中骂日本人并表示将来总有一天要收复失地一类的话并大加赞美：
“蒋介石爱惜民族人格，准备与倭寇决一死战，并预留遗嘱，其抗战决心可以说是壮烈的。”
仅仅根据蒋日记中的一些空话，不问实际情况，就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和赞美吗?
列宁曾经指出：
“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挑选任何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没有任何意义，或者有纯粹消极的意义，因为问题完全在于，每一个别情况都有其具体的历史环境。如果从事实的整体上、从它们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顽强的东西’，而且是绝对确凿的证据。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都不如。”[5](P364)
要全面地、客观地把握历史材料，从历史的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正确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只有这样，才能够把历史现象个别性、独特性的研究与历史规律性的思想统一起来，尊重历史发展的辩证法;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
实际上，蒋介石的错误政策造成东北三省沦丧、寇深日亟的民族危亡的严重局面，而他不顾民族大义，继续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围剿”;他公开表示：
“我们的敌人，不是倭寇，而是赤匪。”“东三省热河失掉了……不过我们站在革命的立场上说，却没有多大关系。”(在江西抚州)
还说：
“凡我剿匪将领嗣后若再以北上抗日请命，而无决心剿匪者，当视为贪生怕死之辈，立斩无赦。”(在南昌)
这就是蒋介石著名的“训令”：
“侈言抗日者杀无赦。”
恐怕这才是当时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中有关于越王勾践卧薪尝胆、老子先予后取文字，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有说：
“在忍辱哲学的指导下，日军占据东三省，他忍了;进攻上海和山海关等长城要塞，他忍了;要求中央军和国民党党部、特务机关撤离平津、河北，以至成立汉奸政权‘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和具有分离倾向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他也忍了。直至卢沟桥事变爆发，他才忍无可忍，奋起抗战。在这方面，蒋介石表现出少见的忍耐力。”
对于这些可耻的妥协行径，竟如此评价：
“有两种忍辱。一种是为了苟且偷安，另一种是为了积蓄力量，待机反攻。蒋介石的忍辱显然属于后一种。”
把蒋介石的错误政策造成大片国土沦丧，美化为“蒋介石表现出少见的忍耐力”，更有甚者，这位还完全按照蒋介石的日记，把反革命的剿共战争描述成了为抗日做准备的爱国举动。按他的说法就是：
“蒋氏企图在‘追剿’红军的掩护下大力建设西南，以之作为日后抗战的根据地。”
这不是完全颠倒历史，地地道道的否定人民革命的正义性吗?!
关于蒋介石“是中国救星还是人民公敌”?说：
“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国民党称蒋介石为中国的救星，甚至是世界的救星。”
此说法，至今尚查无实处。问题在于，认为，如果按照“人民公敌”这样的说法写中国近代史就是错误的，要不得的。对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历史人物的评价标准应该是共同的，这就是看他的所作所为是否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否合乎人民的利益和社会发展的要求。正是根据这样的评价标准，根据蒋介石的对内对外的全部政策及其实际行动，我们才认为他是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他根本违背了中国人民的利益和意愿，是阻碍历史发展的反动力量;同时又对他在某个历史时期作了有益于民族的事情，给予了应有的肯定。这是遵循唯物史观的评价。如果认为蒋介石是民族大义的维护者，革命根据地反倒成了蒋介石实现抗日的障碍物，如此评价蒋介石，他岂不是成了“中国的救星”!
三
有文把蒋介石的一生概括为“三功三过”，特别强调他“领导北伐，领导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抗战，直至胜利，是大功。”不对蒋介石在这些历史事件中的实际表现、变化作具体分析，而是以一个“大功”论定，这样能反映历史的真实吗?
就以蒋介石领导北伐战争来说，蒋确实是北伐军的总司令，而他正是利用这样的历史时机，处心积虑地排共、反共、屠杀工农，最终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改变了北伐战争的革命性质。后来他建立的政权难道不是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中国依旧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吗?早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前，开始在赣州、九江、安庆等地屠杀工农运动领袖之时，当时担任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郭沫若就写下一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的革命檄文，以极大的革命义愤和大量事实指出，
“蒋介石已经不是我们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蒋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了。他的总司令部就是反革命的大本营，就是惨杀民众的大屠场。他自己已经变成一个比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张宗昌等还要凶顽、还要狠毒，还要狡狯的刽子手了。”
这篇檄文虽然言词激愤，但是以血的事实为依据而发出的控诉，这在人民看来，是代表了他们的呼声，是完全正义的;而在反动派眼里，则是大逆不道，必欲灭之而后快。这就叫做不同阶级的不同立场，这就是阶级斗争的事实。这就不难看出，称蒋为大功这样的立论究竟是站在谁家的立场上。
这里着重谈谈抗日战争中的蒋介石。古人云：“听其言，观其行”。不错，蒋介石参加了抗日战争，但把抗战胜利的功劳都记到蒋介石的头上，那就错了。有文为了表现蒋介石在抗战中的坚决性，还特别引了蒋介石日记中对孔祥熙建议派员到香港同日本和谈来信的一段批示：
“以后凡有以汪伪组织为词而主与敌从速接洽者，应以汉奸论罪，杀勿赦。”
似乎这样一说，就可以掩盖蒋介石对日妥协的倾向了。事情果真如此吗?
我们知道，抗战前夕的中国，政治分裂，内战不已。因此，停止内战，争取一个统一的中国一致对外，成为发动中国人民抗战的先决条件。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为实现国共合作奠定了政治基础，为发动全民族抗战提供了有效的形式。毛泽东曾多次热情地评价国共合作的意义，他说：
“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6](P364)
在8年抗战中，国共两党分别领导的两个战场，在中国抗战的统一体中，是既互为依存又相对独立的，它们都为抗战伟业作出了各自的贡献。这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都对蒋介石寄予厚望，希望他彻底改弦更张，为团结抗战、民主建国作出贡献。但由于蒋介石出于一党私利，仍然坚持“限共”、“反共”、“溶共”的方针，做了许多危害团结抗战、亲痛仇快的事情，皖南事变便是一个突出的实例，而且他的对日妥协倾向也时有表现。抗战初期他就接受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的调停，寻求对日妥协的途径;1939年底到1940年初，又有和日本方面在香港、澳门的秘密谈判，双方讨价还价，甚至达成于8月上旬在长沙举行板垣征四郎(侵华日军总参谋长)与蒋介石会谈的协议。虽然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使这种对日妥协未能实现，但这种举世皆知的历史事实，岂是蒋介石一纸冠冕堂皇的批示所能掩盖和抹煞的。1944年4月至12月的豫湘桂战役的大溃败，是国民党长期消极抗日和政治、经济、军事腐败的结果。它导致民怨沸腾，导致了国统区严重的社会危机。
对于蒋介石在抗战中后期越来越明显的负面作用，不但中国共产党给予了批评和斗争，而且许多民主人士、爱国华侨和国际友人也加以谴责。爱国侨领陈嘉庚曾以大量财力物力支持蒋介石国民党抗战，但在他目睹了国统区上面贪污腐败，下面民不聊生的情景，叹为亡国之征候，深感失望和痛心。他到延安后，通过考察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断定“共产党必胜，国民党必败”。就连美军司令兼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也在日记中写道：
“我从我所见到的一切来判断国民党和共产党，(国民党)腐败、失职、混乱、经济、税收、言和行、囤积、黑市、和敌人买卖。共产党的纲领，减税、减租、减息、提高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参加政府，说到做到。”
这充分表明蒋介石作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代表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局限性，充分说明蒋介石败退台湾的深刻的内在原因，这难道能用一句“大功”就能掩盖得了吗?
很显然，如果笼统地说蒋介石领导抗战并直至胜利这样显赫的历史功绩，是无法解释3年后就被人民革命战争打得落花流水，众叛亲离，也无法解释人民解放战争的历史正义性和蒋介石政权走向灭亡的历史必然性。文中把蒋介石描述成领导北伐、抗战的“神勇统帅”，我们不妨看看历史亲历者李宗仁的回忆录，他说：
“蒋先生在中国战场纵横数十年，他所凭藉的武器，不外金钱收买和分化离间的伎俩。若是纯军事观点立论，则蒋先生实在是既不能将将，也不能将兵。”
有多少历史事实可以为李宗仁的这个判断佐证，而这类材料也不是罕见的，却不能进入的视野。这确是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
应该说，历史虚无主义并不是对历史完全虚无，而是有所虚无，有所不虚无。他们虚无的是人民革命的历史和历史的进步人物，而对反动统治者、历史的倒退者，则加以美化，做翻案文章。这就是他们“重写历史”的实质。
这里准备讲一段插曲。旅美台湾学者汪荣祖曾与李敖合著《蒋介石评传》，2012年8月访问大陆，《中华读书报》记者采访他时，涉及对蒋介石的评价和研究的看法，现摘录几段供读者思考。汪荣祖表示：李敖是蒋氏父子那个时代最敢讲话的人，当时台湾一面倒，对蒋一片歌颂，可是他敢批判，而且还拿出实实在在的依据。举个例子，蒋介石称自己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他的身份证也是这么写的。但李敖去查的结果是，日本那几年毕业生里根本没有蒋介石，甚至连姓蒋的人也没有。记者：您对蒋始终持批评态度。这些年随着胡佛研究院蒋的档案的解密，蒋介石的形象逐渐得到修正。您对此怎么看?您对蒋介石的评价有所改变吗?汪荣祖说：这次来大陆，我发现年轻人对蒋介石挺有好感的。蒋的好处在哪里?我在《蒋介石评传》序里也讲到过：我曾和李敖商量，一起找蒋的长处或优点，但几乎找不到。唯一的一个长处，是领导抗战胜利。然而，抗战时他几次都想跟日本人妥协。有说，没有蒋让张学良不抵抗这回事情，是张学良自己说的，不是蒋不抵抗。可是当时蒋介石的政策就是不抵抗。因为他想消灭共产党，有了这个既定政策，张学良怎么去抵抗?假如说蒋介石真的要抵抗，张学良不抵抗，这不是违抗军令吗?他表示：我对蒋的评价不会改变。到现在为止，我没有看到有人能够驳倒我们当年对蒋的评价。当记者问道：大陆近年来有学者对蒋介石的日记进行解读，反响很大。您如何评价蒋日记的价值?汪荣祖说：蒋介石日记的价值在于，你可以根据它来了解这个人。可是你不能被他的日记牵着鼻子走，因为日记不是完整的，而且有修改。
只有忠于事实，才能忠于真理、接近真理。如果不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来研究历史、研究历史人物就必然离真理越来越远。
：北京大学原副校长，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载《思想教育理论导刊》2014年第10期。原标题《评蒋介石研究与评价中的历史虚无主义》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列宁全集，第2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6]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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