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1920年7月19日，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作了《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那时，全世界的人口是17.5亿，其中被压迫的殖民地人口是12.5亿。列宁讲，殖民主义使世界上大多数人受奴役，“我们懂得，125000万人依附于一小撮富翁，处于无法生存的境地，这是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人民群众，首先是125000万人，即全世界70%的人口的贫困、破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今天的世界又怎样呢?我们看到，一些西方国家正在通过“民主人权输出”等各种新的手段继续干涉、控制、支配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力图建立以自身利益为核心的、确保其“独家处在整个社会生物链的最高端”的国际秩序。
一、西方“民主人权输出”的历史由来
从历史转向世界历史开始，资本开始了原始积累的过程。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就是早期殖民主义兴起的历史。马克思曾经说过：“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殖民主义正是这种血和肮脏的东西的产物。为了1%人的利益，早期殖民主义者用野蛮的血与火在世界范围内对99%的人民进行征服和掠夺。
依靠军事力量，殖民主义者在世界各地进行掠夺。正是凭借着殖民扩张，葡萄牙和西班牙在16世纪实现了自己经济的繁荣和霸权。如葡萄牙在1493—1600年间，从非洲运回了27.6万公斤的黄金;在对巴西300年的统治中，又运回了价值6亿美元的黄金和3亿美元的钻石。葡萄牙对拉美国家300年的殖民扩张中，共运回黄金250万公斤，白银1亿公斤。而西班牙在1521—1544年中从美洲运回的黄金，每年平均为2900公斤，白银30700公斤;1545—1560年，则上升到每年黄金5500公斤，白银24.6万公斤。
依靠军事力量，殖民主义者在非洲贩卖黑人奴隶，上演了人类历史上最野蛮的暴行。据黑人著名历史学家W.E.B.杜波依斯估计，被殖民主义者从非洲贩卖到美洲大陆的黑人奴隶，16世纪为90万人，17世纪为275万人,18世纪为700万人，19世纪为400万人，共计约1500万人。这只是活着到达美洲大陆的奴隶人数，在运输过程中被折磨致死的人数更是达到活着人数的数倍，很多学者认为奴隶贸易使非洲损失了1.5亿人口。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利物浦是靠奴隶贸易发展起来的。奴隶贸易是它进行原始积累的方法。”
殖民者完成了资本的积累，工业开始发展起来。进一步占领世界市场、倾销本国商品成为19世纪殖民主义的新要求。1818—1836年，英国输往印度的棉纱增加了5200倍。1850年，英国对印度的棉纺织品输出占英国棉纺织品输出总值的65%。殖民当局规定，英国输入印度的货物只收极低的税，甚至免税，印度纺织品在本国销售，却要交极高的内地税。在英国控制下，印度棉织工业急剧衰败，著名纺织业中心达卡，人口从15万减少到3—4万，无数手工业者因此破产，挣扎在死亡线上。当时的印度总督本廷克也不得不承认：“这种灾难，在商业史上几乎是绝无仅有的。棉织工人的白骨使印度平原都白成一片了。”英国为了获得中国的茶叶，从19世纪初开始对中国进行鸦片倾销。1800年，输入中国的鸦片是2000箱，1820年为5147箱，1821年为7000箱，1824年为12639箱，1834年为21785箱，1837年为39000箱，1856年已经超过56000箱(总值3500万美元，是英国政府1856年财政收入的1/6)。倾销鸦片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灾难，马克思在《鸦片贸易史》中引用英国人蒙哥马利·马丁的话说：“不是吗，‘奴隶贸易’比起‘鸦片贸易’来，都要算是仁慈的。我们没有毁灭非洲人的肉体，因为我们的直接利益要求保持他们的生命;我们没有败坏他们的品格、腐蚀他们的思想，也没有毁灭他们的灵魂。”但鸦片贸易这两点都做到了。
进入20世纪，伴随着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建立，拉开了反殖民主义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斗争的大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欧亚诞生了一批人民民主国家，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为战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独立迅猛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使得西方殖民主义体系终于土崩瓦解。但是，一些西方国家并不甘心在世界反殖民主义运动中的失败，而是更多地依赖“软实力”大行其道，向外输出西方的文化和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生活方式。冷战结束后，一些西方人士宣称冷战的胜利是自由民主的胜利，是“历史的终结”，证明西式的自由、民主、人权是不可抗拒的“普世价值”。
打着所谓“普世价值”的幌子，一些西方国家试图垄断别国的发展思路，控制别国的金融命脉，干涉别国的政治进程，切碎别国的文化传统，干预别国的内政，它们用普世主义的价值观抹杀文化多样化的现实，用经济全球化否定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用西式民主模式冒充“普世民主”，用人权打压国权。它们先是从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理想上抽象地宣传自由、民主、人权，而后借助强大的文化软实力和舆论控制力，垄断对自由、民主、人权的解释权，把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人权观和民主制度幻化为全人类共同追求的普世价值观和政治制度模式，诱导人们以西方价值观和政治制度来检视本国价值观和政治制度，发现本国的“差距”和“缺陷”，在质疑和批判本国价值观和政治制度的同时成为西方的“自觉”追随者。
二、“民主人权输出”是为了维护西方国家对世界的统治
“民主人权输出”输出的首要价值理念就是“人权高于主权”。“人权高于主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西方国家和垄断资本对世界的统治。因为权利来自国家制定的法律，它反映了作为社会基础的经济关系。一个国家丧失了主权，人民就没有尊严和地位，更谈不上人权。没有主权，就没有安居乐业的环境，更没有充满欢笑的家。家没有了，遮风避雨的茅屋都没有，何谈人权?怎能想象一个没有国家主权的人会有“世界警察”来保障他的人权的实现?削弱了发展中国家的主权，随着而来的就是西方“资本的主权”。1999年为了发动科索沃战争，西方打出了“人权高于主权”的牌，结果正如有的学者所讲：到2000年底，在东欧银行业，外资控股比例最高的达97%，最低的也超过50%，所谓社会转型不过是西方的Bank(银行)取代苏联的Tank(坦克)，美国的M(Macdonald麦当劳)代替苏联的M(Missiles导弹)。人民不仅失去了原来的社会福利，而且遭受着西方资本的多重盘剥。“人权高于主权”带来的不是什么革命，而是血与火、死亡和泪水;这种“革命”通向的不会是繁荣之路，而是资本奴役之路。
“人权高于主权”的本质就是西方国家及其垄断资本的权利高于发展中国家的主权，这就是霸权主义的逻辑。说“人权高于主权”，那么是谁的人权高于谁的主权?自然是西方国家的“人权”高于发展中国家人民的人权，也高于这些国家的主权。谁在高唱“人权高于主权”的论调?我们看到，他们无一例外都是近几百年来的殖民主义国家、霸权主义国家和强权国家。美国《新闻周刊》文章就说：“如果富国认为保护受压迫者而对任何地方实行干预都是正确的，那么怎么能避免被指责为帝国主义呢?上个世纪法国和英国发动殖民战争的部分理由就是要把欧洲之光带到黑暗的非洲和亚洲。” 与历史不同的是，“欧洲之光”变成了“普世之光”或者叫“美国之光”。“人权高于主权”的“光明之光”是什么呢?是人格化装束的“资本之光”。
“人权高于主权”是一种霸权逻辑，但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人跟着高唱这一论调呢?因为它“新”，所以能够在世界上迷惑很多人。
它借用了“普世价值”这一外衣，把西方民主人权当做是普世的自由价值来歌颂，在自己国家人权并没有解决的时候不断“关注”其他国家的人权。2011年4月28日，为期两天的中美人权对话结束后，一位美国政要在当日的记者会上说，美国最资深的政府官员深切关注过去几个月中中国的人权恶化，“保护人权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个关键因素，就像在美国一样。” 这真的让人想起皇帝的新衣，美国那样认真关注所谓中国的人权，那么怎么不去解决一下“占领华尔街”的那99%的人的人权问题呢?
它借用了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一些跨国垄断资本为了更好地攫取利益，就用经济全球化来肢解、消解民族国家。与此同时，他们提出所谓的经济全球化就是世界一体化、民族国家的理念是落后的理念、经济全球化终结了民族国家、世界进入了“后民族国家时代”等许多观点。这些理论在实践上造成“冷战”结束后不少民族国家的主权被削弱或者碎片化，出现了一系列势力非常弱小的国家，很多国家的GDP甚至不及一些国际跨国公司收入的1/10甚至1/100。弱小国家的存在有利于垄断资本更好地实现自身的利益。
它借用了西方话语体系的隐身衣。西方文化多元主义倡导所谓的“普遍人权”，呼吁人权国际化，实际上就是要由西方国家来为其他国家的人权提供所谓“国际保护”，干涉他国内政;后现代主义理论也不甘寂寞，提出“人权中心论”，认为现代人权观念之所以屡屡触礁,个中原因固然很多 ,其中主要的是由于“国家主权”概念在作祟, 去除了国家主权，就有了“人权的新生”。这里去除的无非是发展中国家的主权，新生的是资本的人权。
它巧用了文化软实力。西方国家利用它在经济科技方面的优势，打造出了以好莱坞文化为代表的文化软实力。他们凭借梦幻般的故事、炫目的技巧、宏大的叙事、动人的情感，把其所谓自由民主博爱的价值观渗透其中。在人们欣赏变幻多端故事的同时，就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其价值观念。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掩盖不了一个基本事实，西方所谓自由民主人权的不断输出，并没有改善接受国人民的生活，而始终不变的只有资本的急剧膨胀，以及财富集聚在只占人口1%人手里的现实。
三、“民主人权输出”是没有硝烟的战争
输出民主人权似乎是当代西方国家的一个嗜好。冷战结束后的一些西方政要都相信：输出民主人权是西方国家义不容辞的责任。美国明确把在国外促进“民主”，作为国家战略的三大目标之一，进而提出：寻求并支持世界各国和各种文化背景下成长的民主运动，寻求并支持各国民主的制度化。西方国家为什么如此热衷于输出民主人权呢?因为它们相信，输出了民主人权就会使世界上的人们认可西方国家的经济政治制度。这样一来，西方国家就会便利地把自己的利益置于他国人民的利益之上，民主人权输送的正是垄断资本的利益。
输出了这种弊端丛生的所谓民主人权制度和体系带来的是什么呢?
“民主人权输出”，输出的是西方的经济与金融掠夺。输出民主人权就是输出用最不平等的手段来获取利益的权利。可以说，“民主人权输出”对资本而言是代价最小、获利最多的途径。打着自由人权民主的旗号，西方国家一直在一些国家推行所谓的“援助”。这些“援助”的背后都隐藏着苛刻的条件，例如实行金融自由化、贸易自由化，等等。2007年10月，美国批准了对蒙古提供2.85亿美元的援助，这项公共援助是所谓“世纪挑战”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是小布什政府为鼓励经济自由化、促进人权而提出的动议。有了经济自由化，西方国家的企业和金融机构就可以畅通地进入这些国家的市场，攫取自己的利益。不仅如此，新兴市场国家通过出口得到的美元储备因受到种种限制而无法顺利地在美国实现直接投资和并购美国企业，只好大量购买美国国债、政府机构债券和其他金融产品，这些金融产品往往成为金融危机的牺牲品。
“民主人权输出”，输出的是西方国家的军事存在。借助21世纪初的所谓“颜色革命”，美国等国家在独联体国家和中亚地区建立了军事基地，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设立过马纳斯空军基地。利用打击恐怖主义和推行大中东民主计划，美国先后军事占领了阿富汗和伊拉克等国家。美国在阿富汗周围多个邻国建立了10多个军事基地。利用“阿拉伯之春”，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已经军事打击了利比亚等国家，并在一些国家进行了新的军事扩张。
“民主人权输出”，输出的是政治混乱、民族仇恨和国家动荡。一些西方国家一直把马里列为良治和民主的典范。20多年来，马里搞了多党制，大量援助资金纷至沓来。但是，这些资金并没有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马里始终没有摘掉非洲最贫困国家的帽子。2010年，马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600美元。今年3月21日，马里部分军人发动政变，使这个西非国家陷入困境。这是对西方民主制度的一个响亮的耳光。上世纪90年代，许多国家举行自由选举后，便立即进入战争状态：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开打、厄瓜多尔和秘鲁开打、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开打，还有布隆迪—卢旺达的大屠杀，导致100多万人丧生。这并不是图景的全部，可以说，“民主人权输出”造成的仇杀每天都在世界范围内上演着。20多年来，“民主人权输出”产生的恶果越来越为世界人民所认识，白骨、鲜血、泪水催生着抗击“民主人权输出”运动的发展。
400年前起，在“开拓新疆界”的利益驱动下，西方国家用坚船利炮先后轰开了美洲的阿兹台克神庙和印度的泰姬陵;200年前起，在“自由贸易”的隆隆炮声中，西方国家开始用价格低廉的商品“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20年前起，在“普世价值”烟幕下呼啸而至的制导炸弹硝烟中，西方国家开始用民主人权来占领巴比伦的空中花园、埃及的金字塔。民主人权开路、巡航导弹开炸、垄断企业开业，几乎成为了一些西方国家的新战略。标签在变，口号愈发“动人”，但为达此目的交叉使用的软硬两手不变。对于一出上演了几百年的丑剧，全世界人民早已经不是“看热闹”的外行，而是能够清楚地看出其中“门道”的内行了。
(执笔：侯惠勤 辛向阳 金民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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