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解析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解析

　　郑彪

　　一、引言

　　《资本论》是工人阶级的“圣经”，这是恩格斯的名言。但是如果我们由此认为资产阶级不会从这个理论中受益，那就低估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学习能力和执政能力，低估了资本主义制度自我更新的能力，而且也低估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意义。历史证明，不仅《资本论》和马克思主义，而且二十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与实践，都是过去百多年来西方资产阶级提高执政能力以维护自身统治的教科书。向对手学习以提高自身执政能力，来应对社会主义的时代挑战。从这方面来说，二十世纪西方国家的“学习成绩”和制度创新能力是可观的，而反观前苏联向西方学习和创新则主要表现在科技和军事等方面，而在具有决定意义的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马列主义理论的创新和制度创新能力相去甚远。

　　百多年来西方国家的制度创新，主要表现为政府面对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剥削和压迫，面对彼伏此起的大规模阶级斗争的严峻政治形势，以及在东西方对抗的巨大政治压力下，围绕劳资阶级矛盾、社会矛盾所持续进行的一系列生产关系调整所带来社会制度演进。这实际上就是通常所说的“和平演变”。站在二十一世纪的历史高度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究竟谁“战胜”谁，这不仅是一个至今尚无历史结论的问题，甚至从历史的角度看，这甚至是一个“伪问题”。而且，究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谁“演变”了谁?从历史上看，其实是社会主义“演变”资本主义在先，资本主义“演变”社会主义于后。两者是互相演变，既相互对抗、斗争，又相互依存、合作，最后“同归于尽”(政治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走向共产主义。虽是“同归于尽”，却是时下流行的说法——双赢;抑或人类通过无休止的政治对抗和通过正在发生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全球化”，走向毁灭(生物学意义上的)?这是一个大可研究的，很有意思也很有意义的重要问题。

　　从历史上看，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在先，否则没有罗斯福“新政”，西方国家连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大危机都过不去，哪里还有乔治·凯南和杜勒斯的“和平演变”战略?只不过马克思原来设想的是“暴力革命”——“战争演变”，他没想到西方资产阶级从《资本论》中得到启示，并有此应变能力，将“战争演变”、“流血演变”化解为一场“和平演变”。而且，特别值得重视的是，西方经过一段卧薪尝胆的“和平演变”(罗斯福新政)，熬过二次大战前的困难时期而元气恢复之后，居然能够“化腐朽为神奇”，将自身“和平演变”的政治经验提升为国际政治战略来反制对手，而竟能导致苏联解体，坐收“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奇功。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思想、两种制度的历史对抗中，原本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前西方国家是处于战略守势，甚至在一段时期里相当被动，三十年代简直就是经济政治社会总危机。①但是后来西方国家居然能够反败为胜，扳回一城。这一段历史不简单，从处理阶级斗争、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手法看，其中西方国家政府既有西式拳击法，又不乏东方“功夫”和智慧。具体说，其中既包含西方国家从重商主义时代几百年来积累起来的丰富的政治经验，又有“孙子兵法”之类东方智慧的影子。由此也可看出，在国际竞争中，善于学习，特别是善于向对手学习，有多么重要。无论如何，这段历史可以引发许多深刻的思考，包含极其丰富和有益的历史经验，值得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者深入研究。

　　无论从意识形态还是社会制度的演进来看，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都是人类社会一对难解难分的“连体人”。从意识形态看，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几乎同时降生于世。空想社会主义原是资本原始积累产生的意识形态，《乌托邦》与重商主义是同时产生的，都是对早期形态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在矛盾的虽不够科学但又是必然的理论反映。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以后，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其所以是科学，不仅在于其理论建树，更在于它可以成功地指导社会主义实践。实际上，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身后，在整个二十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发展不仅引导了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而且对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实践。这样讲，不是匪夷所思吗?不是。利用科学的抽象法，站在大历史的高度，回顾百多年来国际政治的演变，剥去诸如罗斯福新政、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等等国家垄断调节这些理论和政策的政治外衣，这个观点是有事实依据的。

　　 一、要么“战争演变”，要么“和平演变”

　　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两大发现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之关键所在，也是马克思主义对当代人类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的最大贡献。马克思正是在发现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础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生、发展和必然走向消亡的历史规律，从而使得这一理论站在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最前沿。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客观规律。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西方国家，历史就是这样提出问题：要么象沙皇俄国一样，眼看着无产阶级通过革命“战争演变”成社会主义;②要么“识相”一些，主动地”和平演变“，实际上是采取近代英国贵族对待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妥协办法，但是“成本”要小得多。由此马克思主义从两个方向上影响了从十九世纪末以来一百多年的人类历史进程：一方面是对以苏联、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程的影响，这曾经是一个轰轰烈烈甚至一度是摧枯拉朽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在前一进程所形成的巨大的政治压力之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避免发生俄国式的“流血演变”和失去政权，开始不断地吸收社会主义的因素，被迫进行一系列经济社会改革，这是一个迫不得已的默默的(决不能声张的)而且被当局和主流意识形态刻意掩盖(很有效)的历史进程。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发达国家的全体社会成员都从中受益，既包括无产阶级，也包括中产阶级，而垄断资产阶级让渡了一部分经济利益，却换得了政治稳定，维持了政权。这个“机会成本”比“光荣革命”要小得多，毕竟只是花钱的事，在全球化条件下，对于垄断资本集团来说，搞钱和撒钱是相对容易的事情。事物发展的本质往往被现象所掩盖，特别是由于复杂的政治原因，人们难以看穿历史的奥秘。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一个时期以来许多人放弃了马克思主义这一观察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锐利的思想武器。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进入十九世纪以后开始发生周期性经济危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日益激化，于是社会主义思想不仅成为欧洲最流行的思潮，而且成为先进人士的社会实践(欧文等人的社会主义试验)，甚至成了欧洲上流沙龙关注的时髦话题。这表明传统意识形态，即认为资本主义是符合 “自然秩序”的“永恒”的社会制度这种官方政治信念和意识形态，已经发生动摇。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的《共产党宣言》正是十九世纪上半叶欧洲工人运动的思想结晶和政治愿望的集中体现。当《共产党宣言》代表工人阶级公开喊出“我们的目的是消灭私有制”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时，说资产阶级政府惊恐万状，决不是夸张，而是合乎逻辑的历史事实。待到1867年马克思的《资本论》出版，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被马克思无可辩驳的强大逻辑和前所未有的理论形态揭露得体无完肤之时，资产阶级当局犹如“于无声处听惊雷”，其内心的反应更是可想而知了。马克思深刻地指出：“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③马克思的《资本论》堪称千古奇书，“一语惊醒梦中人”——除了无产阶级，还有资产阶级，一起“惊醒”。所以，资产阶级是与无产阶级同时被历史的钟声惊醒，并做出政治上的反应的。

　　虽然是两大阶级在思想上被同时惊醒，但是思想理论要转变成政治上的实际成果，还是要靠阶级斗争。十九世纪人类还没有发明物质原子弹，但是精神原子弹已经发明，就是《资本论》。《资本论》“爆炸”于1867年，但《资本论》掀起的巨大的政治冲击波激荡了历史不止一百年。正是由于工人阶级的长期斗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苏维埃俄国建立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才开始先后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标志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开始被迫放弃绝对剩余价值生产。也正是面对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欧洲革命形势，伴随着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向垄断过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始通过立法手段调节全社会的剩余价值再分配，开始为工人阶级建立社会保障。根据美国学者的研究，“现代最早的正式的社会保险制度是19世纪末由俾斯麦制定的(在美国颁布《社会安全法》半世纪以前)，当时俾斯麦正领导着刚统一的德国快速步入工业化社会。‘德国的统一激发了人们的新干劲，引发了新兴趣，带来了各方面的新看法’，俾斯麦曾经说道， ‘但是，啊!这个社会问题足以令所有政府都为之战栗。”④这个“令所有(资产阶级)政府为之战栗”的问题就是十九世纪遍及欧洲和北美大陆的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德意志帝国成立是在1871年。无论如何评价德国这一段“铁血”历史，作为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德国容克资产阶级的政治家俾斯麦能在德国崛起之初，在两次大的战争之间(1871年普法战争结束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喘息时期内进行了包括建立社会保险制度的一系列劳动立法，尽管目的是压制和缓和当时的德国工人运动，但是毕竟开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之先河，这无论如何也是德国资产阶级做的一件有政治远见的“善政”。俾斯麦的劳动立法被包括马克斯·韦伯在内的德国新历史学派的“讲坛社会主义者”吹捧为“社会主义政策”，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政治上起到了维护资产阶级政府统治的作用。这是历史事实。但是，俾斯麦的政策确实对于缓解阶级矛盾起到了作用，所以才能够为欧洲各国效仿，而且在当时西方各国都起到了相同的作用，这也是一个历史事实。劳动立法虽然是阶级斗争的产物，也是在向资本主义制度体内“注射”社会主义因素，有进步意义。历史进步，向哪里进步?当然是开始向社会主义进步。二十世纪的福利国家理论和实践也具有某种进步意义。所以，站在二十一世纪的历史高度，破除意识形态的偏见，承认垄断资本主义改进社会公平的经济社会改革实际上具有某些社会主义因素，这是实事求是，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

　　剩余价值理论诞生以后，一百六十年来不断受到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和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恶意攻击和批判。前者出于政治原因的攻击姑且不去理睬。对于后者，其实，即使剩余价值理论真的不那么完善，例如忽视了所谓“企业家才能”的贡献也好，忽视了人力资本的作用也罢，其实这些“问题”剩余价值理论都可以回答。前者如果是资本家本人，在C+V+M里M得到回报;后者如果是“白领”，在“倍加的”V中得以实现;如果有股份，可以参与M的分割。这些都已经无关宏旨。因为劳动价值论已经由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提出了，马克思又给予了科学解释，所以剩余价值理论只要大体上说清楚资本家的剩余价值M来源于工人的可变资本V，工人阶级的活劳动在生产过程中不仅创造了自己的生活资料价值V，而且还创造了资本家的剩余价值M，再说清楚劳动和劳动力的区别，工资是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生活资料的价值以及说明两种剩余价值生产方法，做到这些，在政治上对于工人阶级争取自身利益就足够了。所以，研究马克思主义，需要首先从政治上着眼，须知马克思研究的政治经济学，是指导革命实践的理论。否则便成吹毛求疵，实际上是不懂马克思主义，不懂它是干什么的。这样讲决不是说马克思主义已经穷尽了真理，或者不需要“与时俱进”，实际上恰恰相反。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发达国家的阶级斗争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工人阶级通过不断地斗争逐渐得到了自己创造的全部的 V，还通过国际市场机制得到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半外围和外围国家的一部分剩余价值转移，甚至还可以享受发达国家政府通过实行高额累进所得税和高额遗产税等手段建立起来的，由再分配体系支撑的现代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发达国家的社会结构逐渐发生了改变，中产阶级的人数大大增加，社会结构由金字塔形逐渐改变为纺锤形。给了社会成员这些利益，归根结底并不是由于发达国家政府的意识形态改变，而是出于政治利害的考量，垄断资产阶级政府发现用再分配来“熨平”经济周期和“政治周期”，向劳动作一些让步，“花钱买稳定”，总体上对资本有利，总比失去政权或分出一部分政权要好。资产阶级政府在这样做的时候是出于被迫，他们或许没有意识到(即使意识到了，结果也是一样)自己是在向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中不断注入社会主义因素，这就在客观上推动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制度向社会主义演变。

　　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进程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是百多年来国内国际劳动与资本对抗的结果，这一演变进程大体上与这一对抗的形势演进相一致，共进退。阶级斗争，一个含义非常明确的概念，现在通常被称为“搏弈”。从世界范围看，自马克思的《资本论》问世以来，劳动与资本的斗争，也就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历史性“博弈”大体上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初。这个时期的基本特征是，随着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向垄断过渡，“曼彻斯特资本主义”的“镀金时代”已经成为历史，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连资产阶级自己也感到不能“容忍”，也痛感资本需要节制，对垄断需要“调节”。社会主义思潮在西方国家大行其道，阶级斗争更迫使发达国家政府改变其“资产阶级守夜人”的消极被动立场，开始积极地通过加强立法、反对垄断以及加强再分配来调节经济政治关系，主要是劳资关系。

　　这一时期社会主义思潮在美国流行，不是笔者杜撰，而是历史事实。当时最有影响力的美国思想家、《进步与贫困》（《Progrees and Poverty》）一书的亨利·乔治（Henry George，1839-1897）便是这一时代美国意识形态的灵魂。正是在这种形势下，爆发了社会主义的“国民运动”（The Populist Movement），诞生了“社会党”（Socialist Party）。而领导该运动的政治领袖德卜（Eugene Victor Debs，1855-1926）被推戴为社会党参加1912年大选的总统候选人，而且声势逼人。这次选举，虽然德卜没有当选总统，但是这次运动和选举在意识形态上对美国政治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虽说“现代最早的正式的社会保险制度是19世纪末由俾斯麦制定”的，但是实际上随着欧美主要国家反垄断措施的出台，建立社会保障也已经成为大势所趋，只是在西方各国都遇到垄断资本特殊利益集团的强烈抵制，各国的步调不一。面对《资本论》的巨大威力和实践后果——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运动普遍高涨的形势，具有“光荣革命”的政治妥协传统和丰富政治经验的英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府被迫实行战略退却。他们无疑“悄悄地”研究借鉴了《资本论》，认识到为了维护私有制政权的根本利益，资产阶级只“吸血”不“出血”的时代就要结束了，为了垄断资本集团的“根本利益”，他们不仅必须向劳动人民支付全部劳动力价值V，而且需要通过改变税收制度将资本的一部分私人积累转化为社会积累，需要让渡一部分剩余价值，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为工人和劳动人民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本质上是用资产阶级自己的钱（剩余价值和资本积累），为资产阶级自己的政权“买”政治保险，如同资本家化钱买财产保险、人寿保险一样，无非再加一道政治保险，而且动用的钱有限。财产险、人寿险过去是由资本家自己上，分散上，这回是由资产阶级政府代上，“集体上”，而且“政治险”实际上是一种“综合险种”，很划算。如果不“买”这道“综合险”，无产阶级的风险很大（有工作，就有饭吃，还可能是半饱；没工作，就得扎脖；老弱病残，只有等死。既如此，不如跟着共产党革资产阶级的命），资产阶级的风险更大：既是要革资产阶级的“命”，看样子是非要与自己拼个鱼死网破，最后不要说血流漂杵，重演尼古拉二世为代表的沙皇俄国地主资产阶级覆灭的悲剧，就是重演法国大革命也受不了。于是欧美各国资产阶级政府一面通过军警继续镇压工人阶级，一面采取措施完善立法，迫使垄断资产阶级作出政治妥协和让步政策，实行战略退却。这在资本主义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由此开了现代资本主义通过国家垄断调节生产关系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先河。对于西方资产阶级来说，这是一场由外部阶级斗争引发的本阶级内部严重的政治斗争，其性质和意义不亚于“光荣革命”。发达国家普遍实行的通过征收高额累进所得税和高额遗产税来调节生产关系，这是直接照搬《共产党宣言》。1890年美国颁布《反托拉斯法》，是防止自由竞争导致垄断和垄断资本无限制地“大鱼吃小鱼”；通过立法限制工作日和初步建立社会保障，是迫使资本家在经济上放弃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并让渡一部分剩余价值，是在政治上向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作出让步，初步建立起垄断资本统治下的社会公平。这些做法，实践上是受到阶级斗争的巨大压力，理论上是被迫接受《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教训。正因为这种历史性的让步是前所未有的，因此在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内部，这个过程也是艰难的，充满斗争的，也是有反复的。但是毕竟收到了初步的政治效果，毕竟工人阶级的收入有所提高，工时有所限制，劳资矛盾有所缓和。这场资产阶级内部的“革命”，在西方各国的发展很不平衡。美国由于历史原因，情况更糟一些，起初大资产阶级根本不买政府的帐。例如1890年美国颁布《反托拉斯法》，1895年美国最高法院在著名的“美国诉奈特公司”一案中公开站在大公司的立场，使《反托拉斯法》成为一纸具文。经过政府的持续不妥协的努力和垄断资产阶级内部的激烈斗争，垄断资产阶级终于让步。总的说来，经过这一段法制改革和经济关系调整，欧洲自由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已经开始初步得到改革。随之而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得资本主义国家疲惫不堪，国内外的各种矛盾更加尖锐，这也为以后的社会改革和演变准备了条件。

　　第二个时期是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世界资本主义大危机到二战结束后的六七十年代。这是现代西方国家和平演变的重要时期。这个阶段国际政治的基本特征是社会主义不仅从理论变成了现实，而且从一国发展为多国，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或说形成了社会主义世界体系。这是二十世纪西方国家继俄国十月革命以后遭受的又一个沉重的政治打击。这个时期，苏维埃俄国经受住了严酷的内战和帝国主义国家的联合绞杀，不仅抗了过来，而且焕发出令西方资产阶级“老爷们”难以置信的生命力。苏联的诞生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劳动人民地位、生活的空前提高和忘我劳动的精神面貌，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以及中国等落后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阵营空前壮大，加以战后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瓦解给予西方国家以第三次沉重打击，等等，这一切都对西方国家产生了强大的政治影响，并在国际上形成有利于革命的形势。

　　在这一政治背景下，一方面，社会主义运动和革命形势给予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府以巨大的外部政治压力。另一方面，三十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它宣告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模式的彻底崩溃，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制度面临空前严重的政治危机。在这种条件下产生的凯恩斯经济学和罗斯福新政吸收了社会主义思想和苏联计划经济理论和实践经验，这是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这才应当是凯恩斯经济学被称为“革命”的真义。“凯恩斯革命”不仅真的是革“命”，而且是“借刀杀人”，是借社会主义之刀，革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命，目的在于拯救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政治生命。但是这样一来，等于在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上捅出了一个大窟窿：如何自圆其说？需要实行“紧急修复术”。于是玩了个障眼法，发动宣传机器齐声鼓噪，说是凯恩斯发展了资产阶级经济学。一切都是在资本主义的旗帜下进行的，把罗斯福“新政”这种本来是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改革记在资本主义的政治帐户上（财务上这叫“记花帐”），说成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自我修复”。这种典型的意识形态上的矫情和指鹿为马，是统治阶级在政治上失败的表现。至于这是借“社会主义之花”，献“资本主义之佛”，则绝口不提。提了，戏法就漏了，所以万万不能提这茬儿。西方国家不提这茬儿，是有难言之隐；可是，社会主义国家偏偏也不提这茬儿，看不到或不承认其“借花献佛”，也似有“难言之隐”。于是，正中下怀，历史的马虎眼就此打过去。现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了，美国人自己也开始承认，“福利国家是在社会主义和自由资本主义两者中寻得的一种基本上折衷的尝试。罗斯福‘新政’拯救了受到左、右翼夹击的美国资本主义。而援助计划和劳动法的实施是为了在不破坏资本主义活力的前提下，消除自由企业所带来的社会影响——贫穷、失业和家庭离散。”⑤

　　美国如此，欧洲国家大同小异。可见，在三十年代发生的历史上空前的大危机、大灾难、大惨祸的背景下，资本主义制度得以挽救，资本主义模式由此进一步发生重要变化，其基本原因是以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形态和罗斯福新政以及其它发达国家的类似政策的形态，“大剂量地”向当代资本主义体内注入社会主义因素。由此，经过战前的“新政”和战后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国家政策的普遍的进一步的发展，主要是西欧和北欧国家在向社会主义演变过程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当代社会模式。对这些模式起什么名字，叫什么主义，贴什么标签，或者是不是社会主义，不同人有不同的需要，不同的标准，不同的主张，所以众说纷纭。这些都可以争论，但是有一点难以否认，西欧特别是北欧模式中包含了大量社会主义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象罗斯福推行的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新政”（例如社会安全法）不仅并不完全是强制推行的，而且受到若干垄断资本的超级财团如杜邦（du Pont）公司、通用电气（GE）公司以及那些具有改良思想的投资银行家的强有力支持。即使在希特勒法西斯占领下的法国，在战时，政府也实行了养老金、普通家庭补助和经济技术专家监管制。⑥这些制度由当时的法国傀儡政府颁布，但无疑是得到法西斯德国认可的。这些制度在政治上是为了笼络人心，这毫无疑问。可是这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所没有的，它反映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即使是法西斯政府也不能无视社会保障了。由此可以推论，新自由主义在西方发达国家也必然是短命鬼，希特勒做不到的事情，别人也做不到。

　　二次大战以后，美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霸主国，财富和权力极度膨胀。可是冷战也成为促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福利国家演变的重要因素。为了防止工人阶级“赤化”，需要扩大公共支出。在冷战的政治大气候和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空前巨大的政治压力下，凯恩斯主义、马歇尔计划和福利国家政策的长期实施，使得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增长很快，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进一步完善，特别是在西欧和北欧国家的高额累进所得税（税率最高达到60%到70%）和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得以建立，大大缩小了贫富差距，不同程度地实现了社会和谐。这些都是事实。但是，无可否认的是，这一切也是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垄断资本所攫取的剩余价值全球化（全球剩余价值分配却是限于西方国家，而且肥水不流外人田，严格控制移民）这一条件下实现的，是以战后“南北问题”日益严重为背景的。这方面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世界政治地图上可以看出，欧洲地处美苏对峙的洲际导弹之间。在地理上越是靠近苏联的西欧和北欧国家，其福利国家的水平就越高，而这种福利国家的“边际效益”随着地理上的距离越是向西，越是递减，到了美国，虽然不是趋于零，反正是另一种模式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地缘政治上的差别，是导致战后美国与欧洲同床异梦，以致后来在政治上分道扬镳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西方的社会学中，福利国家政策被认为是一种向广大中下层社会成员的一种社会贿赂行为，用以削弱强硬的左派的政治影响力，就是笔者所说的那种“买保险”思想。在二次大战以后，西欧国家的意识形态发生不小的变化，社会民主和社会公平意识得到广泛认同。鉴于战争的教训和向传统文化、传统价值观回归，社会意识形态普遍认为在工业社会已经不能无视多数人的利益，否则社会可能同归于尽。这是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得以在欧洲获得普遍认同的一个思想基础。在这种条件下北欧一些国家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为欧洲的特殊的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需要指出，首先，这些国家“和平演变”为社会主义，是以战后东西方的政治对抗和美苏洲际导弹的对峙为条件的，也就是说是以二次大战的惨祸和劳动与资本的国际政治斗争为背景的。离开这些大的历史条件，这些国家向福利国家的演变，是难以设想的。所以，这种“和平演变”与“第二国际”主张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是根本不同的。后者实际是主张资本主义国家可以“自发地”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实际上，离开俄国十月革命以来世界格局翻天覆地的政治变化，“自发式的和平演变”根本是不现实的。

　　2007年有一篇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文章引起争论。该文认为，二十世纪“是一场评选最优社会制度的模特大赛”，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制度、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主义制度和以瑞典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和平竞赛。“竞赛的结果是民主社会主义胜利，既演变了资本主义，又演变了共产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正在改变世界。”⑦这种文章不是学术讨论，而是哗众取宠的政治“噱头”。且不说将三种社会制度比作“模特大赛”，政治上极不严肃，遣词也过于轻佻，似乎是以模特裁判的眼光来判断社会制度，难怪在网上激起公愤。这个观点的要害在于完全违反历史事实。如上所述，在福利国家基础上产生的民主社会主义，本身就是和平演变的结果，也是美苏对抗的结果。说民主社会主义演变了苏联，不仅是倒因为果，也是违反国际政治常识的。这篇文章的要害在于主张中国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老实说，北欧模式好，中国学不了。其原因很简单，发达的社会民主制度与发达的经济发展阶段相匹配，中国与北欧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相差太远，就西方人重视的人均GDP而言，差一百年以上。不但中国学不了，俄罗斯也学不了。最有条件学习北欧模式而偏不学的，偏要学习“罗马帝国”模式的，是美国。所以，在笔者看来，在当前国际政治形势下，忽悠中国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的，无论主观上动机如何纯正，如何热爱民主，客观上都是帮助美国队往中国大门里踢“乌龙”。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提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等有关阐述，已经对此作出了明确回答。

　　 北欧国家都是些小国，而且处在北约范围内，也就是处在西方政治体系内，在国际政治上的影响力和活动空间有限，因此这些国家的政治演变也是不稳定的。单纯从国内政治和社会制度上看，很难否认北欧这些小国具有社会主义性质，但是在国际政治上，它们又属于西方范畴。这是一个奇特的事实。根据恩格斯关于“历史合力论”的思想，历史的合力无疑也包括小国。随着苏联解体和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这些国家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其社会政策方向和政治取向也可能发生某些变动。但是，那里的社会物质基础已经相当先进和雄厚，社会制度和社会民主主义思想（欧洲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已经根深蒂固，发生象美国那样的大幅度倒退也是难以想象的。

　　其实，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早在半个世纪以前西方国家不仅公开承认，而且颇为自得地向社会主义国家示威呢。据披露，1965年西方国家在美国费城召开会议，发表《资本家宣言》，提出：“借鉴社会主义人民当家作主的经验，实现股份制的人民资本主义；借鉴社会主义福利制度的经验，实行从生到死包下来的福利资本主义；借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经验，实行国家干预的计划资本主义。”⑧罗斯福“新政”三十年以后，“资本家”吐了真言。可是，这三个“借鉴”所体现出来的思想是多么熟悉，这简直就是晚清魏源所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现代翻版！《资本家宣言》显然是对着《共产党宣言》来的，是要以学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来对付社会主义国家。1965年，正是中苏公开分裂的时刻和中国“文革”前夕，这个历史背景，这个渔翁得利、得了便宜卖乖的《资本家宣言》，真让人感慨万千。历史证明，资本主义是个老奸巨滑而又能够忍耐、善于学习和应变能力很强的对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是资本主义最虚弱的历史时刻，它靠学习社会主义抗过来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社会主义最困难的历史时刻，中国靠“韬光养晦”的传统智慧和坚韧不拔的发展和改革也抗过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中华复兴，正方兴未艾。

　　第三个时期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这一时期又以苏联解体为界，可以分成前后两个阶段。这一时期的基本特征是东西方对抗开始激化，战略平衡随之遭到破坏。先是苏联“勃烈日涅夫主义”在国际上的四面出击，后来陷入阿富汗露出破绽；其后是以美英为首的国际垄断资本集团开始反制苏联，并通过推行以新自由主义为掩护的全球化战略在世界范围内向劳动发起卓有成效的反扑。请注意，这里使用反扑而不是进攻一词。从世界范围看，在二十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国际垄断资本在劳动人民有组织、有理论和有强大国际政治后盾的反抗面前处于局部退却、战略相持状态，不仅如此，在这种长期相持状态中，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被迫发生和平演变，这是违背垄断资本利益的，也是被迫的。特别是美国发起反扑，也是为了挽救自己衰落的霸权。美国在自己的历史“下降通道”中发起反扑，其战略思想是试图在自己彻底衰落以前打败对手，再通过打扫战场、通吃世界建立新的霸权秩序，捞回成本。所以，时间对美国不利，这是美国的一个战略弱点。这一点与抗日战争中日本的战略地位不无相似。世界都需要在战略上看穿这一点，战略上美国并不可怕。美国人靠榨取世界资源和以美圆发行机制剥削世界，过惯了舒服日子；美国人又最惜命，最怕死。美国的好日子已经结束。而且，美国由于政治上的狂妄，已经在伊拉克陷入可怕的泥潭，正在挥霍和消耗自己的实力和在全世界的影响力，已经露出疲惫、颓势甚至败象，而对东亚明显表现出鞭长莫及之感。但是美国擅长搞心理战和金融战，近年来美国同伊朗之间的心理战已经打出很高水平，最近美国透露要对伊朗发动“闪电战”，以便在三天内彻底消灭其全部军事力量。这是否还是心理战，抑或是战争升级，相信还是前者。美国要真敢打伊朗，那就是真的疯了，不是坏事。

　　1991年代初苏联解体以来，两极世界格局遭到颠覆，催生了美国建立单极世界的政治狂想症。但是美国没有通吃世界的实力，也从来没有在现实中建立起单极世界，那只是一个政治狂想症催生出来的一个政治泡沫，只是全球化诸多泡沫中的一个泡沫。认为美国战胜苏联以后建立了单极世界，既是美国吹起来的泡沫，也是国际思想界的一个误判。当代世界，任何国家都没有独霸世界、通吃全球的经济政治军事资源和能力。

　　三、“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

　　元人赵孟府(兆页)娶妻，其妻管道升作一词。词曰：“你浓我浓，忒煞情多;情多处，热如火;把一块泥，捻一个你，塑一个我，将咱两个一齐打碎，用水调和;再捻一个你，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我与你生同一个衾，死同一个椁。”古时候名人多半就是实打实的名人，泡末较少，赵孟fu(左兆右页)就是一例，连老婆都造诣颇深。这首词很形象，且生动有趣，故流传至今。虽说是一首情词，古为今用，也可翻出政治意义。

　　我们不能无视、甚至也不应低估资本主义进入垄断以后百多年来，特别是二次大战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进程所具有的政治意义。实际上，这些国家尽管各自所处的条件不同，相互之间的差别很大，但是总起来说，同十九世纪相比都已经有霄壤之别，经过几代人的和平演变，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无论在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对此，笔者的朋友，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刘福垣研究员有一段比较深刻的概括。他说：“资本主义初级阶段即私人资本主义时期的大多数剥夺者，在生产社会化过程中，不断转化为被剥削者，消失在生产社会化车轮之下，社会资本向更少数人集中。个人资产的数量已经超过个人支配的能力，被以更大规模、更复杂的社会形式运营，私人占有的个人意义逐渐被社会意义所代替，为个人积聚财富的微观剥削行为在宏观上逐渐向为社会积累转化。以全面推行高额遗产税为标志，私人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基本实现。于是私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就转化为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形态。这是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是不可阻挡的客观规律。”⑨这段话关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社会化过程中随着私人积累向社会积累转化，私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在向社会主义经济形态过渡的看法，笔者是赞成的。但是说“以全面推行高额遗产税为标志，私人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基本实现”，笔者认为不可仅以遗产税一个经济指标就定了乾坤，还必须考察劳动人民的政治地位和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社会主义不仅表现在国内的经济社会公平，也要表现老百姓在政治上真正有权力和地位(选举权是虚伪的)，还要表现在国家在外交政策上维护世界和平、正义和促进人类社会进步。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毕竟是世界和平、人类进步事业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负有国际主义义务。以美国政府的自私和不负责任以及侵略成性的外交政策，无论如何实行高额遗产税，都只能是帝国主义国家。

　　当代发达国家的经济基础都是混合经济，生产和资本的社会化程度已经是高度全球化了。跨国公司的触须几乎无所不在。资本对劳动的剥削，也是全球化的。而剩余价值的分配和再分配却基本上还是限于民族国家的范围。如果发达国家能够促进分配和再分配全球化，把巨大的财富通过垄断资本的全球调节用于世界和谐、发展、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资本全球化造福于全人类，如果美国等发达国家能带这个头，那可就功德无量了。在后工业时代用“高技术”手段包括现代金融技术手段从全世界各个角落盘剥来的巨额剩余价值和财富，被发达国家通过现代税收包括税率惊人的遗产税、累进所得税等手段纳入其以财政为主的社会再分配系统，在一些发达国家成为建立发达的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的强大经济支撑，成为其向社会主义演变的物质基础。但是在美国，却成为推行霸权主义对外政策和穷兵黩武的物质基础。而美国恰恰是西方国家的政治领袖，是带头羊。所以现在西方国家这个“羊群”究竟在政治上向何处去，已经出现混乱。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毕竟人类社会二十世纪这一百年不会白过，社会主义思想的长期传播和浸润使得发达国家的意识形态，包括一部分超级富豪的价值观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例如，遗产税的税率在一些发达国家高达60%以上，这在我们这里看来不仅高得惊人，而且简直不可思议。而这在发达国家已经实行几十年了，这主要也是富人接受，特别是许多超级富豪们接受。遗产税，而且不让他缴纳还不行，去年曾有一百六十多美国巨富上书布什总统反对取消遗产税的动议，就属此类先进人士;或者，也不用缴纳什么遗产税，因为那毕竟是身后的税，象比尔·盖茨夫妇正值青春年少“等不得”，干脆就捐作基金，立马就能造福社会。用中世纪的标准衡量，这些人是超级骑士(风度)。用现代标准衡量，客观上这就是社会主义者。欧文是社会主义者，为什么这些富豪不可以是呢?你说他是社会主义的同路人也可以，其实没啥区别。高额累进所得税和高额遗产税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税种。资产阶级原是资本的人格化，当资产阶级的高额收入和遗产通过税收手段从私人资本积累转化为社会公共积累而用于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时，这些巨额的剥削收入就已经通过财政“洗”干净了，其人格也得到某种提升和升华。可以说，高额累进所得税和高额遗产税是发达国家政府通过立法手段公开为资产阶级“洗钱”(另一种“洗钱”)，不管钱是什么来路，只要进了国库，造福社会，就都是一般等价物，没有“黑”“白”之别。至于纳税人，很可能不信仰社会主义，他们多是基督徒或天主徒，他们在做出这些善举的时候，心里可能想着上帝，或是想着回馈社会，为了民族国家，为了自己后人健康成长，总之压根没想到社会主义。但是没有关系，他们这样做的结果是推进了社会公平，促进了社会向社会主义发展和演变。与此同时，他们的灵魂得到升华，上了天堂。共产主义也是天堂，与上帝的所在，是一个地儿。所以，有什么关系呢?

　　对财富的态度，其实中国人原有很好的传统。中国古代优秀士人的传统，对富贵的态度并不虚伪，儒家对富贵的态度是既追求而又淡定从容的，讲究个“道”，承认 “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⑩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仅爱财讲道，破财也讲“道”，所以每逢国家民族临难，毁家纾难者，历代皆有之。这就不仅是讲“道”，还讲“义”了。这个优秀传统，一直传承到二十世纪，李大钊一代仁人志士和中国共产党的“开党”开国元勋，都有“铁肩担道义” 的气概，而且言出行随，以身殉道。可惜这个优秀传统传到今天，已经象许多珍稀动物如大熊猫一样，濒危了。今人大多由于“进化”而太“聪明”，爱财完全不讲 “道”。所以，我们不仅需要向古人学习取财之“道”，而且也要承认欧美国家由于向社会主义的长期演进，其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也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不光是现代市场经济成熟发达，不在于自由放任，而在于垄断调节;经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先进，也不在于“经济人”意识，而在于对财富和社会公平、公正的态度。当然，这也是由于社会发展阶段不同。归根结底，我们现在还是一个小生产占优势的国家，一个人均GDP二千美圆的穷国。我们跨入了社会主义的门槛，但是这也只能缩短而不能跨越经济社会的发展阶段。我们需要研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演进的历史和经验，这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社会历史的参照系。

　　从二十世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演进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曲折发展以及经济改革历程来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实际上是经历了一个“把一块泥，捻一个你，塑一个我，将咱两个一齐打碎，用水调和;再捻一个你，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的历史过程。当然这是一个国际国内的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过程。这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至于这个政治斗争历史过程究竟有多长，谁也回答不了，反正历史没有终结。马克思早就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⑾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种主义、两种制度最后的历史演进结果，必然是同归于尽的。之后的社会形态将是世界大同，是“环球同此凉热”，马克思主义者称之为共产主义。因为社会主义终究只是一个过渡性的历史阶段。既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终将同归于尽，岂不就是“我与你生同一个衾，死同一个椁”吗?

　　不难看出，上述一百多年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演进的过程，实际上是与世界范围内劳动与资本力量对比的消长变化、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力量对比的消长变化相一致，共进退的。在这个历史进程中，由于复杂的原因，战后美国与欧洲在政治上已经日益分道扬镳，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实际上已经分裂（欧元问世表明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上的分裂）。英国实际上是夹在美国和西欧国家中间。虽然近年来在布什政府的影响下，西欧右翼势力抬头，但是未必能坚持长久。美国与老欧洲政治上的疏离，使得“西方”这个作为二十世纪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国际政治概念实际上正在淡化，“西化”作为我国的政治概念的内涵实际上已经越来越变为“美化”即“美国化”。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式经过百年的历史演变，使得欧洲某些发达国家实际上已经具有某些社会主义性质。叫社会民主主义也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也好，或别的什么名称也好，本质上具有某些社会主义性质。对此需要我们从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本本出发，在理论上给予认识。这一学术上的突破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至于在理论上如何概括，在政治上、对外政策上如何处理，是另一个问题。这也恰恰说明当代历史条件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历史演进过程中，也在分化。弗里德曼说，这证明了资本主义具有“自我修复”能力。试问，如果没有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来自内部的阶级斗争和外部社会主义国家的巨大经济和政治压力，资本主义国家根本不会有“自我修复”的意愿，何来修复能力？如果都向左修复成北欧模式，阿弥陀佛，世界就走向和谐了。如果都向极右修复成“布什模式“，人类就只有毁灭了。所以这种话只能骗骗没有政治经验的人。说到底，这种“自我修复”，固然表现出垄断资产阶级政府圆熟的政治手段，也是为了防止酿成重大政治后果甚至变生不测。从这个意义上说，凯恩斯主义是一种现代资本主义自我拯救和向前演进的政治经济学，这种自我拯救和向前演进的方法论实质是向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汲取营养，具有历史进步性质。而新自由主义是一种复辟十九世纪自由资本主义模式的政治经济学，具有反历史潮流而动的性质。应当承认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生产关系的调节具有历史进步意义，其经验也值得今天我们借鉴。但是同样重要的经验是，这种全社会范围内重大政治经济社会关系的调整，是在政府主导下实现的，而不是市场自发调节的，其中在关键时刻最高领导集团的决心和意志具有重大意义。正是在这个关键的政权性质上，存在着发达国家这种历史演进发生逆转的政治根源。美国就是一个典型代表。

　　四、软刀子割头不觉死

　　从政治学意义上说，斗争(妥协或让步，经常也是斗争的形式)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生存本能。随着人类政治经验不断积累和文明的进步，斗争特别是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经验被不断地上升为理论，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也是国际政治斗争的理论反映。从历史趋势上看，越是发达国家迫于阶级斗争和国际政治压力不得不进行改革，不得不发生和平的或非和平的演变，反动势力就越是不甘心灭亡的历史命运，阶级斗争也就越是尖锐。但是，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当代国际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的水平越来越提高，形式越来越复杂，表现似乎也越来越“文明”。从表面上看起来，越来越不象过去那样“你死我活”和充满血腥，但其实质没有变化，只是更加阴险，也更加厉害，让你软刀子割头不觉死。

　　从西方具有代表意义的英国历史看，当近代资产阶级随着自身财富的积累，越来越把阶级斗争作为争取本阶级政治利益的自觉行动以后，在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阶级之间长达几百年翻来覆去的历史较量中，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阶级两者实际上经历了斗争、妥协、融合和演变的历史过程。当然斗争是主要方面。1689年的“光荣革命”实现了新兴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化了的封建贵族阶级共同掌握政权，实际上是一场“光荣的”(不流血的)“和平演变”，于是后者与前者“混合生长” (借用列宁所说的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混合生长一语)，逐渐演变成现代英国资产阶级。所以，现代欧洲资产阶级既继承了贵族阶级历史上长期进行封建统治的经验，又拥有“光荣革命”的近代政治妥协经验，还拥有几百年资本主义殖民体系统治的国际政治经验，可说是政治上的老狐狸精。西方从近五百年经济全球化中积累起来的国际政治经验更是极其丰富，不可小觑。从当代国际政治格局看，拥有悠久历史和政治经验至今又居强势地位的国际政治实体已经很少，能够与美英在未来构成竞争对手的更是为数不多。从美英关系看，美国得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继承了老欧洲的政治经验是一个重要因素。当然，英国到底是资格老，经验多，还有血缘和历史优势，既符合美国需要，又能分化欧洲，所以美国百年来一贯拉着英国。英国为了自身利益，也乐得狐假虎威。从二十世纪的世界历史看，从世纪初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斗争形势发展到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再到二次大战以后社会主义阵营形成，一直到五六十年代世界反帝反殖反种族歧视的斗争，以及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崩溃，确是颠覆了资本主义全球化几百年来的世界政治地图，并一度形成东风压倒西风的气势。正因为美英在政治上是老狐狸，所以能够根据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审时度势，能够在历史时机不利时“潜伏爪牙忍受”，能够放软身段，改变策略，拉拢分化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西方国家也放出手段，搞和平演变，玩弄某些发展中国家于股掌之上，甚至发展到玩弄“缓和”战略，麻痹和玩弄苏联领导人于股掌之上;当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前后国际政治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西方的变化，看到有机可乘以后，美英迅速出手，推行新自由主义战略，在国内向劳动人民发动政治反攻，通过再分配夺回历史上失去的利益;在国际上先后诱导拉美、东南亚国家以及苏联东欧国家落入新自由主义陷阱。回顾二十世纪这一段历史，特别是七十年代以来这一段历史，不能不承认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上一直很清醒，政治上早有准备，也有眼光，手段相当老辣。老话有“几年家软刀子割头不觉死”，当代国际政治斗争的形式和手段，已经发展到围棋“九段”水平，杀人不见血的。君不见一次次国际金融危机，发展中国家几十年辛辛苦苦积累的国民财富，转瞬之间就被西方大鳄席卷而去，背后都有国际政治背景，而且符合“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规则。其后果，绝对不亚于一场战争，而且不流血，很“文明”。苏联解体以后，中国被美国鹰派视为冷战的唯一幸存者，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中国的发展和改革，面临的机遇相当大，风险也相当大，虽说是“机遇大于风险”，但是许多风险，特别是现代金融机制极其复杂，金融风险之大，为普通人所难以想象。

　　(本文系拙著《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第二章“西方国家‘和平演变’解析”第一节的内容。该书2008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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