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史蒂芬•雷斯尼克系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经济学教授,长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激进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比较研究等。在本文最近对他的采访中,他就马克思主义是不是应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唯一武器、今天马克思主义是否还有效、当代马克思主义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什么、为什么人们重新开始关注马克思主义等问题进行了解答。他的回答反映了一位西方左翼学者对如何积极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当今世界问题的看法,现刊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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禚明亮(以下简称“问”):您好!最近几年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越来越多的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可以在解决当前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中发挥重要作用。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史蒂芬•雷斯尼克(以下简称“答”):想要理解马克思与恩格斯的主要观点,首先要知道,马克思主义最好的“朋友”是资本主义。换言之,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不断的商业循环和对工人的持续剥削——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提供了丰腴的土壤,从而能使许多年前严厉批判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而今重新走向繁荣。某些经济事件,例如当前的经济危机,使越来越多的人转向或者回到马克思那里去,开始认识到资本主义是如何影响他们生活的。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发现了一个极其微妙或者让他们极为震惊的答案。一方面,马克思承认资本主义在长期发展中所取得的经济成就,它促进了生产率的巨大提高,使工人的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大幅提高,这在一百年之前是很难想象的,可以说这是令人瞩目的成就。另一方面,马克思也给他的读者们带来了一种不同的东西:即认识到所取得的这些成果与工人所承受的阶级剥削的不断加重密切相连。这种剥削给工人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非凡洞见就是看到所取得的经济成就与剥削中工人的经济损失之间的矛盾。
一旦有人意识到这两者之间的关联,他会做什么?每个社会的伎俩都是试图给市民带来经济成果,同时试图剥离这些成就与阶级剥削的关系。马克思提出了一个方法,即建立一个新社会,使生产剩余利润或总利润的工人共同地、直接地得到同等的剩余利润或总利润。这种阶级关系将终结对工人的剥削。我将更多地谈论这种阶级关系。但在此之前,我想先回到你所提出的经济危机问题。
我不认为马克思主义为当前的经济危机提供了解决方法,或者说马克思主义没有为任何一次危机提供现成的答案。如果把危机理解成被不同社会力量推向不同方向的一种经济性,那么它就是自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再到社会主义的经济体系的本性。任何试图缓解这些社会力量并限制这种危机的行动只会引出新的社会力量,从而把这种经济性推向相反的方向。例如,国家计划或对市场的国家调控,即使是为了限制或消除危机,也会产生新的、矛盾性的力量:低效率、权力集中、异化,随着时间的发展,这些力量将破坏最初所采取的行动的效果。这种情况同样适合于自由市场:不受监管的市场衍生大量的低效能、危险的经济泡沫、财富的不公平分配,这将有助于国家干预的实施,且正是这种市场调节机制最终破坏了自由市场的运行,新的危机也就产生了。
马克思提出的应对经济危机的方法远不同于对市场进行调节或者放任。他想让我们明白的是,有一种新的力量导致危机的产生,这种新力量就是社会的阶级结构,尤其是剩余劳动如何分配。这种对危机的新的理论概括是今天的非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及其相应政策所缺乏的。不管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还是凯恩斯主义,对经济体的商业循环与其阶级结构的关联都沉默不语。
它们的沉默给了马克思主义一个好机会。改变一个社会的阶级结构能使这个社会更好地应对经济的兴衰起伏,虽然并不能完全消除这种起伏。而改变阶级结构的方法是消除阶级剥削:将工人们置于这样一种地位,使他们能够最先获得他们所生产的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说,工人们的这种集体性使他们能够成为其工作企业的董事会。这种阶级关系的变动,除了将产生一个更公正、更民主的社会,还将有助于工人们更好地应对经济的起伏波动。例如,在面对经济衰退时,工人们不大可能炒自己的鱿鱼,或者削减自己的工资与福利。他们可能更愿意把自己剩余财产的一部分用来资助由国家操控的国民资金储备,这将有利于缓解国家的经济衰退。相反地,在资本主义国家,一小部分人掌控着公司董事会,他们这一小撮人共同攫取数百万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而且他们的决策影响到大多数人的生活。而在另一个社会里,工人们取代资产阶级,从而获得自己生产的利润,自己决策。这代表着一种新的阶级民主,必将改变人们对经济危机及其应对策略的认识,而且这种社会将更好地为工人服务。
问: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今天仍然有效吗?哪些部分仍具有现实意义?
答:在今天,马克思的有效性如同马克思生活的时代一样强烈,因为它警示我们,许多人尚未意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即使马克思主义一直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我们尚未意识到的是马克思称之为“未付工资的劳动”的概念。简单地说,就是获得的回报少于它所创造的价值的那一部分劳动,有时候也称之为“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制度中,资本家的地位就是获得剩余价值而无需付出任何东西。马克思对劳动力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区分——工人额外生产的价值与在工资中获得价值之间的差异——是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关键性理论贡献。我更愿意把资本家所获得的剩余价值称之为对大多数人每年、每月、每天的社会性盗窃。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进程视为生产剩余价值的经济过程,将这个进程的参与者视为生产剩余价值的工人与获得剩余价值的资本家。这个阶级进程在今天仍然运行着。更为生动地讲,这是一种社会肿瘤,不断吞噬着社会的健康和幸福,从而繁衍异化、愤怒与经济危机。
如果今天这种剥削还在继续,那么就不得不提出一个相关的问题,即“工人们为什么还能容忍下去呢?”毕竟在大多数情况下,盗窃被认为是一种犯罪行为,是要受到监狱的惩戒的。这个问题答案可能更加直白,也与今天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仍然有效的问题联系在一起。资本主义社会的其它部分,包括政治、文化与经济都使这种阶级剥削得以维持。资本家要做的就是使阶级剥削的存在从人们的认识和经验中消失掉。我举两个例子来说明他们是如何做到的。
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一直坚持这样一种观点,即马克思主义不仅在逻辑上存在瑕疵因此没有理论价值,而且在理解资本主义现实方面几乎毫无用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虽然在具体方面存在差异,但对马克思主义与资本主义有着相同的看法,一方面他们都认为马克思主义存在瑕疵,另一方面都认为资本主义是人类发明的一个奇妙机器,将给人类带来巨大的财富,同时能够促进社会和谐。他们为资本主义社会编制了一个基于现实的乌托邦式的梦想:财富的最大化(亚当•斯密的遗产)与社会和谐(维弗雷多•帕累托维弗雷多•帕累托的遗产)。这个梦成为资本主义流行的经济文化,这种文化劝阻人们远离马克思主义。简单地说,这种文化使普通大众看不到马克思的阶级剥削理论,因为太多人开始接受普遍流行的非马克思主义文化。此外,他们还就这个问题达成一致,即当这个奇妙的资本主义机器运转过快或过慢时,他们都会提出不同的修正政策——一个希望自由市场自行修复,另一个希望国家干预、修正市场问题一一但无论他们主张或实行哪一种政策,都不会直接面对资本主义阶级结构的问题,不会把阶级结构问题看成是危机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因而,这一因素就会继续存在下去,很少会受到关注。
除文化以外,上面提到的经济成就也使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人意识不到自己所遭受的阶级剥削。即使意识到被剥削,工人们工资的增长与个人消费水平的提高也在心理上使他们感觉到可以抵消和弥补所受到的剥削。比方说,在美国,人们的幸福和成功大多是用实际消费水平来衡量,人们认为资本主义可以为工人们提供这些。当有人把这种经济成功与前边提到的非马克思主义文化联系到一起,并在社会中普及开来,那么美国工人不去思考或看不到自身被剥削的地位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就不足为奇了。所以,资产阶级通过这些手段,将文化与经济联系到一起,使工人们看不到阶级剥削,尽管它在我们生活中是事实存在并一直影响我们的生活。
问:您认为,近几十年来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谁?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杰出贡献在哪里?
答:回答这个问题是比较困难的,因为要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或许还会冒犯那些不在列的学者,即使是由于我的愚昧或记忆力衰退。在我看来,这些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包括:保罗•斯威齐、莫里斯•多布、查尔斯•贝特兰、欧内斯特•曼德尔、路易•阿尔都塞、卢卡奇、安东尼奥•葛兰西。还应加上在列宁和卢森堡之后致力于新帝国主义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哈里•马格多夫、安德烈•冈德•弗兰克、萨米尔•阿明、保罗•巴伦。最后,还有近期的几位学者,包括巴里•辛德斯、保罗•赫斯特以及大卫•哈维。
在这些人中,我认为对马克思主义发展作出最突出贡献的是法国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他对两种形式的宿命论或者本体论进行了强有力的批判,并且提出了一个替代自马、恩提出以来就长期困扰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他所进行的批判,一个是对经济决定论的批判,另一个是对认识决定论的驳斥。前者攻击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存在已久的观点,即经济——通常是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后者反对经验或思想可以成为知识的最终判断标准的观点。相反地,阿尔都塞提出了“超定”的概念(这个概念最初是卢卡奇讨论的),以与“存在论上的本质主义”和“认识论上的本质主义”相决裂。在我看来,他的这一概念使马克思主义回到辩证法的逻辑,或者正如他本人所指出,回到“无主体的过程”。
问:您认为当前马克思主义需要解决的主要理论问题有哪些?
答:每一种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都面临着创立者自身及批判者们提出的问题。从这种意义上讲,理论问题是一直存在的,因为为某些问题找到答案只是为新问题的产生做好准备。这就是理论为什么如此有趣的原因。现列出马克思主义需要进一步解决的几个问题:社会过渡、利润率下降的长期趋势、非商品货币的理论地位、生产方式的地位、国家资本主义、阶级与阶级斗争、辩证法、计划、共产主义的定义,等等。
问: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流派。随着人类生活环境的进一步恶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观。您怎么看?
答:我不怀疑目前环境的恶化是资本主义发展造成的。今天的环境运动在全世界有着人数众多的支持者,我们已经认识到目前所处的险恶境地,需要采取某些行动进行制止了。大约60年前,也就是20世纪50年代,很少有人意识到资本主义工业化会对环境造成如此严重的损坏。虽然对环境的影响已经在他们的生活中显现了出来,但很多人还没有这种环境威胁的意识。然而就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人们开始逐渐认识到环境恶化是由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造成的。作为这种觉醒的一部分,经济学家开始修正他们的理论,提出了社会代价说,把对环境的损坏也计算到工业或农业生产的私人成本中去。与此相对应的是,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和规则,试图控制或减少由工业化发展所带来的环境恶化。其中也包括一些新的政治斗争的出现。
事情的发展给马克思主义者上了重要的一课。幸运的是,现在许多人都认识到环境破坏是资本主义工业化造成的;不幸的是,很多人没有认识到对人造成的破坏是由阶级剥削造成的。因此,这给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重要启示是,要使人们意识到阶级迫害对人性和社会造成的后果是与资本主义工业化给自然环境造成的后果是一样的。这样做的目的是使人们一旦意识到这两者迫害,将会行动起来把它们从自己的生活中清除出去。
最后我想说的是,假如环境运动取得了胜利,即人们能够有效地控制甚至减少资本主义发展对环境造成的破坏,这当然是一个巨大的成就,然而,仅仅取得环境运动的胜利与反对阶级剥削的斗争关联很少。因此,现在有两个不同的社会行动目标。事实上,有效地解决了环境问题反而很有可能加重阶级剥削。例如,社会对环境的关注极有可能使资本主义工业增长觅得新的获利机会,如清洁能源等新原料。但我们不能忘记的是,资本主义的增长,包括清洁能源,仍然是资本主义剥削的延伸。当然,这不是我们停止营造一个更加健康环境的理由,而是我们理解环境问题与阶级问题虽然相互关联而又相互区别的论据。
问:《社会主义与民主》杂志于2010年12月刊登了一系列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如“马克思主义在南美”、“马克思主义在英语国家”、“马克思主义在西班牙语国家”,似乎马克思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又一次复兴了。您认为其主要原因是什么?
答:至少有一个原因与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密切相关,如前所述,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拓展为马克思主义的复兴创造了条件,如不平等、危机与异化等。
当然也有其他原因,其中一个是由于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无法解决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给危机的答案是放任自由市场,让其自我修复;凯恩斯主义则期望国家去解决市场产生的问题,实现经济繁荣。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反映了这两种答案的交互摆动:从国家干预的很少摆向国家干预的多,然后再次摆回到国家干预少。相类似的是,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也是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摆向凯恩斯主义,然后再摆回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确,这种从一种资本主义转向另一种资本主义,从一种经济理论转向另一种经济理论的运动是相互交织的。但我认为,人们已经逐渐意识到这种令人厌烦的摇摆往复,不管哪一种资本主义、哪一种经济理论,都没有提出解决阶级剥削和经济发展不均衡的有效方法。而马克思主义站在这两者的对立面上,提出了观察社会的新方法。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引入注目的替代方案。
问:在您看来,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代工人运动的结合点是什么?
答: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工人运动之间最重要的结合点,对工人运动来说同时也是最激进和最危险的地方,如前所说,马克思主义的杰出贡献是发现了资本主义总利润的秘密在于未付工资的工人的劳动。简单地讲,这是一种对工人的犯罪,但是没有人为此入狱或交罚款。事实上,资产阶级一直美化剩余价值的接受者,说他们所获得利润报酬是依靠企业家精神、冒险气魄或者是科学的管理。因此,今天的工人运动就需要把追求更高实际工资或更好工作条件放在斗争的日程中去,使工人获得自己所生产的剩余价值。这一点正是大多数工人运动所缺乏的目标。当然,如果工人们成功了,那么资本家也就无法获得剩余价值了。这也是这场斗争的危险所在,因为这会遭到资本家们歇斯底里的反抗。
问:您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答:马克思是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展开自己的理论的,他回应了自己所处时代的事件与理论。因此,他的理论反映的是19世纪的特定背景,当时资本主义处于快速发展时期,他的理论反映资本主义发展某一阶段的特征。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他的理论也不断得到补充。世界的新发展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与变革。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不同时间、不同国家以不同的形式出现,都反映了具体环境的变化。中国的特定社会条件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变革,就像马克思主义在欧洲条件下的变革一样。例如,中国农业阶级结构就不同于马克思对英国的分析,中国的工业化也与英国工业化不同。因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不同于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就不足为奇了。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498期,摘自2012年第17期《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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