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现实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的理论界提出过许多值得我们注意的看法，其中有“社会主义封建论”。世界社会主义的曲折历程，使得一些信奉科学社会主义的人对现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生疑窦，对“社会主义封建论”产生某种程度的认同。分析所谓“社会主义封建论”，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意义。
一、所谓“社会主义封建论”企图妖魔化现实社会主义制度
2009年《炎黄春秋》杂志刊文称“1953年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打断了民主革命的继续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因为干扰了民主革命的继续而统统是历史的错误。文章进一步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造成“经济上垄断生产资料所有权，政治上垄断国家权力，文化上垄断真理裁判权，社会领域则垄断公民权利。中国人民刚取得民主主义的胜利，就又一次地被推回专制主义的泥坑”。改革开放“不过是要实现清朝皇帝没有实现的宪政民主，继续民主革命的未竟事业”。“改革开放就是要摆脱专制主义的羁绊，回到民主革命的道路上来”，“是一百多年前由洋务运动肇始的民主革命的继续”。[1](P4)
这种观点否认了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性质，尽管十分尖锐，但并不新鲜，是改革开放初期流传甚广至今依然没有肃清的“社会主义封建论”的变种。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历史的新时期。思想界要为这场改革开放事业提供合法性的理论基础，反思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各派人物争先恐后表达自己的看法，使得思想解放运动变得格外复杂。有些人将反思的触角深入到“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文化基础，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封建论”的观点。他们认为：1949年后，“由于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把主要精力集中到‘兴无灭资’上，忽视了对封建主义思想的深入批判”，使封建主义披上了马克思主义外衣，以封建主义冒充社会主义，在中国来了个大泛滥;“社会主义条件下出现变相的封建专制”;封建主义在当代中国占了统治地位，已在社会主义中国全面复活，全面复辟;中国“实现的社会主义社会本质上是一种封建社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运动 “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的胜利。这种革命胜利后，“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或无产阶级集体主义名义下，封建主义被自觉不自觉地在整个社会以及知识者中漫延开来，统治了人们的生活和意识”;“终于把中国意识推到封建专制传统全面复活的绝境”。[2](P38)这种观点，否定了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走向了“社会主义封建论”。
归纳起来，“社会主义封建论”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经济基础的封建性。他们认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在封建的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而是“封建的社会主义”或者“农业社会主义”。二是政治制度的封建性。他们认为，新中国的政治生活没有民主，只有专制，只有“集权主义”。三是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的封建性。他们认为，我国意识形态领域里存在不少封建主义的东西，“长久封建社会产生的社会结构和心理结构并未遭受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冲毁，旧的习惯势力和观念思想仍然顽固地存在着，甚至渗透到人们意识和无意识的底层深处。这就难怪它们可以借着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衣装，在反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和个人主义的旗帜下，在‘文化大革命’中甚至以前，轻车熟路地进行各种复辟了”。[2](P38)
面对“社会主义封建论”的言论，人们容易想起邓小平说过的一段话：“有一个时期，有少数同志认为，我们这个社会是不是社会主义社会，该不该或能不能实行社会主义，以至我们党是不是无产阶级政党，都还是问题。……这些错误的观点大都写成文章公然在报刊上发表，有些一直没有得到澄清。可见理论界的一部分同志思想混乱到什么程度。”[3](P42)这段话英明深刻，好像专门针对理论界鼓吹“社会主义封建论”的那一部分同志说的。
二、“社会主义封建论”的要害是否定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变革
应当承认，那种把现实社会主义制度看成是纯粹的、不包含有非社会主义成分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是错误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都曾一再指出过：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社会主义，“它在各个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由于我国经过漫长的封建社会，目前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难免在思想文化领域里带有封建思想的痕迹，存在着“权力过分集中”等弊端以及“以权谋私”、“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但是，如果把问题简单化，把权力过分集中等同于专制主义，又把专制主义等同于封建主义，片面地夸大我国现实社会中存在的黑暗面，仅仅以一些封建现象为根据，就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不是马克思主义，实际建设的不是人们向往的社会主义，而是封建的社会主义，则是值得商榷的。决定一个社会性质的是该社会基本的经济、政治、文化制度，而不是旧的思想文化的残余。如果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算起，资本主义国家已有数百年的发展历史，有的国家已发展成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迄今为止，欧洲一些国家还有封建主义的尾巴，但没有改变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性质。
中国不是没有进行过民主革命。孙中山先生曾经领导过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中国最后一个皇朝在辛亥革命中就已经倒掉了。我们国家经过革命、建设和改革，正以一个更加繁荣昌盛的面貌出现在世界上。生活在21世纪社会主义时代的学者说：“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是一百多年前由洋务运动肇始的民主革命的继续”，这不符合中国近现代历史演进的路径。现实的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尽管没有彻底摆脱封建主义的影响，但毕竟不是直接来源于封建社会。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进行了彻底的土地制度改革，清除了封建主义反动统治的物质基础。无论是新中国成立前，还是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推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封建主义的思想影响已不是法力无边了，而是呈现“残余”状态。“社会主义封建论”忽略一个最基本的事实：经过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主义改造，我国社会性质已经发生最深刻的变革，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如果现实的社会主义已被封建化了，那么，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50年代领导的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不是成了竹篮子打水了吗?
邓小平曾经肯定“我们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5](P335)《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充分肯定了过渡时期总路线以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意义，认为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年，“党确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取得的胜利是辉煌的”。[6](P747)胡锦涛说：“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封锁和武力威胁，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迅速医治了战争创伤，创造性地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和具有世界意义的社会变革。”[7](P835)“正是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而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8](P980)这可以看作是对“社会主义封建论”的最深刻最彻底的正面回答。十分明显，“社会主义封建论”与上述论点相矛盾。既然20世纪50年代的新中国已经发生了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变革，那么，就应该承认经过最伟大最深刻变革的中国已不再是一个封建的社会主义了。
新中国的巨大变革，是中国共产党通过经济、政治、文化上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的。“社会主义封建论”者与我们的一个关键分歧，在于究竟如何看待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主义改造。
“社会主义封建论”者认为共产党“通过‘三大改造’，剥夺了农民、手工业者和工商业者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建立起全面垄断的经济体制”。而我们认为，新中国完成了对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的彻底改造，并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于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毫无疑问，所有制改造工作确实存在诸如过急过快的缺点，但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6](P750)怎么能把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说成是“经济上垄断生产资料所有权”呢?
“社会主义封建论”者认为：新中国在“文化上通过思想改造、批判《武训传》、批胡适、反胡风等一系列政治运动，树立一元化的意识形态”，共产党由此取得了“文化上垄断真理裁判权”。而我们认为，社会主义改造除了对所有制改造外，还包括对封建主义思想、资产阶级思想进行社会主义的思想改造，移风易俗，建立新文化，反对一切封建思想与迷信思想，反对资产阶级文化，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而愚昧落后的国家变成一个被新文化统治而文明先进的中国。新中国在清除腐朽的落后的封建思想，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养和科学文化水平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我们承认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思想改造运动有一些缺点，具有诸如把学术文化问题和政治斗争混淆的消极方面;同时，我们也应当肯定，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是实现社会最深刻最伟大变革整体设计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初期，广大干部、群众、青年和知识分子自觉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新社会的新气象。在思想文化领域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思想批评，锻炼和培养了党的理论队伍，提高了广大群众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思想觉悟，对于学习和宣传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起到了好的作用，怎么能说成是党在“文化上垄断真理裁判权”呢?
由于中国的资产阶级无力进行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彻底荡涤封建专制文化，中国共产党不得不从清除封建制度的上层建筑的废墟开始，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民主大厦。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从诞生那一刻起，就以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为己任，并为之长期奋斗。新中国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制度，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政权，进行了广泛的民主实践，实现了中国政治由封建专制向人民民主的伟大跨越。我国的民主建设历程不是没有经历过曲折。十年内乱期间，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受到严重破坏，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纠正了“左”倾错误，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提到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败的高度，不断积极稳妥地推进民主法制建设，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封建思想的残余将不断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立和完善而逐渐丧失生存的空间，难以构成专制主义，形成专制制度。当然，我们不能说现实中的“封建专制”已彻底销声匿迹，但不可夸大为“专制主义的复辟”，不可认为新中国被“推回专制主义的泥坑”。如果说由于我国曾经存在过“两千多年的专制皇权的深厚传统，我国民主革命的进展显得十分曲折、十分艰难”，这是我们可以同意的。如果说在解放战争胜利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我国“出现了专制势力的复辟”，“中国人民刚取得民主主义的胜利，就又一次地被推回专制主义的泥坑”，这是我们不能同意的。
三、“社会主义封建论”思潮的现实危害
经过20世纪50年代实现的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和具有世界意义的社会变革，经过60多年来勤劳智慧的各族人民的同心同德、艰苦奋斗，战胜各种艰难曲折和风险考验，我国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当前，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历史昭示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而当前出现的“社会主义封建论”，将把现实的社会主义引向何方?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起码有以下两个方面值得人们注意：
其一，企图干扰和改变社会主义改革大方向。
按照一位“社会主义封建论”者的说法，“中国人民一百几十年的维新、革命并没有改变两千多年的专制主义的本质”，中国现实社会主义已封建化了，封建主义盛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经被“封建化”和“儒化”，那么，我们还要问，究竟什么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方向?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一般性演进历程在具体国家具有具体的特点，但从一般的逻辑意义上来看，封建主义社会之后是资本主义社会，然后才是社会主义社会。如果照社会主义封建论者的说法，现实中国社会性质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封建化了的社会主义，那么，从逻辑上来看，中国社会发展的下一步就该走资本主义道路了。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党中央将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定性为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而“社会主义封建论”者却认为：改革开放“不过是要实现清朝皇帝没有实现的宪政民主，继续民主革命的未竟事业”。“是一百多年前由洋务运动肇始的民主革命的继续。”“改革开放所要达到的目标，就是民主革命所要达到的目标，那就是：取代国家政权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垄断，实现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自由化、社会平等化。”[1](P5)还有人直截了当地提出：要肃清封建主义遗毒，中国就必须回头“补资本主义的课”，重新走“资本主义完整发展”的道路。这样，“社会主义封建论”表达了改变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性质、目的和方向的意愿，不是要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而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事非经过不知难。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符合中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尽管经历了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大自然的多重严峻考验，但每次都是转危为安，其中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旗帜鲜明地坚持社会主义改革大方向，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凝聚人心，团结人民，在困难中寻求机遇，把困难化解为机遇，不断开拓新局面，取得新成就。如果我们不能旗帜鲜明地坚持社会主义改革大方向，没有清醒的认识和坚定的信念，对社会主义的前途产生怀疑，改旗易帜，必然人心涣散，天下大乱，出现大问题。也许有人说，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有什么不好?邓小平已经回答过这个问题。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他强调，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中国不能搞资本主义，如果搞资本主义就会天下大乱，中国就会变成西方大国的附庸。邓小平的观点为事实所证明。资本主义不具有包治百病的神通。环顾全球，不少国家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只有少数国家真正发达起来。少数发达起来的国家有过全世界残酷掠夺和发动战争、制造人类重大灾祸的不光彩的历史，绝大多数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中国家至今仍处于艰难的发展进程之中。事实证明，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大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巨大，功绩卓越，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都是没有出路的。
我们还要问：反封建应该成为思想领域的首要任务吗?为什么有些人单单反封建而不热衷反资产阶级思想呢?其实，这是借反封建而干扰我们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警惕。
影响现实中国人民思想的，既有封建残余思想，也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改革开放是一场新的革命，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这场新的伟大革命给党的思想政治建设工作注入了新的活力，给社会思想文化带来了空前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促进了人们思想认识的提高，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同时，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与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广泛的交往之时，西方敌对势力借机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软化”的政治图谋，我们在借鉴资本主义发展的优秀成果的同时，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文化必然会乘机而入，同我国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剥削阶级腐朽思想文化影响相结合，滋长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腐朽生活方式等消极现象，对人们正确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产生冲击，也会腐蚀我们的干部和党员队伍，甚至毁掉一些意志薄弱者。所以，不能因批判封建主义而放松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和警惕。如果将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性质改为民主革命的性质，放弃我党制订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置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于不顾，扭头转向搞所谓的民主革命，恐怕人民不会答应。
与“社会主义封建论”者关于“补资本主义的课”，重新走“资本主义完整发展”道路的论点相反，邓小平认为，不能因反封建而忽视对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邓小平提出：“在思想政治方面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同时，决不能丝毫放松和忽视对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对极端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批判。”[5](P336)“由于要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就认为可以去宣扬资本主义的思想，也是完全错误的。我们一定要彻底批判这些错误思想，绝对不能让它们流行。”[5](P337)要坚持社会主义改革大方向，应当鼓励学者从消除封建思想残余以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角度，研究反封建的课题，反对那种对中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视而不见，对中国共产党自五四以来的伟大的反封建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视而不见，引导我国改革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做法。
其二，贬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代共产党人的伟大实践。
“社会主义封建论”认为，现实社会主义中国是封建的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是封建主义的党，那么，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当然就是没有摆脱封建主义的领袖。“社会主义封建论”就是这样由否定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性质，进而否定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人，集中贬损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者的代表人物毛泽东。有人认为：“1949年以后，中国是世界上最最最革命的理论与最最最专制的传统相结合。”“当前的敌人就是一个，就是在中国绵延了两千两百年的专制主义，虽然自八十年代起它已因自身的腐烂而日趋软化，但极权的本性未变。要救治专制主义，只有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以至个人主义，别的出路是没有的。”[9](P394)
事实上，毛泽东是在反专制倡民主的五四运动前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为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当然地包括了反对封建主义。他主张的新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是反对封建主义的文化。他反对封建主义，又超越了反对封建主义，进行了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的探索，所取得的成就已为世界任何不带偏见的人士所公认。他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袖。他在晚年犯了严重错误，有着极其复杂的原因，不能简单归结为“马克思主义封建化”。任何不带偏见的人，一定会赞同江泽民曾经讲到的一个事实：“在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到社会主义新时代。一个受帝国主义掠夺和奴役的国家，变成一个享有主权的独立的国家。……一个人民备受欺凌压迫的国家，变成一个人民当家作主、享有民族权利的国家。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变成一个走向经济繁荣、全面进步的国家。……所有这些，都是建立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本的经济、政治、文化条件，为我国迈向光明的未来奠定了坚实基础。”[10](P343-344)
毛泽东晚年是犯过错误，但是，绝对不可以夸大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毛泽东是近现代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英雄之一，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面旗帜。把毛泽东的错误说过了头，不仅是贬损了毛泽东，而且是损害我们党和国家的形象，损害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威信，涣散人心，危害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
四、坚持反对封建主义的科学态度
经过反封建运动的荡涤，经过外国资本的挤压，中国的封建因素在思想领域已经不占主流而居角落了。如果硬说现实的中国是封建的中国，那不但否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反封建历史功绩，而且否定了历史上民主革命家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和国民党的反封建的不平凡里程。
有封建遗毒则肃清封建遗毒，有资产阶级思想则反对资产阶级思想。不能以反对封建主义为由而忽视反对资产阶级思想，或者放松对资产阶级思想的警惕。对此，胡乔木有专门的看法：“对于批判党内、政府内和社会上封建主义思想残余问题，需要有慎重准备，究竟反对什么、纠正什么，如何改革，需要明确规定，以免一哄而起，造成思想上、政治上甚至组织上的混乱……现在只提反对封建主义而放松反对资本主义的惟利是图、损人利己和各种恶性腐化现象，也不妥当。”[11](P281)针对有人发表所谓中国社会是带有浓厚封建主义的农业社会主义问题的言论，胡乔木指出：“这样的文章竟能在大学学报公开发表，可以看出我国目前思想的状况严重混乱到何种程度。我们的《决议》一定要注意到和有助于反击这种极为有害的思潮。决不能随便讲什么农业社会主义、封建主义”。[11](P326)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邓小平注意到反对封建主义的问题，有过精辟的见解。邓小平指出，“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对广大干部和群众说来，是一种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是为了从封建主义遗毒中摆脱出来，解放思想，提高觉悟，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因此“不要搞什么反封建主义的政治运动和宣传运动，不要对什么人搞过去那种政治批判，更不能把斗争矛头对着干部和群众”。[5](P335-336)
邓小平认为，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存在着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作风、领导职务终身制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科学地为这些现象定性为“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5](P334)属于“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残余影响”，[5](P335)不是思想文化的主流。这表明，现实中国的封建思想毒素，没有严重到足以改变我国社会性质的地步，没有达到社会主义“被封建化”的程度。我们不可对现实中存在的封建残余视而不见，也不可以夸大封建残余的影响。肃清封建主义，要分析究竟什么是封建主义，要划清社会主义与封建主义的界限，“决不允许借反封建主义之名来反社会主义”。[5](P335)封建社会不是一无是处，要“划清文化遗产中民主性精华同封建性糟粕的界限”，[5](P335)封建社会创造的灿烂的优秀的文明成果，能够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用。领导一个古老的东方大国，进行前无古人的规模宏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党和政府的工作难免有所失误，领导干部存在着提高执政能力的历史课题，“要划清封建主义遗毒同我们工作中由于缺乏经验而产生的某些不科学的办法、不健全的制度的界限”。[5](P335)他特意提出：“不要又是一阵风，不加分析地把什么都说成是封建主义。”[5](P335)邓小平就反对封建主义提出的“三个划清”，对于指导反封建工作，澄清一些人在这个问题上模糊的甚至错误的认识，具有重大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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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江泽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1]胡乔木书信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单位：王传利，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肖炳兰，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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