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迪乌(Alain Badiou)是法国当代最主要的哲学家之一，他近年来对于共产主义理念的捍卫和诠释，在欧美学界激发相当大的争议。新世代学者法比恩.塔碧(Fabien Tarby)写了一篇介绍巴迪乌哲学的专文，开头第一句话就是：「谁是巴迪乌?一位过时的毛泽东主义者?一位危险左倾的智识恐怖分子?」(注1)
知识界的井冈山
巴迪乌的确是当代毛派知识份子的代表性人物。要论西方的毛派，得从1968年的学运开始谈起。1968年5月，法国经历了一场青春风暴，年轻学生结合工人全面造反，红旗从街头到工厂，星火燎原般地铺展开来，从巴黎向欧洲其他都会延烧。根据法国社会学家莫罕(Edgar Morin)的用语，对战后的欧洲而言，1968是「政治变革的开创性时刻」，那是一整个世代的反叛，在10年之间，从挑衅到反思，西方既定的政治体制、商品文明、道德习性，乃至文学、美学、知识风格......都在街头上、在校园中，在厂房，在烟雾弥漫的小咖啡馆内，被愤怒的青春彻头彻尾地翻搅过一遍。
1968年入秋之后，街头气氛趋缓，当时的法国教育部长爱德卡.佛尔(Edgar Faure)接受青年知识份子的诉求，开展大幅度教育改革。其中最大胆的决策之一，就是在巴黎东区的文桑森林(Bois de Vincennes)内，建置一所实验大学中心，可以完全自主决定学科的划分，允许最前卫的教学方法。学校在1969年元月开始授课，哲学系由傅柯(Michel Foucauilt)创立，先后延揽了李欧塔(François Lyotard)、德勒兹(Gilles Deleuze)、拉冈(Jacques Lacan)、巴迪乌(Alain Badiou)、洪希耶(Jacques Rancière)等后来引领一整个时代风潮的的思想家。当时教师和学生当中不乏激进左翼、毛派或托派组织的成员，如是风云际会，几乎就是知识界的井冈山。文森实验大学后来搬迁到巴黎北郊的的圣多尼(Saint-Denis)市，成为巴黎第八大学。虽然68革命锐气渐退，圣多尼迄今仍是法共的大本营。
其中巴迪乌和洪希耶都出身于高等师范学院，就学期间即深受阿图塞(Louis Athusser)的影响。阿图塞所带领的读书小组在1968年后成为左翼阵营毛派系统的核心成员。当时主要的毛派组织有「无产阶级左翼」(Gauche Prolétarienne)、「马列共产青年联盟」(Union des jeunesses communists maxistes-léninistes)等。巴迪乌即参与创立「马列共产青年联盟」，他后来在巴黎八大哲学系任教超过30年，影响甚为深远。巴迪乌在2008年和纪泽克(Slavoj Žižek)以书信方式长篇探讨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2009年出版了《共产主义假设》，2010和2011相继出版了《共产主义思维》第一卷和第二卷，是他和纪泽克在伦敦和柏林召集「共产主义大会」后所编纂的文集。
列宁兴奋得在雪地上跳舞
巴迪乌自青年时期即是西方毛派的核心人物，长期带领读书小组。于今他已75岁，近年来他有关共产主义的着述，依然在知识界引发激烈的论争。尤其是在经历过苏联与东欧共产集团崩解之后的今日，巴迪乌如何将共产主义的理念导入当代世局的分析之中，更是令人好奇。
巴迪乌认为，当「共产主义」这个用语在19世纪出现时，它就代表着巨大的历史假设，在马克思看来，在此之前的世界秩序是属于「前历史」的阶段，「共产主义」这个名词，代表着另一阶段人类历史的开端。而从人类漫长的历史发展来看，若是只因为追究苏联几十年所谓「独裁」的纪录，就要将其全面清算了结，这无疑是十分荒谬的。根据如是逻辑，我们同样可以清算了结「民主」，自久远前希腊城邦开始出现民主理念以来，经历过奴隶制度、血腥战争、殖民地争夺......而即使是民主先进的法国，也要等到20世纪二次大战结束之后，女性方才取得投票权，我们是否也可以因为这些恶劣的纪录，全面否定民主制度，将其一概清算了结?(注2)
巴迪乌指出，共产主义假设迄今可分成两个主要历史阶段，其一是定位、布署的阶段，其二是试图实现的阶段。第一阶段从法国大革命到巴黎公社，即1792到1871时期，大约有80年。这段期间，诸多全新的现象在全世界浮现，但是政治的高潮，可以说主要是在法国境内发生。马克思自己就认为，分析此一历史阶段的哲学基础是来自德国(黑格尔的辩证法)，科学的面向来自于英国(政治经济学的诞生)，但是，要论及真实的政治内涵则是来自法国(劳工运动)。(注3)
巴迪乌十分强调巴黎公社的经验在共产主义假设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巴黎公社是共产主义理念第一阶段的巅峰，同时也是终结，所遗留下来的是：如何取得胜利的问题。(注4)第二阶段自1917年俄罗斯革命到1970年代末期，世界各地反殖民的斗争进入尾声。鉴于巴黎公社的挫折经验，第二阶段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取得胜利?如何维系胜利?如何组织新的权力，新的国家?如何抵抗血腥的反革命敌对武力?也因此，当俄罗斯的革命政权比起巴黎公社多一天时，列宁兴奋得在雪地上跳舞......
记取巴黎公社失败的教训
这一个如何取得胜利的问题，列宁曾经用心探讨，他在1917年所写的《国家与革命》就用很长的篇幅探讨巴黎公社的经验。他说，「分析这个经验，从这个经验中得到策略教训，根据这个经验来重新审查自己的理论，这就是马克思提出的任务」，(注5)毛泽东在1926年也在一篇题为〈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的文章中特意分析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他指出：
「巴黎公社存在不过72天，何以失败这样快呢?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没有一个统一的集中的有纪律的党作指挥--我们欲革命成功，必须势力集中行动一致，所以有赖于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党来发号施令。当时巴黎公社，因为没有一个统一的政党，以致内部意见纷歧，势力分散，而予敌人以可乘之机，这是失败的第一个原因。(二)对敌人太妥协太仁慈--我们对敌人仁慈，便是对同志残忍......巴黎公社，对于敌人不取严厉处置，还容许敌人占住金融机关，调集军队，所以终被敌人复灭了。各同志要鉴往知来，惩前毖后，千万不要忘记『我们不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敌人便给我们以致命的打击』这句话。我们要革命，便要从此学得革命的方法。」(注6)
毛泽东记取巴黎公社失败的教训，也从巴黎公社「学得革命方法」，具体的实践地点便是延安。
延安时代的重要性，在于它如同巴黎公社一样，是敌军团团包围之下的共产主义革命根据地，是在一个特定的地域，透过特定的组织方法，追求共产主义理念的实现。而就如同19世纪的法国给予马克思主义真正的政治内涵，延安时代也在20世纪赋予了马克思主义具体的政治内涵，是共产主义假设在中国境内获得在地实践的经验。延安时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阶段，也是共产主义假设具体化的重要历程。
巴黎公社所订定的一些法律原则，迄今仍在法国被视为进步的社会立法，而成为左翼政党捍卫的标的。譬如，依据巴黎公社的法令，合法婚姻与同居关系的配偶享有同样的抚恤待遇，婚生子女与非婚生子女享有同样的权利，这是首度在法律上和道德上同时将妇女的地位提高到与男性同样的高度。
其次，巴黎公社确立了政教分离的原则，法国迄今仍是在欧洲国家中宗教影响力最淡薄的国家，尤其教育范畴的「非宗教化」，迄今仍是法国社会的普遍信条。公社同时也确立了义务教育的原则，在薪资上，将教师的薪水加倍，政府官员的年薪则规定最高不得超过6千法郎，只相当于熟练工人的工资。影响所及，迄今法国的教师仍是令人艳羡的职业，教师资格会考也成为每一年度的大事。
在劳动人权方面，巴黎公社除了要求在招聘合同上明订工人工资，下令将业主遗弃的工厂或工厂转由工人以协作社的方式经营，同时也以健康和维护合理家庭生活为理由，取消了夜班劳动。迄今，法国法律对于各行业的夜间班和假日劳动仍有严格的限制。
沙特：所有反对共产主义的都是狗!
从上面的这些法规及其深远的影响来看，有史家说巴黎公社虽是短短的72天，却改变了整个法国的历史，这个说法应不为过!
除此之外，在巴黎公社中，妇女首度集体地在历史舞台上扮演了自主、积极的角色，公社是妇女解放的先声。公社中有庞大的「妇女协会」组织，每次集会有3、4千位妇女参加，她们要求「消除特权」、「男女平等」、「劳动多样化」、「缩减工时」等，将政治参与结合到经济需求和劳动条件的改善，在公社妇女中已是普遍的认知。公社支持她们解放的欲求，她们也为公社的存亡大无畏地献身。公社期间，有一些驻巴黎的国外媒体进行报导。当一位妇女被问及为何参与公社抗争时，她的回答很简单：「我喜欢有时间可以用来思考!」
巴黎公社作为共产主义理念在19世纪的巅峰，其经验的确提供了极其丰富的「思考」资源。正是这样的思考资源推动了「共产主义理念」的建构。如同巴迪乌所说的，共产主义是一个理念(idée)，是如同康德所讲的，用来组织思考的智识理念，而不是一套生硬、定型的计画，更不是一般人所说的「乌托邦」。共产主义在此意义上，是用来探求真理的科学，也常被用来与其他政治主张做区隔。巴迪乌指出，沙特(Jean-Paul Sartre)会说「所有反对共产主义的都是狗!」(注7)，意思就是，凡是反对共产主义这种假设的人，也就是反对人类全体的解放，反对人性，也就是带有兽性。而此一兽性在当代资本主义的名称，就是「竞争」，就是为了追求利益而不惜血腥互噬的战争。共产主义是世界性的知识，是朝向解放道路的最佳假设，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其他更好的假设。谁要放弃了这个假设，在放弃的那一刻就是接受了市场经济，接受了议会民主(最适应资本主义的国家形式)，并将最酷厉的不平等视为无可避免，乃至视为「自然」的一部分。
共产主义假设：寡头的权力和寡占的财富不再是无可避免的，假设另外一种社会组织的模式是可行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多功能的劳动者」(travailleur polyvalent)，人们可以在手工劳动和智力劳动之间，在城市和乡村之间自由流动。私人拥有巨大财富以及财富在家族之内的继承移转将会消失，一个自外于民间社会、依恃军警维持的强制性国家机器不再是必要的，为了达成这些目标，透过短暂的「无产阶级专政」以摧毁旧世界的残余，紧接着是长时期的再组织过程，亦即以「自由联合体」为基础的组织过程，「自由联合体」的逐步扩展展即意味着「国家的消亡」。
共产主义假设也是一个创造可能性的过程，它代表着真理的追寻，代表着与旧世界的断裂。延安时期就像巴黎公社一样，留下了极其丰厚的历史经验和思想资源。延安时期，就其艰困的周边条件而言，就是一个试图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过程，毛泽东在这段期间的着作，譬如〈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处处显示出他与旧世界决裂的决心，显示他追寻真理的渴望。
巴迪乌认为，我们目前所生存的时代，在全球经济危机的阴影之下，资本主义却更野蛮、更粗暴，竞争更为惨酷，整体世局反而更像是19世纪的样貌。也因此，在19世纪涌现的共产主义假设，乃至巴黎公社的经验，都为我们留下丰厚的历史资源，留下强大的思想武器。回到中国的情境，对延安时期的回顾和探索，也将有助于我们重新建构理念，重新组织战斗的队伍，为人类未来的发展寻找更多的可能性。
●注1：Alain Badiou avec Fabien Tarby, 《La philosophie et l'événement》, p. 153, éditions Germina, janvier 2010, Mayenne France.
●注2：关于共产主义理念和民主理念发展史的分析，可参考 Badiou / Finkielkrault, 《L'explication, conversation avec Aude Lancelin》, 第四章, Nouvelles édition lignes, avril 2010, Clamecy France.
●注3：Alain Badiou , 《De quoi Sarkozy est-il le nom?》, pp. 139-140, Nouvelles édition lignes, octobre 2009, Clamecy France.
●注4：同上，pp. 143-144.
●注5：《列宁选集》第三卷，〈国家与革命〉第三章，人民出版社，1972。
●注6：《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
●注7：Alain Badiou , 《De quoi Sarkozy est-il le nom?》, pp. 132-133, Nouvelles édition lignes, octobre 2009, Clamecy F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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