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文风问题不仅是一个人的语言风格问题，而且与文化、民族、国家的未来密切相关。当前，不良文风已经严重阻碍了学术研究和思想理论的健康发展。本期关注集中讨论了当前学术界的文风问题，对其中存在的症候——“洋八股”、“华而不实”、“大而空”等进行了批判性的审视。
文风问题反映的是思想贫乏的问题
◎ 贺绍俊
跟风是我们社会的一个顽疾，很多问题都可以归结到跟风上。今天我们谈文风，千万不要把它搞成一个跟风的事情。
首先，不要把文风当成一种形式主义的东西来对待，以为从形式上改变就可以了。文风问题看上去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表现，其实背后所反映的是思想贫乏的问题，只是这种思想的贫乏用形式主义的东西掩盖了。反过来，这种形式主义的东西又会遏制思想的创新。这种形式主义的东西体现在文风上就是党八股、学八股。党八股、学八股遏制了思想的创新，一些很有思想活力的学者，就因为陷入到这种文风的陷阱中，思想也慢慢被腐蚀。党八股、学八股是当前日益僵化的学术体制种下的果实。生活在这样一种学术体制下，就不得不变得学八股起来，因为不这样做，就得不到相应的利益，例如，在大学里，如果不发表这样的论文就不能评职称，这是很切实的利益问题，是生存问题。但是从主观来反省的话，我们为什么很轻易地跟着这样一种文风走、跟着这种学八股走呢?是因为我们缺乏一种充满生命力的思想，思想贫乏，只能用形式主义的东西掩盖。所以在讨论文风问题时，要反省主观上的原因。文风问题揭示出我们的学术缺乏生机勃勃的思想，真正有活力的思想是任何一种八股都阻止不住的。纠正文风一定不要纠缠于形式，特别不要止于形式。说到底，假如真的有思想的话，形式不过是一个载体而已;假如没思想，就会被形式所统领。应该说，学术界不少人是相当喜欢学八股的，因为有了学八股，没有思想，或者说不必去费劲地思想，仍能在现在的学术体制下活得相当滋润。
还必须强调，文风问题是一个常态问题，会不断出现。旧的文风问题解决了，慢慢地又会滋长出新的文风问题。因为我们是用文字写文章，而文字是规范语言的一种工具，它将语言规范化，规范的语言才能流传得更久远和广泛，才有利于交流。但文字在规范语言的过程中又会逐渐走向模式化，变成八股的东西。当健康的文风逐渐蜕变成八股式的文风，就会贻害学术，遏制思想，这时候当然要批判和否定这种文风，但不能因为反对这种文风就把过去所有文章一概否定。革命的方式往往就是这种结果。这是有教训的。包括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是一种革命的方式，当然这种革命方式是当时社会形势和时代背景所决定的。当时封建文化势力太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不得不采用革命的方式。但即使如此，仍然留下了后遗症，因为在新文化运动中，完全是以决绝的态度对待文言文，这样一来，文言文的精华转移到白话文中的渠道就中断了，这是很大的遗憾。
(单位：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所)
文风问题产生的根源是学术体制的问题
◎ 孟繁华
文风问题由来已久。毛泽东对文风问题讲得比较多，主要是在上世纪40年代前后。其背景应该和王明有关，这些从第三国际回来的知识分子对中国革命具体情况不怎么了解，回来之后乱讲话。另一方面，毛泽东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知识分子的文风并不完全接受。知识分子当时的痛苦、迷茫、个人主义，讲个性、婚姻自由等，在毛泽东看来，老百姓根本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他因此认为，知识分子的情感方式、文风、思想方式都要转变。怎么实现这个转变?就是走向民间。后来，知识分子到了民间之后，情感方式、话语方式都发生了转变，有了《白毛女》、《小二黑结婚》等这样一些作品，把整个文学艺术的话语方式全部转变了过来。那个时候的文学艺术，对实现民族的全员动员所起到的作用，今天无论怎么估价都不过分。
当前文风问题的形成，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现在培养的硕士、博士越来越多，但规定要求硕士研究生必须在核心期刊发一篇文章、博士研究生必须在核心期刊发两篇文章才有资格开题。这是恶化文风的学术体制上的误导。现在的学术杂志很多，每年发表的文章不计其数，但大多是学术垃圾，包括最重要的学术杂志，专业的、真正有价值的、能够提出一些看法的、并且阅读时让人感到赏心悦目的文章越来越少。这个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单位：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所)
缺乏独立的思考和思想导致浮躁的文风
◎ 王能宪
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做《礼义之邦考辩》，是为去年底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召开的“中华文化21世纪国际论坛”第七次国际会议提交的一篇论文。这个文章谈什么呢?就是“礼义之邦”很多人用错了，写成了“礼仪之邦”。古籍中没有一处使用“礼仪之邦”的。“义”和“仪”天壤之别，但多年来就这样莫名其妙地错着。到百度查，输入“礼义之邦”，莫名其妙地跳出一行字：“你要查的是不是礼仪之邦”。而且“礼义之邦”这个词条下面大概是70万条检索项，其中大部分是“礼仪之邦”。而输入“礼仪之邦”，检索项高达600多万项。可以说，全社会几乎都把这个东西弄错了，从学者的学术论著到报刊网络，各种媒体都写成了“礼仪之邦”。我在很多场合提出过这个问题，有一次在全国政协一个座谈会上我也就这一问题做了发言。当时北大的金开诚老师也在场，我曾提出这个问题向他请教。他也认为“礼仪之邦”肯定是错的。在墨尔本的会上，我简单把我文章的观点说了说，引起了强烈反响。中华文化研究会许嘉璐会长说，你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也认为我的考证是对的。为什么想到这个文章呢?我想这就是一个学风和文风的问题。导致这样一种浮躁的文风，就是缺乏独立的思考、独立的思想。连想都不去想，就这么你错我错，大家跟着错。这样一个词语的误用，也是一个时代风气的折射。
文风的问题，与党风、政风、学风、会风乃至民风紧密相连，相互影响。一些领导干部，离开稿子就讲不了话，这里面也有一个文风、学风的问题。现在的领导干部许多都是博士，但不愿自己去独立思考，去写稿子。因此，党中央重视文风问题，有很深刻、很重要的意义。
什么样的文风是好的文风?第一点就是实事求是，讲真话。假话肯定是大家所讨厌的，套话、空话没有意义。第二点就是独立思考，有真知灼见，人云亦云的东西也是大家所讨厌的。
(：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
文风的一大问题是对西方话语缺少批判意识
◎ 陈 瑜
文风问题，某种意义上也是个人话语风格和信仰的体现。邓正来有一本书，其中一篇文章和文风、学术意识有关，那篇文章对现在法学界学术话语大批量复制西方的现状进行了深入分析。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和长久以来我们所持的西方中心主义有很大关联。我们习惯以西方的定义来把握我们的现实，把西方社会及其话语当成一种理想引进和信奉，其实也为别人的话语霸权扮演了共谋角色。这一切都源于我们对西方范式缺少批判意识。
对西方的模仿渗透到我们学术的各个领域，比如在音乐研究方面，我们想和西方学者对话，想通过对话获得西方的经验，从而借鉴他们的方法，同时也希望把我们的一些成就介绍给他们，让他们认识我们。只不过，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我们可以看到，互相的输出是不平衡的，大部分学者在积极使用西方的观念方法，但是我们能提供给西方学界什么样的借鉴?或者说如何让他们来更多地认识中国、认识中国的音乐文化?这方面是有缺失的。我们应该对这个问题有所觉察和警醒。特别是当我们已经发现，西方学者对我们的问题并不像我们之前想象的那么了解，他们的理论不一定适合我们的社会现实的时候，我们更应该抓住机遇，凸现中国自己的声音。
(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评论》杂志社)
改进文风的前提是恢复文化自信
◎ 祝东力
文风问题，是横跨中国现代文学史、思想史、政治史的一个问题，而且周期性不断地出现。比如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同时也是白话文运动，胡适、陈独秀都很尖锐地提出过文风问题;然后是延安时期的毛泽东，一直到今天，中央最近提出的八项规定，其中有两条都直接和文风有关，像开短会、讲短话，力戒空话、套话等。这个话题在中国近百年的历史上周期性地出现，特别是在我们党内，这也从一个方面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重视理论的党，一个由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的党，我们很难设想美国共和党、民主党，日本自民党，能这样尖锐地提出改进文风的问题。
文风问题非常重要，可另一方面，又很少有人研究。我们查阅资料，在期刊杂志上，标题中包含“文风”的文章，粗略估算，80%是研究古典文学的，比如说晚唐政治与文风，15%是讲新闻行业的文风问题，还有5%谈论的是其他内容，真正从理论上深入讨论文风问题的几乎没有。这么一个横跨面广泛、周期性出现的重要问题，我们恰恰缺少研究，这也反应了我们学术界在文风、学风上确实有严重的问题。
什么是文风?粗略地下一个定义，就是行文的一种作风。文风不是风格，因为风格无所谓优劣，风格是“二十四品”，雄浑、淡泊都是风格，无所谓高下，但作风有高下优劣。从历史上讲，五四白话文运动第一次正面提出文风问题，像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讲文学八事，第一个“需言之有物”，第二个“不模仿古人”，第四个“不作无病之呻吟”，都是讲文风问题。当时的社会背景是，大清亡了，科举制也早废了，原来承载文言的社会群体，也就是士大夫阶层已经消失了，这时候文言成了一种语言僵尸，但是它在书面语言领域仍然占据霸主地位，这不正常。而这个时候，知识分子已经换代，从士大夫阶层转换成留学生群体，以他们为主体形成新型的现代知识分子，在语言上一定要变革。但是，这个以留学生为主体的知识分子群体，在白话取代文言之后，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就是洋八股，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里特别强调“党八股也就是一种洋八股”。一方面，他是针对五四以来启蒙运动的偏差，另一方面，也是针对第三国际的洋教条对中国革命的干扰。毛泽东第一次谈文风问题，是在1938年9月六届六中全会上，“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六届六中全会主要针对王明，王明回国对抗战工作形成了很大干扰。所以，当时的文风问题也是和党的领导权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从延安整风开始，奠定了一种新的文体，可以叫做毛泽东文体。多年前《读书》杂志上刊登过龚育之写的一篇文章《毛与胡适》，说胡适讲过，共产党里面写白话文最好的就是毛泽东。我们今天读毛选，那些文章还是那么生动活泼、酣畅淋漓。这一文体影响了几代知识分子，按李泽厚在《中国近代思想史》里的说法，至少三代：从抗战初期登上历史舞台的“三八式的一代”，到四五十年代“解放的一代”，再到文革中的“红卫兵的一代”，都深受毛泽东文体的影响。但是，这种文体经过几十年发展演变，也出现了程式化、泡沫化的现象，最极端的表现就是文革时期的大字报，大字报的特点是以势压人、盛气凌人，重立场、重结论，轻事实、轻逻辑。这种文风到“文革”后期已经让大家深恶痛绝，所以“文革”结束后的文风呈现出一股清新之气。但是，80年代后期，文学研究、文艺研究、文化研究乃至人文学科领域，又开始出现一种新的洋八股，一直持续到今天。一些著名的、影响大的学者，往往也是洋八股习气严重。其中的原因，主要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冷战失败，造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自信严重丧失。我们写文章的时候，其实心目当中总是或隐或显有一个范文、一个样板，而一些学者心目中好文章的范本多半是欧洲学者、美国学者。洋八股的根源是洋教条，洋教条的根源是文化自信的丧失。所以，要改进我们的文风，首先的一个前提，就是要恢复我们的文化自信。
经常看到内地一些电视台的娱乐节目主持人用闽南腔说话，为什么呢?因为大家认为这样才够范儿，如果用本地的口语主持时尚娱乐节目，似乎会非常搞笑。学术领域也一样，为什么要洋腔洋调呢?就是因为似乎那样才是学术，特别是因为谈论的问题是从欧美照抄照搬过来的，言说的对象也是所谓国际学术界。似乎纯正的汉语就不是学术。许多当代艺术作品，根本没什么思想、创意，但一定要弄得神秘莫测，让大家看不懂，这就是《反对党八股》里说的：“装腔作势，借以吓人”。
(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
文风反映价值标准
◎ 卢燕娟
文风问题包含一个深层问题：它是一个民族在某个时代选择什么样的价值标准来建构自己的文化知识谱系。
具体到近一百年的中国现代历史，文风问题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关系始终存在着，我们一直在处理，但一直没处理好，这个关系就是西方文明价值体系和中国本土生活经验的关系。比如说延安整风，当时有一个很切实的需要，就是要摆脱不接中国地气的苏共的遥控，把问题的关注点放在中国本土的经验中，放在中国自己的问题上。由此需要重建一套知识文化的价值谱系，把曾经具有一种先验的优越地位的、西方的、苏联的、洋的东西，放在一个相对次级的地位，把中国本土的问题放到价值的更高级地位。进一步，在中国的本土经验和本土问题中，又提出了要为中国的老百姓所喜闻乐见，把政治上一直处于无权、经济上一直处于被剥削的人们的问题放到一个更高级的地位，其实这就是一个整体利益格局的重构，影响并呈现为一个文化知识谱系价值的重建。
今天的文风问题，可以回溯到80年代，在空间坐标上，又把西方的、洋的重新确立成一个更高级的文化标准。而且在时间的纵向坐标上，确立了一个进化论式的价值观：时间上越往后的越是先进的。这也导致我们一度把学术论文等以写的让广大人民看不懂为好，以充斥各种各样的时髦理论词汇为好。因此，文风问题不仅是个人趣味或者个人评判的问题，还是社会关系怎么去重构的问题。
(单位：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有朴实的思想才有朴实的文风
◎ 王 磊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延安整风，再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我们的文化其实经历了一个从不自信到自信的过程。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种自信又开始瓦解。
今天的文风是学风的体现，而今天的学风又是当代文化界、文艺界以及知识界思想状况的一个反映。我们今天的思想状况，学术、学科体制等问题，很大程度上是文化不自信的表现，是新时期以来重新向欧美看、与西方“接轨”的结果。这种文化上的不自信、言必谈西方的思想状况，直接导致学风和文风上的一些不良现象。比如追求学术论文在形式、方法和概念上的“华丽”;过分强调所谓学术规范，且规范的标准是清一色的欧美标准;这就致使“学院八股”、“洋八股”盛行，也导致从学院体制中学习出来的青年学者和博士硕士们迷失在学术八股中，没有自觉的反思意识和问题意识。今天谈学风问题对年轻的学者非常有意义。提给年轻学者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怎样面对现实生活以及现实的文艺、文化现象中出现的一些真问题，以及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如果一种思想观念是冲着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去的，那么这种思想意识、思想观念一定是朴实的，假如我们用朴实的思想观念去做文章、去论证问题，那么文风一定也是朴实的。能不能发现问题，能不能抛开那些华丽的概念和形式去考察和解决问题，归根结底还是一个文化自信和学术自信的问题。
(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
微博等公共领域的言说方式值得探究
◎ 赵志勇
说到文风问题，我反而感觉现在的文风跟上世纪90年代比已经好很多了。其所以有这种感觉，可能是因为我经常看微博的缘故，像微博那样的东西写的都挺清楚的。90年代我们的文风是很糟糕的。我印象最深的，上研究生时开学第一天去见导师，导师的第一句话就说：这三年不要读中国人写的书。后来三年，读的绝大多数是那种翻译腔的文章。当时不光我自己，身边的很多同学也一样，大家之所以去读某本书，不是因为那本书和那个理论对自己的生活构成什么相关性，而是因为大家都在读。我们去深造求学，但我们并不确定自己所思考的这些问题、所读的这些书，跟个人的生活经验、跟自己生活的世界有什么关系。现在的年轻人比那时候要强，一些年轻学生有非常强的自觉意识，自我认知比较清晰。今天如果一个老师在课堂上跟学生讲言不及义的话，学生大概会直接把这个老师的课删除掉。从这个角度看，我对当下的文风问题较为乐观。
从微博普及之后，我们开始有一个新的公共领域，这个公共领域里大家言说的方式值得探究。微博上，大家说话都特别直接，任何一个人都可以直接表达意见。以往我们的社会没有提供这样可以不加掩饰地表达自我的平台。可能中国人都比较含蓄，现实生活中我们很少会直接地表达否定他人的负面意见。但微博上不一样，如果我不同意你的观点，我会直接告诉你：你写的都是垃圾。因此微博给了我一个非常有趣的阅读经验。
(单位：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
如何做是解决文风问题的关键
◎ 李云雷
文风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们可以用各种理论写不同的论文，但我们怎么能写出自己的论文?真正触动你的，自己最想写的，跟你的生命有关系的学术，才是最重要的。对于个人来说，不论是搞学术还是写文学作品，最独特的才是最重要的。通过自己的眼光发现新的问题，通过跟别人不一样的人生体验、社会经验提出新的问题，在这个基础上，有自己的分析、自己的思考，新的文风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磨炼出来的。
上世纪80年代我们引进了各种理论，从尼采、萨特一直到后现代主义，但是这些理论没经历跟中国问题结合的过程，这可以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失职”。许多知识分子想当然地认为，自己的发言对象是精英知识分子，不用像50—70年代那样与大众对话。还有一个原因是，80年代中期以后我们的学院体制慢慢建立、逐渐强化，学院化的生产造成了现在的很多问题。
对我们现在来说，反思文风问题不只是反思现状，也不只是反思别人，主要是解决我们该如何做的问题。
(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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