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金融及经济危机的持续发酵，在西方许多国家，危机效应已从经济领域逐渐蔓延到政治和社会层面。2011年夏天英国爆发大规模群众骚乱和2012年初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具有标志性意义。经济危机的社会化和政治化，引发人们透过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层层迷雾，对更加深远的社会制度问题进行反思和批判，并从主流思潮中探寻经济危机的社会根源。
一、大众化民主思潮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矛盾
在西方社会，民主政治与资本主义是一对相互关联和依存的孪生姊妹。历史上，西方民主政体的产生就与早期资本主义工商业活动相伴随;此后，资本主义一直被视为民主政治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而民主政治也被看做保护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最佳政体。但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西方社会民主逐步从精英民主转型为大众民主，这对孪生姊妹之间的关系实质上开始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随着民主政治的转型，西方经济也从追求自我积累的原始资本主义转型为福利资本主义。这种经济上的转型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所致，而是社会民主化转型的必然结果。在大众民主体制下，政权基础不再局限于以资本为主的社会财富，而是更多地依靠选票。在选举政治的压力下，政府不得不把公众利益作为优先考量的因素，从原先的资方立场为主逐步转变为超越资方利益、调节劳资关系，甚至更多地照顾大众选民的利益。
随着大众化民主进程的发展，无论什么政党上台执政，社会福利水平都不仅不能降低，反而在政治人物狂热的竞选承诺推动下，不得不持续攀升，民主往往成为各种福利政策的“拍卖会”。正如法国哲学家弗朗索瓦?朱利安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所指出的，“民主制度已经变成了一种不真实的、依靠传媒出名且毫无自信、完全变成短期的制度”。葡萄牙社会学家阿?德?桑托斯更声称，目前的危机让人们“有理由认为资本主义是反民主的”。这种大众民主政治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内在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当经济发展无法创造足够庞大的社会财富来支撑这种无限增长的社会福利时，政府就被迫走上了举债度日的财政赤字之路，开始向人民借钱，向外国借钱，向未来借钱。这就为一些欧美国家的债务危机埋下了祸患的根源。
从历史上看，不论是经济危机还是社会危机，如不及时化解，最终必然会演变为政治危机。在当前形势下，西方资本主义体制面临着民主转型和资本转型的双重压力。不同时实现这两个转型，西方国家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就无法从根本上得到化解和消弭。
二、新自由主义思想对社会公平正义的严重破坏
经济危机与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的周期性有关，但从根本上看，所有主要的经济危机都是一种系统性社会危机，也可以说都是人为造成的。当前西方国家经济危机在社会体系中的根源，是过大的贫富悬殊破坏了社会公平正义，引发了社会动荡。这种贫富悬殊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的撒切尔-里根时代，当时的自由市场主义和私有化政策为今日的危机埋下了祸根，尤其是在金融领域，这些政策导致金融资本挟持政府、违规操作成为常态，最终造成了大家有目共睹的灾难性后果。
目前，对金融稳定和经济增长的需求，成为西方国家最重要的经济和政治议题，金融家和其他高收入者仍然被视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和社会领域新的上帝，导致财富分配不公和两极分化不仅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有越演越烈的趋势。
造成贫富悬殊扩大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全球化和技术变革。在这种背景下，企业全球竞争的基础是技术革新，那些受过优质教育、有着广泛社会联系和良好工作技能的人，可以获得优厚的收入;而那些没有受到良好教育、只能做普通工作的人，不仅收入微薄，还面临其工作被成本更加低廉的计算机软件或外国工人所取代的可能。马克思曾经指出，资本主义一方面生产了丰富的产品，另一方面又让生产这些产品的人买不起这些东西。当1%的人拥有40%的财产时，就会不可避免地破坏社会公平和民主政治。人们开始反思，到底什么是民主?如果只有形式上的民主程序(当然也很重要)，却只让少数人发财而无法带来大多数人的幸福，这样的民主公正合理吗?美国政治经济学家罗伯特?赖克就认为，“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贫富悬殊不断扩大的结果，这个运动的要求集中在“建立一个免受金钱腐蚀的、干净的民主制度”。
从这个意义上看，西方社会目前遭遇的不仅是一场灾难深重的经济危机，更是源于曾经风靡一时的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政治危机。克服这次危机，像美国和欧盟目前所做的那样，只是采取应急措施支持金融业和启动政府支出计划，结果必然收效甚微。问题的真正解决，不仅需要调整与变革经济制度，缩小贫富差距的两极分化，更需要在政治制度和思想领域进行重大转变，重建社会系统的公平正义。
三、个人主义膨胀导致一系列社会弊端积重难返
西方社会惯于站在人类道德的制高点上，标榜“自由、民主、人权”的主流价值观，其实在其中真正起指导和决定作用的核心是个人主义。近代西方的个人主义是在新生的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壮大的，并伴随着对社会法治的持久尊重。在历史上，这台资本主义的“发动机”作为动力源泉，给人类带来了空前繁荣，也带来了诸如殖民地、种族灭绝、世界大战和对人类生存环境的严重破坏。发展到今天，其滋生的一系列社会弊端日积月累，不仅暴露无遗、蔓延无已，而且积重难返、祸害日甚。
随着个人主义的膨胀，一些贪婪逐利的个人和集团，开始打着个人主义的旗号，堂而皇之、肆无忌惮地侵犯和剥夺另外一些人或社会阶层的正当利益，一些特殊利益集团甚至像美国学者库尔?奥尔森在其《国家的崛起与衰落》一书中所说的，“通过优惠税额、特殊拨款、指定款项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特权，一点一点地啃食国家财富”。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人们对华尔街的贪婪怒不可遏。这种只顾自己发财、不惜坑害公众的卑劣行径，正是极端个人主义结出的恶果。有学者指出，反对国家对个人的支配和行业监管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其核心就是个人主义。他们追求发挥市场这只“无形之手”的作用而“无为而治”，使得贪婪逐利的个人主义本性在金融和经济领域表现得淋漓尽致。据埃菲社对2012年世界社会论坛的报道，一些学者已经认识到，“西方民主已经被贪婪的金融市场绑架，而且这个没有底线的市场现在已经威胁到人权和政权”。
在个人主义思想的支配下，政治家只想着讨好选民，争取下一届当选;股东们只想着这两年能不能赢利，不可能用长远眼光考虑投资;金融家为了多卖证券，不惜欺瞒坑害公众;军火商为了多卖武器，竟然千方百计怂恿政府发动战争。从个人主义的角度看，这些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愿望都是合情合理、无可厚非的。至于国家这艘船究竟要驶向何方，途中会遇到什么风浪，似乎都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
个人主义膨胀不仅是西方经济危机的深刻诱因，也是今天西方社会难以治愈创伤和摆脱危机的根本原因。在这种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下，人们不可能凝聚到国家和社会整体与长远的目标下，检束自我，共度难关。基于此，西方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局限性，进而质疑其正当性。
从社会思潮中内省和反思经济危机发生的深层次原因，对西方国家走出危机、重构社会意义重大。正如2011年7月24日德国《时代》周报网站借用一种卡通动物形象所说：“我看到了敌人，那就是我们自己。”而对于我们中国，这一审视同样意义非凡。我们不可能再幻想回到儒家文化一统天下的唐宋盛世，但更不应当生搬硬套那些自诩带有普世价值的西方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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