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马克思恩格斯根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原理，作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科学论断。但是，他们也一再指出，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不会自动实现，它的实现有赖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在他们看来，无产阶级或者说工人阶级开展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并取得这种斗争的最终胜利，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就是它必须具有革命的彻底性。他们根据资本主义社会中与资产阶级对立的各个阶级的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地位及其斗争实践的历史和现实情况指出，在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才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只有无产阶级才是可以寄予厚望的推翻资本主义旧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革命主体力量。
应该说，自马克思主义诞生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风起云涌、此起彼伏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凯歌行进等，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性的论断。当然，这一期间并非没有人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阶级革命性的论断提出异议或者怀疑，但总的说来，这种声音不是主流，即便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如此。
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西方所谓的“黄金时期”，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科技革命的推进和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许多新变化。最明显也是经常引起议论的变化有两个：一是工人阶级的结构发生了变化，工人阶级在制造业中的比重下降,具有工人阶级组织传统的一些大的、以工厂为基地的工作场所急剧减少,代之的是一些规模较小的、以服务业为主的工作场所。二是工人运动虽然没有沉寂，但和战前相比无疑陷入低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花样翻新的各种缓和劳资矛盾的手段，诸如建设福利国家、股权分散化改革和所谓管理革命等，使劳资矛盾相对比较缓和，资本主义社会因而保持了相对稳定。
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的一系列新变化，西方学术理论界和新闻界可以说是一片赞扬声。在这种赞扬声中，一些对所谓“传统”马克思主义或者“革命”马克思主义持有怀疑情绪的西方学者开始公然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阶级革命性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在他们中间，贬低工人阶级并声称它正日趋式微已成为一种时尚，有的甚至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产业工人数量相对下降、白领工人数量相对增多的情况宣布无产阶级正在消失，正日益中产阶级化，因而丧失了革命主体的资格或者说至少面临革命主体地位的危机。一些西方学者则根据工人阶级生活有所改善、福利水平有所提高而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成为“无对立面”的社会了，工人阶级在生产劳动方式、物质利益、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等方面同资本主义社会已经一体化了，不再有什么“阶级意识”了，因而阶级斗争仅仅存在于过去;另有一些学者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工人运动处于所谓低潮而认为，西方的无产阶级似乎已经没有能力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已经不再是一个革命的阶级了，他们在讨论“革命政治”的时候，总是喜欢谈到其他的阶级、阶层或群体的革命作用，避而不谈工人阶级的革命作用(詹姆斯•佩特拉斯：《当今工人阶级仍然是一个革命的阶级》，西班牙《起义报》2005年8月24日。)
至于“工人阶级革命性丧失”究竟意味着什么，有西方学者直言不讳地指出，它无疑特别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经久不灭。韦伯尔说：“大家都知道，资本主义不会自己寿终正寝。如果资本主义的‘掘墓人’不动手，资本主义就可以在动荡和危机中无限期活下去。”(H.韦伯尔：《工业社会中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在衰退吗?——评A.埃马奴尔、F.鲍恩、M.A.布尔涅、H.马尔库塞的“工人阶级蜕化论”》，张伯霖译，《哲学译丛》1979年第4期。)在他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的所谓“无能”，好比是给衰老着的资本主义服了一剂永葆青春的药。
西方学者的上述论断如果成立，那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理论要么成为问题了，要么就被时代的发展变化抛到后面了，或者如一些西方学者所谓的“过时”了。因此，对西方学者的上述论断，我们有必要严肃认真地予以检视，努力作出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的结论。
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工人阶级的革命性并未也不可能丧失
支撑战后工人阶级革命性丧失的论据主要有两个：一是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在战后丧失或者说下降了，二是工人运动在战后处于低谷，工人阶级的“革命革不起来”。我们需要严肃认真地检视这两个论据，看它们是否真正符合客观情况，同时还要对这两个论据与工人阶级革命性之间的关系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以便得出正确的而不是错误的判断。
让我们先来看看战后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情况。西方一些学者认为工人阶级已经丧失了自身的阶级意识或者说它的阶级意识水平在下降。情况果真如此吗?
应该说，西方资产阶级在战后通过提高工人的工资、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工人的福利，为瓦解或破坏工人运动在工会等工人组织中培植一些上层人士为“工人贵族”等举措，使劳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和，使一些工人运动处在资产阶级可控的范围内，这些很少有人异议。但是，笔者认为，并不能由此得出战后工人阶级阶级意识丧失或者说下降的结论。
为什么这样说呢?第一，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虽然不会自动产生，但是却与它所处受剥削受压迫的阶级地位紧密相连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工人阶级的福利虽然有所提高，生活水平虽然有所改善，但是，它们受剥削受压迫的阶级地位仍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正如马克思曾经指出的，工人阶级“能够扩大自己的享受范围，有较多的衣服、家具等消费基金，并且积蓄一小笔货币准备金。但是，吃穿好一些，待遇高一些，特有财产多一些，不会消除奴隶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同样，也不会消除雇佣工人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由于资本积累而提高的劳动价格，实际上不过表明，雇佣工人为自己铸造的金锁链已经够长够重，容许把它略微放松一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7页。)不仅如此，工人的劳动所得在战后仍然正如列宁很早以前指出过的那样，在自己创造的社会财富中所占的份额愈来愈小，“因为百万富翁的财富增加得愈来愈快了”(《列宁全集》第2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40页。)
收入的两极分化使西方国家贫富差距的鸿沟扩大，以至于愈来愈无法逾越。据最近英国《金融时报》的哈里斯民意调查,“全世界绝大多数民众都认为收入方面的差距太大。全球反对财富向富人方面倾斜的人口百分比非常一致:87%的德国人认为收入悬殊太大,76%的西班牙人同意这一看法。甚至在英国,74%的人认为应向富人多征税,向穷人少征税。”(PhilHearse.Hasworkingclassconsciousnesscollapsed?--The‘crisisoftheworkingclasssubject’.)
与贫富差距扩大相伴随的必然是穷人数量的增多。据美国人口普查局2010年11月7日的人口普查报告显示，美国的贫困人口上升到4910万，向5000万逼近，占美国总人口的16%。欧盟27国2010年的穷人数量则有8500万，平均每6人中就有一个人生活在贫困中。而且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情况正在继续恶化。有学者指出，日本的“贫困”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也开始泛滥并日益严重，且程度超过以往。受2008年秋天开始的全球经济低迷的影响，日本的贫困问题越发凸显出来。日本和美国一样，既是经济大国，也是贫困大国(宇都宫健儿：《贫困正在日本蔓延》，日本《经济学人》2009年5月12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工人劳动所得份额比重在不断下降，社会贫富差距在扩大的情形很好地证明了马克思很早以前就明确提出过的观点，即“工人的物质生活改善了，然而这是以他们的社会地位的降低为代价换来的。横在他们和资本家之间的社会鸿沟扩大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55页。)
资本主义生产的不断发展应该说提供了工人阶级走向富裕生活的可能性，但为什么工人阶级却难以逾越与资产阶级的贫富差距鸿沟呢?美国《每月评论》副主编迈克尔•耶茨有自己独到的分析。他指出，资本积累需要对工资劳动者进行剥削，需要有劳动后备军，这些人都同富裕生活无缘。资本主义制造发展不平衡，使富裕集中于少数国家和各国少数人之手。资本主义经济不可避免地发生间歇性危机，有些人刚看到隧道尽头的亮光时，亮光就熄灭了。生活在底层的人如果不安分，国家随时会用镇压机器把他们打回到原地(迈克尔•耶茨：《只有工人阶级能够埋葬资本主义》，郭懋安编译，《国外理论动态》2004年第11期。)
资本主义为工人阶级走向富裕生活道路设置不可逾越的障碍，西方资产阶级自己也是承认的。如有股神之称的美国资本家沃伦•巴菲特在2006年就承认，“没错，确实存在阶级的社会福利，但这是属于我们富人阶级的，就这一问题各阶级之间确实存在着争斗，但是我们赢了”(聂运麟、杨成果、刘卫卫：《经济危机、工人阶级的斗争与反帝阵线的策略——第十二次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述评》，《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1年第1期。)
因此，以工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福利国家的再分配为由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阶级的贫困化理论是经不起推敲的。美国著名学者沃勒斯坦就认为，“人们只要把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看作一个分析单元，马上就会发现两件事情：第一，按照世界经济的水平，贫困化一直未停，不仅是相对贫困(连世界银行都接受这一观点)而且绝对贫困也是如此……第二，关于工业化国家工人阶级实际收入不断增长的言论被一种过于狭隘的观点所扭曲……如果我们用一个更有用的定义——主要依靠当前收入为生的人们正在两极分化，就会发现马克思是非常正确的。”(转引自俞可平主编：《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22-23页。)因此，工人阶级的相对和绝对贫困，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受剥削受压迫的阶级地位决定了它不可能丧失自己不同于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相反，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有西方学者注意到，“由于经济危机加深,人们对超级富豪和名流们的所作所为已越来越无法容忍,这大大提高了工人阶级日益增长的阶级意识。”他还指出，在西方国家,阶级意识在过去即便可能已经下降,但下降并不表示已经消亡。他表示相信，“只有工人阶级才能提高觉悟和组织能力去实现社会主义。这肯定仍将是社会主义战略和策略的中心任务。”(费尔•赫斯：《全球化与工人阶级主体危机》，徐孝千译，《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5期。)
第二，以战后西方工人阶级整体贵族化(法国学者A.埃马奴尔认为，作为整体，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已经变成了“工人贵族”。)为依据得出工人阶级阶级意识水平下降的结论同样难以令人信服。说工会组织中一些上层人士已经成了工人贵族，甚至说一些自称为工人阶级的政党“整体贵族化”了，也许并无不可，但是，说西方工人阶级整体“贵族化”却无论如何说不通，前述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贫富差距的鸿沟在战后不断扩大的事实，以及连西方许多学者都承认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政治、法律等领域仍然存在不平等的事实就足以说明西方工人阶级整体贵族化要么是人为炮制出来的一个理论迷雾，要么它本身就只是一个幻影。西方有学者就深刻指出，“我们在感情领域宣告了平等原则，可是我们并不能遵照这个原则组织起感情的世界:由此就产生了它的双重性，即权利和事实，它撕裂着我们的灵魂。我们在知识领域也宣告了平等原则，但我们无法组织知识的自由交流:由此产生了它的双重性，即权利的事实，它折磨着我们，使我们永远痛苦。”(转引自邱敦红:《论平等和资产阶级的平等问题》，《内蒙古社会科学》1992年第3期。)
不能不指出的是，即便战后工人阶级阶级意识的发展变化如同一些西方学者所说，出现了下降或弱化的趋势，那这种趋势本身也与“社会生活的私有化和个人化;工作的流动性;工资形式和工作时间的个性化;失业和工作不稳定的压力;工业和生产组织内部交换的分散”(丹尼尔•本赛德：《“我们不可能抛弃历史而重新开始”——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D.本赛德访谈》，《社会科学报》2010年12月16日。)等众多因素相关，仅仅以福利水平、工人贵族之类的理由断言工人阶级阶级意识丧失或下降的论断要么是没有抓住事物的本质，要么是对事物的某些方面作了夸大。正如第四国际英国支部社会主义抵抗运动组织成员、“www.marxsite.com”编辑费尔•赫斯(Phil Hearse)指出的，这个“说法是夸张的”，“像大多数讽刺画一样,这一说法只是基于现实的某些方面……意识,特别是大众意识,是一个强有力的因素,但它取决于事物的变化,有时在危机爆发期间,它取决于事物的突然变化。因此,任何想要确定和解释工人阶级大众意识的企图都是片面的,是一面之词。”(费尔•赫斯：《全球化与工人阶级主体危机》，徐孝千译，《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5期。)在与阶级意识相关的众多因素中，不能不提到这样几个关键的因素：一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范围内仍然还有发展的余地，二是西方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受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的腐蚀，这些与福利水平、工人贵族之类的因素相比更为根本。
第三，即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如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德裔美籍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Marcuse)所说的“革命革不起来的反常时期”，那也不能得出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丧失了或者说下降了的结论。因为“革命革不起来”虽然与阶级意识有一定的关系，但革命革不革得起来从根本上说不取决于阶级意识而是取决于是否出现革命形势。也不能不指出，战后西方国家虽然出现了工人福利水平提高和股权分散化等缓和劳资矛盾的改革或者说改良举措，但这些改革或改良举措的出现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资产阶级突发善心的结果，它们本身与日益受到革命斗争和工人运动锻炼的工人阶级的自觉阶级意识的上升是分不开的。
我们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并未丧失，并不意味着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不会遭到思想腐蚀的危险。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工人并非天生具有革命思想，也并非天然就是彻底革命的阶级，只有当它成为全体人民实现彻底民主革命以及所有劳动者和被剥削者反对压迫者和剥削者的斗争中的领导者，只有当它“意识到并实现这个领导权思想的时候，才是革命的。”(《列宁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10页。)因此，马克思主义从来都主张要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尤其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灌输给工人阶级和包括工人运动在内的工人阶级的一切革命斗争之中。但是，毋庸讳言，随着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国家得到广泛传播，同时，它的理论水准被一些人“降低”了，尤其降到了令人难以容忍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的水平，受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的腐蚀，西方国家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虽未丧失，但其水平没有得到应有的提高。因此，对于西方国家的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斗争，清除围绕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理论的侵蚀，让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为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所熟知并指导其斗争实践，依然是一个紧迫的任务。
再来看看工人运动相对处于低谷的问题。首先需要指出，工人运动有它自身的发展规律，它有高潮的时候，也有低潮或者说处于低谷的时候，它不可能永远处于高潮，也不可能永远处于低潮。它整体处于高潮的时候也会面临自己的一度低谷期，同样，它整体处于低潮的时候也会一度面临自己的高潮期。工人运动处于高潮还是低谷，归根结底与是否出现工人运动的形势密切相关，这些形势往往表现为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危机。因此，以战后工人运动在某一时段相对处于低谷为由宣称工人阶级的革命性丧失之类的观点同样没有抓住事物的本质，至少可以说是相当片面的。美国学者詹姆斯•佩特拉斯根据自己对所谓战后工人运动低潮时一些关于民众起义的具体事件的研究指出，工人阶级或者至少说工人阶级的一些阶层在阶级斗争中继续发挥着主要的作用，他们在继续斗争，因为他们认识到自己的能力和在历史上的作用。他还认为，从历史和实践经验来说，否定工人阶级在革命斗争中的中心作用是没有任何理由的(詹姆斯•佩特拉斯：《当今工人阶级仍然是一个革命的阶级》，西班牙《起义报》2005年8月24日。)
而且，即便工人运动在战后的某一时段处于低谷，也并不意味着它从此沉寂下去了，不会再度迎来自己的高潮。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包括一些西方学者在内的许多学者就敏锐地意识到，西方国家的工人阶级正面临“革命新形势”到来的难得的历史性机遇。如美国学者洛仁•戈尔德纳就认为，这场金融危机可能在为1919年以来规模最大的工人起义准备条件，可能会出现革命的突破。他预言未来将在两种前途的斗争中展开：或者是一个世界资本的政府，或者是一个可能的新的工人阶级的“天堂风暴”。他还表示，“历史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遇，如果我们不能抓住这一机遇，我们这一生就再也碰不到这样的机遇了”(LorenGoldner.TheBiggest‘OctoberSurprise’OfAll:AWorldCapitalistCrash.http://home.earthlink.net/~lrgoldner/october.html.)匈牙利共产主义工人党主席久洛•蒂尔默在谈到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时也认为，“自从1989年-1990年资本主义反革命以来，我们没有提到过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现在我们应该提出来了!”(久洛•蒂尔默：《匈牙利资本主义危机与革命前景》，《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9期。)国际著名学者萨米尔•阿明也认为，金融危机后“可能出现新的战争和革命的浪潮。这种可能性很大”(SamirAmin，“SeizetheCrisis!”，“MonthlyReview”，December2009.www.monthlyreview.org/091201amin.php.)
金融危机后西方国家工人运动的新发展似乎验证了他们的上述观点。据2010年12月3日-5日在南非茨瓦尼召开的第12次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发表的《茨瓦尼宣言》指出：“过去一年里，对劳工权利、社会保障权和工资进行的反人民的攻击引发了群众斗争的升级，特别是在欧洲。”与会的西班牙、爱尔兰、葡萄牙和塞浦路斯等南欧国家共产党的代表在发言中指出：成千上万劳动人民起来捍卫自己的权利，工人斗争进一步发展。在欧洲，希腊发生了13次总罢工和数十次对政府大楼的占领，法国发生了7次总罢工，其他国家也发生了多次总罢工和群众斗争，如英国、爱尔兰、西班牙、葡萄牙等。他们认为：“欧洲工人运动的兴起表明，工人阶级的传统斗争精神已经被调动起来了。”(聂运麟、杨成果、刘卫卫：《经济危机、工人阶级的斗争与反帝阵线的策略——第十二次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述评》，《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1年第1期。)
这里不能不提到，2011年9月17日，弥漫于美国民众中间的不满情绪终于通过被命名为“占领华尔街”的和平示威活动得到宣泄。“占领华尔街”活动迅速从纽约向美国其他城市蔓延，逐渐成为事实上谁也无法否认的社会运动。这使一些人不禁认为，在“阿拉伯之春”之后，“美国之秋”或许已经到来。不仅如此，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在纽约发起的“占领华尔街”示威活动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内迅速演变成波及四大洲、82个国家、1500多个城市几乎同步响应的全球性民众抗议活动。从多伦多到伦敦，从罗马到悉尼，示威者们走上街头，安营扎寨，以各种形式表达自己的诉求和不满，而在罗马的抗议活动还一度升级为暴力冲突事件。
三、工人阶级仍然是革命的主体力量
西方一些学者根据战后工人阶级结构的变化认为，工人阶级正在消失，需要寻找新的革命主体力量。比如，卢森堡学者霍夫曼就认为，现在必须重新寻找新的革命主体力量，因为“这个‘工人阶级’已不存在。工薪者的人数固然增长了，但传统产业工人的人数却急剧萎缩。劳动条件、生活方式、‘雇员’的需求都发生了分化和个体化”。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重新考虑“谁是社会解放的承担者”(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编：《当代国外社会主义：理论与模式》，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315页。)赫伯特•马尔库塞也认为，工人阶级不再是发达工业社会的革命力量。他把革命的真正希望寄托在少数革命者、青年学生尤其是技术和科学领域的知识分子及知识分子干部身上,认为他们才是担负着生产过程中愈来愈显得属于要害任务的社会阶级,也只有他们才能使传统工人阶级的意识活跃化，因此只有他们才是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动力(参见柏元海：《简论马尔库塞关于当代西方社会革命力量的观点》，《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法国著名学者亨利•列斐弗尔(HenriLefebvre)也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丰裕的物质生活在腐蚀、瓦解传统工人阶级的同时，又产生了一些新的匮乏形式，从而产生了一些带有新的异化形式的社会集团，如白领工人、妇女、青年人，他们正在变成一股新的激进力量，将成为未来社会革命的主体(骆沙舟：《异化理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学说》，《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
工人阶级真的不存在了吗?与其他力量相比，工人阶级真的已经无法充当革命的主体力量了吗?让我们逐一进行分析。先来看看工人阶级是否真的不存在了。不能否认，因为新科技革命、经济管理体制的革命以及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全球化战略，战后西方国家的工人阶级结构发生了产业工人人数减少，服务业从业人数上升这样明显的变化，工人尤其白领工人的生活水平明显得到改善，但这并不就意味着西方一些学者所谓的工人阶级已经消失了，已经中产阶级化了。这里首先涉及如何马克思主义地理解工人阶级的问题。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作为无产阶级同义语的工人阶级或者说雇佣工人阶级“是完全靠出卖自己的劳动而不是靠某一种资本的利润来获得生活资料的社会阶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0页。)，它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马克思还根据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分工扩大、协作加强等特点提出了“总体工人”概念。在他看来，无论是从事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参与生产过程，无论是创造剩余价值还是“创造占有剩余价值的条件”，无论是物质生产部门还是非物质生产部门，都是“总体工人”的成员，都是完成总体工人职能中的某些具体职能，因而都属于工人阶级的范畴，正如他所说：“为了从事生产劳动，现在不一定要亲自动手;只要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他所属的某一种职能就够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6页。)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工人阶级的定义，所谓的白领工人和服务业工人，他们作为不掌握生产资料的雇佣劳动者的阶级地位没有改变，无论他们是脑力劳动者还是体力劳动者，他们仍然处于剩余价值生产的整个链条上，仍然属于整体工人范畴，不管他们有没有意识到，也不管他们愿意不愿意承认。法国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丹尼尔•本赛德(DanielBensaid)也认为，如果从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就业形式与工资水平以及劳动的社会分工等角度来看，依照马克思最初使用的阶级含义，大多数所谓的第三部门从业人员都属于无产阶级。
这里有必要提到英国《国际社会主义》2007年刊登的一篇署名马丁•史密斯的题为《工人阶级状况》的文章，该文结合新自由主义时代英国工人阶级的真实状况，反驳了新工党理论家们关于英国绝大部分人口已成为中产阶级、英国已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说法。该文指出，制造业工人的人数虽然下降，但剩下的产业工人仍然能够控制英国经济的最重要部门;办公室白领工人和服务业工人的人数大为增加，但是他们大多不是什么中产阶级，他们仍被迫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而且他们的劳动待遇和工作条件也和传统工人阶级一样艰苦，他们实质上仍然是工人阶级。该文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英国社会并没有发生那么大的不可捉摸的变化，它仍在资本主义范畴中，而沉迷在幻想中的新工党与新工人阶级和工会的关系日益疏远，正被后者抛弃(马丁•史密斯：《新工党的阶级理论评析——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王小颖译，《国外理论动态》2007年第12期。)第四国际英国支部社会主义抵抗运动组织成员、“www.marxsite.com”编辑费尔•赫斯也指出，尽管工人参加工会的人数下降引人注目，但是,2007年1月英国全国社会调查中心的调查表明,自认为是工人阶级成员的人数大大超过了那些从事体力劳动的“蓝领”工人的人数。不管工人们是否参加工会，57%的人认为自己是工人阶级中的一员。该中心认为,这个数字是“令人感到吃惊的”。所以费尔•赫斯的结论是,“至少在英国,工人阶级仍是一个客观存在的阶级,并且许多人都认为他们属于工人阶级。”(费尔•赫斯：《全球化与工人阶级主体危机》，徐孝千译，《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5期。) 这里也有必要提及西方资产阶级及其学术理论界的代表们炮制的所谓的“中产阶级”概念，他们喜欢用这一概念说明工人阶级因为日益中产阶级化而不断消失，如英国时任首相约翰•梅杰1996年就宣称“我们现在都是中产阶级了”(费尔•赫斯：《全球化与工人阶级主体危机》，徐孝千译，《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5期。)欧洲的社会民主党也接受了“中产阶级”概念，认为欧洲的工人阶级正在消失，并由中产阶级所取代，因而自己的选民基础已经从工人阶级转变为中产阶级了。但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所谓的中产阶级“现在的处境和曾经的处境反差太大”，按照坎布里亚大学学者菲利普•邦德的说法，“已经迫不得已变成了工人阶级”，他还说:“中产阶级的工资已经再也养不活他们自己了……40年前,一个技工的工资足以养活他自己、他的妻子和家人。而现在,即使一对中产阶级夫妇都工作,也无法使家庭收支平衡。”(费尔•赫斯：《全球化与工人阶级主体危机》，徐孝千译，《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5期。)欧洲社会民主党在金融危机后之所以在选举中纷纷失利，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秉持了错误的“中产阶级”观，从而脱离了选民的真正基础——工人阶级。现在，人们普遍认为，对欧洲社会民主党人而言，属于他们的时代已经接近尾声。
否定工人阶级是革命主体的那些人士往往把希望寄托在其他一些阶级阶层上。其他力量真的能担当起领导反对资本主义的重任?历史的发展已经作出了自己的回答。被马尔库塞寄予希望的科技领域的知识分子和学生在20世纪60年代末虽然一度举起过革命的旗帜，但很快就偃旗息鼓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中的多数现在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精英”阶层。有学者据此认为，知识分子如果不与革命的工人阶级结合,很难独立地将革命进行到底(参见柏元海：《简论马尔库塞关于当代西方社会革命力量的观点》，《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其他阶层呢?美国著名刊物《每月评论》副主编迈克尔•耶茨作了详尽的分析。他认为，个体户、私人开业者或家庭手工业者之类的普遍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独立业主们，虽然他们既做资本家也做工资劳动者，但他们往往向往成为资本家。尽管农民是首先遭受资本主义之害的群体，是革命斗争中的重要因素，但他们也不可能是主要力量，因为他们零星分散，难以有效地组织起来向资本主义进行全球规模的挑战。他们成批地被剥夺土地后流入城市，他们更可能作为劳动后备军，而不是给资本主义带来麻烦。他还指出，虽然不能说妇女、黑人、和平积极分子、生态主义者、同性恋者等等的运动以及其他多种运动不重要或不起作用，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没有任何其他群体、运动或力量能像组织起来的劳动者那样有效地、不可阻挡地对现有权势体制发起挑战。可见，只有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才是资本主义主要的(但不是唯一的)掘墓人，是必不可少的和不可替代的“历史变革的动力”。因此，他坚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的分析以及关于工人阶级是唯一能够埋葬资本的力量的论断，在今天就同当时一样地恰当和正确(迈克尔•耶茨：《只有工人阶级能够埋葬资本主义》，郭懋安编译，《国外理论动态》2004年第11期。)无独有偶，英国学者马丁•史密斯根据自己的研究也认为，“工人阶级仍然是唯一一支具有挑战资本主义并带来长期变革的潜能的社会力量”(马丁•史密斯：《新工党的阶级理论评析——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王小颖译，《国外理论动态》2007年第12期。)
参考文献：
[1] 沈瑞英：《矛盾与变量：西方中产阶级与社会稳定研究》，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9年。
[2] 孙寿涛：《发达国家工人阶级的演变》，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7年。
[3]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
[4] 张世鹏：《当代西欧工人阶级》，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5] 费尔•赫斯：《全球化与工人阶级主体危机》，徐孝千译，《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5期。
(简介：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列宁斯大林思想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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