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资本主义似乎正陷入无穷无尽的危机当中，经济停滞和动荡遍布全世界。但当世界关注经济问题的时候，全球环境状况也在迅速恶化，它使人类面临着一个最重要的危机：长期生存的危机。这些危机都源于资本积累的过程。同样，它们的共同解决方案也都在于“对整个社会的革命性重建”和对资本制度的超越。
人类仍然有可能避免经济学家罗伯特•海尔布伦纳所谓的“生态世界末日大决战”。目前，创造公正、可持续的世界的途径是存在的。我们会发现，在用已经提供给我们的资源可能得到的与现行社会秩序允许我们得到的这二者之间，存在着日益扩大的差距，而这种途径就潜藏在其中。这种潜在的、全然不同的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方式，为切实可行的“生态退出战略”提供了关键的钥匙。
即将到来的生态悬崖
今天的科学告诉我们，如果要避免重大的转折点或“临界点”，我们最多只有一代人的时间对经济关系和我们与地球的关系进行彻底的改变。在这个转折点或“临界点”之后，地球气候的巨变可能会超出我们的阻止能力而不可逆转。
一般认为，不可逆转的气候变化意味着全球平均气温增加2℃，这大约与约一万亿吨的累积碳排放量相当。牛津大学的气候科学家预测，基于过去的排放趋势，我们将在2043年，也就是30年后，达到一万亿吨的排放量。如果我们立即开始以每年2.4%的速度减少碳排放，就可以避免第一万亿吨的排放。
可以肯定的是，气候科学还没有精确到能够确认多大程度的变暖会使我们越过地球的临界点的地步。但近来的迹象表明，如果我们想避免地球灾难，就要将气温增长控制在2℃以内。2℃越来越成为地球临界点的象征。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诸如如果世界变暖3℃甚至6℃会怎样的讨论就毫无意义了。在达到这样的温度之前，我们控制气候变化过程的能力早已达到了上限，剩下的只有适应世界末日的生态条件了。2012年夏，北极海冰的融化已经破了纪录，一些科学家预测，在2016-2020年的夏季，会出现无冰的北极。用世界权威气候学家詹姆斯•汉森的话说，我们正面临着“星球危机”--因为如果我们接近2℃这个临界点，“就意味着我们开始了一个人类无法控制的进程”。
在这种情况下，以一万亿吨的累积碳排放为标准或以全球气温上升2℃为实际目标，就是在招致长期的灾难。一些知名的气候分析人士提出了低于7500亿吨的碳排放目标--据估计可以有75%的机会使气候变化处于临界点以下。以现在的碳排放标准计算，我们将在2028年达到7500亿吨的界线。如果我们立即开始以年均5.3%的速度减少碳排放，就可以避免7500亿吨的排放量。就此，英国政府在2007年发布的《斯特恩报告》中认为，以年均超过1%的速度减少排放会导致严重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因而是不可想象的。
许多人认为，金融危机会导致碳排放的大幅减少，从而有助于限制全球变暖。2009年的碳排放下降了1.4%，但是这一短暂下降被2010年创纪录的5.9%的碳排放增长抵消了，而且这是在世界经济整体继续停滞的情况下发生的。这种快速增长主要归因于世界经济对化石燃料越来越多的使用，以及新兴经济体的持续发展。
在《经济衰退对二氧化碳排放的不对称影响》一文中，理查德•约克使用了1960年至2008年间150多个国家的数据，证明经济低迷期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的比例与经济好转时排放量增加的比例并不相同。比如，人均CDP每增长1%，碳排放量就增长0.733%;而人均GDP每下降1%，碳排放量仅下降0.430%。这些不对称的影响可以归因于内在的基础设施状况--工厂、交通网络和家庭。就是说，这些结构在经济衰退期间并不会消失，而是继续影响着化石燃料的消费。
事实上，在目前的垄断金融阶段，资本主义越是想找到化石燃料密集型的生产方式，就越会深深落入停滞的陷阱，结果是只能通过给它加油来不断地尝试重启增长的引擎。根据低碳指数，世界生产的碳强度在2009年下降了0.8%，在2010年下降了0.7%。而在2011年，世界生产的碳强度则上升了0.6%。“不管在什么地方，经济复苏总是肮脏的。”具有停滞倾向的资本主义增长型经济将造成更大的环境破坏，这种观点早在1976年就由马克思主义环境社会学家查尔斯•安德森提出来了。正如安德森所说：“随着停滞威胁的加剧，为了维持可容忍的增长率，对产量的需求也在增长。”
很多人希望原油生产最高峰值的结束以及廉价石油供给的结束会限制碳的排放，这被证明是错误的。在这个广泛使用煤炭进行生产、用液压破裂法采集天然气以及用油砂提炼石油的时代，显然不会缺少使地球升温的碳排放。今天已知的石油、煤炭和天然气储量至少是地球剩余碳排放预算的5倍，总计28亿吨碳。有迹象表明，资本主义制度打算把它用光。比尔•麦吉本在谈到这些化石燃料储备时说：“是的，这些煤和石油从技术上来说还在土壤里。但从经济上来说已经到了地面上。”企业和政府把这些碳资源当作金融资产，这意味着它们是用来开发的。不久前，环保人士担心世界会耗尽化石燃料(特别是原油);而现在，这已被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担心取代了。
然而，同样糟糕的是，气候危机只是更大的全球生态危机的一部分。我们不仅在气候变化方面，而且在物种灭绝和氮循环方面，都已越过了我们这颗行星的边界。正在发生的物种灭绝的速度大约是过去平均速度的1000倍，这种现象被称为“第六次灭绝”(在地球早期的历史上曾有过五个物种大灭绝时期，最近一次发生在6500万年前，它导致了恐龙的灭绝)。氮污染目前是造成海洋死区的一个主要原因。其他正在不断发展的全球性断裂，如海洋酸化(被称为气候变化的“孪生恶魔”，因为它也是由碳排放引起的)和淡水供应的长期短缺(它推动了水的私有化)，正在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所有这些都引发了生存的基本问题，这是人类所面临的终极危机。
终极危机
正在凸显的生态挑战的规模和速度不仅体现在气候变化上，而且体现在许多其他的全球性断裂问题上，它无可辩驳地证明，环境问题的根源在于我们的社会经济制度，尤其是资本积累的态势。
面对这样棘手的问题，占统治地位的利益集团的回答始终是：技术，辅以市场魔力和人口控制，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这样，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就可以永无止境，而不会产生过度的生态后果。因此，当被问及化石燃料带来的问题时，奥巴马总统回答说：“我们大家必须进行有效的合作，以便搞清楚如何将对经济增长的迫切需求与我们正在对我们的星球产生的影响的真正担忧相平衡。最终，我认为这可以由技术来解决。”
然而，在抽象的意义上认为光靠技术就可以解决环境问题，就可以使经济无止境地增长却不产生过度的生态后果，这种梦想正在迅速破灭。技术解决方案不仅要受到物理定律即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制约，而且还要受到资本主义制度自身规律的制约。在当前的制度下，技术变革常会导致能源使用效率的相对提高，减少单位产出中能源和原材料的投入。然而，这很少会在总体上造成环境吞吐量的绝对减少;相反，还会出现对能源和材料的使用越来越多的趋势。这就是以19世纪经济学家威廉姆•斯坦利•杰文斯的名字命名的著名的“杰文斯悖论”。杰文斯指出，能效的提高几乎总是会增加能源的绝对使用量，因为这样的效率可以促进经济发展。
事实上，杰文斯悖论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对资本主义效率悖论的运用。例如，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通常不会导致生产中总劳动时间的减少，因为就所有这样的增长来说，其目标只是进一步促进积累。正如马克思所说，减轻劳动决不是资本主义使用机器的目的……机器是生产剩余价值和无止境地提高资本积累的手段。
马克思所说的“资本的一般公式”，或M-C-M’，抓住了资本主义制度扩张的本质和逻辑。在简单的商品经济中，金钱只是用来促进具有明确使用价值的有区别的商品交换的中介，即C-M-C。交换始于一个使用价值而终于另一个使用价值，并以消费最终商品结束这个过程。然而，资本主义采取的形式是M-C-M’，即用金钱(M)交换劳动和物质生产资料，再以此生产出新的商品(C)，然后换取更多的金钱(M’)，它在原始价值上增加了附加价值，即剩余价值或利润(M+△M)。这里，交换过程并不因为M’的获得而自然结束，而是将利润再投资，在下一阶段开始M-C-M’’的循环，然后是M-C-M’’’的循环，永无止境，只是间或被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打断。资本在这个意义上不过是一种自我扩张的价值，是在不断扩大的规模上对积累的追求。不断追求更多的财富积累需要消耗越来越多的能源和资源，并产生出更多废弃物，这成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环境退化的绝对的普遍规律”。生态分析无可辩驳地表明，我们正面临地球的极限。不仅指数级的经济增长难以为继，而且有必要减少世界经济的生态足迹。由于经济与生态消耗难以截然分开，这就意味着世界经济规模也一定不能增加;相反，它的规模要减少。基于此，在一万亿吨(希望是7500亿吨)碳排放到大气中之前，世界经济必须完全摆脱化石燃料这种能源，但这又会加剧这种进退两难的局面。如果没有化石燃料补贴，世界资本主义工业经济要以目前的形式继续下去是不可能的。
垄断资本和“繁荣下去”
为了理解为什么生态问题对资本主义来说如此棘手，以及我们为什么必须摆脱目前的星球危机，有必要读一段《每月评论》编辑哈里•马格多夫和保罗•斯威齐写于大约40年前的话：
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是，产量和生产力的不断提高是医治资本主义一切弊病的最好的灵丹妙药。很明显，这个神话已经受到严重的动摇，因为我们已经意识到原材料和能源的日益短缺，而各种形式的污染正在对整个人类的健康和福祉产生着日益严重的影响。事实证明，增长本身不是什么万能灵药，而是病因。但人们该如何在停止增长的同时保持资本主义企业的运转?例如，如果没有增长，生产机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产业会萎缩下去，因为它们将仅限于替换设备的生产。资本品产业的衰退反过来会造成就业的下降和消费者需求的降低，这反过来又会导致消费品生产工厂的倒闭。
但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种做法是，我们不去控制增长，而是通过减少污染和更加合理地使用原材料和能源，将注意力集中到减少增长的影响上面。很显然，这样的做法需要高度的社会规划：整个经济的大规模转向，其中包括人口分布、交通方式和种植地点--如果不触动土地、工厂、股票和债券等方面的私人财产权，这些方面都不会纳入真正的社会规划--的变化。
无论从哪一方面触及这个问题(控制增长或重组现有的生产、运输和居住模式)，我们都会遭遇资本家以及那些保卫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无法正视的对抗和利益冲突。最后，阻碍任何有效行动的，是当今技术的社会潜能与生产方式私人所有制的反社会后果之间的矛盾。
尽管现在的环境问题事实上比写作以上文字的时候要糟糕得多，但这种分析一点也没有过时。增长不是“万能灵药”而是“病因”，这一点更加明显了。今天，“成功的关键，是将过去几个世纪的基本趋势反转过来，而不仅仅是放慢速度”。然而，就资本主义而言，扩张是这一制度自身生存的需要。正如默里•布克金所说：“‘说服’主义限制增长，和‘说服’个人停止呼吸一样困难。资本主义制度是一种无休止地增长的制度，由于这种本质，使资本主义‘变绿’、使其‘生态化’的尝试注定会失败。”
但正如马格多夫和斯威齐所描述的那样，另一种做法同样麻烦。数十年环境政策的失败反映了资本主义无力进行社会和经济的规划。尽管实现了一些小的环境改善，但全面规划和行动方面的所有尝试都被这个制度系统地破坏掉了。毫无疑问，如果我们以理性而有计划的方式利用目前人类的能力和自然资源，我们已有的社会技术潜能是可以解决我们最为长久的环境问题并改善人类的生存的。然而，当所有这些理性解决方案与“生产方式私人所有制的反社会(和反生态)后果”理所当然地发生交锋的时候，现有的潜能就被完全丢弃了。
资本主义在其垄断阶段具有高度的劳动生产率，常常会出现资本的过度积累，以及由于市场饱和、生产性投资缺乏盈利途径而造成的停滞。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继续生存并获得垄断利润率，资本主义变成了一种内在浪费的经济--无论是经济上还是生态上。我们这个社会的特征是：(1)大规模的、不断扩大的、渗透到生产结构中的促销;(2)为增加销量而进行的有计划的报废;(3)为少数富人生产奢侈品;(4)惊人的军费和刑罚国家的支出;(5)金融、保险和房地产市场表现出的整个投机性上层建筑的发展。这个制度的特点是，当经济浪费深入到生产本身时，现代社会就会出现巨大的经济过剩。所有这些都消耗了大量的能源和资源，产生了生态末端废弃物并被倾倒在地球上。它还最大限度地增加了产品的毒性，因为塑料和其他石化产品毒性更大，而且在经济上也更为便宜。正是因为这一点，权威的系统生态学家霍华德•奥德姆强调指出，解决环境问题的关键--寻找“繁荣下去”的道路--必然包括消除内在的“奢侈和浪费”。
在20世纪之初的早期垄断资本主义理论家中，美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凡勃伦雄辩地指出，一个由大公司主宰、并在垄断定价政策的影响下容易出现生产过剩和产能过剩的制度，天生就会导致经济浪费肆虐。其结果就是破坏了产品的使用价值结构，从而造成自然资源和人的劳动的浪费、实际生产与潜在生产之间差距的不断扩大以及真实社会需求的难以满足。
凡勃伦写道，在垄断资本主义(其特征是经济学家所谓的“垄断竞争”)条件下，“生产者”
对其产品的可售性越来越关注，这样，书本上所说的生产成本的很大一部分理所当然地应当从能畅销的产品外观的生产中扣除。工艺与推销手段的区别就这样被逐渐模糊了，现在几乎可以毫无疑问地说，许多为市场生产的商品的车间成本应该主要记在生产适销的外观的账上……。
大概可以这样断言，对于被恰如其分地称为“包装商品”的物品来说，包装占了其车间成本的一半，而对某些商品来说，则接近消费者支付价格的一半。毫无疑问，在诸如化妆品和家用药品等领域，更是大大超出了这个比例。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齐通过《垄断资本》这部著作最大程度地将凡勃伦的思想发扬光大了。他们认为，垄断资本主义特有的促销远远超越了单纯的广告和促销。它呈现的是这样一种状况，即“销售与生产实践相互渗透，难以分开”，这表明了社会必要生产成本和社会产品自身性质的深刻变化。巴兰和斯威齐将这种现象称为“渗透效应”。他们以一项经济研究说明了这一点。研究者对20世纪50年代汽车车型变化的年直接成本进行了估算--这些成本大部分只与外观或“马力竞赛”有关。他们证实，这些成本“惊人地高”，总计超过所售汽车总成本的25%。这其中还不包括计划报废、维修成本提高、汽油消费增加等成本。
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浪费不只是表现在社会的表层，如军费开支、广告、投机等，非理性甚至还以哪怕是这个制度激进的社会和环境批评者都很少加以分析的方式延伸到了生产自身。今天，人们普遍认为，所有产品都是在最优条件下生产出来的，并且都是为了实现消费者的主权。但是，这两种情况都不是事实。在今天的美国经济中，大宗生产和为此付出的大量劳动造成了经济浪费，即凡勃伦所谓的“支出”--“总的说来，它不为人类生活或人类福祉服务”，而是属于非生产性的劳动。正如巴兰和斯威齐所说：“耐用消费品新款式的设计师、为这种款式的生产重新装备工厂的工程师、将铬合金装在汽车上或调和新‘版’牙膏的蓝领工人、为老式肥皂生产花哨的新包装的印刷工，以及帮助建造新公司的‘水晶官’的建筑工人，都是由相当大一部分社会产出支撑着的庞大销售大军的成员。”
换句话说，现代生产中的大部分劳动都没有增加社会的经济剩余，反而要从经济剩余中支出，在这个意义上，它是非生产性的。这种情况的发展也表明了资本主义经济使用价值结构的毁灭，这种经济不再由社会使用价值“C”支配，而是日益受到资本主义使用价值“CK”的支配;它将交换价值的实现作为唯一的目标。这样，由于引入了如此明确的资本主义使用价值，M-C-M’的问题就变成了M-CK-M‘的问题。交换价值量的增加，从而我们社会所衡量的经济的增长，就不能再被认为是人类福祉的总体进步了，它更可能意味着相反的一面。
帕卡德在其1960年的著作《废物制造者》中，援引了权威工业设计师布鲁克斯•史蒂文斯的话。他说，“我们的整个经济建立在有计划的报废基础之上”，但他否认这造成了“有组织的浪费”制度，因为它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尽管这个理由值得怀疑。
我们生活的世界没有实际财富的增加，而只有“贫乏”--用约翰•拉斯金的话说--的增长。在《为了共同利益》(1994)-书中，赫尔曼•戴利和约翰•科布分析了总体经济福利。除了传统的收入数据，他们还将生态成本包含在内。他们证实，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人均可持续经济福利就在下降，甚至在GDP增长时也是如此。然而，这一对物质福利变化进行更准确计算的尝试--由于没有审视生产本身--只是触及了表面的不合理，而这种不合理已经深入到当代垄断金融资本的运动规律及其与环境越来越具有破坏性的关系中了。
今天，从产品的品质或使用价值的角度看，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止境浪费的本质非常明显。包装产业是继食品和能源之后的世界第三大产业。据估计，包装成本平均占所购非食品生产的物品的10%-40%。化妆品的包装成本有时达到其所包装的实际物品的3倍。某些产品的广告费用，如肥皂或啤酒，占单位零售成本的10%-12%，而一些玩具的广告费用更是占到零售成本的l5%。同时，公司的促销预算常常是其广告预算的3倍。仅2005年，美国花在营销上的费用就超过上万亿美元。
在这种制度下，没有简明的方法去估算不合理生产结构的全部成本;然而，很显然，它的规模是巨大的，而且一般来说，营销费用和物流费用会远远超过产品的材料成本。因此，对社会和生态规划作出调整，以适应使用价值的生产而不是虚假地提高交换价值，可以在大幅降低生态成本的基础上促进人的真正需求。
主流环保评论家常常将困扰社会的日益严重的浪费性和破坏性消费归因于“消费者主权”假设下的普通消费者的缺陷。但是，美国每12美元GDP中就有1美元花在营销(不包括深入商品生产本身的营销费用)上，这表明，消费者主权纯粹是幻想。社会中的每个个体几乎在醒着的每一时刻都受到了持续不断的营销宣传的影响。事实上，正如约翰•加尔布雷斯通过“依赖效应”所表达的，在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我们的消费方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的生产方式，而不是相反。
利用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来销售商品，现在成了一门艺术。早在1933年，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林德就在《作为消费者的人》一书中说道，“广告、品牌、风格”的变化，是为了充分利用变化着的经济条件带来的社会不安全感和疏离感而人为设计的。公司把“工作不安全感、单调、孤独、不婚和其他紧张状况”看作向个性古怪的人推销更多商品的机会。在每一个暴露点上，警觉的商人都准备了灵丹妙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因为无法从这些商品中获得满足，才使得资本拥有了永恒的市场。市场利用社会的脆弱性创造了一系列无休止的新的需求，加剧了这个制度的整体浪费。
为了增加销售，垄断资本主义要求越来越快速的商品流通。耐久性是这个制度的敌人。一次性文化因而产生了最大的利润。在美国，由于手机在计划上和心理上已确定要遭淘汰，因而它的经济寿命只有几年，结果有1.4亿部手机在2007年达到环境保护署认为的“生命终结”的地步。在同一年，大约2.5亿台电脑和外围设备到了它们生命终结的时刻。2006年，史蒂夫•乔布斯力劝客户每年买一台iPod，以跟上最新的技术。美国每年购买的一次性饮料容器超过1500亿个，而每天丢弃的外卖杯达3.2亿个。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有包装的软饮料中，采用一次性容器的已经从6%上升到今天的99%。美国每年发送给家庭和企业的最不受欢迎的垃圾邮件超过1000亿件，这使每年的温室气体增加了5100万吨。在一种力求使总体浪费最大化的经济中，产品是系统地生产出来的，无法被修复。因而消费者不得不将它们扔掉，然后再回到市场上重新购买。
制度的宏观低效、缺乏任何社会和经济规划以及巨大的浪费，是我们随处都会面对的无所不在的现实。城市结构围绕“汽车第一”的交通系统进行安排、购物中心四散分布、城市交通拥堵、赌场经济、诉讼社会、战争经济、刑罚国家以及1%人口的奢华、炫耀性消费--这些都展现出一个极端过剩的世界，同时又伴随着巨大的社会剥夺和环境退化。据估计，美国18岁以上的出行者平均每周呆在汽车里的时间是18.5小时。20世纪80年代，美国注册驾驶员年均开车约1万英里，而今天则达到约1.4万英里。2010年，美国人开车总计3万亿英里。2010年，美国车辆的平均重量比1987年重了几乎800磅。美国每100万辆汽车，就需要铺设相当于20万个足球场的沥青。
一些研究表明，美国的经济剩余--其中很多统计都与广告、军事支出和其他形式的非生产性社会产出所导致的经济浪费相关--占GDP的50%还多。这还应该加上与“渗透效应”相关的不必要的费用。此外，所有这一切都没有考虑人和环境遭受的实际危害--所谓的“消极外部性”。事实上，正如环境经济学家威廉•卡普曾经说过的，资本主义是“一种不付成本的经济”。
这一切都意味着，这种经济从根本上说绝不是为了满足从事劳动和生产的绝大多数人的需要。马克思写道：“资本主义生产尽管非常吝啬，但对人身材料却非常浪费，正如……它对物质资料也非常浪费一样;资本主义生产一方面使社会失去的东西，就是另一方面使各个资本家获得的东西。”其结果是，在今天的垄断金融资本下，目前的物质进步无论从任何合理的标准看都变得越来越消极了。正如巴里•康芒纳和查尔斯•安德森早在20世纪70年代指出的，自然界维持我们的经济活动的能力正在被我们突破，从而产生了巨大的“生态债务”。为了能够继续生存下去，这一债务最终必须得到偿还。
奥德姆在生命的最后20年中完善了对新古典经济学强有力的生态批判，其中反复强调了他与马克思观点一致的方面。他认为，面对地球危机，通过在全球范围内改变生产和消费结构，并使经济制度重新指向真实的财富，就有可能找到解决生态超载所标示的极度积累的社会方案。这意味着承认：“我们社会中的主要浪费是在非生产性活动中使用燃料。我们在不需要的情况下也去开车，过于经常地开车，并用过多的功率开车。因为城市没有安排替代的交通工具，所以我们使用汽车作为交通工具。因为能源费用的增加的确使得人们摒弃了一些不明智的浪费，美国可能需要针对这些挥霍浪费提高燃料税。”
奥德姆强调，消除不平等的生态交换对可持续经济条件的发展至关重要。他证实，在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获得的真实财富(即隐性能源)是它出口的2.5倍，这对不发达国家是不利的。社会变革也需要“控制全球资本主义对资源进行短期开发的内在倾向”，这种倾向可能会破坏国家/国际的“资源基础……造成崩溃”。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增长“与杂草丛生极为相像”。在全球范围内，“庞大的资本主义独一无二的统治地位”应该“被重视与环境进行合作以及重视国家间的合作所取代”。
奥德姆强调，为了超越透支资源和能源的所谓“癌症资本主义”，消除经济和生态的“浪费和奢华”至关重要。因此，他建议，首先有必要做到：(1)工业的中心由“建设”(即净投资)转向“维护”(即重置投资);(2)设置个人收入上限;(3)减少来自利息和股息的不劳而获的收入;(4)通过减少(上层)薪水而不是解雇员工进行精简;(5)为失业者提供公共工程项目;(6)分散组织层次;(7)限制私家车的功率;(8)淘汰一次性塑料包装;(9)在消费之前优先考虑生态净产量;(10)通过“多样性的和有效的合作”促进最佳经济的发展;(11)在无利润的情况下分享信息;(12)在生态交换中促进“国家间的公平”;(13)使用投入较少的农业品种。奥德姆很清楚，这种转变需要与“帝国资本主义”的决裂。他说，“社会主义的分配理想更有助于稳态状态而不是增长”，而资本主义则正好相反。
全球南方和终极危机
对生态足迹的分析告诉我们，世界已经超载。目前，它正以维持1.5个地球所需要的速度使用着资源。环境透支的主要根源在于富裕国家的过度支出，而现在，这种做法正在全球范围内被复制。事实上，如果整个世界都拥有美国的人均生态足迹，就得需要五个地球。像美国这样的富裕经济体的生态足迹水平，恰恰说明它对不平等的生态交换的严重依赖;为了促进自身的增长和实力，它从全球其他地区、尤其是欠发达国家攫取着资源。
奥德姆明确指出，当美国从贸易中得到的隐性能源是出口的2倍多时，厄瓜多尔出口的隐性能源则是它进口的5倍。这样，就实际财富来看，两国间的贸易对厄瓜多尔极为不利，但却为美国经济提供了巨大的生态效益。
这样，减少生态足迹、使世界重新与对环境的限制协调起来的责任必然主要由富裕的资本主义国家承担。唯一公平而可持续的解决方案是缩减与融合，即全球人均碳排放量与生态足迹要均等，并要消除不平等的生态交换。
与北方相比，气候变化和其他全球问题会在许多方面对全球南方产生更加迅速的危害。正因为这一点，国际农民运动“农民之路”出现了，随后又出现了发展“环境无产阶级”的愿望。同时，富裕资本主义国家的宣传机器将新兴经济体描绘成对环境唯一的、最大的威胁。因此，认识全球南方与终极危机的关系至关重要。
比较不发达国家与发达垄断资本主义经济体的经济-生态关系，只会更加突出后者充斥着浪费的特性。能量密度和碳(化石燃料)强度高已成为二战后主要工业国的特征。这种高的能量密度是由生态(和经济)的不平等交换的帝国制度造成的。如果失去帝国的生态和化石燃料的巨额补贴，就很容易发现发达经济体实际上毫无效率可言。
西蒙•库兹涅茨在比较发达经济体与不发达经济体的CDP时强调了其中的一些矛盾。他在1949年的文章《国民收入和产业结构》中认为，与工业和商业不够发达的经济结构相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民收入被严重高估了，因为进入市场的一切--甚至仅仅用来“补偿”工业资本主义集中生产的低效率和破坏性的花费--都被认为是促进了国民收入和经济的增长。因此，众所周知，“前工业化”或不发达的经济体(尤其是中国)能够以较低的成本生产出更有价值的东西，能够在“距离上”更有效地将生产者与消费者结合在一起，能够不要求包装和产品加工，以避免对消费者的掠夺，能够通过组织“家庭和社区生活”保障个人一生的安全。
这样，现代工业社会中很多被计入收入和经济增长中的东西，如“额外的运输和处理”，就只能作为对集中的工业和城市生活的低效和破坏性的弥补了。库兹涅茨认为这应包括：对汽车的过分依赖，大部分的住房成本，用在物流、运输和通讯上的大笔费用，银行、职业机构、经纪公司等的支出。
因此，大量被算作GDP和经济增长的东西不过是“向工业社会机器敬献的油料”。库兹涅茨认为，在高度工业化的经济体中，“将兽皮转换成鞋的狭义生产，仅仅占成品价值的一小部分”，而在不发达经济体中，“它实际上占有全部价值。这样，可以清楚地看到，工业社会中的运输和物流活动就是对大规模机械制造的[实际物质]劣势的弥补”。
那么，对库兹涅茨来说，发达工业社会产生的许多额外费用，就是对这些社会的负面特征的中间性弥补，而这并没有为最终的使用价值增加任何东西。然而，从社会计划或社会主义的角度看(就像巴兰和斯威齐的分析那样)，批判甚至会更加深入一些，因为这些庞大的虚假社会花费不仅可以作为对城市一工业化生活的弥补，而且可以被看作资本主义经济剥削的、以利润为中心的和垄断本性的产物，因而在这个意义上也缺乏社会合理性。
在今天日益全球化的垄断金融资本中，生产组织的生态、社会和经济不合理性在全球范围内都是显而易见的。农业综合企业尤其如此。这是因为，它在生产过程(包括肥料生产)的每个阶段都几乎毫无例外地严重依赖密集的碳输入，它对自给农业造成破坏，它拥有大规模的食品加工、包装和超市连锁店，它通过全球的物流和运输网络使食物里程最大化。据《纽约时报》报道：“在挪威捕捞的鳕鱼运往中国变成鱼片，然后再运回挪威出售。”这主要是出于全球劳动力套利的原因。它利用了中国的低工资。同样，全球劳动力套利也说明，为什么“欧洲一半的豌豆要在肯尼亚种植和包装”。一项针对包括面包、黄油、奶酪、苹果、咖啡、奶油、橙汁和糖在内的典型的瑞典早餐的研究表明，这些食物在成为早餐前已经旅行了24901英里--相当于地球的周长。
农业综合企业生产每英亩粮食的效率比集约的有机小农业更低，而且后者对环境的破坏更小，在为土地上的人们和整个社区提供谋生之道方面也要优越得多。因此，“农民运动”声称，为了保障粮食安全、生计、工作、人类健康并保护环境，全球粮食生产必须掌握在可持续发展的个体农民手中，而不是大型垄断农业综合企业和连锁超市手中。马克思在19世纪60年代指出：“历史的教训是……资本主义制度同合理的农业相矛盾，或者说，合理的农业同资本主义制度不相容……合理的农业所需要的，要么是自食其力的小农的手，要么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控制。”
当成群的民工组织起来对抗资本逻辑，以确立对生态-物质关系的社会控制并建立更有意义、更少疏离感和更加可持续的生活状态时，小农的世界性反抗就越来越把生态问题置于重要的位置了。环境社会学家谢敏仪和菲利普•迈克米歇尔在《农民研究杂志》上指出：“在信奉生态科学的国际农民运动的背景下，马克思‘物质变换断裂’的概念已经成为试图恢复有助于环境和社会可持续性的农业形式的焦点。”
奥德姆强调，逐渐加强对化石燃料使用的限制，将终结今天的采油体系。“由于公民、教师、领导人不了解相关的热力学，工业农业的高收益率产生了一个非常残忍的错觉……整整一代公民认为，高效利用太阳能的时期已经到来。这个骗局令人沮丧，因为发达国家的人们不再吃太阳能合成的土豆了……人们实际上在吃一定程度上由石油生成的土豆。”
如果没有化石燃料提供的补贴，今天的农业综合企业体系就会崩溃。因此，必须回到更具有生态效率的传统农业形式。这样，知识体系就会颠倒过来。不是农业综合企业为传统农民提供知识，相反，后者将成为最适宜的农业的灵感来源。这种农业植根于数千年累积起来的土壤耕作知识之中，并得益于现代农业生态学的发展。
有一种观念认为，全球南方--包括中国和印度--可以很容易地将现在从事小规模农业的数十亿人口纳入到第三世界拥挤的城市中心。这种观念产生于一种发展理念--根据这种理念，据说西欧富裕国家迅速地将自己的农村人口吸收进了新兴的工业化城市。实际上，是一波又一波移向殖民地的巨大的欧洲移民潮减轻了城市的压力。这种依靠大规模移民的工业化-城市化模式，在今天的全球南方显然是行不通的，因为那里没有符合目前需要的集体移民规模，也没有同样的碳补贴--由于气候变化的限制。它也没有良好的经济条件向一整块“新”大陆扩展--美国在这种情况下成为世界工业强国。相反，许多国家出现了这样的情形，即随着人们从农村向就业机会不足的城市的迁移，城市贫民窟得到了巨大的拓展。约1/3的世界城市居民现在住在贫民窟中。
为了回应这些现实，中国兴起了强大的新农村建设运动。它反对将大规模的农耕企业体系作为在今天的环境下可行的发展模式，相反，农业将植根于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中国革命的产物)，以及对约2.4亿小农户的传统知识的利用。粮食生产和社会-生态关系的转变还涉及农村教育的发展、医疗服务和基础设施。
人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马克思写道：“劳动首先是人与自然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由于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造成的经常性的和日益增长的物质变换断裂，人与自然环境之间核心的物质变换关系现在正在遭受人们的质疑。由于全球垄断金融资本自身内部的矛盾，它饱受无休止的停滞危机的困扰。尽管如此，在对无止境的积累的追求中，它也跨越了所有的生态边界，从而激起了最广泛的、全球范围的外部矛盾。
用赫尔曼•戴利的话说，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济增长，是“与有用物质和能量从环境中来，经过经济子系统(生产和消费)，然后再回到环境废弃物汇集地的代谢流的增加分不开的”。因此，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关键是对这种代谢流的合理监管，“这种代谢流与再生枯竭的经济资源、吸收废弃物排放以及提供无数其他自然服务的自然循环联系在一起”。马克思认识到这些物质的局限性，以及生产最终只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事实。他将社会主义定义为这样一个社会，在其中，“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
马克思在19世纪指出，对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要进行合理的社会调节;距离这种社会调节，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今天，这种物质变换的断裂正威胁着作为人类和无数其他物种栖居地的整个星球。对于在应对当前的星球危机以及具有极大破坏性的资本的社会物质变换时所面临的问题，我们不应低估它的严重性。科学告诉我们，为了避免灾难性的气候变化，必须想办法将化石燃料保存在地下。我们只有确保低于一万亿吨的碳排放，才有可能避免不可逆的和灾难性的气候变化。然而，迅速削减化石燃料消费，就意味着去除今天的全球垄断金融资本主义体系极度依赖的能源补贴，结果是使整个制度遭受质疑。同时，还必须扭转其他的全球断裂，如物种灭绝、氮磷循环的断裂、海洋酸化、淡水消耗或过度使用、自然地表植被覆盖的消失和土壤退化，为了不阻断未来，我们还不得不面对我们的社会制度的本质。
真正不能忽视的是，除了摆脱资本积累的基本逻辑M-C-M’以及在今天甚至更为致命的逻辑M-CK-M ’之外，我们没有任何可能去完成任何、更不用说所有这些事情。人类要长期生存并为“丰裕”创造新的条件，就需要减少全球经济的生态足迹，并要有一种对社会、技术和经济作出全面规划的制度--一种民有、民治和民享的制度。它意味着要摒弃将绝对的经济增长视为医治一切社会弊病的灵丹妙药的神话，意味着转向可持续的、根植于人类社会发展而非个人积累的稳态经济。
然而，残酷的现实是，当今世界力量的对比和时间的短促不容我们对此抱有真正乐观的情绪。正如李民骐在《中国的崛起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死亡》中中肯地讲到的，除非以今天难以想象的方式快速推翻资本主义，否则这种制度将不可避免地把我们引向全球性的灾难。即使社会主义在本世纪下半叶取得胜利，“未来社会主义国家的任务也将不再是避免灾难，而是想办法生存下去，因为这些灾难正在发生”。唯一能够确定的是，世界越早取代资本主义，生存的机会就会越大。
伊斯塔法•梅萨罗斯写道：“与社会物质变换再生产的基本条件相关的一切都受到资本与它们的关系--这是资本作为积累的唯一手段可以与它们发生联系的唯一方法--的致命威胁。”事实上，早在1971年，当现代环境时代开始时，梅萨罗斯就宣称：
资本主义控制体系的基本矛盾是它不能使“进步”摆脱破坏，也不能使“发展”摆脱浪费--不管结果如何具有灾难性。它释放的生产力越多，释放的毁灭性力量就必然越强;它的产量越增加，就越要将一切埋葬于令人窒息的浪费的大山之下。经济的概念从根本上将不再符合资本生产的“经济”--它首先贪婪地浪费掉我们星球上有限的资源，然后用大批量制造的废弃物和排放物进一步加剧对人类环境的污染和毒害。它只能是雪上加霜。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在奥德姆所谓的“癌症资本主义”的浪费和破坏中，我们才能够发现一个更加合理、公正和可持续的社会的可能。巴兰和斯威齐看到了他们那个时代已然显现的金融的爆炸性增长，以及“广告、产品的差异化、人为的废弃、改型设计和其他销售设计”，他们指出：“所有这些活动吸纳的庞大资源实际上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必要成本。我们应该清楚的是，如果在一种经济制度中这样的花费具有社会必要性，那么这种经济制度早就不再是社会所必需的了。”(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布莱特•克拉克分别为美国俄勒冈大学社会学教授和大学犹他大学社会学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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