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嘉宾:张海鹏 主持人:闫玉清
主持人:这段时间,学术界、新闻媒体正在关注治学与学风问题。从当前暴露出来的情况看,治学与学风方面的确存在不少问题,值得引起重视。本期讲坛邀请到了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山东大学特聘一级教授张海鹏研究员,他将结合学术界现状,和大家共同探讨这个问题。
张海鹏:当年在延安,为了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毛泽东提出了整顿党的作风问题。他认为学风就是作风,指出:所谓学风,不但是学校的学风,而且是全党的学风。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既然是这样,学风问题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70多年前说过的话,其实放在今天也是适用的。
当年在延安,主观主义是学风中的最大问题。今天,我们不能说主观主义已经完全克服了。我以为当今社会最严重的是一切向钱看的问题。因为一切向钱看,所以义利之辩就不讲了,不讲义利之辩,诚信缺失的问题就出现了。诚信缺失,各种造假就出现了。社会处在急躁、焦虑之中。这一切都是一切向钱看在作怪。反映在教育中,反映在学术界,就是急于发表文章,急于拿到学位,急于出版著作,急于评上职称,急于拿到奖项,甚至假实验报告,抄袭出来的假学位论文、假毕业证书也纷纷出笼……
这些现象,都是大家习以为常的。习以为常,而不以为怪,恰恰证明问题的严重。所谓学风,我想,它指的是学者对治学的态度与方法,所以学风与治学,实际上是一个问题。我在这里要借重几位前辈学者在这个问题上的说法,主要介绍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范文澜先生和一级研究员罗尔纲先生以及刘大年先生在学风和治学方面说过的一些话,或者他们所做出的表率。间或也会涉及胡绳先生。
一、 做学问要脚踏实地,不务虚名,不慕官位,努力在学术研究上做出贡献
科学是求真求实的学问,要在科学研究上取得哪怕一点点成绩,都要下很大的功夫。自然科学是如此,社会科学尤其是如此。由于学科特点不同,社会科学领域学者成才的年龄一般要晚些。因此,要脚踏实地工作,要一步一个脚印,切实奋斗,不要为窗外的荣华富贵所迷惑。
在这方面,范文澜先生和罗尔纲先生都是我们的榜样。中国科学院刚成立时,领导机关决定郭沫若任院长,请范文澜出任副院长,这当然是一种很好的搭配。但范文澜坚辞副院长之任,只任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担任所长以后,又请刘大年副所长实际主持所务,自己专心于学术研究,埋头写书。虽然,因为五六十年代政治运动太多,又加上“文革”,范文澜先生未能在生前完成中国通史的写作任务,但他那种心无旁骛,专注于学术研究的精神是一贯的。
上世纪50年代,范文澜先生在所里讲话,告诫新进所的年轻人,要埋头学问,不要想当官,要想当官就不要到近代史所来。他说,近代史所不过一百来人,所长只相当于部队的连长。连长是一个很小的官,要当官何必来当连长呢。这当然是一个玩笑话,其寓意却是很深刻的。1961年,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在武汉召开,吴玉章、范文澜、吕振羽,以及吴晗先生去武汉出席会议,并且作学术报告。范老告诫年轻朋友,要想做好学问,就要有“等富贵如浮云”的精神。这种话,在解放前是有人讲的。请注意,现在讲这种话的时候是1961年。这说明,做学问就不能追逐富贵,不管什么时代都是一样的。或者像从前一样,人人都卷进政治运动中去,或者像现在一样,人人都卷进市场中去,做学问偶一为之,蜻蜓点水,那是出不了大学问家的。
罗尔纲先生也是这样。50年代初,罗先生在南京一手创办了南京太平天国博物馆,当1954年南京市政府正式任命罗尔纲为馆长时,罗先生坚辞不就,宁愿接受范文澜所长之聘,到近代史所来做一名普通的研究员。正是有这种精神,造就了一代大学问家。
二、在学术殿堂上,要有坐冷板凳、吃冷猪头肉的精神,才能深入堂奥,摘取学术研究的桂冠
时下流行一句话,叫做“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说这是范文澜的话。许多人写的文章都引用这句话,其实这不是范文澜的原话,而是有人借范文澜的话的意思编写的警句。这样的警句,没有反映范老原话的精神。范文澜在近代史所提倡的是,做学问要有坐冷板凳、吃冷猪头肉的精神。这叫做“二冷精神”。这样的话,他在北大也给同学和老师讲过,这是有文字为凭的。坐冷板凳、吃冷猪头肉,是一种借喻,借喻古时庙堂上的祭祀活动。好比孔庙,大成殿正中供奉着孔子,两边是孔子的弟子和孟子等,再下边是两庑,历代儒家名人如董仲舒、韩愈、王阳明、朱熹等人在这里配享。你的成就高了,将来入了先贤庙,可以接受后人的供奉,也只能吃冷猪头肉。这里指的是身前不图名,图的是身后名。这是说,仅仅为了追求出人头地,为了追求捧场效应,怕是做不了很高的学问的。
三、做学问“要大处着眼,小处下手”,必须从打基础下功夫,由博入专,不可急功近效
这些话是罗尔纲先生的意思。罗尔纲先生是近代史所一级研究员,1997年辞世时已经97岁高龄。他是我国研究太平天国史的大家,终生乐此不疲。他做学问,宏博淹通,基础极为雄厚。他不仅专攻太平天国史,著作等身,而且对晚清史、晚清兵制史做了认真研究,这方面也是著作等身;他还长于金石之学、书法之学,甚至还发表了研究小说《水浒传》的专著。
罗先生在回复一位研究中国文化史的青年的信中,强调“做学问‘要大处着眼,小处下手’。能大处着眼,为学方不致流于烦琐,而有裨益于世。能小处下手,方不致流于空谈。所以千万不要求速效,要花三四十年读书,积累史料和增进知识的功夫,然后以三四十年做研究的功夫,断断乎必会有大成就的。”他举英国人李约瑟为例,李约瑟本是一个外交官,抓住中国科技史这个题目,下了几十年的研究功夫,终于成就了《中国科学技术史》这部名著。
他告诉一个研究太平天国史的青年,“必须从打基础下功夫,刻苦学习,刻苦钻研。学问的高峰是可以攀登的,但断不是急功近效所能达到的。”他还在一封信中表示要“提倡一点我国治学朴质的作风,反对主观臆断、夸夸其谈的风气。”罗先生做学问,从来是言必有据,没有材料,或者根据不足,就不说话,或不说满话。在研究历史问题,广泛收罗史料的过程中,他始终坚持一种打破沙锅璺(问)到底的精神,不弄清问题,决不罢手。他为了注释《李秀成自述》,从青春注到白首,注了40年,一本书多次修订再版。他的最后一本巨著《太平天国史》四册150万字,1991年出版,距离第一次出版已经二十多年,也是不断补充修改,直到最后完成。一旦发现新的材料,必定从新审视自己以往的研究,知错则改,决不留情。以上所引罗先生这些话,今天读来,还是非常切中时弊,非常具有启发意义的。我们今天有些青年朋友,耐不住寂寞,小有成就,便沾沾自喜,夸夸其谈,有的追名逐利,不惜急功近效,不知道这正是障碍了自己的进步,阻挡了自己通向更高成就的通道。我劝各位青年朋友谨之慎之,在为学之道上,切不可急功近效,追求眼前利益、短期效应。罗先生说要花四十年读书,四十年写作,这一点,罗尔纲先生自己做到了。今天的时代在飞速运转,读了四十年书以后再来写作,一般是难以做到的。但罗先生要求认真读书,认真写作的精神是我们需要坚持的。
四、在百家争鸣中提倡互相切磋、承认错误的好风气
罗尔纲先生在学术研究中非常谦虚谨慎,不但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地方,在发现自己的错误时立即改正。一次一个青年朋友写文章指出罗先生文章中的错误,罗先生认真审视自己的文章,发现的确是自己弄错了,马上写文章更正。他把文章寄给《安徽史学》编辑部,并附上一封信,建议“为百家争鸣提倡一种好风气——互相切磋、承认错误的好风气”。他在信中说:“鄙见以为,提意见的同志应本学术为公、与人为善的态度,以和风煦日的文笔提出商榷的意见,而被提意见的同志则应以闻过则喜和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去接受批评。自古文人相轻,同行成仇。特别是那些自封为专家、权威之流,如有人提出正确意见,或考出真伪时,竟强辩不休,甚至结伙反对,使论问题则是非不明,考史料则真伪不辨。此种情况,于昔为烈,于今不绝”。罗先生建议编辑部在他的文章前加一段按语,指出他的错误,以便批评有的放矢。他强调说:“承认错误是对人民负责的应有态度,而提意见的同志则应有与人为善的态度,为百家争鸣提倡一种好风气。”
罗先生在学术研究中,一辈子都是坚持这种虚怀若谷的态度,这是一种真正的大家风范。只要有人指出他文章中的错误,他立即写信感谢,并且写文章公开改正。这种闻过则喜、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值得大大提倡。在今天的学术界,那种强辩不休,甚至结伙反对的例子还是可以看得到的。实践证明,百家争鸣是学术研究中的一种好办法,运用得益,大有好处。但是如果意气用事,就可能走偏方向。为了避免走偏方向,就要提倡学术大公,为学术大公而攻错,是正确的态度,如果意气用事,就太小家子气了。
五、关于百家争鸣,还要说一句,学问上的争鸣,是学问之争,不是感想之争,不是意气之争,不是感情之争
历史学界开展百家争鸣是很有成就的,的确曾经促进了学术研究的繁荣。最有名的例子,是郭沫若和范文澜有关历史分期问题的争论。郭沫若和范文澜都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但是他们在中国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分期上有不同主张。范老主张“西周封建说”,郭老主张“春秋战国之交封建说”。他们都拥有广大的读者。郭老以中国科学院院长主持历史研究所,组织学者编撰《中国史稿》,贯彻他的分期主张;范老主持近代史研究所,在《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中坚持他的分期主张。这对于促进学者深入思考,推动历史学研究,起到了好的作用。
民族学研究领域的争鸣,也有令人注目的例子。1950年,斯大林发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等著名文章,提出了资产阶级民族的四个特征,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出现、封建分割的消灭、民族市场的形成,于是部族就变成民族。”这就是说,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才形成民族。范老以他对中国历史的深刻理解,认为所谓资产阶级民族的四个特征,汉民族在秦汉时期就已形成了。汉民族的形成是自秦汉起中国成为统一国家的主要原因。自秦汉确立郡县制,封建分割基本上消灭了,大小市场也实在形成了,但是资本主义根本不存在。斯大林的论述符合欧洲的情况,不符合中国的情况。范老以《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为题,在1954年《历史研究》第三期发表论文,论述自己的主张。范老的意见,今天已经成为我国民族学研究领域的常识。但是,当时面对斯大林那样的大政治权威和理论权威,范老敢于以自己的学术观点来争鸣。这是真正的学者的勇敢。当时,有的学者严厉指责范文澜背离了斯大林学说,范老却始终不悔。范老的文章发表,引起了历史学领域关于汉民族形成问题的大讨论,推动了历史学的发展。
学术争鸣,要鼓励不同意见的学者、学派勇于发表自己的见解,参与争鸣。但这种争鸣不应该是轻率的,不应该是意气用事的,而必须建立在深入钻研的基础上。范文澜在1956年发表关于百家争鸣与史学的意见,他说,学有专长而争鸣是好的,长于教条而争鸣那就很不好,因为教条主义者的特征之一就是不肯多看看多想想,却急于一鸣惊人。他还说:“谁能对大的或较小的问题长期不倦地下苦功夫,谁就有可能经过数年而一鸣,或毕一生而一鸣,或师徒相传而一鸣,或集体合力而一鸣。这就是说,想在学术上一鸣,并不是什么容易事。”(范文澜:《“百家争鸣”和史学》,《学习》杂志,1956年7月号)不肯下苦功夫,随意发表意见,或者抱着教条主义态度企图一鸣惊人式的争鸣,像范老批评的那样,那只能叫做“潦岁蛙鸣”,那种雨后池塘里的青蛙鸣叫,噪音贯耳,与百家争鸣完全是两回事。因此,在开展百家争鸣的过程中,要有与人为善的心态,要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发表学术争鸣要以深入研究作基础,发表学术批评,也要以深入研究作基础。
这里我讲一点个人的经验。胡绳先生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大家,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院长。1997年,他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在人民出版社出了修订版。书出了以后,他要我写一篇书评。我在书评中充分肯定了修订版的贡献,充分肯定了胡绳宏观上把握中国近代史的非凡能力,但也指出了修订版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不仅指出原书中的错字未能改正,也根据我的研究指出了一些重要史实的错误。胡绳先生这时候已经80岁了,身体不大好,未能改正书中的错误是可以谅解的。但是我作为书评者,不指出书中的错误也是不对的。这篇书评,我送给胡绳先生过目,他只改了一两个字,同意发表。他还给我写信,要我提供有关史实的资料,供他参考。
再举一例,刘大年先生对于批评的态度。刘大年先生长期担任近代史研究所的领导,也是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大家。上世纪80年代初,刘大年发表了关于历史前进动力的论文,引起了不同的反应,有的青年学者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有一位青年学者引用自然科学中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所谓“三论”作支撑来批评刘大年。刘大年先生在答辩中,用非常专业的语言引用了20世纪以来自然科学的创造性发展成就,来证明自己的观点。由于他的引用非常专业,批评他的人难以措辞。
刘大年先生是学经学出身的人,没有学过自然科学。但他非常关心自然科学的发展。他在1947年在华北解放区负责组建北方大学工学院(北京理工大学的前身),网罗了许多自然科学家。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担任中国科学院党组成员、学术秘书处秘书、编译局副局长,与中国科学院的自然科学家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和良好的关系。他为了在文章中写出自然科学发展的话,给科学院的好几位科学家打了电话,征询意见。所以他的回答,是不外行的。
六、科学研究是创造性的劳动,科学家必须是最诚实的人,容不得半点造假的行为
学术是天下的公器,学术成果的发布就是向全世界公布,是要接受全世界的检验的,就要准备接受学术界的各种批评。学术成果要对学术界负责,要对历史和人民负责的。因此学术研究是一项神圣的事业,我们要对学术成果的发布抱着敬畏的心情,抱着敬慎敬惧的态度,要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精神。因此,对于学术研究来说,学风建设是第一位的。学术研究本身是一种创造,来不得半点虚假。要言人所未言,发人所未发。粗制滥造固然是对学术的大不敬,抄袭、剽窃,更是学者莫大的耻辱。我们看看中国和世界,那一个抄袭和剽窃的人,能够侥幸不被揭露呢?不是声名俱裂呢!?
今天各位写论文,可以从网络上搜集资料,这是信息社会发展的一个大进步。我要提醒各位,网络上的资料不一定都是可靠的,必须要花时间、花功夫去查证原始资料,求得研究资料的准确性。只有资料准确,你的研究结论才可能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另外,从网络上剪贴,很可能出现抄袭。如果不是故意抄袭,也可能产生抄袭的结果。各位千万要注意,学术研究不是建立在抄袭别人成果的基础上。学术研究要靠自己下苦功夫读书,要靠自己坐冷板凳,要靠自己冥思苦索,当然也要靠求师问道,与朋友探讨。抄袭、剽窃,是懒汉,是懦夫,是无能。总之,既想在学术上求得进步,就要远离抄袭,杜绝剽窃。
主持人点评:张教授的讲稿言辞恳切,对当前学术界存在的问题又直言不讳,我们从中体会到了一个真正学者的良知。为学者当如张教授所言,不为追名逐利,甘心在坐冷板凳中追求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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