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概是20年来被攻击最多的知识分子。没有人像我这样被这么大规模地攻击，而且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一轮。”汪晖说。不过，对于卷入这场旷日持久的论争，他自己并不后悔，“这也证明你触到了真实的问题，触动了某些敏感的神经。”
本刊记者/蔡如鹏
汪晖的办公室位于清华园的西南角，紧挨着围墙，非常安静。大约10年前，他离开中国社会科学院后，就一直在这里教书。然而，现实中他却难有清静——被认为是“新左派”领军人物的他，过去十多年，一直处于激烈的纷争之中。
接受采访那天，汪晖骑着辆半旧的自行车，背着个双肩包，自行车前的车筐里还装着一摞没拆封的书籍。“我不是什么‘领军人物’，既无这样的能力，也无这样的意愿。”他微笑着说，“我只是一个还算专注的研究者。”
汪晖没有留过学，英语却流利。因为从90年代初开始，他有近一半的时间都在世界不同国家讲学或研究，早已融入了国际学术圈。不过，他却认为中国不应全盘西化，反对过度私有化。很多自由主义者把中国当前的很多问题归咎于国内的政治体制，汪晖却不这么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有自己独特的历史脉络和路径，当代政治体制的危机是全球性的，因此需要从根本上思考克服政治体制与社会形式脱节的问题。”说这话时，他坐在一张典型的中式靠背椅上。
遭遇鲁迅
1959年，汪晖出生在扬州北郊的扬州师院，父亲是扬州市的干部，母亲是扬州师院的教师。由于母亲是外国文学教师的缘故，他很早就有机会读到一些19世纪欧洲和俄国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
汪晖的整个青少年时期都是在“文革”的氛围中度过的。那个时代，除了毛泽东的著作和语录之外，鲁迅的著作和言论大概是被引用最多的，他也读了许多鲁迅的作品。
中学毕业后，汪晖曾短暂地在扬州制罐厂和扬州线厂做过临时工，不久后赶上了恢复高考，便顺利地成为扬州师院中文系的一名大学生。之后他又考取了本校现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跟着导师章石承研究鲁迅文学。这个研究方向一直延续到1988年博士毕业。
80年代是一个充满着“茫然思索和反叛情绪”的时期。当时，鲁迅研究界深受“文革”后对毛泽东个人崇拜批判的影响，撤除“鲁迅圣殿”“还原一个人间鲁迅”成为那个时代鲁迅研究的主流。“我正是在那样一种怀疑和重建的氛围中与鲁迅遭遇的。”汪晖说。
1985年，为了继续鲁迅文学的研究，25岁的汪晖来到北京，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跟随唐唐弢攻读现代文学博士研究生。80年代中后期的北京，思想文化空前活跃。当时，很多知识分子深受那个时代“启蒙运动”的影响，许多人日后都成为自由主义的坚定捍卫者，但同样来自这一潮流之中的汪晖，如今看来像是个例外。
在北京生活的最初几年，汪晖一方面感受到地处文化中心的知识者们的宽阔视野和活跃的理论探索，但另一面又“对这个氛围中的一些夸张的、自我中心的习惯感到不适应”。他虽然当时也参与北京文化圈的一些讨论，但“心态上与周围的环境一直是比较疏离”，更多的时候，他都沉浸在鲁迅的世界里。
在他看来，鲁迅的文学和思想世界里弥漫着的那种混合着地狱和天堂气息、纠缠着绝望与希望的氛围，对他而言是一种真正的启蒙。“我第一次感觉到了心灵的深度和被压抑的激情所具有的魅力。”
精英的自我反思
1988年春，在完成博士论文《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后，汪晖留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工作。那年年底，为了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他开始撰写《预言与危机——中国现代历史中的“五四”启蒙运动》一文，旨在分析“五四”得以形成的思想的和社会的条件，以及这个文化运动最终解体的内在思想矛盾。
这个时期，他的研究兴趣已经从鲁迅转向了现代中国思想史的研究。谈起这次学术转型，汪晖说，部分原因是与学术研究本身的脉络有关——“鲁迅是一个文学家，但也是一个思想家，他和现代中国革命和变革的历史联系在一起，所以要研究他就不可能不研究思想问题”。而另一个更直接的动力，则来自于他对当代问题的兴趣。
当汪晖对“五四”运动进行研究时，也融入了他对当时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的思考。而他对自己所处时代的思考又深受鲁迅的影响：一方面，后者及其作品是“五四”时代启蒙思想和文学运动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是对启蒙主题的一个内在的和深刻的批判。
在《预言与危机》中，汪晖发现八十年代思想虽然高度活跃，但和70年前非常类似，也蕴含着很强的危机和自我解构的因素。“然而，在启蒙思潮之中表达对启蒙的怀疑，并不是那个时代的潮流。”他说。
1989年，就在这篇文章发表之际，一场震动爆发了。
虽然已有所预感，但这样的结局还是给了不到30岁的汪晖很大的震动。
1990年5月，汪晖被送到陕西秦岭深处的山阳县工作和锻炼，那是中国最穷的地区之一。汪晖很快就发现，与北京相比，那是另一个版本的中国。由于人民公社的解体，当地政府很难对乡村进行组织和管理，社会处于严重失序的状态，犯罪率极高。土地分配产生的纠纷经常引发暴力冲突，男人们赌博，打老婆和女儿，甚至卖掉她们。监狱的空间不够用，只好租用小学的教室来关押罪犯。
“在北京，我们都以为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在北京精英们的讨论中，这些问题连影子都没有。”汪晖说，“我发现我们自己太精英化了。”
在陕西农村的这段生活，让汪晖对公社制解体后农村社会组织的危机有了比较真实的了解。而当地农民生活与北京生活之间的鲜明对比，也不能不引起他对中国问题的再思考。他说，这个思考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我批判式的。
十个月后，汪晖回到北京，继续自己的学术生活。
不久，他开始与陈平原、王守常合作主编《学人》丛刊。他先后发表了关于章太炎、严复、陈独秀、胡适、吴稚晖、梁启超等现代思想家的专题论文。这些文章也反映了他试图从历史中去思考现实的努力。他曾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在1990年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里，我和朋友们都处于一种重新理解我们的社会、重新确立我们的认同的焦虑之中。”
海外游牧学术
1993年春，应李欧梵的邀请，汪晖先去哈佛、后往洛杉矶担任博士后研究员。在这期间，他对当代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个研究视野，即将思想的内在视野与历史社会学的方法有机结合。
从这个时候开始，汪晖逐步对以往的研究做了两点调整：第一是将自己的历史研究放置在“反思现代性”的理论框架中进行综合的分析和思考;第二是力图将社会史的视野和思想史研究结合起来。做出这些调整，除了与他的研究有关外，在很大程度上也源自现实社会的影响。
1993年10月，俄罗斯发生了总统叶利钦命令军队炮轰议会的事件。此前，中国知识分子对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开始的民主化进程有着各种解读，而这一武力事件让汪晖开始反思私有化改革。
当时，中国正在大规模地推进市场改革，在高速发展的过程中，新一轮权力市场化也以极为惊人的方式呈现在人们面前。汪晖说，对这一过程进行分析，其实也是重新思考我们的历史遗产。
1996年底至1997年底，汪晖在香港中文大学做访问研究。当时正逢香港回归，对香港问题的近距离观察，也让他获得了一个重新理解中国问题和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机会。期间，他与历史学家佩里·安德森有过多次讨论，后者是英国著名左翼知识分子、《新左翼评论》主编和灵魂人物。安德森对当代世界的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为他重新整理自己的思想提供了帮助。
2000年之后，汪晖又先后在华盛顿大学、柏林高等研究所、哥伦比亚大学、博洛尼亚大学、东京大学、斯坦福大学等学校和研究机构讲学和研究。此后他的足迹遍及非洲、拉丁美洲、南亚和东南亚。
在这种“游牧式”的学术生活中，汪晖的阅读方式基本上是沿着研究和思考的问题走，不局限于一个领域、一个取向。不过，在阅读的过程中，他不能摆脱的问题，仍然是这些理论与中国历史的关系。
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汪晖先后撰写了《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科学主义与社会理论的几个问题》等文章。这些论文从不同方面回应当代社会面临的危机、寻找“另类选择”的可能性。在后一篇文章中，他还从历史和理论的层面，对当代新自由主义问题做了一个批判性分析。
在他看来，无论是中国改革的成就，还是中国改革带来的某些社会危机，都证明新自由主义的激进姿态包含着最保守的政治含义。当中国知识分子将希望寄托在这个新自由主义的市场计划以及价值观之上时，恰恰丧失了对当代进程的理解和批判的能力。为了说明这些理论观点，他甚至撰写了《改制与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命运》这样的调查报告。
这些文章所表现出的取向，正是他在1997年之后卷入中国知识界的大论战的内在动力。
在纷争的暴风眼中
1996年初，汪晖接任《读书》杂志的执行主编。这份在中国知识界影响极大的刊物此前多以文化评论为主，政治上并不激进。汪晖接手后，即开始把杂志过去从来不讨论的一些现实问题带入其中，这些问题包括三农问题、国企改革、亚洲问题、战争与革命、金融危机、恐怖主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女性主义、生态危机、法律与民主等等。
汪晖说，他希望将《读书》改造成一个能够激发更为广泛的关心和讨论的公共论坛，“一个跨越边界的知识的和思想的空间”。
尽管《读书》发表了各种不同观点的文章，但刊物的转变还是引起了许多自由主义学者的不满，他们指责《读书》成了“新左派”的大本营。在《读书》的推动下，一系列引发对中国改革的路径选择的激烈争论，在更大的范围内展开。汪晖于1997年发表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被认为是触发90年代思想大论战的契机。
在该文中，汪晖对当代中国思想界状况进行了总体性的分析，批判了“作为现代化意识形态的启蒙主义以及当代形态”，提出应该“在新的全球条件下重新思考中国的发展模式”。文章对中国知识界的传统马克思主义、新启蒙主义、经济自由主义、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问题、后现代主义、全球化问题以及现代化理论的批评，也成为日后“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争论的主要话题。
“我一向平静的学术生活从此卷入了前所未有的思想风暴之中，至今没有停息。”汪晖说。随着争论加剧，一些言论开始超出学术批判和思想争论的范围，甚至演变为人身攻击。此后的长江《读书》奖事件(2000年)、《读书》换帅风波(2007年)、汪晖“抄袭”事件(2010年)几乎每一次都不再是单纯的学术事件。
不论是批评，还是指责，甚至是攻击，汪晖常常保持缄默。他也极少接受媒体采访。
“我大概是20年来被攻击最多的知识分子。”汪晖说，“没有人像我这样被这么大规模地攻击，而且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一轮。”不过，对于卷入这场旷日持久的论争，他就自己并不后悔，“每一次攻击中都包含了阴暗的情绪和人事因素，但如此持久和大规模的攻击，也证明你触到了真实的问题，触动了某些敏感的神经，否则就不会有这么庞大的势力被动员起来围剿一个无权无势的学者。”
反对者们认为，汪晖对现代化、全球化的批判是与历史潮流相违背的，是在为集权政治辩护。
而汪晖自己的说法是，就像80年代时那样，他对“潮流”始终抱着怀疑的态度。他说，他并非刻意要做出反潮流的样子，这是思考的结果。他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批评和反省不会比他的对手更少，但他绝不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替换来解决。
汪晖认为，在这场争论中，很多自命为改革者的人其实心灵很封闭，他们搞不清楚什么是真正的问题，也不愿意理解论敌的论题到底是什么。“这是些死胡同里的知识分子。”他抱怨说，十几年来，他们说的问题还是同一个问题，没有任何变化，不但不肯去追踪真正的新问题，甚至对于他们关心的老问题在当代的变异也缺乏敏感。“这种现象相当普遍，我认为这才是今天中国思想界最严重的危机。★
汪晖
生于1959年，江苏扬州人。1988年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博士学位，随后分配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1991年与友人共同创办《学人》丛刊，1996年起担任《读书》杂志主编(2007年卸任)，2002年受聘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我不愿被任何标签束缚”
本刊记者/蔡如鹏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中国新闻周刊：很多人习惯称你是“新左派”，你自己好像不太喜欢这个称谓?
汪晖：我不喜欢被归类，也不喜欢标签，虽然最终也证明摆脱不了(笑)。我不否认存在左右的分化，并不害怕也不拒绝“左”这个词，但不愿意被标签束缚。对于思想者来说，被标签化是很无聊了。喜欢标签化的，是那些媒体知识分子。有些人用这个词是为了以最荒谬的方式将你的讨论等同于无法展开论述的“文革”，从根本上取消你说话的合法性;而另一些人只是热衷于“纸糊的假冠”，根本不关心你讨论什么问题。在这样的氛围中，标签又有什么意义呢?
中国新闻周刊：你似乎更愿意把自己定位为“批判的知识分子”?
汪晖：我提出批判知识分子的看法是针对90年代，特别是中后期的思想争论。批判不等同于简单地否定，批判也包含着建设，包含着创造性，没有一个批判性的检讨和思考，你很难去讨论创造性。我不赞成将批判与建设对立起来的看法。除了自我定位，批判的知识分子也意味着自我反思，不要总是说这个人不对那个人不对。但我说的自我反思不只是一个道德态度，而且也是一种思想能力，是要通过具体的研究来呈现的。
中国新闻周刊：你的大学、研究生阶段几乎贯穿了整个1980年代，而在那个“启蒙时代”成长起来的很多年轻人后来都成为自由主义者。为什么你是个例外?
汪晖：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是个例外。1980年代是一个复杂的年代。我在扬州读书的时候，身边的老师和老一代人多半是做传统学问的，到北京后，老师们也多为老一代，但年轻一代中流行的都是西方的东西。我也浸染其中，但在两代人之间，我的思考与活跃在前台的人的看法有差别恐怕也很自然。那时，我正在做鲁迅研究。鲁迅一直是对自己的时代抱着一种怀疑的人。不经过对抗和切身经验的检验，他不轻易相信潮流。或许，我跟那个时代的对话既是潮流的一部分，又包含了一个反思的过程。
今天，80年代已经成为很多人怀旧的对象。那是一个青春勃发的、混乱的时代，但我没有那么怀旧。我一直觉得80年代隐含的危机是早就在那儿的。从思想的角度说，那时流行的许多命题、说法、概念，到90年代之后就灰飞烟灭了，这不就多少说明，那个时代未能提供更加有力的理解我们时代的思想吗?
中国新闻周刊：你在扬州读书时，老一代学者给了你很大的影响?
汪晖：对。我们那一届学生的幸运之处就是还能够亲聆老一代学者的教诲。由于各种原因，许多老一代人失去了传道授业的大好时光，但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的前期，他们重登讲台。那是他们“凋谢”之前的最后一次绽放。他们不是80年代的时代英雄，但这个时代的底蕴是由他们奠定的。
一方面，我多少在他们身上学到了一些传统的学问，另一方面，则是学到他们知人论事、看待这个世界的一些方式。那一代人是在“五四”前后成长起来的，经历了民国时代的动荡、战争和分裂，也经历了新中国诞生后的很多变迁，这些尚未凝聚为理论的形态，却体现在他们的学术训练和解释历史的方式之中。这一代人的历史观点凝聚了20世纪中国的各种经验、矛盾和冲突。这一点，我年轻的时候并不完全理解，随着自己的成长才慢慢有所体会。
很多人对80年代的回忆是以我们这一代或者稍早一点的一代人为中心的，这并不错;但在80年代中期以前，在许多领域，很多重大的问题，是由老一代人率先提出来的。这一点几乎被遗忘了。
中国新闻周刊：你在扬州生活了整整25年，那个环境给你留下什么影响?
汪晖：家乡是无可替代的。一个人最初的经验、情感、友谊等等无不是在这个环境中形成。
中国文明是由许多地方性的传统构成的。所谓地方性的文化，它的形成也并不只是地方的，相反，地方性文化也是在流动中逐渐凝聚起来的。到北京以后，我渐渐发现，有没有一个地方的视野来理解我们自己的环境、理解中国，还是挺重要的。如果你一开始就处在中心，就不大容易有这个感觉。就跟我们看历史一样，有很多幽暗的地方。如果你总是盯着舞台上的事情，聚焦于几个灯光下的人物，对于一个时代、对于历史、对于很多东西的理解都失之于浅。要是能够在幽暗处看到很多人看不到的东西，你对历史的理解就会有所不同。
不仅是学术，我觉得思考当代问题也是这样。例如，你讨论中国的变迁，除了观察沿海和中心地区，最好也要去看看这一轮发展在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效果是怎样的;你要讨论政治制度的前景，除了在西方与中国之间比较，最好也要看看亚洲周边、非洲和拉美的经验。那个时候，好的东西就有点幽暗，而在幽暗的地方又突显了另一些你自己习焉不察的、值得探索的经验。1990年，我在商洛山，忽然发觉那是一个观察北京的好地方。
我并不是说中心不好，但边缘的经验往往会给你理解世界找到一个重要的方法。比如鲁迅,他从年轻时代起，就不停地“走异路，逃异地”，但在他对历史和现实的解释中，与其说是东京、北京，不如说是他创造的鲁镇，构成了他理解中国的方法。如果没有对于绍兴的经验，你甚至很难理解他对中国的理解;但这个所谓绍兴的经验，早已不是所谓地方性的知识了。那里凝聚了他在日后生活中所积累起来的各种经验、感觉和观察。
中国新闻周刊：80年代中后期中国思想界发生了大论战，你是那场论战的主要学者之一。回头再看，那是个什么样的年代?
汪晖：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还有今天，是一个更需要独立思考的时代。在80年代，由上而下的改革与由知识精英推动的启蒙，共同构成了一个潮流;在这个潮流中涌现了许多著名的知识分子、作家等。但为什么到了90年代很多人不是失语，就是丧失了创造力?就是因为在80年代，你只要顺着那个潮流走就会显得还是挺有思想的，可是90年代如果你没有一个真正独立的思索，是不会有什么思想可言的。在潮流中，也意味着你被潮流裹挟;你以为占据了潮头，其实不过是随波逐流。
中国新闻周刊：有人说你的很多观点和言论，是在为体制辩护?
汪晖：从90年代开始，只要不同于所谓主流的观点，媒体知识分子就会用“为体制辩护”加以否定。我在《代表性断裂：再论“什么的平等”?》及相关的文章中，论述遍布当代政治制度的危机，指出代表性断裂正是这一制度危机的症候。我丝毫没有低估中国政治制度、包括政党体制面临的挑战和困境，但并不像这些媒体知识分子那样，将他们心仪的西方政党制度设定为改革的目标。
今天中国政党制度所面临的挑战和危机，发生在全球化这样一个独特的情境里面，它所面对的问题跟西方政治制度有很相似的地方。在日本，在欧洲，在印度，也在中国，政治讨论的中心问题之一，都涉及政党政治，但这些国家的政治形式是极不一样的，为什么如此?正由于此，我们需要探讨为什么在冷战时代处于对立位置的政治形式会面临一些相似的危机。
用一种冷战式的眼光打量中国的政治体制，不但无法从我们的历史道路中汲取经验和教训，而且也会将当代世界面临的问题全部归结为中国的特殊性，即中国的一切问题都是由中国传统、中国革命、中国的社会主义历史造成的。这种认识方式带有极大的盲目性，无助于我们诊断当代中国面临的各种新问题，以及发生了变异的老问题。就我个人而言，我重视中国的独特性，又反对将中国问题特殊化。
中国新闻周刊：你很少回应别人对你的批评，为什么?
汪晖：如果这些批评击中了要害，就有必要回应，包括自我的检讨和自我批评。但许多人是先举起一个牌子，对论敌加以命名，再对那个牌子加以攻击，你不知道他是在批评他自己举起的牌子，还是在攻击他的论敌。这样的批评是垃圾，很多媒体辩论就充斥了这样的垃圾。有些所谓“自由主义者”觉得站在这块牌子下就足够正确了。
从90年代以来，我大概算是当代中国被攻击最多的人，那些攻击称得上是批评吗?刊载那些攻击性言论的媒体算得上是公共空间吗?与其去回应这样的“批评”，倒不如去分析这些现象本身。★
汪晖的著作
《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1990)、《无地彷徨：“五四”及其回声》(1994)、《汪晖自选集》(1998)、《死火重温》(2000)、《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2005)等。编有《文化与公共性》、《发展的幻象》等。近年来，汪晖出版的《去政治化的政治》《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及有关“代表性断裂”的研究，受国内外学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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