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公民国家”亟须认知整合

　　“公民国家”亟须认知整合

　　——张文木接受《大公报》采访

　　来源：《大公报》2006年7月24日

　　炎炎夏日，著名战略问题专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张文木，在家中接受了大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张文木向记者介绍了其最近研究成果《当代中国社会多元认识的国家整合》。他认为：中国公民国家正在形成中，由此产生中国社会认知的多元分化，需要在“公民国家”层面进行整合。\大公报记者 吴斌

　　张文木说，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中国正在形成一个全新的、基于人民法权的“公民国家”，中国实现了从阶级成分到公民身份的转变，这是中国人权事业的重大变化，也是近现代国家转型的一般规律。

　　张文木认为，在当今的中国，公民的主体还是占人口百分之八九十的工人农民，因此，公民权利首先是工人和农民的权利，“公民国家”的底色，仍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

　　国家合法性来自人民

　　“中国的发展，也在重复欧美国家在市场经济早期出现过的经济发展和两极分化『分裂式并进』的历史过程”，张文木语重心长地告诉记者：中国在建设公民国家过程中，将有产者纳入国家建设力量的同时，切不可得鱼忘筌，坐视反映社会不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数不断扩大，而将无产者即工人农民逐出国家“命运共同体”。否则，一旦社会两极分化突破底线，“公民矛盾”就会重新演变成“阶级矛盾”。这不应是中国改革的方向。

　　张文木说，对当今中国而言，工农联盟及由此产生的以工农为主体的人民的支持，仍然是中国国家政权确定其“合法性”的政治基础。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首先考虑多数人，首先是工人、农民的利益，如此方能保证中国“公民国家”的健康发展，这也是构建和实现和谐社会的前提。国家的“合法性”永远要来自它的人民性。

　　公平失衡令认知分化

　　张文木指出，在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中，中国的社会认知发生了四方面的分化：一是自由主义意识，二是公民权利意识，三是民族主义意识，四是阶级斗争意识。这四种意识都有其合理的价值，摒除它们的片面和极端形式，它们的共同点在于承认国家是中国人的命运共同体。

　　“经济与政治的不平衡发展，是造成目前中国社会认知多元分化的主要原因。”张文木说，从计划经济转入市场经济，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发生的最重要变化。随之而来的，是社会公平的天平日益失衡。最终导致了社会认知在原有基础上发生了分化。

　　在国家层面整合认知

　　张文木认为，社会认知在“公民国家”层面整合，较之于在“公民社会”层面整合，更有利于公民凝聚力的形成。它不仅消除了将“社会”与“国家” 对立起来的──实际上是将不可分割的“公民权利”与“公民义务”割裂开来的──潜意识，同时还消除了绝对“人权”和绝对“民族自决权”的概念，从而在理论基础上摒弃了绝对自由主义和绝对民族主义的主张。

　　为什么这么说呢?张文木解释说，这是因为在公民国家制度中，公民权成了人权的实现形式，国家主权成了民族自决权的实现形式。例如，“宗教自由”即宗教自决权是人权的内容之一，但由于信徒的公民身份，其无限的宗教自决权便转化为必须服从其公民权的有限宗教自决权，也就是说，其宗教行为必须以效忠国家为前提，并由此换得国家对其宗教自决权的依法保护。

　　“民族分裂”概念欠妥

　　张文木指出，在公民国家中，“民族”概念已转化成一个文化的而非政治的概念。

　　他特别提到，中国已制定了《反分裂国家法》，可同时又不当地用“民族分裂”概念来表达国家分裂的内容：同样性质的问题，在东部台海地区称“分裂国家”，而在西部地区则称“民族分裂”，这在法权逻辑上是矛盾的。从法权的角度分析，在国家主权确定的条件下，“民族分裂”并不能准确地表述“分裂国家”的含义。因为民族分合并不是一个法权或者说主权再造的过程，而是一个文化再造的过程。比方说，一个人今天可以说自己是汉族，明天可以说自己是其它民族，这里只形成了新的文化类型，但这并不触及法律;但一个人要说自己不是中国公民或要分裂国家主权，那就要触犯法律了。“民族自治”只应是一个国家区域行政的概念，而不应是一个特定民族的行政概念。

　　张文木说，国家主权是属于现代法权范畴，中国的社会认知定性与整合也应该基于现代法权的逻辑。相反，如果中国采取“民族分裂”来表述少数人利用民族问题来“分裂国家”的行为，那就会将少数人的叛国行为混淆为民族宗教行为，将少数人的政治行为与整个民族的宗教文化活动混为一谈，将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混为一谈。由此，张文木认为，在维护祖国统一方面，用“分裂国家”概念代替“民族分裂”概念更为科学，从这个意义上说，《反分裂国家法》不仅仅适用于台湾地区，同样也适用于中国任何一个地区。

　　公民权应高于人权

　　张文木又强调，从现代法权的角度分析，当人权与公民权冲突时，公民权高于人权。

　　为什么说公民权高于人权呢?张文木认为，因为这时的个人自决权，为了获得国家保护，已在建国时自觉地让渡给国家，并由此形成公民权。当宗教权利和义务与公民权利和义务发生冲突时，公民权利和义务高于宗教权利和义务，国家只依法保护履行纳税和效忠国家等义务的公民的宗教选择;同样，国家建立后“民族自决权”便自动消亡，当民族选择权与国家主权冲突时，国家主权高于民族选择权。

　　“历史经验表明：强大的国家，一定是对国内意识形态有高度整合力的国家。”在结束采访之时，张文木特别强调，建立新时期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点的、多元一体的社会认知，是可能和必要的，目的在于更好地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反之，如果任由社会认知分化继续扩大，则将面临社会动荡的大危险。(《大公报》记者：吴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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