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根本上讲，也就是毛泽东在1961年3月23日提出的：做领导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亲身的调查研究去解决问题，当然，首要的前提是要做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在群众路线与党风建设问题上强调了以往的许多优良传统，提出了一些新的思想，对于纠正“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抵制“左”倾思潮，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领导干部“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
1957年3月20日，毛泽东在一次党员会议上指出党员队伍中存在倾向性的问题，“革命胜利了，有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热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过去跟敌人打仗时的那种拼命精神少了，而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争名夺利，这些东西多起来了。”4月19日，毛泽东又指出，一个时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内部还存在着国民党作风，即把人民当敌人，采取打击压迫方法，所谓人民民主，所谓群众路线，所谓和群众打成一片，所谓关心群众疾苦，对于这些人来说，只是骗人的空话，即是说党内有一部分人存在着反动的反人民的思想作风。这些风气与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性质和宗旨是格格不入的，是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1958年5月20日，毛泽东又指出：“有些干部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靠资格吃饭，做了官，特别是做了大官，就不愿意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是一种很恶劣的现象。”
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在认识到上述问题严重性的同时，开始不断采取措施加以纠正。1957年4月，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并以中央的名义下发了限期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讨论执行情况报告中央的指示。1958年1月，毛泽东指出，中央和省、直属市、自治区两级党委的委员，除了生病的和年老的以外，一年一定要有四个月的时间轮流离开办公室，到下面去作调查研究，开会，到处跑。应当采取走马观花、下马观花两种方法。哪怕到一个地方谈三四个小时就走也好。1958年5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特别强调：领导干部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应该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和纯粹的人民本位思想。“如果大多数干部能够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那么这少数干部就会被孤立，就可以改变官僚主义的习气。……谁有真理就服从谁，不管是挑大粪的也好，挖煤炭的也好，扫街的也好，贫苦农民也好，只要真理在他们手里，就要服从他们。”
领导干部要“从事可能胜任的一小部分体力劳动”
1957年4月27日，毛泽东提倡县、区、乡三级党政干部，凡能劳动的，每年抽一部分时间下田劳动，从事一小部分体力劳动。县以上各级党政军主要干部(不是一般干部)，凡能劳动的也要这样做。这是因为如果党的干部“每年以一部分时间，分别下田、下工厂、下矿山、下工地或者到其他场所，和工人农民一道从事可能胜任的一小部分体力劳动(哪怕是很少一点)。这样一来，党和群众就打成一片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老爷作风，就可以大为减少，面目一新。”同日，中央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示强调：“为了加强党同广大劳动人民的联系，彻底改变许多领导人员脱离群众的现象，在进行整风运动的同时，应该在全党提倡各级党政军有劳动力的主要领导人员以一部分时间同工人农民一起参加体力劳动的办法，并且使这个办法逐步地形成为一种永久的制度。” “目前党的任务，除了进行整风学习，提高党内思想认识、改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以外，还要在实际生活中完全保持和发扬我们党的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并且着手进一步建立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人员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根本制度，使领导者同群众打成一片，使人民内部的关系面貌一新，使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老爷架子，大大减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了在党内推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政治意义，并且有了形成制度的想法。
5月10日，中共中央再次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一九五七年五月十日)》。指示指出，现在有不少同志受旧社会剥削阶级的思想影响，忘记过去的这种优良传统，看不起体力劳动，滋长了一种贪图名利地位的习气。这是非常危险的倾向。党必须同这种倾向进行坚决的斗争。因而中央要求：“要把我国建成为一个伟大社会主义的具有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的国家，就必须继续发扬我们党联系群众、艰苦奋斗的传统。各级的领导干部参加一部分体力劳动，使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逐步结合，就是发扬这个优良传统的一个制度。”要求党的各级机关“一定要走群众路线，充分发动群众自己起来纠正干部的‘五风’不正，反对恩赐观点”，让干部真正学懂政策，把政策交给群众，放手发动群众，整风整社。
1960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批转《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的批示中，以苏联经济为鉴戒，对我国的社会主义企业的管理工作作了科学的总结，强调要实行民主管理，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即“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制度。当时，毛泽东把“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制度称之为“鞍钢宪法”，使之与苏联的“马钢宪法”（指以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联合工厂经验为代表的苏联一长制管理方法）相对立，探索适合中国工业发展道路的工业发展道路。在当代中国，甚至在国际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党的建设的角度看，这是党在这一时期探索出的一条党密切联系群众的路径。
“种试验田是一种彻底克服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方法”
1957年11月29日，湖北省委在向中央报告各级领导的思想作风时指出，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以后，农村干部的思想作风有了显著的改善，这是与干部下放、干部参加生产领导生产，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亲自动手种实验田有密切的关系。报告认为干部种实验田“是一个有意义的创造，这对于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实现党对农业生产的具体领导，起着决定的作用”。而红安县创造的领导干部种试验田的方法，即红安领导干部与技术员、当地农民三结合进行科学种田的办法，经《人民日报》报道后引起了全国的关注。红安广大党员干部参加和领导生产的办法，毛泽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红安的办法好得很!”
这一做法不仅在农业领域得到了推广，而且被中央决策部门吸收用在了工业以及其他部门当中。1958年1月中央下发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指出，在乡村是试验田，在城市可以抓先进的厂矿、车间、工区和工段。总之，普遍推广试验田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领导方法。1958年2月14日，中共中央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普遍推行种试验田的经验的通知》。通知指出：种试验田是一种彻底克服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方法。它可以打掉官风，使干部真正到群众中间去领导群众。它可以使干部走上“又红又专”的道路，实现政治和技术的统一。因此，在全国各地区各方面普遍推行种试验田的经验，是完成党的整风任务的基本关键之一。除了从事农业工作的干部应该普遍种试验田以外，从事工业工作、交通运输工作、财政贸易工作、文化教育工作以及其他领导工作的同志，也应该认真研究种试验田的方法，联系本身工作特点，得出必要结论，以便打掉官风，逐步达到又红又专的目的。这样，干部种实验田就从农业领域推广到全国各行各业中去。令人遗憾的是，全国开始了“大跃进”运动，从而使干部种试验田这个好的做法在社会上流于形式，没有起到应有的积极作用。
有人认为领导干部种试验田助长了“五风”的弥漫，则是没有领会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群众路线的实质。中央之所以要求这样做，是因为这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要求。在毛泽东看来，认识问题的基本路径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下决心长期下去蹲点，就能听到群众的呼声，就能从实践中逐步地认识客观真理，变为主观真理，然后再回到实践中去，看是不是行得通。如果行不通，则必须重新向群众的实践请教。这样就可以解决框框问题，即教条主义问题了，就可以不信迷信了。”
“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针对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了详细阐述。其中一个重要观点是从六亿人口的实际出发提出了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指出：“无论粮食问题，灾荒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各种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问题，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其他各项问题，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作出各种适当的安排。决不可以嫌人多，嫌人落后，嫌事情麻烦难办，推出门外了事。”这种统筹兼顾已经是站在全局的高度处理问题了，而要能够做到统筹兼顾，更为重要的是要在战略上考虑到综合平衡。
1958年11月,毛泽东在中共云南省委关于肿病死人情况的报告时指出，“在我们对于人民生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缺少关心，注意不足，照顾不周(这在现时几乎普遍存在)的时候，不能专门责怪别人，同我们对于工作任务提得太重，密切有关。千钧重担压下去，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干，少干一点就被叫作‘右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导片面性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因此，需要在安排计划的时候，要留有余地，要生活、建设两条腿走路。 1958年11月，毛泽东指出，现在横竖要放“卫星”，争名誉，就造假。现在的严重问题是，不仅下面作假，而且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这就危险。经济事业要越搞越细密，越搞越实际越科学。这跟作诗不一样，要懂得作诗和办经济事业的区别。经济建设是科学，要老老实实学习。搞社会主义，很重要的问题是综合平衡。其实，说到底大跃进的教训就是处于领导岗位的人没有很好地做到主观符合客观，做到统筹兼顾、搞好综合平衡。
1959年6月，毛泽东在庐山会议期间，谈到了国内形势的基本问题是综合平衡和群众路线。“在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主要缺点是没有搞平衡。说了两条腿走路、并举，实际上还是没有兼顾。”在毛泽东看来，既然在过去的一年中没有搞平衡，也就没有了群众路线。所以他在庐山会议上讲到群众路线的问题时，才重重地打了个问号。毛泽东深知“企业和企业之间，企业内部车间和车间、小组和小组、个人和个人之间，都是不平衡的。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观规律。从不平衡到平衡，又从平衡到不平衡，循环不已，永远如此，但是每一循环都进到高的一级。不平衡是经常的，绝对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如何达到综合平衡，仅有好的初衷还是不够的，还要能沉下心来实事求是地进行调查研究。作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要能够虚心学习外省、外市、外区优良经验，以便和本省、本市、本区、本单位的情况结合起来。毛泽东认为，这是发展我国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军事、党务的重要方法之一。从根本上讲，也就是毛泽东在1961年3月23日提出的：做领导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亲身的调查研究去解决问题，当然，首要的前提是要做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
为人民服务是群众路线的根本追求
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思想在新中国成立后得到了理论和实践的重视。1957年3月19日，毛泽东在为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准备的讲话提纲再次强调了“为工农服务，与群众打成一片”的重要性，认为党员应该争取百分之七十下乡，干部要经常下乡。20日，毛泽东在济南党员干部会议上指出：“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思想有一个根本的要求，即从事所有的工作的目标和根本追求都是为人民服务。1949年11月27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工程学校题写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九个苍劲有力的大字;1950年年初,毛泽东在苏联接见革命烈士后代郭志成时,挥笔写下了“为人民服务”;1950年7月，毛泽东在勉励卫士长李银桥时，为他写了“努力学习，学好后再做工作，为人民服务”的勉励话语;1960年冬,毛泽东为辽宁公安干部杨颖题写了“实事求是,努力为人民服务”;1964年,毛泽东为人民大会堂工作人员题词“勤学苦练,为人民服务”;1965年5月,毛泽东为湖南省委接待处工作人员郭国群题词“加强学习,力求进步,好好为人民服务”;1965年7月，毛泽东为人民大会堂工作人员高殿英题词“好好学习，努力为人民服务”;这年8月，他挥笔为庐山疗养院钟学坤题词“学习白求恩,学习雷锋，为人民服务”;同年9月15日,毛泽东为庆祝人民广播事业创建20周年题词“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毛泽东之所以在众多场合屡次题写为人民服务，其深意在于以此来正面倡导党的群众路线，纠正不良社会风气，以提升党的队伍的纯洁性。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思想构成了这一时期两种倾向中的正确方面，由于它日益被“左”倾错误思潮所掩盖，其重要性没有被充分认识。这一时期，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思想在不断地纠正过激、过火的“左”倾思潮和行动中得以丰富和发展。它在方法上贯彻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根本上体现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思想观点。它既是作为“左”倾思潮的对立物出现，又是在吸收了人民群众的实践和智慧的基础上形成的，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思想取得新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在今天党的建设中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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