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作风关乎人心向背，关乎党的生死存亡。长期的中国革命实践一再表明：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作风是披荆斩棘、克难攻坚、创造辉煌、赢得胜利的重要法宝。伟大的延安精神即由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作风孕育、锻造、砥砺而成。
第一、延安精神与党的优良作风的科学内涵、主要内容
一、延安精神的科学内涵和主要内容
一提起延安,人们都会感到格外亲切。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中，延安时期是一个创造辉煌业绩的“黄金时代”;更为核心的一点即是宝塔山下，延水河畔，产生了伟大的延安精神。
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革命实践中培养和发展起来的革命精神。世人熟知并公认的抗大精神、整风精神、南泥湾精神和白求恩精神、张思德精神等是延安精神的原生形态和表现形式。延安精神的灵魂是坚持坚定正确政治方向的革命精神，延安精神的基石是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延安精神的本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精神，延安精神的标志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长期以来，人们对延安精神的内容表述形式可谓精彩纷呈。经反复查阅资料，本着“原生态”、权威和详尽的原则，我归纳出如下三个版本：
(一)最原始的表述
1942年12月21日，毛泽东同志所作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书面报告由贺龙同志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传达。报告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与此同时，毛泽东在报告中对延安县同志们在领导群众开荒生产，组织变工队，安置移民和教育改造落后农民等工作中所取得的优异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
毛泽东同志在报告中写到：“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完全是布尔什维克的精神。他们的态度是积极的，在他们的思想中、行动中，没有丝毫消极态度。他们完全不怕困难，他们像生龙活虎一般能够征服一切困难。我们看，延安同志们对于工作是怎样充满了负责精神的:‘一九四二年农具贷款放迟了一个时期，早一天早开多少荒地!’‘抓紧时间，迅速解决各种问题是必要的，迟一天少开多少荒地!’‘制定每个农户的生产计划。’‘领导上抓得紧，检查严，对于完成任务是有决定作用的。’这种精神，对于那些一遇困难就唉声叹气，就缩手缩脚的人们，对于那些办事不认真，得过且过，敷衍了事的人们，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在这种精神下，延安同志们没有一件事不是实事求是的。他们对于他们所领导的延安全县人民群众的情绪、要求及各种具体情况是充分了解的，他们完全和群众打成一片，他们有很好的调查研究工作，因而他们就学会了马克思主义的领导群众的艺术，他们完全没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与党八股。这种情形，对于那些处理问题不根据群众要求而根据主观想像的主观主义者，对于那些完全不作调查研究，工作三年五载、下情一点不知的官僚主义者，又是怎么样呢?岂不又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吗!我们希望全边区的同志都有延安同志这样的精神，这样的工作态度，这样的和群众打成一片，这样的调查研究工作，因而也学会领导群众克服困难的马克思主义的艺术，使我们的工作无往而不胜利。边区各县同志中像延安同志这样或差不多这样的人是不少的，我们希望这些同志的模范经验，能够很快地推广到一切县、区、乡里去。” [1]
在这次高干会上，中共西北局共奖励了22位领导干部。其中延安县就有4位，他们是县委书记张丕年，县长刘秉温，四科科长胡启林，南区合作社主任刘建章。毛泽东给王丕年、刘秉温的题词都是“善于领导群众”;给胡启林的题词是“无限忠心”;给刘建章的题词是“合作社的模范”。受奖的3个单位中延安县也占了2个，即延安县县委、县政府和延安县南区合作社。
当时，“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被人们简称为“延安精神”，这就是延安精神的最初表述，也是延安精神诞生的重要标志。依据毛泽东同志报告中所讲的内容，可从四个方面理解：一是“布尔什维克的精神”，即马列主义的精神，共产主义的精神，这是从理想信念方面揭示了延安精神。二是“没有一件事不是实事求是的”，“完全没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与党八股”，这是从思想路线方面揭示了延安精神。三是“他们完全和群众打成一片，他们有很好的调查研究工作”，“没有丝毫消极态度”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从党的宗旨方面揭示了延安精神。四是“完全不怕困难”，“能够征服一切困难”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是从工作作风方面揭示了延安精神。这四条从不同层面揭示了延安精神的深刻内涵和丰富内容。
(二)最权威的专论
1968年5月3日,《人民日报》、《解放日报》共同发表社论,标题是《延安精神永放光芒》。这篇社论，最早、最系统地提出并阐明了延安精神的概念。社论中说：“在长期斗争中用毛泽东思想培育起来的延安精神，代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彻底革命精神，代表了无产阶级的艰苦奋斗的精神。”
(三)最精细的概括
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编写的《论延安精神》[2]一书，将延安精神的丰富内涵概括为五个方面：
一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它是延安精神的首要内容，是延安精神的灵魂。这里所说的政治方向，是指在党的领导下，坚定不移地代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正确地反映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带领和团结全国人民为实现共同的目标而奋斗。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来自于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来自于对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把握。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给中华民族提出了两大历史任务：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中共从它诞生起，就把这两项任务放在自己双肩，始终为之奋斗。尽管在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各个历史时期，提法有所不同，但完成两大历史任务的初衷始终未变。
二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它是延安精神的理论基础和思想基础。思想路线，实质就是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实践的关系的问题。一方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这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另一方面，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即和民族特点相结合，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毛泽东用“实事求是”这四个字，高度概括了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丰富内涵。可以说，没有实事求是，就不可能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农村包围城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大生产运动”、“整风运动”、“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革命阶段理论等一系列符合党情国情，顺应民心重大决策的产生。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思想基础。
三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它是延安精神的核心。我党从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唯物史观关于人民群众是社会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根本立场出发，在延安时期，就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确立为根本宗旨，使之成为共产党言行的出发点和归宿。党要求它的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树立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观点，不但要通过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来体现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且要把这种群众观点化为自己的工作路线和工作方法，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先做群众的学生，再做群众的先生，从而保证党的领导的正确性。党在延安时期树立了白求恩、张思德两个楷模，顺从民意“精兵简政”，开展大生产运动，严惩红军团政委黄克功、税务局长肖玉壁等腐败份子，就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有力证明。可以说，坚持这一宗旨，是立党之本、执政之基、成功之源。
四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它是延安精神的重要标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可贵民族精神，更是中国共产党人应有的政治品格和精神风貌。延安时期，针对日寇的军事进攻和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以及自然灾害的袭击，中共把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发挥到了极至。从党的领袖到普通战士，广泛参加垦荒、种菜、纺纱、织布的大生产运动，359旅开赴南泥湾，把一个野狼窝改造成“陕北的好江南”，至今仍是当地唯一有数千亩水稻田的地方。毛泽东带头开荒种菜，节衣缩食。他办公为了节省灯油，思考问题时就把油灯灯头拧小，挥笔写作时再拧大一点，凭借微弱的灯光，写出了卷卷雄文。美国记者斯特朗深有感触地说：“党的负责干部，住着寒冷的窑洞，……那里没有讲究的陈设，很少物资享受，但是，有着头脑敏锐、思想深刻和具有世界眼光的人”，这是“人类历史本身丰富灿烂的精华”。中国共产党就是依靠这种以苦为乐、以苦为荣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延安那种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发展壮大，建设模范的边区，打败日寇，并从那里走向西北坡，走向新中国。
五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它是延安精神的重要内容，也是共产党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标志之一。延安时期，党内在思想上、政治上仍然存在一些分岐，特别是王明往往打着贯彻共产国际路线的招牌，企图以他为中心，同蒋介石妥协;各根据地、红军各部队的宗派主义、山头主义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全国各地到延安的人员也难免鱼龙混杂等等，基于此，中共开展了整风运动。其实质是一场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任务是反对“三风”(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方法是学习文件，自我反思，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目的是树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思想。从中央政治局带头，到全党普遍进行，历时三年多。通过整风，全党空前团结，进一步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为党的七大胜利召开、夺取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全面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打下了牢固的思想基础。延安整风中确立的“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标，以及不怕“家丑外扬”、勇于纠正错误的精神，难能可贵，一直成为中共党的三大作风之一，至今仍然指导规范着党的建设。
二、中国共产党优良作风的科学内涵和主要内容
党的作风包括思想作风、文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生活作风等诸多方面，是党的整体精神风貌的体现，也是党和人民群众沟通与融合的重要桥梁。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党和人民事业的成败。
对中国共产党优良作风给予高度概括、精准阐述的，当属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两个关键时刻的两次报告中专门提出来的。
第一次是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做的《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总结概括出来的。毛泽东同志指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3]
第二次是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提出来的。毛泽东同志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4]
依据以上毛泽东同志的论述，中国共产党优良作风的主要内容即可归纳为如下五个方面：
1、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
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作风，实质是正确处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关系问题。它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基本内容，是我们党的成功之本。
2、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
中国共产党从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出发，在长期的革命建设的实践和斗争中创造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形成了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明确了党处理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的根本方法和实现正确领导的基本原则。党的群众路线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党处理与群众关系的根本出发点，即一切为了群众，一切相信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二是党领导群众的基本方法，即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使党和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出发，把向人民负责和向上级领导机关负责一致起来。
3、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
批评与自我批评，就是党要靠自身力量纠正错误与缺点，达到健康发展。共产党在领导革命的过程中，难免犯这样那样的错误，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就能使我们少犯错误，即使犯了错误也能及时纠正。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党的发展和巩固也是在不断地解决矛盾，纠正自己的缺点错误，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中实现的。我们党一贯采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弄清思想，辨明是非，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达到新的团结。
4、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
所谓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就是要虚怀若谷，慎始敬终，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发展、壮大过程中，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批判的继承，汲取了一切中华传统精华，剔除了糟粕，使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实现了一个新的升华，达到了一种更高的境界。谦虚谨慎、不骄不躁，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种优良作风和宝贵的精神财富。
5、艰苦奋斗的作风。
艰苦奋斗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本色，是党的创造力、战斗力和凝聚力的重要体现，关系着党的生死存亡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如果不提倡艰苦奋斗和艰苦创业，这样的民族、这样的政党注定是没有希望的。只有通过艰苦的奋斗，才能够使共产党人更加自觉地坚定理想信念，才能把精神真正渗入到党员自身的头脑中去，薪火相传，代代相续，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蓬勃朝气、昂扬锐气、浩然正气。
第二、延安精神与党的优良作风产生、形成的政治背景与历史渊源
中国共产党优良作风产生、形成的政治背景与历史渊源，简而言之，是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在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勤劳、勇敢、艰苦奋斗等传统美德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不断发展的。对此，专述精论者众，故不再复述。下面根据自己查阅到的一些有关资料着重谈一下延安精神产生、形成的政治背景与历史渊源。
延安精神形成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严峻的岁月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最艰难的历史时期。延安精神产生的——
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实践基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卓绝斗争;
主体条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锐意进取、伟大创造。
历史文化基础是上下五千年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崇高民族精神;
延安精神的产生和形成源于多方面的因素。我个人认为，延安时期，我党开展的“三大运动”(军民大生产运动、延安整风运动、延安文化运动)是延安精神产生、形成的主要条件、重要背景和关键过程，也是锻造延安精神最为生动、壮观、耀眼的集中体现。
延安时期，我党开展了一系列有声有色、蔚为壮观、大见成效，亦颇为经典的运动。譬如，大生产运动、整风运动、文化运动、马列主义教育运动、学习运动、“双拥”(拥军优抗、拥政爱民)运动、改造“二流子”运动等等。完全可以称得上“七大运动”、“八大运动”。这在我党历史上，虽不能说绝后，但称其为空前是毫不为过的。这些运动的适时开展，对延安精神的产生、形成、成熟，在不同侧面和不同程度上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至于“三大运动”(军民大生产运动、延安整风运动、延安文化运动)的提法，在党史和权威资料中还未见到过。仅是我个人认为它对延安精神产生、形成的重要性而归纳在一起的。究竟科学与否，有待商榷。限于篇幅，略述一二如下：
（一）军民大生产运动中形成的南泥湾精神，是延安精神的伟岸风骨。
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特别是1941年和1942年，日本帝国主义集中其侵华的主要军事力量打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国民党则一次又一次地搞反共摩擦，掀起反共高潮。从1940年冬天起完全断绝了我党我军的抗日经费，对陕甘宁边区进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使陕甘宁边区“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5]面对如此严重的困难，为了坚持持久战，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了著名的大生产运动。1939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生产动员会上尖锐地指出：在困难面前是“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他还说：“从古以来的人类究竟是怎样生活着的呢?还不是自己动手活下去的吗?为什么我们这些人类子孙连这点聪明都没有呢?……总之我们是确信我们能够解决经济困难的，我们对于在这方面的一切问题的回答就是‘自己动手’四个字。”[6]毛泽东又要求：不论党政军民男女老幼全体一律进行伟大的生产运动，增加粮食和日用品，准备同灾荒作斗争，将是继续坚持抗日根据地的物质基础。在毛泽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指引下，边区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其中八路军一二○师三五九旅开垦南泥湾最为典型，全体官兵经过两年奋战，创造了“陕北的好江南”。毛泽东表扬说：“在边区留守兵团各部队中，以三五九旅的生产自给做得比较好些”。他还给旅长王震题词：“有创造精神”。1943年9月，毛泽东视察南泥湾时高兴地说：困难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动手征服它，它就低头了，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目前我们没有外援，假定将来有了外援，也还是以自力更生为主。南泥湾精神充分体现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的精神。
（二）延安整风运动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得到系统升华，为延安精神注入了新鲜血液。
从1941年5月开始到1944年4月结束的历时3年的延安整风运动，首先，在全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使全党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正确方向，使全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与统一。其次，延安整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在全党形成了三大优良作风，把全党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推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形成了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党的建设体系，党员思想素质、党驾驭中国革命全局的能力进一步提高。第三，延安整风造就了一大批能够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优秀骨干，保证了党的路线、政策和策略的贯彻实施，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组织基础，对新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
同时，通过延安整风，形成了宝贵的整风精神：一是诚恳深刻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二是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三是发扬民主、依靠群众，开门整风。
（三）延安文化运动中的学习热潮和文艺振兴，为延安精神增添了诱人神韵。
延安时期，党中央极为重视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在1940年9月10日发出的《中央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中明确提出：“应对全部宣传事业、教育事业与出版事业作有组织的计划与推行，用以普及与提高党内外干部的理论水平及政治水平，普及与提高抗日军队抗日人民的政治水平。要使各根据地干部、军队与人民的理论、政治及文化水平高于与广于全国各地……要把运输文化粮食看得比运输被服弹药还重要。”[7]为了尽快提高各根据地干部、军队与人民的理论、政治及文化水平，我党在延安时期创办了三十余所干部学校，呈现出“延安到处是学校，延安遍地是歌声”、“开学典礼不断、结业歌声不绝”、“吃小米饭、攻《资本论》”的感人景象。仅仅就抗大一所学校及其分校，就培养了十余万革命的骨干。1940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设立“学习节”的决定：“决定五月五日马克思生日为学习节，总结每年的经验并举行奖励。
延安时期新文艺的振兴、普及和大众化也是空前的。毛泽东同志指出：“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过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革命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齿轮和螺丝钉，和别的更重要的部分比较起来，自然有轻重缓急第一第二之分，但它是对于整个机器不可缺少的齿轮和螺丝钉，对于整个革命事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8]他还引用拿破仑的名言说，一支笔可以当得过三千支毛瑟枪，再加上一支真正的毛瑟枪，就什么敌人也不用怕了。[9]他还认为，不会搞经济和文化，就说明共产党没有多大用处。[10]任何社会没有文化就建设不起来。生产有了进步，文化工作就应该提出来。[11]1943年学会了经济建设，1944年应该学会文化建设。[12]在文化建设里面，文艺建设无疑是重头戏。由此可见，毛泽东同志是非常重视文艺工作的重要作用的。在他具体负责的文艺界整风运动期间，不仅挤时间出席了延安文化艺术界举行的座谈会，并且发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随即，延安文艺界出现了新的气象。广大文艺工纷纷响应号召，下乡、进工厂、上前线。不久，文艺工便对民间艺术发生了兴趣，如艾青就和古元一起考察过陕北民间的窗花。[13]杨家岭的秧歌队到安塞演出时，几个劳动英雄和秧歌队一起跳起来。毛泽东常常将这件事作为文艺工和民众结合的典型加以表扬，认为“消除了隔膜”[14]、“打成一片了”[15]、“关系好了”[16]。同时，艾青创作了长诗《吴满有》，丁玲和欧阳山分别写了《田保霖》和《活在新社会里》，引得毛泽东“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并写信祝贺[17]。秧歌剧《兄妹开荒》、由秦腔改编的《血泪仇》、京剧《逼上梁山》、诗歌《王贵与李香香》、小说《小二黑结婚》、歌剧《白毛女》等都成为文艺普及经久不衰的作品。秧歌、墙报、街头剧、民歌、年画等的普及运动都迅速地开展起来，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特别是秧歌，已从“秧歌下乡”向“乡下秧歌”推进。[18] 1939年2月，毛泽东亲自支持成立的民众剧团组织起了自己的第一次巡回演出。全团三十多个演职人员全部出动，在团长柯仲平的亲自领导下，唱着由团长编写的团歌，从延安出发，沿途共经过大小30多个县、区，行程2500多里，历时4个月，于1939年6月初返回延安。演出的剧目有《小先生》、《上海小同胞》、《冲上前去》、《中国的拳头》、《好男儿》、《有办法》、《一条路》、《小放牛》、《回关东》及《哪台刘》等。这些戏全都是紧密配合抗日形势的，老百姓还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生动而又贴切他们生活的戏，加之演员的服装都是从当地群众中借来的，使得老百姓都把戏中的故事当作真人真事看待，剧团的同志演得也特别认真，戏剧性强，群众非常喜欢看。老百姓在娱乐中不知不觉地接受了党的政治宣传，基层民主政权组织的宣传任务也在剧团的这种演出活动中顺利地完成了。[19]
延安时期新文艺运动的热火朝天和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在统一思想、打造延安精神、建设延安和谐社会，乃至于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由于大生产运动、整风运动以及文化运动取得丰硕成果,使中共中央在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延安的13年成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抗日战争的出发点、解放战争的指挥中心。故此，人们赞誉这个时期产生、形成、成熟的革命精神为延安精神。
第三、延安精神与党的优良作风的关系
所谓精神即指一个团体或政党对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及表现出来的活力;所谓作风就是一个团体或政党的做派、风气，亦即在思想、工作和生活等方面表现出来的比较稳定的态度或行为风格。延安精神与中国共产党优良作风的关系，从大的方面讲也可以说是珠联璧合的并列组合关系，彼此相得益彰、相互映辉。
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曾亲口讲到过延安作风。
1940年秋天的一个上午，延安马列学院派四人到杨家岭去迎接毛泽东主席给大家作报告。当他们走到延水河桥头时，碰到了迎面走来的毛泽东同志。毛主席打量了来接他的四个人，严肃认真地说：“从杨家岭到马列学院，才十里八里路。二万五千里长征都走过来了，这几步算不了什么。我又不是不知道，不要接接送送。我们要养成一种新的作风：延安作风。我们要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20]
由此，可以推论：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优良作风的最为生动的实践和最为集中的体现，中国共产党优良作风则是打造延安精神唯一的重要法宝。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作风以旷古空前的伟大实践为延安精神的孕育、发展提供了肥沃土壤。在中国共产党人坚忍不拔、锐意进取下，抗大精神、南泥湾精神、整风精神、张思德精神和白求恩精神等一大批原生态的延安精神应运而生。
古语云：“心之精爽，是谓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一个政党、国家和民族，要兴旺发达，就必须有自己的精神力量，有自己的指导理论。一个没有自己理论和精神的政党，就等于没了灵魂，就会成为别人的俘虏，就会成为别人的附庸。有了自己的理论和精神，也就掌握了自己的前途和命运。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作风和伟大的延安精神便是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自己的理论，自己的精神。这种精神和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长期革命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精神财富;是中华民族振兴的不竭精神动力。她培育、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奋斗不息。
中国共产党人正以优良的作风，努力开创着更加辉煌的明天!
伟大的延安精神光耀千秋!
注释：
[1]《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节选)《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58—459页。
[2]《论延安精神》：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有林主编,2008年4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3]《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4—1095页。
[4]《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3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9—1440页。
[5]《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92页。
[6]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于1948年编印的《毛泽东选集》下册，第805页。
[7]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488页。
[8]《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 人民出版社, 1991年，第866页。
[9]《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毛泽东文集》第2卷. 人民出版社, 1993年，第257页。
[10]《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 1996年，第108页。
[11]《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 1996年，第115页。
[12]《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 1996年，第120页。
[13]艾克恩，《延安文艺运动纪盛》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7年，第421页。
[14]《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 1996年，第117页。
[15]《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39页。
[16]《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 1996年，第402页。
[17]《致丁玲、欧阳山》，《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85页。
[18]艾克恩，《延安文艺运动纪盛》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7年，第529页。
[19]陈晓黄：《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的戏剧活动及对我国革命的贡献——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
[20]任晓玲：《保持和发扬“延安作风”》《解放军报》2009年4月23日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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