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论述的几点体会
李宛聪
[摘要]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新中国成立后，他在这方面有很多论述。他强调：做一切工作必须切合实际，实事求是，不能脱离实际;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利益，同人民群众一同克服困难;调查研究是做好工作、解决问题的基础，不能关在房子里作主观主义的决策;欲速则不达，要按客观规律办事，作计划留有余地;要按照辩证法办事，抓住主要矛盾推动工作，等等。这些论述对于我们今天进一步改进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提高领导决策水平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马克思的墓碑上刻着这样一句话：“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页。)要改变世界就必须有正确的方法。毛泽东曾把方法比作是过河的“桥与船”，他之所以能够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探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这些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唯物辩证法的生动体现。本期《党的文献》发表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选载之六：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论述》，集中反映了这一点。笔者从中撷取几个方面，谈点学习体会。
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灵魂，也是一个根本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革命时期，我们靠实事求是取得胜利;在建设时期，同样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和方法。1953年毛泽东在同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的谈话中说：“做一切工作，必须切合实际。切合实际就是要看需要与可能，可能就是包括政治条件、经济条件和干部条件。”(见本期《党的文献》刊发的重要文献《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论述》(以下引文凡未注明出处者，均引自该论述)。)这一点在毛泽东领导制定第一部宪法的过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宪法作为一国的根本大法，规定社会运行的基本规则，它必须符合国家实际。毛泽东为起草宪法确定的方针就是：“以事实为根据，不能凭空臆造。”(《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20页。)在宪法起草以前，毛泽东和党的其他领导人邀集党外人士，先就宪法制定的根据、作用、可能性和困难等实际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在宪法起草的过程中，又广泛征求意见，进行反复讨论研究，力求使这部根本大法大体适合我国情况。毛泽东在总结宪法起草工作时说：“我们的宪法草案，结合了原则性和灵活性。”正是因为贯彻了实事求是的精神，所以1954年宪法“是得人心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334页。)，为以后法制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借鉴国外的经验，但又不能一味迷信外国，脱离中国实际，陷入教条主义。在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开展之后，毛泽东一直强调，要一切从实际出发，破除一切迷信。在他看来，破除迷信，既包括破除对西方的迷信，也包括破除对苏联模式的迷信，真正地走自己的路。破除迷信只是首要的精神条件，在实际工作中怎样才能具体做到实事求是呢?毛泽东讲了三条：“第一条调查，把情况搞清楚。第二条指导，包括方针政策、任务、部署在内。第三条检查，检查要直接和下级干部见面，了解情况一起商量，他们觉得有困难，要提出解决办法帮助他们。”他提出：“做一件事情首先要试办，不要忙于决定，要搞典型，研究典型，要研究一个好的、一个坏的，只靠好的，不能发现问题。”这样，才能达到实事求是的要求。
坚持群众路线，克服官僚主义
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也是党的生命线。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时说：“什么时候跟群众合作得好，我们就得到发展;什么时候脱离群众，我们就犯错误，就失败。”1965年，毛泽东在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时谈到上帝问题时还说：“上帝就是人民，人民就是上帝。”(毛泽东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时的谈话记录，1965年2月19日。)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一度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毛泽东采取了动员人民群众这个“上帝”的办法来渡过难关。他说：“我们必须要向人民说明我们的困难所在，不要隐瞒这种困难。但是我们同时也必须向人民说明，我们确实有办法克服困难。”20世纪60年代初我们之所以能克服严重经济困难，动员两千万人口下乡，也在于我们坚持与群众商量办事，同人民群众一起克服困难，可以说，这是我们党的一个重要工作方法，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优势。
要得到群众信任和支持，需要我们在工作中时刻照顾到人民群众的利益。革命年代如此，建设年代也是如此。“大跃进”期间，各地曾出现一些侵犯群众利益的行为。对此，毛泽东在1959年写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的《党内通信》中说：“我们的公社党委书记同志们，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
坚持群众路线，要注意克服官僚主义。在取得政权后，我们党的工作环境发生了变化。部分干部产生官僚作风，工作中脱离群众，闭门造车。针对这种现象，毛泽东多次提出过批评。他指出：“不能只坐在房子里搞规划。办公室是要坐的，但总坐在办公室里，是危险的，在一年里要有几个星期到外面跑，跟群众接触，这样才可以发现问题。”毛泽东认为，只有深入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才能发现问题、获得知识，才能制定正确的政策;如果脱离了群众，政策就会发生偏差，就会引起人民不满。同时，克服官僚主义、坚持群众路线不仅仅是一个工作方法问题，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毛泽东指出：如果忽视了联系群众，那么“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47页。)。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反对主观主义
调查研究，是实现实事求是的必由之路。调查研究的过程，就是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的过程，就能从中发现问题、寻找规律，从而做到实事求是。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就做过许多调查研究工作，留下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寻乌调查》、《兴国调查》等不少光辉著作。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历史任务发生了改变，调查研究仍然是我们在工作中必须坚持的重要方法。毛泽东指出：“我的经验历来如此，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
关于怎样进行调查研究，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也有具体的阐述。首先，他认为搞调研不必面面俱到，可采取典型分析的方法，他把这形容为“解剖麻雀”。其次，调研要与深入群众紧密结合。1958年毛泽东派吴冷西、田家英去河南调查人民公社化运动时嘱咐他们：下去调查中面对眼花缭乱的实际情况，要“能够保持冷静的头脑。不要各级领导作陪，要找生产队长就只找生产队长，不要公社书记、大队长参加，要找群众谈话就不要找干部参加，要找县委书记也只请他本人来谈，因为人多了谈话就有顾虑。找群众谈话要有各个阶层的人物，尤其要注意中农的态度。还可以找下放干部谈话，他们可能顾虑较少。总之要了解各种人的真实想法”。从这个意义上说，调查研究就是党的群众路线在具体工作方法上的反映。
20世纪60年代初，反思经济建设中出现的严重挫折，毛泽东认为，原因在于情况不明，根子在于大家不做调查研究了。他指出：“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像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他号召全党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提出把1961年作为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他要求各级党委负责人亲自做调查研究，“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在这些正确的方针和政策的指导下，我国的国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
按客观规律办事，作计划留有余地
实事求是要求我们必须按客观规律办事。客观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违背它必然要受到惩罚。因此，毛泽东讲：“领导要能够适合客观发展的规律。如果领导得好一些，适合客观规律好一些，缺点错误就少一些，工作也就好一些。如果领导得差一些，适合客观规律差一些，工作也就差一些。”(毛泽东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1955年10月29日。)尤其在社会主义建设遭遇曲折之后，毛泽东号召全党要努力学习社会主义建设知识，积累经验，“在实践中将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为了要弄清规律，他指出，搞社会主义“没有耐心是不行的”。
“大跃进”后，反思经济建设中一些违背规律的错误做法，毛泽东更加强调一切工作都要“留有余地”，不能违背客观规律蛮干。他在1959中共年八届七中全会上总结工作方法时说：“我们过去打仗，是三倍、四倍、五倍、六倍以至七倍的兵力来包围敌人，这是留了很大的余地。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而现在我们搞工业很多是打没有把握之仗，没有准备之仗。”
“大跃进”和随后而来的三年困难时期，让我们吃了不少苦头，留有余地的思想方法逐步被全党接受和重视，国民经济也在调整中逐步得到恢复发展。在编制国民经济发展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毛泽东又多次强调要根据客观可能办事。1964年，他在谈到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设想时说：“要说服地方同志，工业、农业、国防和其他建设事业只能搞那么多了，只有那么多钱。安排要少些，多做少说。必须留有余地。留有余地，过去讲是讲了，但是没有做。这几年留了，要保持。”(毛泽东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汇报第三个五年计划设想时的谈话记录，1964年5月。)1965年，他在听取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和三线建设的汇报时又提到：“鉴于过去的经验，欲速则不达，还不如少一点慢一点能达到。……要根据客观可能办事，绝不能超过客观可能，按客观可能还要留有余地。留有余地要大，不要太小。”经济建设中的挫折也使我们党对实现现代化的艰巨性和长期性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1963年，毛泽东在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说：“总的估计要恰当，对我国现有的水平不要估计过高。估计低一点，留有余地，比较更好一些。”
按照辩证法办事，反对片面性
唯物辩证法是我们的一个重要思想武器。将辩证法的观点运用到实际工作中，一是要求我们学会运用矛盾分析的观点，用联系的、发展的、全面的观点看问题，克服思想上的片面性;二是要搞清各种矛盾的不同地位，有轻重主次地解决矛盾。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运用辩证法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有矛盾运动的正确论断，并且明确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命题。对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强调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他说：“对同志不管他是什么人，只要不是敌对分子、破坏分子，那就要采取团结的态度。对他们要采取辩证的方法，而不应采取形而上学的方法。什么叫辩证的方法?就是对一切加以分析，承认人总是要犯错误的，不因为一个人犯了错误就否定他的一切。”(《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747页。)
用辩证的观点看问题，才能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从而抓住主要矛盾解决问题。延安时期，陈云曾经认为自己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犯错误主要是因为经验不足，毛泽东明确指出，是思想方法不对头。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也说过：“很多同志做了几个月的调查，开过不少的大会小会，结果对于大量存在的事物，却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原因是方法不对，找不到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他反对在工作中，抓不住重点，“多端寡要”。在1959年3月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他强调：“一个时候有一个时候的要点。这是个方法问题。这个方法不解决，每天在混混沌沌之中，叫做什么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什么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
为了在工作中少犯错误，毛泽东提出：“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不仅如此，他还提出“中国应当是辩证法发展的国家”(《毛泽东思想年编(1921—1975)》，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841页。)，提倡对辩证法作广泛的宣传，使之从哲学家的圈子走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去，成为更多人手中掌握的有效理论武器。
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理论十分丰富，他用实事求是的精神贯穿其中，形成了一个逻辑完整的方法论体系。今天再次重温毛泽东的这些论述，对于我们改进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提高领导水平、决策水平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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