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专门给纪念120周年的供稿。】
：王立华大校（昆仑策研究院副院长兼秘书长）
1912年下半年，毛泽东来到定王台图书馆。
长沙定王台，汉景帝之子长沙定王刘发所建。相传，刘发封王长沙后，每年挑选上好大米，派专人送长安孝敬母亲，再运回长安泥土在城东筑台，年复一年筑成高台。定王常在夕阳西下时，登台北望遥寄思念。这母子情深的动人故事，与定王台千年共传。
定王台图书馆建于清末。1904年初，由一些开明人士倡议创设，是全国最早的省立图书馆兼教育博物馆，也是新型的知识传播场所。这时，定王台已无高台，主体建筑是一栋两层小楼，楼上为书库，楼下为阅览室，藏书量全省之最，还摆置了光化学试验仪器、人体和动植物标本等。按图书馆管理规则，凡有志于学习者，都可入馆阅读所藏各类图书报章，使用馆中标本模型和试验器械。
毛泽东是这里最勤奋的读者。他制订了一个庞大的自修计划，非常认真的执行。每天风雨无阻，从寄居的湘乡会馆出发，步行3里到定王台。早晨，图书馆开门后他第一个进去，开始一天的读书学习;中午，停下来买两块米糕吃，算他的午休和午饭;晚上，一直读到图书馆关门，他总是最后才出来。
他曾回忆说，虽然已经19岁了，不但没有读过几本书，连世界上究竟有些什么样的书，哪些书是应该读的，都一点不知道。乃至走进图书馆后，看到楼上楼下满柜满架都是书，这些书都是从来没有见过的，真不知应该从哪里读起。后来每读一本，觉得都有新的内容、新的体会，于是下决心要尽最大的努力尽量多读一些，贪婪地读，拼命地读。他还形象地比喻说：
“正像牛闯进了人家的菜园，尝到了菜的味道，就拼命吃菜一样。[①]”
定王台自修坚持了半年。毛泽东高度评价这段时光，认为这是学习生活中最有收获的时期。他说：
“我这样度过的半年时间，我认为对我极有价值。[②]”
为什么他自认为极有价值?甚至是学习生活中最有收获的时期?他在定王台到底学到了什么?有必要深入探究。
在定王台图书馆，毛泽东读了许多书。多年后，还能清楚记起自学内容。他说，我学习了世界地理和世界历史，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约翰·穆勒的一部关于伦理学的书，读了卢梭的著作、斯宾塞的《逻辑》和孟德斯鸠写的一本关于法学的书，在认真阅读俄、美、英、法等国历史地理的同时，也阅读诗歌、小说和古希腊的故事。仅半年多时间，他看过的书达几十种。在那里，还第一次看到一幅世界地图。
可见，定王台读书所得，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系统学习了世界各国历史地理。对一个进城不久的山村青年，打开眼界和胸怀，了解人类社会发展万象，建立世界范围的比较坐标，显得尤为重要。对俄、美、英、法等列强，毛泽东尤其重视学习研究。史地知识比较枯燥，他特地与古希腊神话诗歌等混合阅读，既了解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发展演变史，又熟悉了西方文化典故，以达到更好学习效果。
二是集中接受了西方近代思想文化启蒙。这在当时被称为新学，中国传统文化被称为旧学。自鸦片战争失败后，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都看，思想敏锐的青年毛泽东也不例外。在定王台图书馆，他兴趣最大的书籍，是西方启蒙运动时期的著作，尤其著名思想家严复翻译的若干名著，立论新颖，知识翔实，思想深邃，切中时弊，毛泽东更是反复阅读，不忍释手。这些影响和改变世界的不朽经典，是当时最先进的思想文化，提供了领袖成长的重要思想基石。
了解所读书籍的精髓要义及影响，是破解领袖成长密码的必要环节。
毛泽东首先提到的是《原富》。
英国人亚当·斯密著，也称《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或称《国富论》。这部著作奠定了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理论基础，被誉为现代经济学开山之作，至今仍被奉为市场经济的“圣经”。
毛泽东读的是严复译本。严复在译事例言中说，每译到可联系中国实际或有感触时，就信手写下自己的思想悟言。所以在《原富》正文中，夹有严复289个案语，约占全书篇幅15%。由于译文艰深典雅，又有多处删节，1902年出版后，未引起值得重视的反响。但在定王台图书馆，却给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
严复将书名意译为《原富》，很切义并充满睿智。“原”含有源头之义，“原富”也既探究富国的本源。就是：
“将以考国富之实，与夫所以富之由。[③]”
他要回答财富是什么、怎样形成的。《原富》序论中概括说，财富形成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劳动力的技术、技巧和判断力;二是劳动力与总人口的比例。其中第一个因素起决定性作用。书中从劳动是财富的源泉，说到劳动分工增进生产率，进而论述因分工产生市场交换，交换的媒介货币和交换价格构成，系统阐述了一系列经济学原理。
亚当·斯密认为，文明社会区别于野蛮社会，根本经济特征是更发达的劳动分工。分工主要有三大好处：一是有助于劳动者手的技巧完善，提高劳动熟练程度和决断力;二是避免劳动者在各个工种、各个工作环节之间转换，可节约劳动时间;三是增加了发明新工具的可能性，简单重复的劳动更易激起发明欲望，也更易用机械取代。通过劳动分工，能大量提升生产效率，从而增加国民财富。
他揭示，增加国民财富的分工和交换，产生于人与生俱来的“利己心”。我们通过交换获得的食物和饮料等，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在自由的市场竞争环境下，人们不但会凭自己的理性判断追求个人最大利益，同时，市场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通过价格指引实现资源配置最优化。所以，他坚定地主张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
在当今中国，这是耳熟能详的经典理论。一是把人的利己心看作万古不变的本性，是构建符合人性的经济理论的基础，由此得出市场经济是最符合人性的制度，计划经济违反人性;二是市场靠“看不见的手”管理经济，通过市场竞争可使社会资源分配达到最佳，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
读亚当·斯密著作时，会感到一个问题：他本来比较全面的论述，却被一些人有意无意肢解，在理论和实践上误导了社会。如人性假设问题，他并非只强调“利己心”，还讲每个人“同情共感”的天然能力，利己心与利他性结合，才是他完整的人性假设，把自私看成人的唯一本性、看成社会制度的人性基础，根本不是亚当·斯密的理论。再如市场经济特征的分析，他所分析的状况，明显带有封建社会后期和资本主义初期的特点。那时，从世界和国家层面讲，谁也难以垄断和控制市场，市场供求关系导致价格起伏，大致能自发调节资源配置。但他已看到资本垄断趋势，认为垄断会破坏竞争和经营者自我完善，一再提醒大家警惕垄断，彰显了一个严谨经济学家的品质。亚当·斯密的价值，在于尽可能不带偏见的分析事物。事实证明，随着垄断资本主义时代降临，早已毫不留情地粉碎了理想的自由市场竞争，人类认识也与时俱进地跨越了那个时代。
《原富》的理论基石是什么?明明白白的是劳动价值论!离开劳动创造价值这个基础，就无法理解这一巨著的精髓。
当时流行两种财富观。一是重农学派把农业作为财富的唯一来源，一是重商学派以贵金属为衡量财富的唯一标准，以对外贸易顺差为国民财富的真正来源。亚当·斯密抨击了这两种观点，他认为劳动才是最重要的，劳动是创造财富的源泉，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商品价值决定于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必要劳动量。这是亚当·斯密最富科学价值的理论命题，是让剥削阶级原形毕露的理论，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之一。而在当今中国，却被一批主流理论家淡化甚至无视，真是匪夷所思的哆哆怪事!
劳动创造财富，劳动决定价值，这是贯穿全书的主线，也是走向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阶梯。毛泽东一定读到了劳动价值论，并对此领悟共鸣。
列宁曾高度评价劳动价值论。认为马克思继承他们的事业，严密论证并透彻地发展了这个理论，证明任何商品的价值，都是生产这个商品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工人用一部分工作时间维持自己和家庭生活，而另一部分工作时间则是无报酬劳动，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这就是资本家阶级财富的来源。
由劳动价值论到剩余价值论，再到实现劳动者解放，是人类进步思想发展的必然逻辑，也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理念，后来成为毛泽东一生的不懈追求。
亚当·斯密的《原富》，应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进步台阶。
毛泽东提到的第二本书是《物种起源》。
有人认为，毛泽东读此书的史实不准确。因最早的《物种起源》全译本，直到1920年9月才出版，是毛泽东定王台自学8年后。当时他读的应是阐述达尔文物种起源和进化论学说的书，即严复翻译的赫胥黎所著《天演论》，该书上卷主要讲达尔文的进化论，下卷论述进化论与伦理学的关系，认为人类社会不同于自然界，不适用进化竞争规则。但严复只翻译了上卷，断然把下卷删掉了。此书1898年出版，一度风行全国。
上述事实基本不错，但存在一个重要缺失。早在1902年，《物种起源》全译本译者马君武，就曾节译第三、四章，分别用《达尔文物竞篇》和《达尔文天择篇》单本发行。1904年又译出第一、二、五章，以《物种由来》为书名出版，并于1906年再版。尽管是部分章节，却是全书最主要的前五章。这五章中，阐述了家养变异、自然界变异、生存竞争、适者生存及变异定律等，进化论的基本原理都讲了。
可见，《物种起源》和《天演论》讲的都是进化论，都有可能被定王台图书馆收藏，毛泽东有两部著作都读过的条件。其实，无论读哪部著作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达尔文的进化论科学思想，由此深刻影响并滋养了领袖成长。
达尔文是英国人，曾以博物学家身份，参加了英国环球科学考察航行。他历时5年，采集积累了大量动植物和地质材料，逐渐形成了生物进化概念。在海拔4000多米的安第斯山顶，他意外发现贝壳化石，明白了地壳升降的道理，进而领悟，世界并非上帝一周内创造的，地球远比《圣经》上讲的老得多，所有动植物都改变过，而且还在继续变化，人类可能是某种原始动物转变而成，物种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演变过程。
进化论的核心原理是自然选择。达尔文认为，生物都有繁殖过剩倾向，而生存空间和食物是有限的，所以生物必须为生存而斗争。在同一个种群中，个体存在着变异，具有有利变异能适应环境的个体，将存活下来并繁殖后代，不具有有利变异的个体则被淘汰。如果自然条件变化有一定方向，经过长期天择与一代代性择，微小变异不断积累，最后会成为显著变异，可导致亚种和新种形成，从而造成奇妙多样的生命形态。
进化论在欧洲，因与“神创论”和物种不变论相悖，颠覆了传统的神学世界观，引起极大的轰动、争议甚至恶毒攻击。而在中国，带来的却是另一种震撼，在进化论广泛传播中，有几个公理家喻户晓、震撼人心：
“物竞天择!”
“优胜劣败!”
“适者生存!”
当时，列强虎视鹰瞵，国家被瓜分宰割。志士仁人在进化论中，找到了唤醒和激励国人救亡图存的思想武器。尤其在知识界，进化论影响极大，一位名叫胡洪梓的安徽人，甚至取“适者生存”之意改名，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胡适或胡适之。中国的进步力量，先以进化为天地公例，推动维新改良;后以革命是天演公例，号召进行激烈的革命抗争。
青年毛泽东也是受进化论影响、被进化论激励的一员。
建国前夕，他曾讲述这个过程。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夜，共计70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败仗了，宣告破产了。不得已，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这些东西也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
进化论是19世纪自然科学三大发现之一，是马克思主义产生的自然科学基础。后来，成为领袖的毛泽东多次谈到进化论，认为那是新的、正确的、好的东西，是香花。他说：
“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承认，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人们一开始常常不承认它们是香花，反而把它们看作毒草。哥白尼关于太阳系的学说，达尔文的进化论，都曾被看作是错误的东西，都曾经经历艰苦的斗争。”
70年代初，毛泽东授意重印《天演论》，还出版了新译本《进化论与伦理学》，同时修订出版《物种起源》。
1974年，英国首相希思访华[④]，特意送毛泽东达尔文著作《人类原始及类择》第一版，还有达尔文后人提供的一张珍贵照片，上有达尔文亲笔签名和写的话：“这是我的确十分喜欢的一张照片，同我的其他照片比，我最喜欢这一张。”
紧接着，就是这样一段有趣的对话。
毛泽东：达尔文，世界上很多人骂他。
希思：但我听说，主席很钦佩达尔文的著作。
毛泽东点头：嗯!我读过他的书。帮他辩护的，叫Huxley(赫胥黎)。
希思点头：他是十分杰出的科学家。
毛泽东：他自称是达尔文的咬狗。
1975年秋，已是垂暮之年的毛泽东。做过眼部手术后，视力有所恢复，要来一些书籍报刊学习，其中有《考古学报》、《自然辩证法》等杂志。他还提出印大字本《化石》和《动物学杂志》，以便阅读。
可见，进化论对于毛泽东，不仅是早期的西方文化启蒙。
它伴随毛泽东的思想，直到事业和生命最后。
毛泽东提到的第三本书是《穆勒名学》。
英国人穆勒著，全名为《推理和归纳逻辑学体系，求证原则和科学研究法的综合研究》，是英国经验论归纳法的集大成之作，也是19世纪西方经验主义思想的代表性著作。严复翻译，1905年出版。
严复翻译这部著作，目的是把西方的经验论传入中国。他认为，中国文人几千年来，治学存在一个重大问题，就是演绎推理甚多，归纳总结绝少，求知识多在文字纸墨间进行，而不知求诸事物事实，亲自观察调查，导致学术多是编造歪曲，国计民生多有弊病。他引用西学观点说：
“读书得智，是第二手事。唯能以宇宙为我简编，各物为我文字者，斯真学耳”。
这是一个革命性观点，颠覆了中国传统的求知方式。过去认为，读书就能全知天下事，而严复却不以为然。读书只能获得第二手知识，唯有能以宇宙各物为学习书本，才会得到真正有用的学问。但是，这又带来一个新问题，传统学习法识字即可，以宇宙各物为书本怎么学?他告诉大家，必须学习掌握逻辑学，这是“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他以西学成就证明：
“西学之所以翔实，天函日启，民智滋开，一切皆归于有用者，正以此耳。”
“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验之物物事事而皆然，而后定之为不易。其所验也贵多，博大;其收效也必恒，故悠久;其究极也，必道通为一，左右逢源，故高明。”
严复认为，西学与国学相比，之所以知识翔实，自然规律不断被认识，人的智慧被开发出来，并用于造福人类，正是因为掌握了逻辑学。在西学中，每一原理和法则，必须用事实和实验反复证明，而后确认为不变的公理，否则便不被承认。其实验可多次重复，其收效也持续稳定，其学问追究源头根本，揭示了宇宙普遍规律，这种治学方法非常高明。
如此以来，对胸怀大志、求知若渴的毛泽东，当然会产生极大吸引力。《穆勒名学》当时很负盛名，但因内容过于深奥难懂，据说能读的人并不多。毛泽东不但认真读了，从此还激发了对逻辑学的爱好。
《穆勒名学》主要讲归纳逻辑。穆勒认为，归纳的基本原理，是自然过程始终如一;归纳的客观基础，是一定现象总是经常跟着一定现象出现，今后仍然会经常出现;归纳不但与推理不同，它与概括不同，概括是把同一命题的细节综合起来，而归纳则是由已知推论未知。这也正是严复看中的，改变旧的学习方法，以宇宙万物为书本，就要潜心观察事物，研究现象间的因果联系，从已知现象推出未知原因。
怎样以宇宙各物为书本，从已知推出未知?穆勒的突出贡献，是提出了系统的求因果归纳法，即逻辑史上著名的“穆勒5法”。要义如下：1、契合法。假定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场合，每个场合由若干情况和若干现象所组成，如果某种情况出现，相应的现象也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这种现象的原因。这种方法是异中求同，所以又叫求同法。例如，火鸡和小鸭吃发霉花生得癌症死了，这种花生喂其他动物出现同样结果，对象、时间和环境都不同，共同点是吃了发霉花生，发霉花生就是原因。2、差异法。比较某现象出现的场合和不出现的场合，如果这两个场合除一点不同外，其他情况都相同，这个不同点就是这个现象的原因。因这种方法是同中求异，所以又称求异法。例如，远洋帆船上的中国人和外国人，除中国人外全患上坏血病，为什么如此不同?几个中国人都有喝茶嗜好，而外国人没有，于是得出结论，喝茶是不得坏血病的原因。3、契合差异并用法。如果某被考究现象出现的各个场合，只有一个共同因素，而这个被考察现象不出现的各个场合，都没有这个共同因素，这个共同因素就是某被考察现象的原因。该法的步骤是两次求同一次求异，又叫做求同求异并用法。4、共变法。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某一现象发生变化另一现象也随之发生相应变化，前一现象就是后一现象的原因。例如：气体体积与温度之间的共变关系。5、剩余法。如果某一复合现象已确定是由某种复合原因引起的，把其中已确认有因果联系的部分减去，剩余部分也必有因果联系。
毛泽东读懂了《穆勒名学》，领悟了译者与的真义。
在后来的学生岁月中，他不但认真读书求知，还多次与同学外出游学，注重直接到自然和社会中学习。
成为革命家后，他曾被人贬斥为经验主义。但与其他革命领袖相比，他最大优势不是读了多少书本，而是重视向实践学习，重视总结群众经验，重视系统扎实的调查研究，并进行严密的逻辑分析，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他鲜明地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做好工作第一是眼睛向下，第二是开调查会。他教育大家，通过调查，可以得到很多闻所未闻的知识，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作调查，才能不断认识新的事物，获得新的知识。由此得知，为什么在革命事业中，毛泽东把握事物本质规律往往更准确，主意往往更管用，能有高出别人的新认识，能创造书本上没有的新理论，能始终代表事业发展的正确方向。
到延安后，他要求全党彻底改造学习。提出要废除静止地、孤立地、教条主义的学习，坚决纠正言必称希腊、生吞活剥谈外国、留声机式的、只背词句的、脱离实际的恶劣学风，克服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的状况，因为那种学习一心向往的，是从先生那里学来的据说是万古不变的教条。他不客气地说，对自己的东西既无知识也没兴趣，只剩下一些希腊和外国的故事，这样连屎都不如，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肥狗，脱离实际的学习只会害人，一害组织、二害自己。怎样才是管用的学习呢?在毛泽东看来，要向实际学习，要理论联系实际。方法就是，系统周密地研究周围的环境，综合研究中国的历史，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研究客观事物中，找出事物内部联系，作为一切行动的向导。
他对逻辑学的关注和研究，持久深入程度出人意料。
据毛泽东日记记载，定王台自修若干年后，1938年3月25日，在延安凤凰岭窑洞，因收到一本刚出版的《逻辑与逻辑学》，他放下正在读的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当天就读了93页，然后以超常进度，3天就读完了这本书。
建国后，他热情支持学术界争鸣，促进了逻辑学思想解放和发展[⑤]。起初，受苏联学术思想影响，曾认为逻辑学也有阶级性和党性，形式逻辑是形而上学的基础，甚至一度否认形式逻辑，只承认辩证逻辑，后来又把二者看作低级与高级的关系。1956年，著名学者周谷城发表文章，认为形式逻辑只是对推论过程的形式规定，没有阶级性，他挑战“高低级关系说”，提出“主从关系说”，认为在认识活动中，辩证法是主，形式逻辑是从，主从虽有别，却时刻不能分离。文章发表后，一下子引来很多批评，成为众矢之的，很孤立。但毛泽东却欣赏这篇文章，只是因为还在争论中，出于对学术自由的尊重维护，没公开说出自己的看法。私下里，他多次鼓励周谷城不要怕，还风趣地夹用英语说：formal logic本来就是for-mal的，它是一门独立的学问。此后几年，他多次召集有关领导、逻辑学和哲学界人士，一起座谈争论的问题，以自己的革命实践经验为话题，谈科学研究也必须实事求是、独立思考，不能让自己脖子上长着别人的脑袋，即使对老师也不要迷信。直到1965年，还几次谈对报刊相关文章的看法。
在毛泽东看来，逻辑水平直接影响领导水平。50年代末，为改造中央和地方党委的工作方法，他曾亲自起草《工作方法60条》，其中3条与学习运用逻辑相关。在第36条中，他把掌握逻辑作为根本工作方法不可缺少的内容，提出概念的形成过程，判断的形成过程，推理的过程，就是调查和研究的过程，就是思维的过程。有了正确的观点和正确的思想，还要有比较恰当的表达方式告诉别人，概念、判断的形成过程，推理的过程，就是“从群众中来”的过程;把自己的观点和思想传达给别人的过程，就是“到群众中去”的过程。在第37条中，他讲文章和文件都应当具有三种性质，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准确性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问题，这些都是逻辑问题，鲜明性和生动性，除了逻辑问题以外，还有词章问题。认为现在许多文件的缺点是概念不明确，判断不恰当，使用概念和判断进行推理的时候又缺乏逻辑性，不讲究词章，一定要改变这种不良的风气。还特别强调，不要以为这只是语文教师的事情，大老爷用不着去管。在第43条中，他直接要求领导干部，要学点文法和逻辑。
他甚至不无遗憾地说：我们的党员研究哲学，就是不研究逻辑学。
为推动学习研究逻辑，他建议政治局委员人人都订《哲学研究》(逻辑学归哲学类);要求中共中央马列编译局收集编辑《逻辑学论文集》，把1953年后发表的全部论文、苏联译文、数理逻辑和中国逻辑思想史论文几乎全部编入;布置中央政治研究室负责编辑专著，要求最好把古今所有逻辑书都搜集起来，后来出版的《逻辑丛刊》，几乎收全了建国后出版的各种逻辑学著作，还收入旧中国出版的11部代表性著作，包括他在定王台读过的《穆勒名学》。毛泽东一直把这套丛刊保存在身边。
即使外出视察，他也经常把逻辑书带上。
身边人员留下这样的记录：1959年10月23日，主席今天外出，要带走一大批书，种类很多，包括的范围很广。他指示要以下一些书籍：……《逻辑学论文选集》(科学院编辑)。耶方斯和穆勒的名学(严译丛书本)……。
晚年的毛泽东，对逻辑学兴趣依然很浓。有人新出了逻辑学著作，他让搞些大字本，印1万册给大家学习。他对秘书说，小字本是不适合老头子读的。
了解这鲜为人知的史实后，真的让人莫名感动，乃至感慨万分。
这世界上谁与相似?还会有这样的领袖吗?
毛泽东提到的第四本书是《民约论》。
法国思想家卢梭著，又称《社会契约论》或《政治权利原理》，是近现代西方民主政治的奠基之作，被誉为人类解放的第一个呼声，世界大革命的第一个煽动者。早年，梁启超曾如此评价[⑥]：
“欧洲学界如旱地起一霹雷，如暗界放一光明，风驰云卷，仅10余年，遂有法国大革命之事。自兹以往，欧洲列国之革命纷纷继起，卒成今日之民权世界。《民约论》者，法国大革命之原动力也;法国大革命，19世纪全世界之原动力也。”
梁启超讲的比较客观。卢梭逝于1778年，震惊世界的法国大革命1789年爆发，不可能是他直接煽动，但此书的催化作用世所公认。此后，欧洲废除君主绝对权力运动，北美摆脱英国殖民统治斗争，美国的《独立宣言》、法国的《人权宣言》及两国宪法，均体现了卢梭的民主思想。
毛泽东早就是梁启超的崇拜者，在东山高小还读过卢梭传记，在定王台见到他的重量级著作，自然特别钟爱并认真研读。
《民约论》中最震撼人心的思想，是颠覆传统政治的“主权在民”。卢梭认为：人生而自由，人的自由只属于自己，其他人无权处置。政治权威在自然状态中并不存在，所以需要一个社会契约，契约对每个成员都是平等的，是一切合法权威的基础。主权者是尽可能包括最多社会成员的共同体，共同体可称为国家，结合者称为人民，个别主权权威参与者叫做公民，个人是主权者的臣民。人民主权不可转让、不可分割，由共同利益决定和约束，籍着法律而行动。法律是以公共利益为依归的公意行为，立法者只起草和提出法律建议，只有人民自己才有权设立法律。政府只是主权者的执行人，是以主权者名义行使被托付的权力。主权者可根据自己的意愿限制、改变或收回政府行政权，有权决定和变更政府形式和执政者权力，包括用起义手段推翻违反契约的统治者。
卢梭还说，政府形式主要有三种：1、民主制，由全体或大部分人民治理，但真正的民主制从来不曾有过，而且永远不会有;2、贵族制，由少数人治理，贵族制可以是自然的、选举的与世袭的，自然贵族只适于纯朴民族，世袭是最坏的，选举最好;3、国君制，由一人治理，没有比国君制更有活力的政府，但这种政府危险性很大，君主们倾向于追逐绝对权力，大臣们只是阴谋家。实际上，政府都是混合形式，都或多或少地借鉴了其他形式，没有一种政府适用于一切国家，一个国家的政府必须与其人民特点相适应。
怎样防止少数人篡夺国家权力?这是不能不考虑的重大问题。卢梭设想，必须由法律保障人民定期集会，届时终止一切行政权，让权力回到人民手中。集会中，必须解决两个问题：1、愿意保存现有的政府形式吗?2、愿意让那些实际担负行政责任的人继续当政吗?
主权在民，张扬了追求平等的强烈欲望，否定了传统的少数人统治，阐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理念与设想，为人类政治提供了一个理想坐标。这是一面理想主义的旗帜，它摧生了轰轰烈烈的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但资本不可能实现平等正义。随着人民觉醒和社会进步，必然否定资产阶级统治，导致马克思主义诞生并磅礴于全世界，引发解放全人类的无产阶级革命，建立起真正的人民政权，走向真正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
读过《民约论》的毛泽东，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后，完全超越卢梭进入了一个新的更高境界。
在他一生的追求中，人民就是命脉、灵魂和全部归宿。他领导的革命是人民革命，他缔造的军队是人民军队，他建立的国家是人民共和国，他为中国共产党规定的唯一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为新中国规定的根本性质是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政权，还有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人民政协、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人民公安、人民外交、人民海关、人民银行、人民币、人民铁路、人民航空、人民邮政、人民解放军、人民海军、人民空军、人民装甲兵、人民炮兵、人民通信兵、人民防空、人民战争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还有人民功臣、人民科学家、人民艺术家、人民战士、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人民剧院、人民医院、人民广场、人民江山、人民万岁……。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人民是不能也不准缺失的定语，一切事业都是人民的事业，人民是一切行为的最高原则。
人民始终是毛泽东的最爱。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他奉献了全部自己，牺牲了6位至亲，包括他亲爱的夫人和儿子;为了人民江山不变质，人民不再被权贵和资产阶级压迫剥削，他发动亿万人民群众的大民主，甚至砸烂自己亲手建立的政权，不惜把自己摔得粉身碎骨;在他的一生中，不只为人民的苦难而痛心甚至掉泪，更多是为人民利益殊死抗争，谁惹着了人民、侵害了人民，他一定是雷霆之怒毫不留情，为此，他可与无论什么人什么势力决裂。
在历经歪曲否定、造谣诋毁和超出人类道德底线的妖魔化后，人民在历史实践的鲜明对比中，反而认清了真相和本质，得出一个永恒结论：毛泽东是当之无愧的伟大人民领袖!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或许有一天，他缔造的党和国家会变色，他被有些精英们切割抛弃，但人民却永远不会离开他，人民永远与自己敬爱的领袖在一起，背叛他的势力将由此变成人民公敌，永远载入中华民族的丑类史册。
否定毛泽东的逆流中，有个说法广为流传，毛泽东只会钻进线装书，搞他的古为今用。但我们了解他的读书史后，发现那种说法过于无知。无论读什么书，发明这谣言的人与他相比，都存在天壤之别。即使现在被一些人奉为教条的西方经典，毛泽东的熟悉程度也远远高于他们。他曾真诚地引用列宁的话说，不读资产阶级唯物主义的书，就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
60年代，他会见法国议员时说[⑦]，法国出了一批唯物论者，除《民约论》卢梭及伏尔泰，还有法国的山岳党，拿破仑对我们也很有影响，他的一些著作我都看过。
1973年9月，他在会见法国总统蓬皮杜时说，法国人的历史我们感兴趣，特别是对法国大革命。
毛泽东提到的第五本书是《群学肄言》。
英国斯宾塞尔著，原名《社会学研究法》，强调用科学方法研究社会，使人文社会科学像自然科学一样成为科学。严复译为群学，所谓群，就是社会，包括商、工、政、学乃至国家;群学肄言，就是用科学律令察民群变端，探明治乱兴衰原由，预测社会未来方向，揭示正德、利用、厚生的方略。此书对毛泽东影响较大。
严复对此书的推崇超出想象。他认为，学好这部群学著作，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用以治世保民，可使国家大治达到极盛。有史以来，没有比这更好的治国之理了，即使周文王与周公再世，也不能舍其道而言治。学问之事，须以群学为要旨，唯有把群学学明白了，才知治乱兴衰之故，有修齐治平之功。他说这是真正的“大人之学”!
毛泽东所读《群学肄言》，虽基本框架与原书相同，但约1/4内容为严复所写。严复把中国文化与西方新学交融，洋为中用，要建立新的“大人之学”。意图很明白：
“有王者兴必来取法，虽圣人起不易吾言。[⑧]”
孟子曾讲，500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一个旧时代要结束了，严复倾心译著《群学肄言》，是为那些复兴中华改天换地的“王者”准备的，为培养救世圣贤而用。
此书有何真经妙道?严复在译余赘语中说：
“此书枢纽，在《知难》一篇。”
“其《缮性》以下3篇，真西学正法眼藏……。”
先看书的枢纽：知难[⑨]。此篇讲群学的研究者与研究对象，有独异于其他学科的特点，因而遇到的困难非常独特。可概括为3难：
“一曰在物之难;次曰在心之难，三曰心物对待之难。”
所谓在物之难，也叫物蔽，是研究对象特异带来的困难。群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它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群体，往往看不明白、记不清楚、难以度量，所有事情相互不同，现象往往间断出现，各种变化繁而不简，散处于大宇长宙之间，无法很快收集人和事的情况。要得出规律和结论，必须汇集无数全面真实的材料，但现实中难以做到。
所谓在心之难，是研究者心理特点带来的困难。有两层意思：一是智絯，知识和智力造成束缚。一般学科可秉心习研究，但已有心习难治群学。长于归纳者，有学而不思之罔;长于推理者，有思而不学之殆。虽学士如林，真正能用耳目心思，追求事实和真理的已经很少，况且要除去他已成心习?那些以往治学较简思想偏颇的，也不足以理清错综复杂的现象。个人才能兴趣只与一业适应，其他方面则不能相得益彰。习惯了简易浅显的学科，一旦转到繁杂艰深的群学，须除掉前习才能适应，这个难属于识理带来的。二是情瞀，人的感情导致视而不见。其他学科中，道理真假与事实对错，一般都能公平对待，无个人憎恶掺杂其间，但群学领域却不能。求证据时，合于己说的则多取，背于己说的则弃择，有利的虽远也能看到，有害的近在目前也视若无睹。学者中，知道个人成见会枉实蔽公，10人之中或1人能做到，知道自己的枉蔽有多少，能谨慎预防的却没有。当今社会，私心为害，无学不然，大抵都是心中先有成见，著书立说发表见解时，故作公允中立姿态。群学与其他学科相比，私心起作用最有力，表现形式也更多，往往由于权力和利益涉入、个人爱憎不同或教派信仰不同，而生喜好厌恶，这都属于情感带来的难。
所谓心物对待之难，是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关系特殊，给群学带来特殊困难。在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研究者与研究对象是分离的，唯独群学不同，研究者就在研究对象群体之中，前者也是后者一分子。研究者所居群体不同，观察的善恶苦乐不同，再加自己成败利害的经历，感情不能不因之而动，道理不能不由之而发，个人与所在群体休戚与共，群体对其不能不产生影响，这就是心物对待之难。具体有5个方面：一是学诐，所学不同使认识偏颇;二是国拘，国家不同思想受限制;三是流梏，行业不同束缚思想;四是政惑，政党不同惑乱政见;五是教辟，宗教不同导致见解乖辟。可见，群学的确不像自然科学，所信之理、所致之情，与自己身心没多少关系，群学之难是其他学科没有的。
如何破解研究群学之难?严复认为，西学有“正法眼藏”。
正法眼藏为佛教用语。“正法”指全体佛法，“眼”为朗照宇宙，“藏”是包含万有，正法眼藏就是佛的正教正道，佛的内心悟境。相传，在灵山法会上，佛祖释迦牟尼拈花示众，弟子皆沉默不语，唯迦叶尊者破颜微笑，于是他将正法眼藏传于迦叶，由此成为禅宗源头。禅宗的正法眼藏，是不立文字的心印，是心传心的微妙法门，是教外别传的最深奥义菩提。
这个正法眼藏，在《群学肄言》中就是“缮性”。
缮性本是庄子的理念，修治本性的意思。庄子认为，一个治道者，要祛除俗学俗思的蒙蔽，避免丧己于物的偏见，须以恬静淡漠来蓄养真知，再以真知蓄养恬静淡漠，才能生出无不包容的中和之德，领悟合于万物的自然之道。但在《群学肄言》中，缮性内涵发生重大变化，虽与庄子针对的问题基本相同，但解决问题方法却完全不同，体现了西学的“正法眼藏”。
青年毛泽东给朋友信中，曾概括《群学肄言》的这一要义。他说[⑩]：
“是三难者，将欲祛之，则必缮性。缮性在学，学有三科，曰玄间著。”
怎样祛除治群学“三难”?必须通过缮性，才能保持心灵的公正客观。缮性方法，不是靠庄子所说的恬静淡漠，而是用学习来达到目的。群学对象是整个社会，是一切科学汇归的学问，研究群学必先兼学三科：一是学玄科，研究不易之事理，探讨不遁之物情，掌握抽象的思辨科学，如逻辑学和数学等;二是学间科，介于理性思维与具体事物之间，研究事物变化的因果关系，如物理和化学等;三是学著科，研究显著存在的客观事物，了解其悠久历史和复杂变化，如天文学、地学、生物学等。再加心理学和生理学等，与群学相关的范围很大。掌握了三科知识，可校正思想偏颇，提升聪明智慧，有效克服治群学的困难。毛泽东说：
“吾谓此岂惟学也，德即寓乎其中亦。于此有人焉，不蔽于物，瞀与情，絯于智，而又无学诐、国拘、流梏、政惑、教辟诸弊，基人之为君子，尚待言哉!”
他认为，广泛涉猎“玄间著”各科，并非只为研究学问，品德修养也寓于其中。经过全面学习的人，才能不为事物表象遮蔽，不为感情好恶左右，不为智力不足束缚，避免学诐、国拘、流梏、政惑及教辟等偏见，成为德才出众的君子。这也是《群学肄言》的重要观点。
对《群学肄言》，青年毛泽东不止读了一遍。后来到第一师范，他向黎锦熙老师请教学习方法，老师又推荐此书，特别要他读“缮性”一篇。尽管在校学习时他很偏科，主要下功夫在文科上，但他对自然科学从不轻视，始终把广阔的知识面作为求知要义，为领袖成长奠定了全面学识基础。
延安时期，他不但潜心研究革命和战争，还多次要求国统区同志，注意收集购买“通俗的自然科学书”，并认真读了《科学大纲》、《科学到何处去》、《环绕我们的宇宙》、《物质世界本质》等科学书籍。他甚至发出呼吁，大家要来研究自然科学，否则世界上就有许多不懂的东西，那就不算一个最好的革命者。
建国后，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他，曾说过很想请两三年假，专门学习自然科学。在中南海住处，买来中学物理化学实验仪器摆上。在外出视察的火车上，张治中见他聚精会神地读一本冶金书，十分惊异地问，你也要钻研科学技术?他回答说，是呀，人的知识面要宽些。哈尔滨工业大学老师发表文章，研究“积木式机床”内部矛盾运动规律，他看后要求《红旗》杂志发表，并亲自写信给和单位鼓励。他在党的八大前说，我们对新的科学技术还不懂，还要作很大的努力，现在中央委员会是一个政治中央，还不是科学中央，将来，中央委员会就是科学委员会了。
他先后接见美籍华裔科学家杨振宁、李政道，一起深入讨论宇称守恒与非守恒、光子性质和质子可分不可分等问题，让这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感慨不已[11]。杨振宁说：他的造诣非常之深，他是一位领导人，同时又是一位高级学者。李政道说：他所关心所思考的，已经远远不是身边的事情了，他的思绪常常飘浮在茫茫的宇宙，要了解的是整个人类乃至整个宇宙的规律。
作为一个超凡的领导者，他学习了解19世纪的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细胞学说、进化论、元素周期律，还学习了解20世纪的相对论、微观粒子结构、宇称守恒、对称问题、遗传理论等。如此持之以恒的“缮性”，使他能以最新科学知识思考印证宇宙真谛，深入阐释唯物辩证法精髓，挣脱世俗偏见的束缚，从而思想认识更客观，领导决策更正确。在巨星荟萃的事业群体中，他高屋建瓴，触类旁通，广征博引，表现出无与伦比的知识与思想的力量，发挥了全方位的导师引领作用，让无数泰斗大师诚心折服，成为一个时代或史上少有的“哲学王”[12]。
上世纪60年代，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提出新观点，基本粒子不是物质始原，电子也是不可穷尽的。毛泽东看到文章后十分赞同，专门让在《红旗》杂志转载。他对学者们说，凡事都是可分的，电子本身现在还没有分裂，总有一天能分裂的，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是个真理，不信，就试试看，如果有竭，就没有科学了。1964年，中国科学院在北京召开国际性科学研讨会，坂田昌一也应邀参加会议，毛泽东接见他时赞扬说，你的文章写得很好。坂田昌一十分惊讶和喜悦，他没想到一个伟大革命领袖，竟对物理学前沿如此关注，而且之前早就讲过类似观点。回国后，他多次讲毛泽东的见解，还说，《矛盾论》和《实践论》是谁也不能否定的。
毛泽东关注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国际共运背景。当时的流行理论认为，社会主义没有矛盾，或是矛盾不尖锐不突出等。探讨基本粒子有无矛盾问题，起着重要的缮性作用，他用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证明了矛盾存在的普遍性，认识社会主义也充满着矛盾。在许多人还处于懵憧状态时，他清晰预见到苏联可能卫星上天、红旗落地，提出至今已毫无疑义的重大理论。岁月蹉跎几十年后，面对无可争议的现实，终老前的王震感叹：毛主席，比我们早看了50年!
他的基本粒子可分思想，在中国高能物理学界也引起巨大反响。物理学家们以此为信念和指导，建立起强子结构的层子模型，意在说明微观粒子具有无限层次。当时，这是站在世界物理学研究前沿的开创性工作。
毛泽东逝世翌年，1977年夏威夷，第七届粒子物理学讨论会。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格拉肖发言，追述物理学如同剥洋葱一样，逐层深入研究物质结构，基本粒子已经到夸克和轻子。最后，他突然说出一段出人意料的话：
“洋葱还有更深的一层吗?夸克和轻子是否都有共同的更基本的组成部分呢?许多中国物理学家一直是维护这种观念的。我提议把构成物质的所有这些假设的组成部分命名为‘毛粒子’(Maons)，以纪念已故的毛主席，因为他一贯主张自然界有更深的统一。”
这是杰出科学家对粒子命名的建议，更是对哲学王毛泽东的由衷敬意。
对我们而言，更真切地感悟到，如何缮性的“正法眼藏”。
毛泽东提到的第六本书是《法意》。
法国人孟德斯鸠著，严复译。直译全名为《论法的精神：或论法律与各类政体、风俗、气候、宗教、商业等等之间应有的关系，附对罗马继承法、法兰西诸法以及封建法的最新研究》，书名如此臃长是当时习惯，简称也叫《论法的精神》。
孟德斯鸠出身贵族，有世袭领地和封爵职位。27岁时，继承波尔多议会议长职务，改名孟德斯鸠男爵。37岁时，卖掉世袭议长职位获巨额金钱，每年利息收入可达29000镑之多[13]。此后，开始长途学术旅行，周游欧洲列国，结交名流学者，倾心学术研究，后又回到自己庄园专事著述，用14年写成《法意》。著名哲学家爱尔维修看到书稿后，禁不住感叹：“宇宙大名从此立矣![14]”
此书问世后轰动一时，对近代欧美社会影响极大。拿破仑征战时，随身带8本书，其中一本就是此书;美国独立战争的领袖们都熟读此书，并把其中的政治原则写入宪法;19世纪爆发的一系列资产阶级革命，以及后来西方国家的政治理念和制度安排，都可看到其深远影响。严复对此书评价极高，甚至与中国古代的“六经”媲美。
此书秉持的基本理论有二：一是社会演变论。当时的主流理论认为，人性是不变的，所以人类社会也是不变的，只要追求一种适应人性的政制就行，而孟德斯鸠研究各国史实后得出结论，人类社会并非静止不变，而是在不断演进，法律和社会制度变化是必然的。二是理性论。在教会神学统治一切的时代，孟德斯鸠却提出，一般法律源于人类理性，各国法律是人类理性在特殊场合的适用，法律与地理、气候、人种、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人口、商业等的关系就是法的精神，这完全没了上帝和神学的地位，在当时是极为革命的思想。
此书最著名的政治理论也有两个。一是关于政体分类。他把政体分为共和、君主和专制3种，其共和政体又分民主政治和贵族政治。他认为，共和政体的原则是品德，君主政体的原则是荣誉，专制政体的原则是恐怖。对民主政治，腐化不仅在于人们丧失平等精神，还在于产生极端平等倾向;对贵族政治，权力专断就腐化，贵族变成世袭时腐化就达到极点;对君主政体，取消贵族团体或城市特权就腐化了;对专制政体，腐化是自身弊病所致。小国家比较适合共和，中等国家比较适合君主立宪，大国家则比较倾向专制。二是分权学说与宪政。他认为，享有权力的人都容易走向滥用权力，这是一条千古不变的经验，为防止滥用权力，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孟德斯鸠推崇英国的君主立宪，提出国家的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要三权分立、互为制衡;行政权掌握在君主手中，因为这部分职能要求行动快捷，雷厉风行，由一个人发号施令比几个人管理要好;立法权由另外几个人拥有;司法权由法官享有;国家不得干涉社会生活，社会改变必须通过法定程序，立法机关制定一般性法规，司法机关专管司法事项，行政机关只能执行法律等，这是西方宪政论的主要内容。
书中还提出一些进步法律思想。如反对酷刑;刑罚必须有教育意义;舆论可作为反对犯罪的工具;应刑罚行为，不应刑罚思想和语言，不慎与恶意有很大差别，但二者词句几乎没什么区别，法律不能因言语处其极刑，除非明确那些言语应处此罪。不禁止讽刺性文章有好处，讽刺能将一般怨恨转变为娱乐，使不满意的人得到安慰，增加人民对痛苦的承受能力，使他们对所遭受痛苦一笑了之。
毛泽东在定王台读《法意》时，此书问世已160多年。
这时，随着社会演化进步，孟德斯鸠对贵族“分权”的设想，在西方已成历史，资产阶级实行多党竞选、轮流执政、三权分立，实现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分权制约。但是，新的社会对立又尖锐出现了。从贵族手中夺得政权的资产阶级，除金钱外不承认任何特权，资本占有生产资料和财富，三权和法律全部拜倒在资本脚下，社会的大多数没有也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平等，劳动群众没有制约资本权力的权力，无产阶级依然处在被压迫被剥削的悲惨境地。很快，风起云涌的无产阶级革命，以苏俄十月革命为新起点，成为磅礴于全世界的时代大潮。
在中国，变法派推行君主立宪早已失败，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统治后，正在学习西方建立民主共和国，《法意》阐释的思想理念，引入当时的宪法和其他法律，人们对未来满怀期望。但接踵而至的历史，却事与愿违南辕北辙。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先是袁世凯复辟称帝，后是北洋军阀篡权乱政，再是蒋家王朝专制独裁，中华民族依然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国的先进分子依然在黑暗中摸索奋斗。只是毛泽东和他的战友登上历史舞台后，中国才翻开了新的光明的一页。
1953年12月底，定王台读《法意》40年后，已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巩固了人民政权，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的毛泽东，乘火车离开北京，来到风景如画的杭州，带领宪法起草小组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5]。
他和起草组成员一起，广泛阅读和研究世界各国宪法，还要求参加讨论的政治局成员也读，专门发电列出研读书目：1、苏联和苏俄宪法;2、东欧人民民主国家宪法;3、旧中国制定的宪法，包括1913年天坛宪法草案、1923年曹锟宪法、1946年蒋介石宪法;4、1946年法国宪法，来自孟德斯鸠的祖国，毛泽东认为这是较进步较完整的资产阶级内阁制宪法。他说，参照别国宪法和中国历史上有过的宪法，是完全必要的。人家好的东西，结合中国国情加以吸收;不好的甚至是反动的东西，也可以引为鉴戒。毛泽东对三权分立的精通，决不比当今那些精英差。在认真研读比较后，他说，我们对资本主义民主不能一笔抹杀，但现在资产阶级的宪法完全是不好的，是坏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宪法尤其是欺骗和压迫多数人的。我们的宪法，就是比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宪法也进步得多。
在毛泽东主持下，宪法起草了差不多7个月，修改了一二十个稿子。然后组织北京500多高级干部讨论、全国8000多人81天讨论，公布后又有1.5亿多人民参与，讨论了3个月，最后是全国人大1197位代表讨论，反复征求意见斟酌修改后，于1954年9月20日庄严表决通过。先是历经世所罕见的卓绝斗争，建立了人民政权，再经举世无双的大规模民主讨论，中国终于制定了一部代表人民利益的、体现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的宪法。
他主持制定的这部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效忠人民民主制度，努力为人民服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唯一机关;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国务院作为国家管理机关，不但要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而且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也向全国人大执行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这是彻底民主而又不互相掣肘的制度，是任何资本主义国家没有的。
尽管他是当之无愧的国家主席，但他提出并再三坚持加一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罢免国家主席。他说，国家主席制度与总统制完全不同，主席既不是立法也不是行政首脑，并不具有特殊的个人权力。资本主义国家总统可以解散国会，我们的主席不能解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相反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可以罢免主席，因为国家主席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来的，并服从于它。一些民主人士提出，写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是国家元首，却被毛泽东抹去了。他说，这不是谦虚不谦虚的问题，在我们这样的人民民主国家里，不应当写那样不适当的条文。有人建议把这部宪法命名为“毛泽东宪法”，也被毛泽东拒绝了。
他领导制定了民主的宪法，这是名符其实的人民宪法，根本目的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但他极为清醒，这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掌握权力的共产党人，同样面临腐化变质的严重威胁，如何使当权者永远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个人或小集团利益服务，这是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为跳出“历史周期率”，保证权力不被滥用或腐化变质，他动员人民起来监督政府和干部，进行一次又一次整风清理运动，甚至不惜砸烂已经建立的政权，直接发动群众揭露党和国家的阴暗面，直接在运动中培养新人吐故纳新，预言七八年来一次新的革命……。
他为人民民主事业奋斗终身。但他的民主理念与愿望，难以被理解也难以实现，既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问题。他带着失望和问号离开了，历史出现了否定性回流。
在新的历史进程中，毛泽东忧虑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权力腐化日甚一日。
离开人民的有效制约，回到孟德斯鸠能行吗?
毛泽东还多次讲第一次看世界地图的情形。
不要轻视定王台那幅普通的世界地图，它的意义非同小可。
上世纪30年代，毛泽东在陕北回忆那段自修经历时，把看世界地图排在所有所读名著之前。他特别强调说[16]：
“我在那里第一次看到一幅世界地图，怀着很大的兴趣研究了它。”
当时，他没讲通过研究得到了什么。建国之初，1951年秋，他在北京与几位湖南老同学聊天时，又讲起定王台那幅世界地图。如果不是他亲口叙说，很难想象定王台一幅普通的世界地图，竟对他产生如此强大的冲击，并引发莫名其妙的巨大觉悟。他认为，在图书馆自学半年，读的书不少，但最大收获却不在此，而是看到世界地图产生的。毛泽东如是说[17]：
“说来也真好笑，我读过小学、中学，也当过兵，却不曾看见过世界地图，因此就不知道世界有多大。湖南图书馆的墙壁上，挂着一张世界大地图，我每天经过那里，总是站着看一看。过去我认为湘潭县大，湖南省更大，中国自古就称为天下，当然大的了不得。但从这个地图上看来，中国只占世界的一小部分，湖南省更小，湘潭县在地图上没有看见，韶山当然更没有影子了。世界原来有这么大!”
“世界既大，人就一定特别多。这样多的人怎样过生活，难道不值得我们注意吗?以韶山冲的情形来看，那里的人大都过着痛苦的生活，不是挨饿，就是挨冻。有无钱治病看着病死的;有交不起租谷钱粮被关进监狱活活折磨死的;还有在家庭里、乡邻间，为着大大小小的纠纷，吵嘴、打架，闹得鸡犬不宁，甚至弄得投塘吊颈的;至于没有书读，做一世睁眼瞎子的就更多了。在韶山冲里，我就没看见几个生活过得快乐的人。韶山冲的情形是这样，全湘潭县、全湖南省、全中国、全世界的情形，恐怕也差不多!”
“我真怀疑，人生在世间，难道都注定要过痛苦的生活吗?决不!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这是制度不好，政治不好，是因为世界上存在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所以使世界大多数的人都陷入痛苦的深潭。这种不合理的现象，是不应该永远存在的，是应该彻底推翻、彻底改造的!总有一天，世界会起变化，一切痛苦的人，都会变成快活的人，幸福的人!”
“世界的变化，不会自己发生，必须通过革命，通过人的努力。我因此想到，我们青年的责任真是重大，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真多，要走的路真长。从这时候起，我就决心要为全中国痛苦的人、全世界痛苦的人贡献自己全部的力量。”
面对那幅神秘的世界地图，毛泽东从世界之大，感悟到韶山之小;又从韶山人的痛苦，感悟全世界的痛苦;再从人世间的痛苦现象，思考产生痛苦的原因。霍然悟出大道：大多数人陷入痛苦的深潭，根本原因在于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不合理制度，只有彻底推翻和改造这个坏制度，人们才能变成幸福快活的人。他坚信，总有一天世界会起变化，但变化不会自己发生，必须通过人的努力。由此感到，自己的责任真大，事情真多，道路真长……。
就是从这时起，19岁的毛泽东立下鸿鹄大志，决心为全中国、全世界痛苦的人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这是质的飞跃与升腾。在苦修苦读的奠基之后，借助莫名其妙的道具，催化出大知大觉，贯通古往今来，透视人间万物，领悟自己的使命，走上一条非同寻常的人生道路。
一幅不起眼的世界地图，竟是一个标志，一扇奇妙的觉悟之门。
不由得想起牛顿。看到熟透的苹果从树上落下，产生了万有引力感悟。
不由得想起达尔文。发现安第斯山顶有贝壳化石，引发对上帝创世质疑，继而得到万物进化的感悟。
不由得想起释迦牟尼和菩提树。也是19岁那年，他看到人世间各种痛苦与无奈，看到谁都无法摆脱的生老病死，发誓探寻永恒的解脱之道。多年苦修苦行不得，后在菩提树下得到彻悟。一个人来到世界上，生苦、老苦、病苦、死苦，还有生别离苦、怨聚头苦、求不得苦、无常苦等，可谓苦海无边。如何才能摆脱无边的苦难?他的领悟是，除去我执，证得我空，看透万事万物本质是空，就能超度一切苦厄，超脱生死轮回。觉悟者的使命是什么?我即众生，众生即我，万物一体，众生平等，要以大慈悲心和大平等心，救度一体不二的众生。
佛祖的教诲传播四海，至今抚慰着无数困苦的心灵。
毛泽东的领悟转为行动，导致了天翻地覆的人民革命，化作对旧世界的彻底改造，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永恒动力。
定王台，不仅是知识奠基之所，还是领袖觉悟的圣地。
那幅神秘的世界地图，好似领袖成长的菩提树。
[①]高菊村等著《青年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9月第1版，第56页。
[②]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79年12月第1版，第120页。
[③]亚当斯密著、严复译《原富》，商务印书馆出版，1981年11月第1版，第1页。
[④]吴宜、温宪祝编《毛泽东读书与写文》，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1月第1 版，第125~141页。龚育之写《毛泽东与自然科学》一文。
[⑤]吴宜、温宪祝编《毛泽东读书与写文》，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1月第1 版，第125~141页。高路写《毛泽东与逻辑学》一文。
[⑥]梁启超《论学术的势力左右世界》
[⑦]摘自《党的文献》杂志2011年第1期：陈晋(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原题为：毛泽东为什么喜欢读谈法国近代史?
[⑧]严复自己拟定对联，郑孝胥写后送给严复，常年挂在严复室内。
[⑨]斯宾塞尔著，严复译《群学肄言》，商务印书馆出版，1981年10月第1版，第56~58页。三难是严复在译余赘语中概括。
[⑩]《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出版发行，1995年3月第二版，第23~24页。
[11]游和平编著《毛泽东与科学家的故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7月第1版，第204~257页。
[12]基辛格2011年新作《论中国》，称毛泽东为“哲学王”。
[13]孟德斯鸠著、张雁深译《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出版，1963年3月第1版，第13~28页。
[14]孟德斯鸠著、严复译《孟德斯鸠法意》，商务印书馆出版，1981年11月第1版，第vii~viii页。
[15]《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316~342页。
[16]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79年12月第1版，第120页。
[17]柯廷主编《毛泽东生平全记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10月第1版，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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