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子光，著名美国华裔经济学者、金融实业家，“美元霸权”术语提出人。1938年出生在香港，就读哈佛大学，后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授期间，对经济学和国际关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经过多年的潜心研读，廖子光先生曾担任过著名的洛克菲勒公司投资顾问，又任纽约著名的廖氏投资咨询公司总裁，成为一名成功的金融实业家。著有《金融战争：中国如何突破美元霸权》《中国出路：全球债务危机与中国应对策略》。
本文为专门给纪念120周年的供稿。】
财富多是好事，但财富分配不均却是糟糕的，它制造了许多社会经济冲突。如果财富分配不均形成不同阶层，那么，阶级斗争必然成为社会革命的一部分。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在于它通过扩大贫富差距以创造财富。贫富差距是资本主义创造财富而制造的一个破坏社会经济的副产品，就像生产核能源产生的核废物一样。资本创造财富离不开劳动，而在发达国家，工人备受亲资本的政法体制的压迫，他们从来没有成功地使用退休基金这笔财富来购买，掌控生产资料。这些受压迫的工人仍然默默温顺地接受资本家把工人退休金资本化剥削自己。然后资本主义的辩护者还制造出了资本的神话，说创造就业需要资本，而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从工人手里截留的收入创造了资本，换句话说，是就业创造了资本而非相反。而为吸引投资而实行低工资制度的中国改革者却未明白这一常识。
2007年在纽约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就是不依靠实行高工资和充分就业的金融资本主义而自我毁灭的一个生动例子，金融资本主义强迫通过消费债务来获取必要的消费，这必然是不可持续的。
当前世界范围内不可持续的债务金融危机已经导致所有国家的民众要求政治和社会的变革。这种民粹主义变革将会改变世界现存的社会经济秩序，虽然现在预测未来的世界新秩序情况还为时过早。但我们足以观察到，现在在每一个国家都发生了政府向进步的民粹主义方向的改革，但这也许除了一党执政的中国，中国共产党已经不再是一个具有革命性的政党。许多受西方培训的中国经济学家仍然在鼓吹更自由的市场，利用自由市场维持低工资的神话。
沙俄和中国王朝时期的农业经济社会情况(中国和沙俄的情况也不全等同)与欧洲的工业发展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欧洲爆发了工业革命，产生了大量的工厂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的时机较为成熟，这也是马克思在1848民主革命中所展望的。
然而，悲剧地是，在德国和法国，社会主义运动遭到镇压，运动领导人也遭到反动势力的屠杀。随后，资本主义民主政权以新的活力继承和信奉了西方帝国主义并在世界各处重新进行殖民。
俄国和中国都是拥有辉煌历史的两个伟大国家，但经济社会和技术却很落后，两国并没有爆发工业革命，也未产生产业工人阶级。在这两个农业国中备受压迫的是占人口总数超过80%的农民。
而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出现了强大的，服务于西方帝国主义的国内买办阶级。中国买办就是为活跃在中国的大型外商企业服务的中国经理或者高层员工。这些买办与西方帝国主义及具剥削性质的外国资本和企业维持着紧密的共生关系，他们在服务外国经济政治利益，损害中华民族利益的过程当中变得富有和强大。在西方殖民地如香港和因为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屡屡失败，西方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而设立的五个开放的港口城市中，买办阶级十分活跃。
在当今中国市场经济条件下，服务于外国企业利益的、庞大的新买办阶级再次出现，而这些外国企业背后是美国欲化解国内革命压力，而以美元结算自由贸易的名义把财富从中国运输到西方的全球地缘政治战略。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政策推行以来，中国不断向外开放市场，甚至中国国企都已变成外商和金融的重要买办。WTO规则的全面执行将会强化中国国有金融机构承担的买办作用。
这些国有企业接受来自香港富有经验的中国买办的指导，香港在1841年成为英国的殖民地，直到 1997年才回归中国。即使香港回归了中国领土，香港买办仍继续向中国领导人提供卖国建议，而由于几十年美国反共产主义的全面禁运，中国被迫孤立于现代世界经济发展进程，因此中国领导人对卖国建议并不知情。因为中国与发达的西方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水平，这些香港买办在联系中国大陆与西方国家的过程中，以及在推动中国政府采取政策使中国再次沦为另一个世纪的殖民地的过程中获取了暴利。
由于遵循了香港买办的有害建议，中国自1978年以来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犯下了两大最为严重的错误：
1)中国推行了通过剥削低工资的劳动力利于出口，从而实现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的政策 ，这样使得中国社会形成低收入和财富不均的结构性矛盾，同时导致区域发展失衡。现在，中国并没有发展那些最需要发展的区域，而是发展那些西方市场认为剥削中国经济最为方便的区域。
2)中国推行政策，自愿打开中国市场，让西方资本蹂躏，使得国民经济重回半殖民地地位，而傻傻地以获取买办佣金而高兴，大量的财富却进入外国口袋。
这种糟糕的建议自然来自那些拥有奴隶心态的香港买办。这就如同向一个家奴询问武装起义争取解放的建议一样，得到的答案总是：“不要胡思乱想了”。
这就是为什么建立在“改革开放”政策上的中国经济会陷于不均衡，更不用说是腐败的泥淖中的结构性原因。然而，对于处于现代相互联系着的世界中的所有国家而言，“改革开放”可以成为好政策，但是需要反思中国的“改革开放”策略和执行，以此纠正具掠夺性质的新买办主义基础，同时阻止实行可恶的，在零和游戏中向西方输往更多财富的做法。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1926年3月)为反对当时党内存在着的两种倾向而写过这样一段话：
当时党内的第一种倾向，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只注意同占统治地位的国民党之间的合作，忘记了农民。这是右倾机会主义。
第二种倾向，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只注意工人(当时的中国并不存在)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这是左倾机会主义。
这两种机会主义都感觉自己力量不足，而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力量，到何处去取得广大的同盟军。
毛泽东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在中国的政治术语中，无产阶级被定义为没有或者少财产权(土地)的阶级，而不仅仅指工厂工人，中国革命中其中一种阶级斗争即是农民无产阶级和西方帝国主义在地方的代理人——买办阶级之间斗争。
而且，毛泽东预见了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实际上是一个动摇的阶级，他们一方面对抗来自国外的更为强大的竞争，另一方面又快速学习帝国主义的生产模式，反过来压迫国内弱小的，但正在不断壮大的工人阶级。毛泽东指出民族资产阶级在革命高涨时要分化，其右翼将要跑到帝国主义方面去。一年后即1927年蒋介石的反革命政变证明了这一点。
今天，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中就包括总书记习近平所说的“特殊利益群体”，这些“特殊利益群体”是实行真正改革过程中最难以对付的，又已形成组织的障碍。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当代买办。
毛泽东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这是需要所有爱国者提出的一个问题。
“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是我们的敌人，”毛主席做了这样的回答。
在今日中国，新的地主阶级又以房地产开发商和投机客面目出现，新的买办阶级正在牢牢地控制中国经济，使中国经济服务于新自由主义的国外机构的利益，新自由主义是西方帝国主义在世界的新面孔。
党的十八大政治局第一次总体学会会议中，总书记习近平着重谈及“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习近平作为新的领导人在就任党的总书记不久后前往深圳进行南巡，再次肯定坚持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这呼应了邓小平20年以前的著名的92年南巡。
反腐，打击特殊利益群体，调整收入差距，积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促进共同富裕这些新的着重点占了习近平改革政策的大部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妥协方案在习近平新一届领导人中似乎终止了，而事实上，在买办和民族资产阶级眼里只有“让一部分人富起来”的概念。
毛泽东曾说过在经济落后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完全依附于帝国主义的。这些阶级代表了中国最反动最落后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毛泽东强调，他们和中国革命的目标是完全不相容的。在获取国家政权不久后，毛泽东把他们当作敌人继续打倒。
毛泽东还指出，特别是大地主和大买办阶级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他们把反对共产党作为他们的反革命事业，并从各种掌权的反动派团体如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翼中获得支持。
自1978年以来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下，由房地产开发商和投机客构成的新地主阶级再次出现，在中国商业和金融市场上也再次出现新的买办阶级。毕业于中国顶级大学和国外研究生院的最优秀中国年轻人大多被西方公司指派充当中国经济各个领域如工业，商业，技术，媒体甚至国家安全研究当中的买办。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使得外国对中国经济社会各方面的渗透合法化，允许香港继续成为外国反华基地和大陆腐败的温床和避风港。
毛泽东的伟大之处在于其具有革命性的见解，他认为中国的社会革命的出发点必须是解放农民，以及革命的目的是使中国摆脱西方帝国主义的剥削，复兴中国，使中国恢复繁荣的，独立的历史性大国地位。毛泽东清楚地知道，要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就只有获得世界范围内尚未在精神上和经济上向外国人出卖的所有中国人民的支持。
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动员群众的力量参与到这场光荣的革命中，团结所有可以团结的力量，粉碎卖国的特殊利益集团，新买办。一个和谐的社会对买办叛国者和人民的其他敌人不能留有余地。迎合充当新形式下全球帝国主义代理人的特殊利益集团的民主政治需求，是不可能赢得革命胜利的。
毛泽东明白，恢复中国历史性大国地位的路径是在中国内部建立一个平等和谐的社会后才能在世界各国中获得平等地位。新买办帮助外国利益集团剥削中国人民，他们是制造不和谐和不平等的坏分子，向新买办让步，和谐不可能实现。一个和谐的有机体不可能容忍其身体中有不断扩散的癌细胞的存在。
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实现国家和谐复兴目标最适当和最有效的思想武器。毛泽东是第一位提倡后来被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方法的中国革命者。对于毛泽东来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适应中国具体情况，服务于中国历史性地位的恢复，而不是相反。在毛泽东眼里的中国特色和1978年以来在“改革开放”政策下的中国特色是不一样的。毛泽东从来没有抱有这样的幻想，认为让革命的敌人进入党中央是通往革命胜利的途径。通过投降主义获取胜利只能是自欺欺人。中国共产党必须从党领导的最高层开始肃清这样自欺欺人的行为，只有这样，中国共产党才应当获得人民的支持。
毛泽东1918年在北京大学担任图书管理员助理期间给予了他阅读最新翻译为中文的第一手社会主义著作的机会，这进一步开拓了他的认识以及进一步确定要献身于社会主义的革命事业。毛泽东读过者柯卡普(Thomas Kirkup)的《社会主义史》的中文译本，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的《马克思资本论解说》(原著是德文版)和最为重要的著作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治小册子《共产党宣言》
除了马克思著作之外毛泽东还涉猎广泛。他读过中译本西方古典自由主义学说如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该本著作论述了政府在限制国际贸易垄断中发挥的必要作用，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美国开国元勋之一)模仿了法国路易十四为了抵抗英国对处于起步阶段的美国的贸易垄断，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模式，也实行了贸易保护主义和民族产业政策。在美国两个世纪的前一百年，这个年轻的国家通过实行支持民族产业的贸易保护主义和民族产业政策推翻了英国和法国的统治，并推动了国家的繁荣。
毛泽东也读过孟德斯鸠的著作《论法的精神》，该著作认为地理环境是影响国家社会政治文化的物质条件。毛泽东也读过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的《论自由》，在这本著作中，密尔探讨了社会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的权利的性质和限度，以及个人如果对他人或者对社会造成普遍的危害，则政府要限制个人行为，因为没有个人能够孤立地存在，伤害自己或者自己的财产或福祉也会伤害其他人和作为经济社会有机体的社区，剥夺了公众的利益。
密尔也持这样的观点，对于那些仍在发展中的社会，专政是政府可接受的一种形式，只要专政者为人民谋取最大的利益，因为只有强有力的政治领导才能克服阻碍社会经济自发地进步的现存障碍。密尔反对在民主体制中出现“多数人的暴政”。毛泽东关于政治权利的观点与密尔阐述对于伟大的事业中需要强有力的领导的必要性的观点是相似的。所有革命的政府显然都是专制政府。只有获得革命的彻底胜利后，革命的政府才能转为民主的政府。民主是经济发展的产物而不是如美国自由主义所宣传的那样，是繁荣的原因。
1935年中国共产党处于长征中最为关键又最糟糕的时刻，当时中国革命在军事上面临着即刻全面溃败的危险，要不是在具有历史性意义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重获中国游击战的军事领导权以反抗有压倒性胜算的蒋介石的正规军，那么中国共产党被彻底消灭就只是个时间问题。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建立革命根据地，为革命的进行生产必要的资源的军事战略也得到了恢复。
“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这一流行口号是一个历史事实。引申开来，则是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新中国。那些在党和国家文件中不提及毛泽东思想的人应该重新审视自己。即使在美国，也没有一个自重的公民敢质疑杰斐逊思想在其民族精神中所占的重要地位。
像毛泽东这样的领袖是上天赐予中华民族的一个幸运的礼物。这样的领导人在一千年中也只出现过一次。在可预见的未来，毛泽东将会成为团结中国人民的政治人物。毛泽东思想也将会成为重建中国社会主义社会不可或缺的经典。
毛泽东也读卢梭关于政治哲学中的人性观，卢梭的观点曾影响了法国大革命的政治话语。毛泽东还读过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乃至赫伯特•斯宾塞关于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适者生存是无政府资本主义中自我更新的演化过程。
尽管斯宾塞经常被误解为极端保守，但他反对土地私有制，认为参与使用土地是每一个人固有的权利。他赞同乔治主义，乔治主义是一种美国经济意识形态，由亨利•乔治提出，乔治主义的观点认为每个人拥有他们所创造的东西，但是所有由自然而来的东西，尤其是土地，都属于全人类共有。斯宾塞主张自发成立工会抵制“老板的剥削”，并且赞同成立经济组织主要是自由的工人合作社取代劳工市场的雇佣劳动，因为在劳工市场工人没有市场支配力。而斯宾塞如此进步的观点已经被当代资本主义宣传选择性地过滤掉了。
随着中国把城镇化作为经济发展的动力上马时，乔治主义观点可以成为指导中国城镇化免被特殊利益集团利用，任其以牺牲社会利益为代价获取私人利益的思想。
没有现存记录表明毛泽东阅读过苏格兰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1795-1881)的作品，托马斯•卡莱尔提出仁慈的专制政府并阐述了一个英明的领导人如何打造一个强大的国家和如何帮助形成一个国家的新道德文化。然而代表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也将打造一个强大的国家和形成一个国家的新道德文化，在这点上毛泽东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毛泽东明白儒家思想已经渗透到中国社会，对中国社会有害，并且阻碍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而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分子利用错误的观念，认为资本主义剥削和不平等是创造私人财富的必不可少的因素，企图颠覆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试图通过发动群众运动来反抗这两种思潮，群众运动在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达到高潮。
但是即使经过十年的巨大社会动荡，个人经历了悲剧性痛苦，国家经济混乱和外交空前被孤立，儒家思想仍然在中国社会心态中根深蒂固。文化大革命未能够实现触及人的灵魂的目标，而沦为一场派系的权利斗争，这对中国实体和社会经济基础设施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声望造成了严重的损害，更不用说民众支持率下降，甚至一些忠诚的党员干部也几近完全丧失革命热忱。但是，错误不在于文化大革命的内在意义，错在丢掉了革命目标，容许文化大革命落入派系权利斗争的陷阱。从中所吸取的教训不是未来不再需要发动一次文化大革命，而是不应该再次允许文化大革命沦为一场派系权利斗争。
在儒家文化对中国文明的负面影响受到抑制，以及儒家文化精华得到弘扬之前，中国未来还需要更多次的文化革命。现代化经历两千年的儒家文化不可能在一个世纪内就可以完成。
现实情况是，撇开怀旧不说，当代中国不可能复辟封建帝制，一旦政治制度被推翻，帝王的诸臣也不可能再恢复它了，复辟封建帝制也是不可取的。然而在今日之中国的政治制度，虽然披着革命和激进言辞的外衣，但在权利的分配和行政机构的运行上从根本上说仍然是封建的。这就是为什么未来需要更多的文化革命，同时发动文化革命对于推动中国文明在当代世界的发展也是必须的。
毛泽东明白这种需要，同时也明白直到中国在一场彻底的文化革命中获取了胜利，中国才可能复兴并恢复其历史性大国地位，然而，暴力革命的目的往往证明了革命合法性，但是暴力革命又会摧毁革命的目的，所以暴力革命不能成为常规事件。中国需要连续发生非暴力的文革革命，确保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完成民族复兴的使命，同时确保这条道路不被逆转。未来的文化革命必须不受到政治投机分子以意识形态正确的名义煽动起派系权利斗争。
文化革命不需要以打意识形态预防针的名义进行具有破坏性的派系政治暴力，这样最终会打乱民族目标。毛泽东在其《实践论》(1937年8月)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1957年2月27日)就曾明确表示过，绝不宽恕在人民当中实行政治暴力。
在中国儒家政治，传统上忠诚比能力更受亲睐。理想情况是在一个大臣身上都具备这两种素质。做不到这点，则无能而忠诚的人更受到亲睐，因为他比有能力而不忠诚的人危险性更小，而有能力而不忠诚的人往往是经历过成功发起暴动起义的人。因此在中国儒家政治中存在体制性腐败的种子。
对于社会主义中国，官员显然是要忠于社会主义事业，而不是忠于个人关系。领导人忠于社会主义理想也是必须的，然而仅仅忠于社会主义理想是不够的，它必须加上能力和正直的品质。
儒家思想，盲目信仰品德与能力的因果关系，仍然是阻挡当代中国试图从人治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法家思想治理的社会的主要文化障碍，这里的社会主义法家思想不应与西方资产阶级的法治(Rule of Law)概念混淆。儒家思想的危险不在于其赋予品德之人以能力，而在于其出现把有能力之人也贴上品德高尚标签的趋势。
为了改造中国封建社会，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秩序(这也是所有共产党员理解的人类发展必然目的)，毛泽东从抽象的列宁主义概念中研究出具体的可操作的方法，这些方法呈现出了与中华文明和历史文化条件，优点和缺点相适应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方法。这些方法中最重要的是，系统地组织群众运动，推动群众利益的实现，这些方法强调转变社会政治意识，换句话说是为新的合作社培养新人，而改变现实的基础即是用集体所有制取代私人所有制的生产模。与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相关联的大众政治概念的实现需要在作为人民的政治工具的党内有一批杰出的党员干部。
当邓小平说致富光荣时，他是正确的。他的话中的错误之处在于他没有说让人人致富更加光荣。
人民必须掌握生产资料，同时也要掌握金融。当前，现代金融的复杂操作却成为今日中国之买办精英的秘密知识。作为当代世界一种不可或缺的创造财富的过程，现代金融应该作为大众知识向人民介绍，而不是像西方一样成为精英的专属知识产权。
现代金融是当代经济秩序中最为重要的生产资料，不仅在资本主义市场，社会主义市场也需要它。两种类型的市场中的区别在于创造的财富属于谁和流向谁。在资本主义市场，财富流向特权精英，而在社会主义市场，财富应该按照平均分配原则流向人民。在这个意义上，目前为止，中国仍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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