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子光，著名美国华裔经济学者、金融实业家，“美元霸权”术语提出人。1938年出生在香港，就读哈佛大学，后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授期间，对经济学和国际关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经过多年的潜心研读，廖子光先生曾担任过著名的洛克菲勒公司投资顾问，又任纽约著名的廖氏投资咨询公司总裁，成为一名成功的金融实业家。著有《金融战争：中国如何突破美元霸权》《中国出路：全球债务危机与中国应对策略》。
本文为专门给纪念120周年的供稿。】
毛泽东的群众路线
群众运动作为由上到下的政治沟通交流工具对于中国共产主义体制来说是独一无二的。由毛泽东发展的群众运动现象对于理解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执政结构的本质和活力是极其重要的。
群众运动作为领导与人民意志沟通协调的工具的理论基础在于预设了对于人民群众来说，事事皆有可能，只要人民群众的意志被集中并又由思想和意识上正确以及负责任地采取行动的政党所代表。
这种观念来源于毛泽东浪漫而又切合实际的信念，他相信群众的力量，相信群众能够为了他们自己的幸福和未来的命运而推动国家的发展 。所以 “群众的意志”在党的帮助下，由群众系统地阐释，并在群众内部得以传播，共产党称之为“群众路线”。
毛泽东的群众路线理论要求领导干部密切联系群众，不断了解人民的意志，并把人民的意愿转化为人民群众具体的行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不仅仅只是一句口号。它意味着“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做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
这样群众运动由最高层政治局发动，并在中央会议和地区工作会议中向党员干部公布。在干部发起群众运动第一阶段后，群众运动又受党员是否有批评和改正的影响。通过报纸刊发读者来信，组织集会探讨来信并辩论，群众团体被组织起来了，“人民的意志”得到了激发。在数字化时代，互联网上的表达已放大了印刷媒体的作用。之后，党政领导机关的成员对结果进行正式讨论，在讨论后系统化“人民的意志”，形成法律或者决议、政策和计划，之后群众运动向全国蔓延。
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的历史是一部群众运动的历史。群众运动曾在土改(1950-53)、婚姻法改革(1950-52)、合作化(1953)和国有化中(1955)成功进行。
对付反对派的方法是进行思想改造，这一原则倾向于改造反对派的政治意识，而不是在肉体上清算他们。全世界电视观众观看的令人难忘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就展现了中国社会主义群众运动。这继承了毛泽东思想的遗产。
在1949年以前，将近一千年以来，中国农民被剥夺了基本的公共卫生服务的权利。中国共产党在医疗改革中的第一步是号召群众起来抵抗地方性传染病。成千上万的医务人员经过基本的卫生和医疗技能的训练后，开赴农村，为农民检查身体，治疗病人，并且通过群众运动，组织卫生竞赛。
在血吸虫病防治计划的第一年即1958年，医疗队就为280万的农民做检查。一个医疗队在一天检查1200个病人。建成或者修缮大约6700万间厕所，在此后的几年，成千上万的农民日以继夜地工作，排干沼泽，挖排水沟，除去血吸虫的传染源地。在某些地方，根据党员报道，血吸虫的治愈率已经达到85%至95%，在长江流域原来感染病盛行的区域有超过一半的地方疾病已经彻底消失了。
在1957年前，毛泽东群众运动取得了巨大成功
1957年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双百花)的运动开始于2月27日毛泽东在1800名领导干部前著名的四小时《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提出了要正确区分“敌我之间的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应采用如凭借暴力的专政方法，而应该用批评与反批评式的公开讨论。一直到1957年，毛泽东的群众运动政策无论是在社会还是在经济建设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土改完成了，妇女解放运动进展顺利，合作化和国有化正带领中国走向社会主义。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医疗卫生服务都堪称社会主义建设的典范。共产党的领导被社会尤其是农民广泛热切地拥戴。在1958年之前，从1948年算起，农业生产几乎翻了一番;煤产量翻了两番，达到1.23亿吨，而钢铁产量从10万吨增长到530万吨。
唯一问题来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反抗。在1957年5月25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上表达了他的焦虑，并且同意了那些警告说有太多反动资产阶级自由分子人的意见。那天下午，毛泽东在共产主义青年团会议中向干部提出“所有偏离社会主义的言行基本上都是错误的。”
在7月26日人民代表大会的开幕式上，周恩来开始针对批评进行“反批评”。毛泽东呼吁公开批评是严肃而真诚的，但是毛泽东原设想的这种公开批评就像安全阀，但是冲击安全阀的强度之大却是他始料未及的。毛泽东高估了政治环境的稳定，低估了儒家思想和西方自由主义残留的影响。
站在十字路口：模仿苏联模式还是走独立自主的道路
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站在了选择苏联发展模式还是走独立自主道路的十字路口。
经济发展基于以下三个要素：
• 逐步建设重工业体系，实现农业机械化
• 建立广泛的个人奖励体系，以此，社会主义生产模式的优越性将通过生活水平的明显提升得以验证，生产力也因为这样的信念而得到发展。
• 加快社会主义改造，为共产党建立社会主义秩序创造前提条件。
在1958年，有两条路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面前：巩固还是向着不断革命推进
受地缘政治环境变化的压力(1960年苏联突然撤回所有在华专家，停止一切形式的援助，1951年到1973年冷战时代美国对华封锁禁运)，毛泽东被迫动员中国广大劳动人民克服了资金和技术缺乏的困难。该战略是将政治运动与大生产运动相结合。在党内正统的列宁主义者的压力下，以及因为 “双百方针运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运动)”的意外失败，毛泽东断定不可能通过物质生活条件的逐步改善来培养社会主义觉悟，而必须付出巨大的新努力去作动员，让意识和现实互相作用，使之一并得以改造。如果社会主义新中国要想生存下去，除此之外，没有符合现实的替代方案可供选择。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这一结论已被证明是正确的。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不公加剧，腐败猖獗，这一切都引起了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在这个国家，精神腐化和犬儒主义渗透到全社会，整个社会明显丧失了革命和民族的自豪感。民族精神的修复比环境污染治理更加困难。
毛泽东的所有战略和计划都是为了建立人民对社会主义的信心，确保中华民族能够独立自主地生存。为了不屈服于怀有极大敌意的地缘政治对手，作出承担巨大的困难和牺牲的决定是必要的。这是对一个处于警备状态的国家为了生存所进行的对国家意志的考验，而不是所谓“自我为中心”思想实验
这种警备心态导致了1957—58年的反右运动，接着是1958年春天的“三面红旗”，即在自力更生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下，使用现代和传统的生产方式，着手推动工业农业同步发展。自力更生是在美国全面对华封锁禁运的情况下唯一的选择。这一策略通过实行劳动密集型发展政策得以实现，即开始了“大跃进”和建立“人民公社”推动全面集体化。大跃进的真正目的在于大胆展示了充满自信的集体主义精神。实施过程中所犯的错误无损于其精神展现的必要性。
在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的时候，领导地位的建立是在群众支持的基础之上的;中国共产党主席位置类似于罗马天主教会中教皇的位置，拥有强大的道德权威，但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又受到极大地限制，现在也是这样的情况。大跃进是群众运动而不是单个人的产物，毛泽东领导可以扩展到党的各级组织及其政策制定的过程，但扩展不到特定项目的实施。
如果没有毛泽东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在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的剿杀行动中幸存下来。是毛泽东他认识到了中国农民是革命源泉，拥有不可战胜的潜力。(所以) 中国第四代领导人再次将重点放在优先提高农民福利水平上是正确的 。
毛泽东的革命精神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尚未全部释放出来。在今后的一个世纪里，那些反共，新自由主义的批评与毛泽东有关大众政治的高尚原则作比较，就不免相形见绌。
由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如今是一个快速发展，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增长率占世界之首。中国的经济也有望成为世界第一，然而直到中国拥有独立自主，而不受国外消费市场摆布和出口部门的特殊利益集团控制的经济，同时迅速推行把平等和高工资作为国家目标的政策之前，中国通向其经济所能达到的最高人均收入道路仍是令人痛苦而漫长的。如果中国工资得不到快速增长，那么就不会有旺盛的国内市场来取代中国对出口的过度依赖。(那么)中国的出口经济将继续像餐厅一样，为其它经济体烹饪提供食物。
1991年苏联的解体，以及1990年，随着苏联按照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建议的那样，实行了休克疗法一头栽进市场资本主义以来，俄罗斯社会经济状况急剧恶化。而相比之下，尽管制造了一系列不可持续的社会经济的不利后果和问题，但自1978年以来中国的经济改革却创造了惊人的经济增长。这也主要是因为中国还没有像赫鲁晓夫去斯大林化那样完全否认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
与俄罗斯糟糕结果相比较，人们不免会问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世界上仅剩的最大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取得了相对积极的成就。什么是邓小平定义的“中国特色”，这一“中国特色”让中国在过去的30年里取得了骄人的经济增长?
答案直接通向毛主席在新中国前三十年所推行的革命政策，它们作为原则性政策为后来提供了强有力的精神平台，要是没有这些原则，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不会也不可能获得成功。不断妖魔化毛泽东和淡化毛泽东思想的尝试已弱化了邓的“改革开放”政策，使得这个国家滋生了许多腐败和不平等。甚至现在和未来的领导都不得不承认这些腐败和不平等已危及党的生死存亡。
要是没有前三十年为中国社会经济革命性的发展打下牢固而广泛的基础，1979年后的改革政策不可能成功实行。前三十年毛泽东在组织群众，发挥集体主义力量的基础上，通过全面的土地改革，建立农业合作社和之后的人民公社等群众运动，建立了根本的制度先决条件，这也成为了毛泽东战略的一部分。
尽管所有新自由主义分子夸大市场机制高效配置资源以及所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都诅咒平均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关于相信人民和自力更生的国家集体意识是中华文明走在黑暗而艰苦的历史性复兴道路上的亮光之源。
尽管中国已经到了物质上一贫如洗，精神上几近绝望及自信心彻底丧失的地步，但就是毛泽东，他教导已完全气馁了的中国，不要被外国帝国主义暂时的优势所吓倒，要相信人民群众不可战胜力量，要自力更生为民族的复兴而奋斗。
然而，尽管毛泽东发动人民中潜伏的力量，唤醒中国集体意识，以及以群众运动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为创造新中国经济奇迹作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许多修正主义分子和新自由主义社会学家却没有能够充分欣赏毛泽东所做出的贡献，尤其是那些受过国外培训并且支持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这些人正再次投入到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可恶的宣传中。
举例来说，在毛泽东革命战略中的一个重要创新元素是在敌对国对华封锁禁运的环境下，毛泽东抓住了中国有丰富劳动力这样一个经济优势，进行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地社会主义建设，当时达到建设规模是当代历史过程中未曾有过的。毛泽东通过消除失业，充分利用了剩余劳动力。
不幸的是，毛泽东充分就业策略自1979年以来却被扭曲了。改革开放以来所实行的政策制造了新的被剥削，低工资农民工阶级。他们从农村到拥挤不堪的城市，进入出口企业。而这些出口企业严重依赖外资，其任务就是把低工资中国工人所创造的真实财富送往外国换取纸币美元。国家贸易顺差因为以美元结算，不能在国内使用，最终的结果是农村地区因为缺乏国内资金而一直处于落后状态。这是美国帝国主义货币策略，我称之为美元霸权。
收入不公，财富分配不均阻碍了中国在不过度限制大众消费水平上升的情况下提高国内资本形成的速度，今日的中国正在面临着严重的失业和未充分就业的情况。未充分就业中最为严重的表现是工资水平低。
许多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和中国一些经济部门现在仍然优先于西方。这些成就的取得要追溯到文化大革命时期所奠定的基础。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成功爆炸了功能齐全、全面的三级氢弹(1967年6月17号) ，发射了东方红卫星(1970年1月30号)并且至1978年中国成功发射了超过8颗的卫星，1967年制定了第一个核潜艇计划，完成于1974年，并且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各种各样进步。在激光器，半导体，电子工业，计算机技术方面也有进步。即使在理论研究上，在用X光衍射方法合成世界第一个生物蛋白质，水晶般的猪胰岛素方面也取得了突破，这些发展为上海成为中国生物技术摇篮奠定了基础。
于1964年到1967年三年间在北京担任瑞典驻中国大使馆科技文化参赞，德隆大学中国农村的工业化研究专家，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欧洲日本研究所东亚科学技术和文化项目主任谢格森( Jon Sigurdson )在1980年曾指出，生物技术研究启动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即大跃进(1958—1961)时期。这个发现代表了“人类揭开生命秘密所作出的努力和为辨证唯物主义关于生命的起源提供了强有力的新证据” 北京评论的报道准确的把它描述为“第一个水晶般的蛋白质”及“合成化合物以来具有生物活性最大的自然有机物” (北京周报 1967a).在1970年12月25日出版的一篇文章中，北京周报报道了另一个成就：一种能够放大400,000倍的电子显微镜实验品。尽管从1958年以来，中国电子学和光学研究院已经研发出了这种显微镜，但是这个最新，最先进的模型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出现。北京周报还补充到这种精密仪器是“无线电学、电子光学、高电压、高真空及精密机械工程”科学(技术)的顶点之一。(1970)
后毛泽东时代的领导人往往试图将文化大革命描绘成中国经历的一场不折不扣的大灾难。美国马萨诸塞大学安默斯特校区历史系副教授舒喜乐(Sigrid Schmalzer)警告说“有令人信服的理由认为我们不应该完全抛弃早先积极的一面，而太盲目地信从后毛泽东时代的历史叙述”
北京周报的报道揭示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科学技术研究并没有被完全打断。虽然许多大学关闭，学术研究趋于停滞，但是和国防及国家声望相关的国防科技研究仍然在进行。 虽然当时的中国仍然继续创新研究，但是由于资源和标准化设备的不足，这些进步的取得主要是以修修补补的方式生产出来的，缺乏深入广泛的理论探索。
虽然因为资金中断以及认识不足，物理学相对论和基因科学上的探究受到了重大打击，但是群众路线在其它领域被证明是有益，如在地震学和天气监测中，就动员和培养了无数的研究助手。
由于文革一代人在文革时期未能学习，文革后几十年，专业人才与科学技术发展之间产生了一定差距;然而真正的人才克服了时间的缺失，在文革动乱后成为多产人才。
另一积极的一面是，成千上万的农民第一次接触了科学和技术。虽然文化大革命造成了损失，但是可以这样说，在某些方面，毛泽东的关于科学的政策的确对科学创造有裨益。
当代中国研究领域知名学者，哈佛教授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曾评论到：“实际上，毛泽东在1949年到1956年所完成的是比任何一个共产主义国家都要快的，广泛的，而破坏最小的社会主义革命”
毛泽东军事战略著作尤其是关于游击战的著作，仍在起义领导人和反起义专家中持续发挥着指导性的作用，在军事领域中，毛泽东被普遍认为与孙子(兵法)水平相当。
在历经30年的改革后，在中国经济中，贫富差距明显过大，在少数金融精英的控制下，为了自己的利益，生产资料私有化已越来越严重。中国共产党现在正式代表了包括资本家在内的所有人，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所有这一切在以现代化和追寻全球新自由主义趋势为名让民众接受。
然而在1919年发生的中国反帝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是为了逆转全球帝国主义趋势，而不是跟随他们。至少，伴随2007年以来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的崩溃，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原教旨主义的全球化趋势戛然而止，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金融资本主义的恢复是绝不可能出现的。而现在对于世界来说，有两种可选项，即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或者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必将最终代替金融资本主义。
自从1978年以来，中国领导人深思熟虑，作出了向意识形态妥协的方案，即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出这样的决断，很可能是为了按照马克思的演化辩证法，让中国社会在合适的时间，自发转化社会主义。也就是在此之后，中国共产党革命性就不复存在了。
然而因为这种妥协政策，从资本主义向为社会主义转变的辩证过程的正常速度被有意放缓。邓小平，沿着国家富强的道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的“至理名言”渐渐被篡改，“先”字已被省略。在现在的中国，一些人已成为超级富豪，而另外一些人永远处于贫穷的处境当中。福布斯杂志每年都会发布中国最富排行。
然而自2007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存在充分的证据表明中国取得的经济成就并不是因为实行新自由主义，不受监管的自由市场经济，恰恰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仍明智而幸运地，仍然限制国内经济向外国资本全面开放和放缓国有企业的私有化速度，控制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可以与俄罗斯此前遵循美国提供的休克疗法作对照。最为重要的是，中国自2007年以来试图避免金融部门受到全球经济动荡的影响，因为中国顶住了来自内外要求全面开放和放松金融部门监管以及人民币自由浮动和自由兑换的要求。
归根结底，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遵从毛泽东在1944年的训诫即为人民服务的话，他们将会做得好。
写于2013年1月1日，为第一次关于毛泽东的年度会议所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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