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毛主席的以下有关论述，来自《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以及《毛泽东思想万岁》、《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等书，不一一注明，仅按内容分别排列，黑体字为本人所标。】
【一】关于中国革命性质
中国革命的现时阶段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是十分明显的。只有反革命的托洛茨基分子，才瞎说中国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再要革命就只是社会主义的革命了。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我们是革命转变论者，不是托洛茨基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者。我们主张经过民主共和国的一切必要的阶段，到达于社会主义。我们反对尾巴主义，但又反对冒险主义和急性病。
——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一九三七年五月八日）
有些恶意的宣传家，故意混淆这两个不同的革命阶段，提倡所谓“一次革命论”，用以证明什么革命都包举在三民主义里面了，共产主义就失了存在的理由；用这种“理论”，起劲地反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反对八路军新四军和陕甘宁边区。其目的，是想根本消灭任何革命，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性，反对抗日的彻底性，而为投降日寇准备舆论。这种情形，是日本帝国主义有计划地造成的。因为日本帝国主义在占领武汉后，知道单用武力不能屈服中国，乃着手于政治进攻和经济引诱。所谓政治进攻，就是在抗日阵线中诱惑动摇分子，分裂统一战线，破坏国共合作。所谓经济引诱，就是所谓“合办实业”。在华中华南，日寇允许中国资本家投资百分之五十一，日资占百分之四十九；在华北，日寇允许中国资本家投资百分之四十九，日资占百分之五十一。日寇并允许将各中国资本家原有产业，发还他们，折合计算，充作资本。这样一来，一些丧尽天良的资本家，就见利忘义，跃跃欲试。一部分资本家，以汪精卫为代表，已经投降了。再一部分资本家，躲在抗日阵线内的，也想跑去。但是他们做贼心虚，怕共产党阻挡他们的去路，更怕老百姓骂汉奸。于是打伙儿地开了个会，决议：事先要在文化界舆论界准备一下。计策已定，事不宜迟，于是雇上几个玄学鬼，再加几名托洛茨基，摇动笔杆枪，就乱唤乱叫、乱打乱刺了一顿。于是什么“一次革命论”呀，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呀，共产党在中国没有存在之必要呀，八路军新四军破坏抗日、游而不击呀，陕甘宁边区是封建割据呀，共产党不听话、不统一、有阴谋、要捣乱呀，来这么一套，骗那些不知世事的人，以便时机一到，资本家们就很有理由地去拿百分之四十九或五十一，而把全民族的利益一概卖给敌人。这个叫做偷梁换柱，实行投降之前的思想准备或舆论准备。这班先生们，像煞有介事地提倡“一次革命论”，反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却原来不为别的，专为百分之四十九或五十一，其用心亦良苦矣。“一次革命论”者，不要革命论也，这就是问题的本质。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年一月）
苏联在二十年代曾经发生过（同托洛茨基等人辩论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我国在五十年代的第七年发生了。我们如果不能在这次辩论中取得完全胜利，我们就不能继续前进。只要我们在辩论中胜利了，就将大大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建设。这是一个伟大的带有世界意义的事件。
——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九五七年七月）
我主张不断革命论，你们不要以为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革命就要趁热打铁，一个革命接着一个革命，革命要不断前进，中间不使冷场。湖南人常说：“草鞋无样，边打边像”。托洛茨基主张民主革命未完成就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我们不是这样。如一九四九年解放，接着搞土改，土改刚结束，就搞互助组，接着又搞初级社，然后又搞高级社。七年来就合作化了，生产关系改变了。
——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八日）
【二】关于抗日统一战线
我们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中国汉奸、亲日派、托洛茨基派，对于中国的和平统一、民主自由和对日抗战的每一个步骤，都竭尽全力来破坏。当我们过去力争和平统一的时候，他们就竭力挑拨内战和分裂。当我们现在和最近将来力争民主自由的时候，他们无疑地又要来破坏。其总目标，就在使我们保卫祖国的抗战任务不能成功，而使他们灭亡中国的侵略计划达到目的。今后在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中，不但要向国民党顽固派和人民中的落后成分努力做宣传鼓动和批评的工作，而且要针对着日本帝国主义以及充任日本侵华走狗的亲日派和托洛茨基派的阴谋，作尽量的揭破和坚决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
因为资产阶级参加革命的暂时性而不要资产阶级，指联合资产阶级的抗日派（在半殖民地）为投降主义，这是托洛茨基主义的说法，我们是不能同意的。今天的联合资产阶级抗日派，正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经的桥梁。
——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一九三七年五月八日）
有许多资产阶级人物对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所取的和平政策，表示欢迎与赞同，但是另外一部分顽固分子，却取反对的态度，这些分子如不改变其态度，不论其主观见地如何，实际确是帮助了日本帝国主义。据我们所知，反对国内团结最烈的人，恰是直接在日本指挥之下的汉奸分子，如托洛茨基分子之流等便是明显的例子。这些分子的活动毫无疑义是汉奸的行动，对这部分人，我们的办法是尽量揭破其阴谋，使其在民众中间不能起欺骗作用，使全中国人民认识他们是全民族的公敌，以便群起而攻之。
——抗日民主与北方青年(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五日)
为要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只有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全民族中的一切生动力量，这是唯一无二的方针。但是我们的民族统一战线中已经存在着起破坏作用的奸细分子，这就是那些汉奸、托派、亲日派分子。共产党员应该随时注意那些奸细分子，用真凭实据揭发他们的罪恶，劝告人民不要上他们的当。共产党员必须提高对于民族奸细分子的政治警觉性。共产党员必须明白，揭发和清除奸细，是和扩大和巩固民族统一战线不能分离的。
日本帝国主义的特务机关，时刻企图破坏我们的党，时刻企图利用暗藏的汉奸、托派、亲日派、腐化分子、投机分子，装扮积极面目，混入我们的党里来。对于这些分子的警惕和严防，一刻也不应该放松。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四日）
我们共产党人屡次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的灭华方针是坚决的。不管日本掉换什么内阁，它的灭亡中国把中国变为殖民地的基本方针是不会变更的。中国亲日派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汪精卫，看了这种情形，吓得发疯，跪倒在日本面前，订立了日汪卖国条约，把中国出卖给日本帝国主义。……此外，又逮捕了一大批进步青年送进集中营；又雇请玄学鬼张君劢提出取消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取消八路军新四军的反动主张，雇请托洛茨基分子叶青等人做文章骂共产党。所有这些，无非是要破坏抗日的局面，使全国人民都当亡国奴。
——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一九四〇年二月一日）
【三】关于托派的若干思想观点
民族失败主义有两种:一种是“左”的——托洛茨基主义；一种是右的——民族悲观主义
——中日战争爆发后的形势与任务(一九三七年九月一日)
在思想斗争问题上，两年来，尤其是半年来，代表国民党写文章的人包括托派叶青等在内，发表了许多不但反对共产主义而且也是反对真三民主义的“纷歧错杂的思想”，亦即假三民主义或中间三民主义的思想，应该加以严正的批驳。
——反投降提纲(一九三九年六月)
一九〇五年，列宁说推翻沙皇政府，俄国要组织工农政府，而托洛茨基则认为只能组织工人政府。这就是托洛茨基没有把理论与实践真正地结合起来。我们应当从实践中找出事物运动的规律来，产生新的理论。
——关于农村调查(一九四一年九月十三日)
工农兵，农民有几亿。托派从来就骂我是“农民主义”。帝国主义也说我搞农民革命。中国工人阶级不抓农民，就坐不稳。列宁也强调农民问题，也是“农民主义”吗？我和欧洲同志谈；你们怎样？欧洲情况，除了农业工人以外，有自耕农（许多自己都有农业机械）对社会主义抵触大。同南美和印度同志谈，也是谈争取农民问题。
——在八大二次会议代表团团长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五月十八日）
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因此，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反对这种摆法，一定要走到二元论或多元论，而其实质就像托洛茨基那样：“政治——马克思主义的；艺术——资产阶级的。”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五月）
【四】关于中国托派的活动
北伐胜利，轰轰烈烈。可是这一时期的末尾一段，我们党搞得不好，出了一个陈独秀主义。后来，陈独秀反对我们，搞成托陈取消派。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一日)
为了破坏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狡猾的敌人还特别雇用了一些人，如像托洛茨基陈独秀分子，他们装成“左”的面孔，攻击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具体步骤和具体措施。他们说，我们做得“太不彻底”，“太妥协”，“离开了马克思主义”。他们想用这些胡说混淆人们的视听。他们要我们破裂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立即剥夺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又嫌我们的农业政策“太慢了”，他们要我们破裂同农民的联盟。这些难道不是完全的胡说吗？我们如果照这样作，当然只有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卖国贼最为高兴。
——对刘少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草稿）》的批语和修改（一九五四年九月）
这样一来，胡风这批人就引人注意了。许多人认真一查，查出了他们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集团。过去说是“小集团”，不对了，他们的人很不少。过去说是一批单纯的文化人，不对了，他们的人钻进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部门里。过去说他们好象是一批明火执仗的革命党，不对了，他们的人大都是有严重问题的。他们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由这些人做骨干组成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这个反革命派别和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他们随时随地寻找我们的缺点，作为他们进行破坏活动的借口。那个地方有他们的人，那个地方就会生出一些古怪问题来。
——《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语（一九五五年五月、六月）
陈独秀是右倾机会主义，他们81个人搞了个“列宁主义左翼反对派”。这个组织没搞多久，垮台了。以后变为托派了。其中有个叫刘仁静的，这个人比我年龄小，现在住在北京，他从莫斯科跑到土耳其去见了托洛茨基。
——在武昌与刘丰、刘建勋、王新、汪东兴的谈话（1971.08.17）
我们这个党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十次。开头是陈独秀，“八·七”会议后，他同刘仁静、彭述之那些人，81人签名的“列宁主义左翼反对派”，说我们是坏人，红军是破坏分子，以后他们就搞到托洛茨基那一派去了。
——在丰台与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汪东兴的谈话（1971.09.12）
【五】关于反对托派倾向
斯大林是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在实际上解决了很大一批钻进党内的反革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例如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拉狄克，布哈林，李可夫之流。
——对《伟大的历史文件》一文的批语和修改（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八日）
鲁迅先生的第一个特点，是他的政治的远见。他用望远镜和显微镜观察社会，所以看得远，看得真。他在一九三六年就大胆地指出托派匪徒的危险倾向，现在的事实完全证明了他的见解是那样的准确，那样的清楚。
——论鲁迅(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九日)
各省市委和党组必须认识这一斗争的目的，不但在于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主要地是借着这一斗争提高广大群众（主要是知识分子和干部）的觉悟，揭露各种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国民党特务分子，帝国主义的特务分子，托派分子和其他反动分子），进一步纯洁革命队伍。
——对中央关于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指示稿的批语和修改（一九五五年六月三日）
……十月革命后，苏维埃的代表中，有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他们名义上是工人、农民的代表，有托洛茨基派、布哈林派、季诺维也夫派等，他们名义上甚至还是属于布尔什维克的代表，但是他们实际上都是资产阶级的代表。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1959年）
【六】关于对托派分子的政策
共产党历来更提倡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在抗战中间，就是要纠正一切不利于抗战的错误思想，首先是汪派，托派的错误思想，反国家反民族的思想，一定要纠正，其他一切不利于抗战的思想，也要纠正。
——在延安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讲话（一九三九年五月一日）
……对犯错误的同志怎么办呢？对犯错误的同志第一是要斗争，要把错误思想彻底肃清。第二，还要帮助他。一曰斗，二曰帮。从善意出发帮助他改正错误，使他有一条出路。
对待另一种人就不同了。象托洛茨基那种人，象中国的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那种人，对他们无法采取帮助态度，因为他们不可救药。还有象希特勒、蒋介石、沙皇，也都是无可救药，只能打倒，因为他们对于我们说来，是绝对地互相排斥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没有两重性，只有一重性。
——党内团结的辩证方法（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八日）
在世界上要办成几件事，没有老实态度是根本不行的。什么人是老实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是老实人，科学家是老实人。什么人是不老实的人？托洛茨基、布哈林、陈独秀、张国焘是大不老实的人，为个人利益为局部利益闹独立性的人也是不老实的人。一切狡猾的人，不照科学态度办事的人，自以为得计，自以为很聪明，其实都是最蠢的，都是没有好结果的。
——整顿党的作风（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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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毛泽东文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有关托洛茨基及陈独秀的编者注】
·托洛茨基（一八七九——一九四〇），十月革命时，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政治局委员、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十月革命后，曾任外交人民委员、陆海军人民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等职。一九二六年十月联共（布）中央全会决定，撤销他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一九二七年一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定，撤销他的执行委员职务，同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一九二九年一月被驱逐出苏联。一九四〇年八月在墨西哥遭暗杀。
·托洛茨基（一八七九——一九四○），曾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政治局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列宁逝世后，他反对列宁关于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在联共（布）党内组织反对派，进行派别活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一九二七年中国大革命失败后，中国也出现了少数托洛茨基分子，他们与陈独秀等相结合，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待到将来再去举行社会主义革命，因而取消革命运动，被称为“托陈取消派”。陈独秀于一九二九年被开除党籍。
·托洛茨基（一八七九——一九四○），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曾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列宁逝世后，反对列宁关于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被清除出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托洛茨基进行了许多分裂和破坏活动。在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遭受失败之后，中国也出现了少数的托洛茨基分子，他们与陈独秀等相结合，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已经取得了胜利，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待到将来再去举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当时就只能进行所谓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合法运动，而取消革命运动。因此他们又被称为“托陈取消派”。
·陈独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五四运动后，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在党成立后的最初六年中是党的主要领导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犯了严重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大革命失败后，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接受托派观点，在党内成立小组织，进行反党活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后公开进行托派组织活动。一九三二年十月被国民党逮捕，一九三七年八月出狱。一九四二年病死在四川江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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