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社会主义是人类所共同拥有的一种高尚的情怀。这种高尚的情怀，必然通过制度安排成为人类文明的伟大社会实践。近两百年来，社会主义已经从空想变成了丰富多彩的社会现实，世界各国人民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建设着自己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唯一的，社会主义的形式是多样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同样在实践社会主义，他们在内容和形势上更具开创性和现实性。西方和东方的社会主义实践，为人类文明作出了伟大的贡献。我们必须找到适应中国历史和中国现实的社会主义。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达荣•阿斯莫格(Daron Acemoglu)与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詹姆斯•罗宾森(James A. Robinson) 合着的书《权力、繁荣与贫穷的根源：为什么国家会失败》于2012年3月出版，此书被知识界公认为一本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研究宏观社会发展的重要著作。此书是制度学派的一个里程碑，此书提出了制度决定论的新的理论框架。他们认为，成功的制度是广纳型的制度，失败的制度是榨取型的制度。其中，对于广纳的基本定义，包含了共和、共治、共享的基本原则，这些基本原则需要一定程度的公有制做为基本的保障，这实际上是对新社会主义论的理论概括和系统论证。这本被称为《国败论》的巨著，昭示出人类对新社会主义的一些共识。事实上，全世界两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同样是丰富多彩的，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实践尤其令人瞩目。我们需要站在全新的历史高度上重新审视并梳理社会主义思想，我们需要立足于全人类的宽阔视野归纳和总结各个国家的经验教训，我们需要完成中国关于制度变革和创新的历史性飞跃。我们珍惜前辈们的艰难的探索和卓绝的努力，共和国六十五年的奋斗历史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正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攀登新的高峰。对于新社会主义论的探索和实践，将成为新一代中国社会主义者对全人类的伟大贡献。
子思，孔子嫡孙，着有《中庸》①。笔者认为，《中庸》是人类政治哲学的巅峰之作。子思曰：“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笔者最折服这两句话：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这是政治哲学的最高境界。站在这样的高度上，我们才能梳理中国的现代史，我们才能超越毛泽东和邓小平。没有这样的思想高度，我们根本无法化育资本主义，我们也就无法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
一、让我们重新梳理一下共和国的历史。
1、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资产阶级法权。
认识中国的社会主义，需要理解两个基本的概念：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资产阶级法权。
什么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就是无产阶级运用革命手段，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终止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成功，使无产阶级成为国家的主人，成为共和国的管理者，获得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权利。请注意，这里面存在一个悖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一旦成功，无产阶级就获得了资产阶级的所有权利。当中也包括了资产阶级的资产。这样，无产阶级就不再是革命前的无产阶级了。无产阶级在消灭资产阶级的那一刻，事实上也就完结了其自身的存在依据。当然,也就终结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
什么是资产阶级法权?就是基于资产占有而形成的法定权利。在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之后，这个法定权利依然存在。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之后，自然继承了资产阶级的遗产，从而拥有了“资产阶级法权”。当然，法权的范畴可以更为广泛，它包括了一切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权利。事实上，用资产阶级定义法权并不恰当的。这意味着，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们接受了资产所有者拥有特殊法定权利的资本主义逻辑。这仍然是无视基本公民权力的阶级特权观念。也就是说，在法权问题上，无产阶级只是战胜了资产阶级，却没有能够超越资产阶级。当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之后，自然拥有了资产阶级法权，拥有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能性或者是必然性。这也正是毛泽东哲学思考的深邃之处。
2、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业态。
毛泽东认为，由于“资产阶级法权”的客观存在，就意味着保留了资产阶级再生的可能性。资产阶级完全可以从无产阶级当中化生出来的(毛泽东具有超越常人的历史眼光)。这就意味着，单纯从肉体上消灭资产阶级是不够的。毛泽东认为，必须从精神上消灭资产阶级。所以，必须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毛泽东是伟大的政治家。他堪称最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有无与伦比的意志、智慧和能力。他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他也试图进行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建设。遗憾的是，他终于未能完成哲学的超越。他终于未能完成对资产阶级法权的征服。毛泽东在消灭了资产阶级之后，无产阶级成为了资产阶级资产的持有者。无产阶级仅仅是理论上的资产持有者，却无法直接管理他们“拥有”的资产，他们只能通过代理人间接管理属于他们的资产。请注意，这是一次性授权的委托管理模式(所谓的代表制)，而不是定期授权的委托管理模式(所谓的选举模式)。代理人一旦获得资产管理权，即“资产阶级法权”，就拥有了资产分配的特权。代理人们不是圣人，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不可避免地发生蜕变。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资产阶级法权”的生命力。而且，毛泽东超越了常人和常理，清醒地知道，“资产阶级法权”不是胎生、不是卵生、不是湿生，而是化生。也就是说，有此法权存在，资产阶级必然生长出来，而且是从无产阶级内部生长出来。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遗憾的是，毛泽东没有来得及找到治理“资产阶级法权”的有效方法，毛泽东终于没有找到遏制资本主义复辟的有效方法。
晚年的毛泽东是极其痛苦的。毛泽东无法跨越历史，一步踏入共产主义。这就注定了，“资产阶级法权”将幽灵附体，资产阶级将会以某种方式实现复辟。毛泽东深爱着他的人民和他的祖国，在关乎人民利益的问题上是不会妥协的。为了防止资产阶级复辟，他决定铲除“资产阶级法权”存在的土壤。毛泽东发动了他的战友们至死无法理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革的夺权，就是要争夺法权。但是，新的夺权者，可能比旧的更坏。毛泽东终于陷入了哲学的困境，他的敌人更像是化于无形的魔鬼。毛泽东在他的晚年，对拥有“资产阶级法权”的无产阶级官僚体系(代理人们)进行了义无反顾的最后打击。这就是那场触及灵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然而，打击的也仅仅是魔鬼的化身，魔鬼安然无恙。这是一个伟人最悲壮的远征，这是一次孤寂而苍凉的远征。毛泽东永远留在了这次远征的路上。
毛泽东曾经战胜了中国的资产阶级。毛泽东曾经给全世界的资产阶级以沉重打击。毛泽东解放了中国人民。毛泽东给全世界无产阶级带来了希望和勇气。但是，毛泽东终于没有战胜“资产阶级法权”。毛泽东逝世之后，“资产阶级法权”迅速化生出了新生的资产阶级。新生的资产阶级恰恰是他残留的战友，他们在形式上结束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由于，复辟是对历史的反叛，巨大的历史惯性往往会将反叛推入历史的极端。中国极速转向原始的资本主义，中国极速地走向食利社会，中国正在滑向悲惨的原始资本主义深渊。
毛泽东走了。全世界向右转。资产阶级的事业欣欣向荣。历史再一次走向了历史的反面。
3、资产阶级法权的现实与实现。
邓小平敏锐地意识到了“资产阶级法权”的客观性。并且，他的认识，与刘少奇、林彪、陈伯达和张春桥相比，要深刻得多。邓小平明白，可以化生的“资产阶级法权”是难于消灭的。同时，他也清醒地认识到，善用“资产阶级法权”将会极大地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既然难于消灭，就勇敢地接受它，用它来发展生产力。或者，邓小平认为，可以让“资产阶级法权”为无产阶级服务。于是，他撕去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封条。一个巨大的魔瓶被打开了。一场深刻的变革一发而不可收了。“资产阶级法权”是化生的。它就像是一个幽灵，它附着于最阴暗的人性。其生命力极其强大，强大到革命者为其折服。只要给与些微的时间和空间，强大的“资产阶级法权”，就能迅速化育出强大的资产阶级。强大的资产阶级，就能迅速化育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了澎湃的动力和活力。举世震惊的经济奇迹发生了。但是，奇迹是有代价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准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重新沦为了无产阶级。部分官僚和知识精英不仅仅变成事实上的资产阶级，他们以及他们的亲朋故旧迅速地沦为食利阶级。中国的经济在迅速地发展，中国的政治却在急剧地倒退。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是毛泽东留下的政治封条。当这个封条被揭掉之后，资产阶级就必然重新崛起。那意味着：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结业;资产阶级革命事业开业。中国的新生资产阶级化生于无产阶级的管理层(所谓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虽然数量很少，但是能量巨大。现代资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已经不再是从肉体上消灭无产阶级了，而是和平地对无产阶级进行权力和财富的占有与转移。中国新生的资产阶级的能力是惊人的。他们在短短一、二十年中，就初步完成了对公共权力和国民财富的基本占有和转移。
邓小平可能没有预见到，资产阶级再生后的恐怖状况。在揭掉魔瓶封条的那一刻，他没有为中国无产阶级预备下出路。中国无产阶级手中的“资产阶级法权”被变相剥夺了。他们由领导一切的主人变成了弱势群体。他们由财富拥有者变成了被保障的对象。邓小平既然能够深刻理解资产阶级法权的意义，为什么想不到为无产阶级预备一条出路呢?为什么不在有生之年让无产阶级完成整体转型呢?至少，你可以告诉继承者，中国社会主义的出路在哪里?一句“共同富裕”的遗言，根本无法形成制度与政策的自觉。邓小平之后，中国的经济在历史惯性中继续发展，中国的政治也在历史惯性中继续堕落。作为政治家，邓小平是要对政治选择负责任的。当然，最需要负责任的，是第二代和第三代领导集体。至少，后人应该具备起码的反思能力，后人不能放纵政治经济制度的自由堕落。
唯一令人安慰的是，邓小平保留了中国共产党《党章》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中国，在理论上，无产阶级仍然拥有“资产阶级法权”。这就为未来的新社会主义运动留下了契机。
二、哲学的幼稚。
中国近代以来的悲剧归根结底是哲学的悲剧。哲学的幼稚必然导致行为的愚蠢。
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深受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其中，尤其深受黑格尔辩证法的影响。必须说明的是，德国古典哲学是后发达国家争取民族独立、自主、自由的思想武器。这个理论强调后发展者权力的合法性。笔者将德国的古典哲学称为被压迫者的哲学。康德和黑格尔生活于刚刚完成民族国家整合的德国。以农业为主体的君主制德国需要面对完成工业化的大英帝国和正在工业化的法兰西帝国的严峻挑战。德国需要思想。康德和黑格尔等大批德国思想家应运而生。康德和黑格尔思考了存在的合理性。然而，他们没有来得及思考如何实现存在的均衡。德国的古典哲学没有来得及成为王者的哲学。德国古典哲学缺乏王者雍正圆融的气度。从黑格尔的辩证法到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主要强调的是存在的客观性、合理性和必然性。这是弱者对于争取自身权力的合法性解说。这就自然导出了矛盾与冲突的必然性。存在既然合理，斗争则不可避免。所以，共产主义者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毛泽东深受德国古典哲学影响，写出了自己的哲学著作《矛盾论》。问题在于，无论是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都没有超越黑格尔辩证法的局限性。黑格尔虽然注意到了同一性的问题。但是，黑格尔没有解决同一性的时间和空间均衡的问题。毛泽东延续了矛盾对立统一的判断。对立是分别，统一是执着，这就必然走向事物的反面。应该认识到同一性的永恒性，应该认识到二元对立的短暂性。应该把握同一性的空间均衡和时间均衡。这就是说，存在的客观性、合理性、必然性是相对的。在相对性中，必然存在单一方的极限。高明的政治家不在于挑战极限，而是在于建立高水平的均衡。
历史地看，康德和黑格尔的哲学，仍然是基督教伦理的自然延伸。《圣经》是犹太人反抗罗马人压迫形成的思维逻辑和行为逻辑。康德和黑格尔将之进行了形而上学的再诠释。康德和黑格尔的理论是基于德意志民族国家主体性的诠释。马克思比他们前进了一步，马克思理论是基于阶级主体性的诠释。无论如何，本质上这些思维逻辑没有脱离《圣经》逻辑的历史约束。他们的理论是被压迫民族、被压迫国家、被压迫阶级进行反抗的有效思想武器。然而，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他们也仅仅是反抗的思想武器。问题在于，反抗成功之后呢?反抗之后，必须建立新的社会均衡。否则，反抗之反抗将成为历史性的轮回。
当代中国人未必明白，2000年来，中国人不远万里到印度求取《佛经》，何以不到相对较近的中东求取《圣经》或《古兰经》?因为，中国始终是强大的宗主国。古代中国强大的含义不仅仅是政治上的，也是哲学上的。中国古代历史上，汉民族始终拥有哲学上无与伦比的优势。汉民族即使在军事上出现问题，被外族征服和占领，哲学的优势也一刻未曾消失。汉民族会用文化消解军事上的征服和占领。古代中国根本不需要被压迫者的反抗哲学。相反，中国拥有系统的王者哲学。然而，中国的王者哲学，随着宋明理学的兴起，开始了异化的过程。近代以来，形势发生了逆转。异化了的王者哲学遇到了活泼的工业革命。中国沦为了国际政治中的弱者。中国异化了的王者哲学无力解释也无法解决被西方殖民的问题。于是，中国人开始在西方哲学中寻求答案。德国古典哲学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弱势中国的选择。其中，发端于德国古典哲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中国现代社会实践的有力思想武器。甚至，异化为近乎宗教的思维逻辑。
近三十年来，中国人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反思。但是，仍然处于弱势的中国人，很难完成对于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和超越。我们从德国古典哲学左的分支，又倒向了德国古典哲学右的分支。我们还没来得及超越唯物主义，又陷入到了极端理性主义。这一次的陷入，更为深入和彻底。我们是如此地执着于“科学”和“发展”。所谓的科学，不过是物理意义上的理性;所谓的发展，不过是经济意义上的赶超。弱势的中国人急于“现代化”。然而，忽略了天理和人性的中国人，已经找不到现代化的真正内涵。现代化被庸俗化为数字游戏。我们正是在理性中丧失了天理和人性。谁说中国人不信教?谁说中国人不迷信?我们六十年来陷入深度的“现代化”迷信之中。忘却了自我，忘却了祖宗，忘却了天地，我们虔诚地祈求“现代化”，自豪而光荣地走向毁灭。
哲学上的迷失，导致了文化上的卑贱。现代中国人在经济迅速崛起的同时，无意识地进行了文化上的自残。建国六十年来，这一自残的过程越来越严重。中国所谓的现代化过程，是一个被西方文化同化的过程。我们几乎已经失去了自己的语言。现在的中文，不过是用汉字罗列的西方概念和逻辑的集合。文化的自残使得精神的殖民得以畅通无阻。中国人在“科学”与“发展”的逻辑下，自觉成为西方300年殖民历史进程中金融殖民的组成部分。西方300年的殖民历程是全面而深刻的，军事殖民是初级阶段，经济殖民只是中级阶段，文化殖民才是高级阶段。中国已经开始进入了西方殖民历史进程的高级阶段。就经济而言，任何殖民地和战败国都未曾像中国这样，以令人吃惊的规模和速度向西方国家转移财富。同时，任何殖民地和战败国也未曾像中国这样彻底丧失文化自信。中国人对于西方的迷信远远超出了西方人对于上帝的迷信。文化上的自甘为奴，必然导致经济以至于政治的自觉奴化。西方人用中国人提供的借款，享受着前所未有的国民福利。而中国，在获得数字(GDP)的同时，正在整体性地失去“资产阶级法权”。就哲学意义而言，中国并没有逃脱被殖民的悲惨历史命运。
中国人在哲学上的幼稚，仍然在制造中华民族历史性的灾难。
三，未完成的使命。
二十世纪，中国人进行了四种资本主义实践。
第一种，是慈禧在满清末年意图进行的皇权垄断资本主义。
第二种，是蒋介石在民国时期进行的家族垄断资本主义。
第三种，是毛泽东在新中国进行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第四种，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时期意图进行的社会资本主义试验。
这并非危言耸听。嚷嚷了六十年了，其实我们始终没有真正进入社会主义。今天，我们距离社会主义不是更近了，而是更远了。
虽然，从历史的发展脉络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进步。但是，距离人类文明的发展水平仍然存在着显着的差距。最为严重的是，中国人无法清醒认识这种差距。他们在形而上学的误导下，仍然在沉醉在严重的误判之中。
1、旧社会主义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笔者在阅读德国宰相脾斯麦传的时候，深感震撼。其思维逻辑与中国的旧社会主义逻辑惊人的相似。脾斯麦的皇权垄断国家资本主义，使得初生的德意志农业国家迅速实现了工业化，并崛起为世界强权之一。日本人成功复制了德国人的经验。此后，俄国人、中国人以及其他后进农业国家，用党权代替皇权，实施了党权垄断资本主义，迅速实现了各自国家的工业化。当然，也有个别国家走了极端，将党权家族化，变相退回了脾斯麦的皇权垄断资本主义，朝鲜就是一个经典的案例。
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一旦与民族主义相结合，其结果只能是脾斯麦主义。笔者认为，在旧殖民主义的时代，社会主义是超越现实的空想。脾斯麦的逻辑倒是发展中国家的最佳选择。或者说，唯一正确的道路。毋庸置疑，斯大林对此有着深刻地认知，他毫不犹豫地将自己变成了红色脾斯麦。至于用皇权或者用党权来实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那要根据国情来决定。从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的选择同样是明智的。或许，可以说这是当时中国唯一正确的出路。那些批判毛泽东专制的人们，没有站在哲学的高度上审视历史，仁慈专制有时候就是最快捷、最有效和最经济的民主形式。
笔者认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被压迫国家的无奈选择。它是巨大外部压力下的强人政治的发展模式。一旦外部压力弱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会迅速异化，成为家族垄断资本主义。二十世纪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均未逃出这个历史的宿命。南美如此，前苏东如此，北非中东如此，中国显然也未能免俗。中国正在经历由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家族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毋庸置疑，家族垄断资本主义是原始资本主义的一种形态。家族垄断资本主义是没有褪尽的封建主义余孽，它仍然鼓励在政治和经济上的血统传承。它需要经历漫长的革新来实现向社会资本主义的过渡。至于社会主义，那仍然是中国人的一个美丽的梦。
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是去除强权对于政治经济的一切垄断。社会主义反对的就是封建特权和资本特权。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全社会共同拥有财富、全社会共同创造价值和全社会共同分享成果。社会主义追求的是民族共和、社会共治与社会共享。社会主义反对皇权专政，反对资产阶级专政，也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任何强权垄断的模式，都是与社会主义背道而驰的。
2、家族垄断资本主义不是社会资本主义。
邓小平开启的中国改革开放是针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改革。我相信，邓小平的是希望用社会资本主义模式代替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问题在于，强大的国家垄断实现分权，需要一个缜密的逻辑过程。在中国，“社会”是一个无组织依托的形而上的概念。而家族则是现实存在的最坚实的组织。当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释放其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的时候，最现实的可能性就是倒向家族垄断资本主义。也可以称之为财阀资本主义。这大体上就是蒋介石在民国试验过的家族垄断资本主义。这也是南半球广谱性的资本主义模式。毫无疑问，这是后封建社会转型过程中普遍的发展模式。今天的中国土豪，与俾斯麦之前的容克地主几户别无二致。
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顺利完成了向社会资本主义的转型。他们大多数国家(日本除外)由财阀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到了社会资本主义。这些国家在民族国家内部，初步实现了民族共和、社会共治与社会共享。虽然，资本仍然具有最终的决定权，但是，资本的分布已经渐趋大众化(相对公有)，资本的收益实现了相当程度的共享，资本决定具有了多数人决定的特征。当代西方资本主义最显着的特征在于：出现了一个强大过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的中产阶级。我们不能忽略这个重要问题，社会构成决定社会主义实践。中产阶级是社会主义存在的基础。毛泽东当年说，工人阶级要领导一切，大体上就是这个意思。
中国改革开放最大的问题在于两极分化。这是一条家族垄断资本主义的老路。中国没有将无产阶级的主要部分转化成为中产阶级。中国正在经历一个非常危险的历史蜕变过程。
3、社会资本主义不是完美的社会主义。
当代西方国家的社会资本主义是一个相对较为合理的方式。这种模式在追求资本收益的同时，开始顾及到了本国国民的基本人权。初步实现了民族国家内部的公平正义。正是因为如此，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获得了比较制度优势，资本主义制度用新的方式得以延续，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赢得了比较幸福的生活。
但是，当代社会资本主义的社会意义只存在于民族国家内部。西方社会资本主义的国际形态仍然是垄断性的，具有完整的帝国主义特征。当代帝国主义的表达方式发生了历史性的改变。当代帝国主义不再以军事殖民为主要手段。不在追求土地、劳动力、自然资源的直接占领。当代帝国主义是以金融殖民为主要手段，辅之以文化和军事压迫。不过，就殖民效果而言，与过去的军事殖民相比，毫不逊色。
同时，由于当代社会资本主义的社会资本是以金融资本方式表达的。这就极其容易受到金融寡头的操纵。形成社会资本的大规模流动和重新分配。从而形成社会发展的相对停滞，甚至引发社会动荡。美国的次级按揭贷款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就是这种现象的充分写照。在冷战之后，西方的社会资本主义出现历史性的倒退，金融垄断资本再一起崛起并失控，制造了迄今仍为完结的金融危机。危机刺痛了西方的思想家，他们再重新思考社会主义的意义。西方的左翼运动重新兴起，左翼政治家纷纷等上历史舞台。奥巴马也是这个历史进程的产物，奥巴马新政意在重建更为合理的社会资本主义。
无论如何，社会资本主义仍然是资本主义。它对于人性的尊重有时间的局限性和空间的局限性。它对于天理的尊重更是存在历史的局限性。人类面临社会压力的同时，更主要的是开始面对自然的压力。在这一点上，资本主义尚未找到根本解决之道。人类的希望在真正的社会主义身上。真正的社会主义可以更接近自然主义。人类解决根本问题的出路，仍然需要更完美的社会主义制度。
4，中国社会主义的曲折之路。
毛泽东时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们，最大的失误在于，没有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成功之后再升华。简而言之，毛泽东没有想到如何消灭无产阶级。他们没有超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本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不是中华民族的终极目标。毛泽东没有意识到无产阶级需要整体转型。毛泽东没有思考如何建立强大的中产阶级。毛泽东甚至没有认真思考“资产阶级法权”使用的效率问题。毛泽东一直处于巨大历史惯性之中，他考虑的是如何捍卫人民得来不易的胜利果实。他想到的方法仍然是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泽东不懈的努力。然而，历史是无情的，成功的斗争远远不等于斗争的成功。
邓小平时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们，最大的失误依然在于，没有安排无产阶级的集体转型。他们没有遏制资产阶级再生和过度发展。他们似乎忘了，经济发展，也不是中华民族的唯一目标。邓小平没有来得及为无产阶级预留出路。邓小平“共同富裕”的遗言未能催生中国的中产阶级。邓小平有效的提高了“资产阶级法权”的使用效率，却没有解决“资产阶级法权”继承的合法性和分配的公平性。邓小平希望，先富而后公，先富而后强。然而，寄托于人性的改革是靠不住的。中国正在迅速滑向家族垄断资本主义。中国社会正在迅速分化。中国正在酝酿严重的社会危机。
邓小平之后的中国政治家们，缺乏进行哲学批判和历史反思的能力，中国整体上在丧失深刻思辨的基本能力，中国只是在制度上漂流。
显而易见，我们这一代有着沉重的历史使命。
中国一定会出现变革。当这种变革是出于执政者的自觉，那就是改革。如果，不是出于执政者的自觉，那就意味着另一次革命。笔者倍感忧虑。因为，下一次革命极有可能不再是单纯的无产阶级革命。中国新兴的无产阶级，不再具有产业工人的组织特性，他们充满了游民或流民的特色。他们极有可能成为另一场颜色革命的工具。那将不过是一场资产阶级之间的利益纷争。2014年，又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我们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上了。
四，新社会主义论。
社会主义(socialism)是一个美妙的词汇。
笔者认为，社会主义是广义的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是共和、共治、共享的集合。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前提，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社会财富的相对公有;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前提，是必须将立法权交于完全独立于政府的社会组织;实现社会主义的文化前提，是人民要学会尊重为人民利益奋斗的社会主义者。
就学术意义而言，社会主义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学概念，更是一个经济学概念。从哲学的角度观察，社会主义不仅仅需要定性分析，社会主义更需要系统的定量分析。从历史的角度观察，社会主义是一个进化的过程，社会主义不是一次变革的结果。从现实的角度观察，社会主义的本质是相同的，社会主义的形式是多样的。就哲学意义而言，社会占有资产，并不一定表达为国家占有或集体占有。就经济学意义而言，社会占有资产，是一种资产分布的、动态的社会状态，是多数人拥有多数资产的一种相对状态。简单地说，公有的前提恰恰是获得法律保障的私有，人人皆私有的集合才是真正意义的公有，这才是区别于共产的社会主义的本来意义。当社会多数人拥有多数资产的时候，建基于资产权力的法权也必然将为多数人拥有。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社会主义是一个集合的概念，而绝不是一个一统的概念。国家垄断资产，往往并不能成就社会主义，向左的国家垄断资产容易形成苏联式的模式，向右的国家垄断资产容易形成纳粹式的模式。我们可以给出一个基本的结论，垄断无法产生真正的社会主义，垄断必然形成某种专政的法权模式。新社会主义论的最显着特点在于重新解释社会。新社会主义的社会是联合的、集成的、同一的社会。
从来没有抽象存在的社会。社会是具体的。社会只能是特定时间和特定空间的社会。抽象的社会主义理念在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空间的约束下，只能成为理想或空想。于是，抽象的社会主义被异化为某种特殊模式。例如，苏联模式。笔者认为，苏联模式，根本不是社会主义模式。苏联模式是带有社会主义特征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那是国家持有资本和管理资本的特殊模式。苏联没有找到社会公有制的合理模式，苏联没有真正完成无产阶级的转型，也没有真正解决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苏联解体是必然的。当然，这和苏联有多少男儿没有必然联系。在社会主义的发展历史上，曾经有许多卓有智慧的人们，他们发现了资产阶级法权的客观存在。他们很早就意识到，就如同资产阶级无法离开无产阶级而独立存在一样，无产阶级也不可能脱离资产阶级而独立存在。这是一个并不复杂的哲学问题。托洛斯基②在十月革命后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中国也有人发现了这个问题，早期一些的是刘少奇，晚一些的是林彪。因此，国际的修正主义者们提出了“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同样，中国的修正主义者们也曾经考虑保留“资本主义的尾巴”。遗憾的是，修正主义者们没有完成自己的哲学论证。当然，他们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进行系统的实践。遗憾的是，今天的中国恐怕仍然无法进行正常的讨论。
笔者反而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些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社会主义实践。这些珍贵的实践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其中，笔者对于联邦德国的实践尤为欣赏。笔者对于以艾哈德③为首的社会主义者在联邦德国的实践十分欣赏。德国人将社会主义理想从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上轻轻地挪移，他们在再分配方面进行艰苦卓绝的努力，他们用另一种方式实现了资产的重新分配，在资产大体实现正态分布的基础上，基本实现了集体主义和共享主义。战后联邦德国政府遏制了资本拥有者对于政治和经济的垄断，强化了公共财政建设，进行无差别社会保障，强制实现有产者对于无产者的财政转移支付。他们最大的成功在于，他们用极短的时间实现了无产阶级向中产阶级的转型。联邦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④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战败的德国人在哲学上获得了崭新的高度。佛莱堡学派⑤找到了德国发展的最佳路径。德国不仅走出了内部的对立，而且走出了外部的对立，他们实现了绝高难度的统一。德国人完成了德国的统一。德国人进行了欧洲的统一。这是由同一而延伸出来的统一。这是由中庸而一统。“并育而不相害，并行而不相悖”。德国人进行了一次完美的诠释。
不能发现和承认事物客观存在的历史必然性是哲学的无知。不能处理事物客观存在的历史必然性是哲学的幼稚。数百年来关于阶级和主义的争论是人类文明进步必要的历史过程。同时，这依旧是人类蒙昧的表现。文明和进步正是对于这个历史过程的超越。沉陷于这个历史过程，不能继续前行，只能被历史抛弃。中国关于左和右的争论，仍然在不断地重复着这种历史的无知和幼稚。
笔者认为，对无产阶级革命家们经验教训的总结，将有益于重建我们的思想高度。他们伟大的历史实践，为我们验证出了一条比较合理的道路。
马克思关注于法权获得的合法性;毛泽东关注于法权分配的合理性;邓小平关注于法权使用的效益性。他们的认识都具有历史的合理性，他们也获得了他们所处时代的成功。但是，他们都没有完成合法性、合理性、效益性的综合平衡。而实现三性的综合平衡才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真正内涵。
笔者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好东西。不过，笔者所言的社会主义是新社会主义。它是包容了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这是一种具体的社会主义。它不再抽象，不再是理想和空谈。笔者愿意称之为社会共享主义。人类是一种灵长类动物。但是，人类毕竟是一种动物。人类不是神。既然人类现阶段仍然无法超越产权私有和市场交易，那就没有必要坚守生产资料绝对公有(共产主义)和大政府高度垄断的计划分配(计划经济)。我们应强调在产权私有和市场交易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共治(也是自治)和社会共享。这才是符合天道和人道的主义。实现社会共享，必须同时解决这三个问题：法权获得的合法性;法权分配的合理性;法权使用的效益性。这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关于新社会主义，早就存在各种不同的解说。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先生⑥就是新社会主义的积极倡导者。加尔布雷思先生是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新制度学派的领军人物。他的权力转移论、生产者主权论、二元体系论和新社会主义论，被认为是加尔布雷思新制度学派理论的核心。其中，他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同化趋势的探讨，以及对两种理念的互动和互补的精辟分析，对于美国新制度学派产生了深远影响。当然，中国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也是对新社会主义论的积极探讨。
笔者相信，中国需要新社会主义(new socialism)。笔者坚信，中国能够建立新社会主义。
五、新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就本质而言，新社会主义是对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超越。进一步说，是对任何专政的超越。再进一步说，这是对阶级的超越。这是全体国民共和、共治、共享的制度范式。
笔者知道，对于缺乏哲学训练的社会主义者而言，社会主义原则会必然演变成僵死的教条。笔者甚至认为，有时候悲悯的资产阶级学者反而更能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神髓。一百年前的美国总统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⑦(Thomas Woodrow Wilson，1856年12月28日-1924年2月3日)就是一个深得马克思主义神髓的资产阶级政治家。正是这个不被承认的马克思主义者较好地实践了马克思主义。或者说，威尔逊总统用马克思主义成全了二十世纪的美国。
笔者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是极其深刻的。他知道，资产阶级的产权必然产生资产阶级的法权。要剥夺资产阶级的法权，就必须首先剥夺资产阶级的产权。于是，马克思主张公有制。可惜的是，巴黎公社的有限实践无法证明，到底人民应该用何种方式实现社会公有。在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帝国时代，列宁和斯大林选择了国家资本主义，毛泽东也选择了国家资本主义。但是，威尔逊先生却走了另外一条路。威尔逊先生借重民粹主义运动在美国的高歌猛进(其实就是社会主义浪潮在北美的兴起)，迅速进行了一系列决定美国未来的重要立法。资产阶级垄断的财产权被巧妙地分割和削弱了，美国中产阶级开始成为多数财产的拥有者，资产阶级的法权开始发生历史性转移，美国较好地实现了共和、共治和共享。美国的成功，鼓励了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他们用同样的方法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他们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他们用马克思主义粉碎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衰亡的预言。至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有关于资产持有和资本利得的严谨税赋安排。在西方，少数人垄断多数产权是不可能的;所以，少数人垄断法权也就非常困难了。历史有时候很讽刺，一些西方国家大体上消灭了无产阶级，马克思关于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会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的预言真的实现了。
中国的思想家们，可以从过去两百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中获得启发吗?
就政治而言，执政党必须完成对于阶级的超越。中国是共和国。共和理念不容动摇。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中国政府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主要是无产阶级)的利益的人民政府。这是中国人民(主要是无产阶级)赋予中国共产党执政权(亦即法权)的法理依据。执政党要尊重历史，更要勇敢地创造未来。中国共产党忽略了哲学上的辩证，执政党的阶级代表性是不能变质的(那意味着背叛);但是，她代表的阶级是可以变质的，无产阶级可以变成有产阶级(中产阶级)。唯其如此，中国共产党才永远是原本阶级的先锋队，才有资格成为代表大多数人民的执政党。新社会主义的根本标志就是出现占中国人口超过一半的中产阶级。并由中产阶级实现对政治经济的主导(毛泽东关于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主张就是这个意思)。真正实现高水平的共和、共治与共享。就此而言，政治制度的创新方向和创新模式是不言而喻的。
就经济而言，共和、共治、共享的标志就是中产阶级代替无产阶级成为社会的主要构成。任何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应该清楚，必须立即采取制度性措施，遏制恶性的资产吞并，遏制收入差距的急剧扩大。经济上的哑铃型两极分化，正在制造完全对立的两个阶级。新社会主义要求政府强化公共财政管理，必须建立遗产税、赠予税和房产税等针对资产持有的课税，必须建立针对资本利得的严谨课税，必须让全民的多数享有多数的产权，必须让全民的多数享有主要的法权。执政者必须进行无差别社会保障，强制实现有产者对于无产者必要的财政转移支付，必须让所有国民拥有必须的生活资料和一部分生产资料。执政党不应过分强调“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市场的社会意义是有限的，那意味着资本决定论，这是最糟糕的国策。执政党必须有实现共和、共治、共享的勇气，必须扎扎实实地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一些国家为什么失败?那不是市场的失败!那是制度的失败!是执政者的失败!好的市场，恰恰是源于公平正义的社会制度。市场不是制度的孵化器，市场不能创造良好的社会制度。我们不能将“资产阶级法权”拱手交于资本，特别是拱手交于国际金融资本，那无疑是一种对民族、国家、人民和历史的背叛!
就文化而言，中国应当提倡朴素的社会主义文化。占有并不光荣，奉献才值得尊重。中国在改革开放后，越演越烈的资本至上的文化并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唯物质享乐主义扭曲了全体国民的价值观。中华民族整体性道德堕落情况已经极其严重。社会高端人士的物欲和兽性近乎失控。国民在物质生活无法得到充分满足的情况下，精神生活又极度苍白、空洞、颓废。新社会主义要求执政者，必须保有对于社会道德和社会伦理的基本坚持。在政教无法分离的特殊时期，执政者必须是道德伦理的楷模，执政者不是占有者，执政者是奉献者。中国领导人必须高扬社会主义理想，必须用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社会伦理和法理，必须用社会主义审美代替资本主义审美。那些为全社会默默工作的人们，应当受到执政党和全社会的尊重;那些非法占有产权和法权的人，必须遭到执政党和全社会的鄙视和唾弃。我们的文化态度，决定了我们的政治和经济趋向，决定了国家民族未来的走向。
笔者将新社会主义的内涵概括如下：在共和国体制内，通过立法的形式，承认和保证国民行使政治权力，承认和保护国民私人财产的合法性，承认和保障国民劳动收益的最低水平。政府将通过强制性手段，遏止过度资产持有和过度资本利得，并不间断地维护多数人拥有多数资产的相对公有状态。政府通过强大的国家机器，保障国家间公平交易的进行，避免国民财富大规模向境外转移。政府通过强制性手段，遏止破坏环境的经济行为，绝对不以环境资源为发展手段。政府应建立和维护公平交易的市场。政府应建立和维护适当规模的财政系统。政府在获得立法机构批准后，通过公共财政对于低收入国民进行合理的转移支付，确保每一个国民拥有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平等机会。政府在获得立法机构授权后，对国民经济进行适度的计划调节，以保障国民经济的均衡与效率。政府在立法机构指导下，管理和使用国民共有的财产。政府在立法机构的监督下，实现政府制度成本的最优化安排。
新社会主义的外延，意味着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中国同一、中庸、均衡的新社会主义理念，将有助于重建新的世界秩序。中国应该超越弱者反抗和赶超的哲学。中国应该超越工业革命形成的唯物主义审美逻辑。中国不需要用辉煌的GDP来证明什么。中国的复兴和崛起，绝对不是单纯的物质上的富有。可以化育共生才是真正的王者。真正的王者自然会获得敬佩与尊重。中国应该为人类做出更加伟大的贡献。
六、中国变革的大趋势。
中国蓄积了来自内部和外部进行变革的强大动力。
中国持续了三十年的发展模式已经无法继续。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问题再一次趋近于历史的极限。中国的制度成本已经逼近社会承受的极限。中国的自然环境已经被破坏到生存的极限。中国的社会系统和中国的自然系统都存在崩溃的可能性。
席卷世界的金融风暴，清晰昭示了金融资本主义的深刻危机。这是涉及到宗教、文化、政治、经济的全面性的危机。冷战的红利已经耗尽。资本主义三十年的黄金岁月已经结束。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殖民模式受到了发展中国家的激烈反抗。
中国三十年来所依赖的内部发展模式和外部发展条件都在发生显著变化。中国必须迅速做出调适。中国要重新建立内部的平衡和外部的平衡。
我们希望，中国未来的变革，是深刻的、系统的、渐进的。
笔者认为：
首先，中国改革的首要工作在于道统。
道统无外乎天理人性。天理人性需要周延。可周延者，即是信仰。中国人需要信仰。信仰需要形式。形式就是准宗教的理想主义。我们确实需要完善毛泽东思想，我们需要高扬社会主义理想。理想主义对世俗的解释，转化为人间伦理，就成为法理依据。理想主义的代言人，成为天理人性的终极解释者，也就自然成为合理合法的执政者。关于天理人性的解释，成为执政者言行的法外规范。当然，也就成为世俗大众的法外规范。中国需要高于权力和金钱的力量。这就是道统的力量。道统的力量，是文明的力量。道统的废弃，必然导致社会堕落。毛泽东熟读历史，清楚道统的分量，他用共产主义理想作为新中国的道统。在毛泽东之后，我们失去了道统的支撑，我们用世俗的利益代替道统。如今，我们发现利益驱动无法规范社会伦理，我们发现GDP逻辑根本无法作为法理依据，我们开始陷入伦理和法理的全面混乱和溃败。我们必须汲取历史的教训，任何技术性的“理论”只能是道统的解说，而不能代替道统成为教条，更不能成为道统本身。社会主义首先是一种崇高的理想，社会主义必须成为具有宗教情怀的道统。没有社会主义的道统，就谈不上任何社会主义实践。放弃那些技术性的说教，高扬起社会主义旗帜，去赢得新的胜利。
其次，中国改革真正的难点在于法统。
法统不能确立。在于法力有边。除了神明，世间应该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世间有高于法律者，有法等于无法。法统的第一要务，在于建立高于一切世俗权力的宪法尊严。中国需要尽早建立高于一切世俗权力的宪法法院。法统的第二要务，在于司法的相对独立和垂直管理。法统决不能融入体统，融入体统法统必亡。法统的第三要务，在于建立执法者的崇高威望。法统的有效性，来源于立法的独立性。这不是独立于人民，而是独立于行政。在法统建立的历史过程中，中国曾经产生过法家学术体系。历史地看，中国一向是建立和完善制度的高手。毛泽东最大的缺憾，就是未能构建可以继承轮替的法统。有毛泽东在，毛泽东就是法统，他一个人就代表了人民的立法原则和立法过程。但是，当毛泽东不在了，谁可以代表人民实施立法呢?一众退休的高官吗?一批贿选的土豪吗?改开以来，法律形式在不断进化，法统却在迅速地死亡!事实上，如果我们可以学会仁慈，将立法权交还给独立的人民立法机构，中国就一定有机会实现较高程度的社会共治，中国就一定能建立全球最公正、最人性、最效率的法统。人民无立法权，何谈社会共治?就此延伸，法统不能确立，改革就是体统的化妆游戏，貌似美丽动人而毫无实际意义。
最后，中国未来改革的主体在于体统。
政治有其固有的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共和国。共和国不承认任何血统的特殊性。共和国不能容忍准血统的政治权力传承。即便是通过权力资本化的继承也是不能被接受的。共和国政体是公器。政体不属于任何个人和团体。任何通过暴力和金钱占有公器者皆为人民公敌。在一个依据血统而建立的法统模式下，体统必然蜕化堕落走向死亡。毛泽东解决体统问题的方法是低成本且高效的，毛泽东高度重视基层社会组织的高度自治，他使用的就是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方法。在某种意义上，毛泽东创造了一种良好的社会共治模式，那曾经是最经济的社会治理模式。但是，毛泽东的方法是有前提的，人民的参与必须是有效的。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但中国无法永远有一个心明若水的毛泽东。就是说，当法统失去作用，体统的废弛是不可避免的。社会共治也可以转变成为高压管制，维稳的成本会高到社会无法承受。那是所谓“行政体制改革”所不能解决的。当然，更是“市场决定论”所不能解决的。三十余年了，我们就是不能建立一个专业的公务员队伍，我们非要搞一个门阀习气深重的血统官僚体系。中国当下体统之没落，几乎是处于中国历史上最糟糕的状态。连万恶的旧社会，都能公车举孝廉，都能科举取士，裙带若此，情何以堪!社会主义的共治共享，要靠体统来予以协同和调适。一个官商勾结的血统政体，如何能践行社会主义理想?中国最需要改革的当然是体统，但是，体统永远也无法自己改革体统。中国改革的主体是法统，法统不立改革必然走向反面。
三统之论，了无新意。三统不立，纲不举，目不张。古今中外的政治，其实莫不如此。笔者借用三统论政，不过是为了条缕清晰而已。西方现代政治学，浩繁如烟海，要旨相同。事实上，新社会主义论已经不仅仅是社会主义者的一种认识，新社会主义论正在开始成为全球思想界的某种共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达荣·阿斯莫格(Daron Acemoglu)与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詹姆斯·罗宾森(James A. Robinson) 合着的书《权力、繁荣与贫穷的根源：为什么国家会失败》⑧于2012年3月出版，此书被知识界公认为一本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研究宏观社会发展的重要著作。此书可以说是制度学派的一个里程碑，此书提出了制度决定论的新的理论框架。他们认为，成功的制度是广纳型的制度，失败的制度是榨取型的制度。其中，对于广纳的基本定义，包含了共和、共治、共享的基本原则，包含了对社会财富相对公有的基本认同，实际上是对新社会主义论的理论概括和系统论证。这本被称为《国败论》的巨著，昭示出人类对新社会主义的某种共识。相信，中国也必将顺应伟大的新社会主义历史潮流。
最后，笔者借用佛祖的话来结束全文。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
注：
① 《中庸》是儒家经典的《四书》之一。原是《礼记》第三十一篇，传为孔子嫡孙子思所著。宋朝的儒学家对中庸非常推崇而将其从《礼记》中抽出独立成书，朱熹则将其与《论语》、《孟子》、《大学》合编为《四书》。“中庸”在字面上的解释即是之意，而执中又当求“中和”。其主旨在于修养人性。其中关联及学习的方式(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做人的规范如“五达道”(君臣、父子、夫妇、昆弟(兄弟)、朋友之交)和“三达德”(智、仁、勇)等。中庸所追求的修养的最高境界是“至诚”。中庸强调“诚”的重要，诚即是《大学》中所述说的“诚意”。“诚”被说成是人先天的本性，而所谓“不诚无物”，至诚的人才能充分的发挥本性与感化人群，进而成为人们的最高典范。
② 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斯基(或译托洛茨基)，1879年11月7日出生于乌克兰沙俄赫尔松省亚诺夫卡村一个犹太富裕农民家庭。苏联共产党、第四国际领袖，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政治理论家、作家。曾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红军最高统帅(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斯基主义代表。因反对斯大林独裁1927年被开除苏共，随后流放驱逐他国。1940年在墨西哥被苏联特务暗杀。
③ 路德维希·威廉·艾哈德(Ludwig Wilhelm Erhard，1897年2月4日-1977年5月5日)，德国政治家、经济学家、“社会市场经济之父”。他从1949年到1963年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经济和劳动部长，从1963年到1966年任联邦总理。
④ 联邦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是“根据市场经济规律进行的并以社会因素为补充和社会保障为特征的经济制度”,亦即“市场的自由原则和社会均衡原则相结合”的经济制度。这种经济制度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之上,认为市场经济是社会进步的动力,而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又是以社会安定为保证的。强调通过二次分配实现全社会的共享。
⑤ “二战”之后，世界经济有两个“奇迹”，就是日本和联邦德国在废墟上迅速崛起，重新成为经济强国。这是耐人寻味的。这主要归功于：德国经济快速复苏的内在原因——社会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供应者——弗莱堡学派。弗莱堡学派又名联邦德国新自由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联邦德国弗莱堡大学为中心形成的主张“社会市场经济”的经济学流派。是在20-30年代以后逐渐形成的一个重要的新自由主义学派。弗莱堡学派在欧根提出的“理想类型概念”基础上，创立了社会市场经济理论，认为社会市场经济要以实现“全民福利”为基目标;强调社会市场经济秩序要以利伯维尔场机制的调节为主;反对在社会市场经济中有任何垄断形式存在，提出自由原则和国家有限干预原则。弗莱堡学派试图超越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之外的“第三条道路”，提出了一系列旨在调和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的政策主张：颁布“防止限制竞争法”，实行“劳资共同决策”制，稳定物价水平，保持财政预算平衡，工人非无产阶级化，推行社会保障制度等。此学派反对传统的自由放任主义，反对实行社会主义、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主张国家采取措施，实行自由竞争和价格自动恢复均衡的机制，政府的职能限于为企业创造自由竞争的环境。认为社会市场经济体制是保障生产效率、自由和人类文明生活的理想体制。因其反对国家干预或过多干预经济，一般被视为西方经济学中的“右派”。代表人物主要有：瓦尔特·欧根、弗兰茨·伯姆、汉斯·格罗斯曼、卢茨、艾哈德、罗布凯等。
⑥ 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Galbraith，John Kenneth，1908—2006.4.29) 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新制度学派领军人物。权力转移轮、生产者主权论、二元体系论和新社会主义论，被认为是加尔布雷思新制度学派理论的核心。加尔布雷思的新社会主义论其实质就是，认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最终会走向趋同，只要进行社会改革就能够实现“新社会主义”。在加尔布雷思看来，这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趋同是现代经济和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计划终究要取代市场。其具体表现就是管理需求、控制物价;技术阶层终将取代资本家掌管计划体系的权力;国家必将行使调节总需求、物价和工资的职能，并且致力于兴办教育和发展科技。加尔布雷思认为，通过限制资本主义社会计划体系的权力，提高市场体系的地位，就能够在这两个部门实现权力和收入均等化，从而实现“新社会主义”。加尔布雷思的新社会主义论看到了现代化大生产的某些一般发展趋势，如计划体系和市场体系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不过，他为解决这对矛盾所开的处方(如国家负责调节总需求、物价和工资等)也许只能起到缓解矛盾的作用，却达不到根治的目的。
⑦ 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1856年12月28日-1924年2月3日)，美国第28任总统。作为进步主义时代的一个领袖级知识分子，他曾先后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纽泽西州州长等职。1912年美国总统选举中，由于前总统狄奥多·罗斯福和时任总统威廉·塔虎脱的竞争分散了共和党选票，他最终以四成普选票及四十州的选举人票，以民主党人身份当选总统，成为1893年至1933年为间唯一一位民主党总统。迄今为止，他是唯一拥有哲学博士(Ph.D.)头衔的美国总统(法律博士衔除外)，也是唯一一名任总统以前曾在纽泽西州担任公职的美国总统。在第一个任期中，威尔逊支持民主党控制的议会通过联邦储备法案(Federal Reserve Act)，克莱顿反托拉斯法案(Clayton Antitrust Act)，联邦农田贷款法案(Federal Farm Loan Act)，还通过新的收入法在联邦一级开征收入税，以及建立联邦贸易委员会。1916年美国总统选举勉强胜出后，威尔逊第二个任期的中心议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尽管他在竞选时打出了「他让我们远离了战争」(he kept us out of the war)的口号，美国的中立政策却未能持久。德国经外交秘书阿瑟·齐默尔曼发送给墨西哥、保证其若两国结盟德国将帮助墨重新获得被美国占领之北方数州的电报，以及发动无限制潜艇战促使威尔逊多次对德国给予警告，并最终于1917年4月要求国会宣战。不过威尔逊主要是关注参战的外交和财政面，而把作战任务交给了军事部门。在大后方，他于1917年发动美国历史上首次实际有效的征兵，通过建立自由公债(Liberty Bonds)筹集了数十亿战争资金，设立战争工业委员会(War Industries Board)，促进工会运动，通过史密斯-莱佛法案(Smith-Lever Act)监督农业和食品生产，控制铁路运输，通过首个联邦级致幻药物取缔法案，并镇压反战运动。此外，在他的任期内妇女普遍实现了选举权。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威尔逊亲自主导了对德交涉和协定停火。他发表了十四点和平原则，从中阐述了他所认为的能够避免世界再遭战火的新世界秩序。1919年赴巴黎筹建国际联盟以及拟定凡尔赛条约，并尤其关注了自战败帝国中建立新国家的问题。后主要由于他对创建国联的贡献，于同年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在与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围绕美国加入国联一事而进行激烈斗争时，因中风而昏倒。由于拒绝妥协，威尔逊最终未能使加入国联案在参院通过。不过，尽管没有美国的加入，国联还是于1920年成立。威尔逊所秉持的理想国际主义，也被后人称为「威尔逊主义」，主张美国登上世界舞台来为民主而战斗。这成为以后美国外交政策中一个颇有争议的理念，持久地为理想主义者所效仿，却为现实主义者所排斥。
⑧ 该书由麻省理工学院的达隆•阿齐莫格鲁(Daron Acemoglu)与哈佛大学的詹姆士•罗宾逊(James Robinson)合著。两位在(新)政治经济学领域耕耘多年，这本书是他们近年来的研究一个小结。这本书及其背后的经济学研究，是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以来，经济学家思考政治学问题最重要的尝试之一。此书被知识界公认为一本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研究宏观社会发展的重要著作。此书可以说是制度学派的一个里程碑，此书提出了制度决定论的新的理论框架。他们认为，成功的制度是广纳型的制度，失败的制度是榨取型的制度。其中，对于广纳的基本定义，包含了共和、共治、共享的基本原则，包含了对社会财富相对公有的基本认同，实际上是对新社会主义论的理论概括和系统论证。这本被称为《国败论》的巨著，昭示出人类对新社会主义的某种共识。
注：谨以此文纪念亲爱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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